中国政治研究方法应抓住问题、联系实际

中国政治研究方法应抓住问题、联系实际

乔梁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要：近年来西方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被引进中国，引发了学术界的相关讨论。文章通过对中国政治研究的分析，认为片面地强调与突出方法至上和方法正确无助于理解当前中国发展所面临的现实政治问题，难以把中国政治研究规范化和正规化。中国政治研究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吸收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先进成果，抓住问题，联系实际，避免空谈研究方法带来的弊端与短视，努力使其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不断向前迈进。

关键词：中国政治;比较政治;研究方法;社会科学

收稿日期：2015-09-17

作者简介：乔梁(1981-)，男，山西太原人,中国人民大学讲师、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比较政治学、中国地方政府与政治。

中图分类号：D0

一、引言

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不仅是世界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专门化分支领域，同样是关系到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自身的发展与建设，也是关系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和话语体系的重要内容。进入21世纪，比较政治学作为一类专门化的政治学研究，在中国政治学界的兴起，其最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当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使人们不仅关心居民收入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对政治发展和建立中国自己的民主政治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言以蔽之：产生了这些现象与问题，才有对这些现象与问题的思考。这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也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

在对当前中国政治的研究中，马克思主义不再是唯一的研究方法，由此出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多样化与非传统化。有学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释与反思中国政治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也有学者吸收与借鉴了西方，特别是美国广为使用的理性选择的分析方法；还有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问题中，引入了统计学与数量分析，这些原本在经济学与心理学等相关社会科学研究中更为常见和频繁使用的方法，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中。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根本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释被研究的现象与问题，根据某种特定的方法所具备的独特优势，来深入发掘其他方法所难以发现的深层次问题。从目前国内有关中国政治研究的成果来看，在方法论取向上，有一些研究只重视了方法的选取，而没有充分挖掘研究对象中所包含的问题；有一些研究强调和突出自身研究方法的“优势”，而忽视了这一研究所应该具有的认识论与指导实践的意义；还有一些研究，强调和突出中国政治的“特色”，甚至反对采用某些研究方法，这其实不仅无助于理解问题，更不能帮助读者完整地理解“中国特色”的科学内涵。

本文并不涉及某一种具体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本身在认识和解释现象方面的优势与劣势，不是针对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也不对某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做出宜取还是宜舍的评判。笔者认为，在中国政治的研究中，应该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动用一切科学与合理的思维方式来客观、真实、完整地认识问题、分析现象、进行讨论。而不能将研究方法和研究对象割裂开来，孤立、静止地谈中国政治的研究方法。问题导向、突出现象、灵活选用的研究方法，才是推进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进一步走向规范化与科学化的出路。

二、选择问题还是选择方法——当前中国政治研究领域的趋势

最先引起人们对政治问题感兴趣的，无疑是具体的现象与问题。以研究方法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政治学研究，虽然是近年来在美国政治学界比较流行的显学之一，但是追根溯源，其仍然是从具体问题入手开始的研究，即方法论首先是作为分析问题的工具，然后才逐渐成为被工具分析的对象。无论是从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末期对西方政治分析系统理论的引进[1]，以及后来有中国学者提出中国政治分析的“系统范式”[2]，还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政治学界对西方研究方法的大力评介及其对现代政治分析方法的关注[3]，到最近刚刚引入的研究政治科学与国际关系的方法论经典著作[4]中都可以看出，几代学者对方法论问题的重视和对中国政治研究规范性的强调。对西方研究方法的评介与引入，不仅能帮助深入理解和研究中国政治，更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做出了有益的补充。但是，俞可平教授指出，国内学者频繁地译介外国理论与定量研究方法，并没有厘清中国政治研究的基本问题，其结果反而是一些学者“轻视规范研究，否认传统政治学的科学价值，主张将定量研究和实证研究作为政治学科学化的惟一途径”[5]，说到底，这种“拔苗助长”式的方法论和研究导向，不仅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是不科学的。

第一，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有必要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取向。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政治学研究已经把方法论的训练提高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在美国高校中，从事政治科学研究的硕士生与博士生，虽然把方法论作为必修课，但是很少有人以政治学方法论作为自己的研究选题，甚至是毕业论文选题。这样做的原因有二点：一是对政治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需要经过长期的认识和观察，以及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了解；不仅需要实际研究经验的积累，更是要有将这些经验上升到认识论与世界观的一个过程。二是作为青年学者，科研工作的起点应该放在具体的现象与问题之上，方法论的研究不如实证问题的研究那样更加直接且具有特定的针对性；特别是没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而空谈解决方法的高下与优劣，就显得空洞而缺少说服力。

在中国政治的经验研究中，存在这样一些现象：有的学者把方法论的研究作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或者是课题加以探讨，但在自己的专业课题研究当中却很少使用自己提出的方法。比如，有学者提出，应该批判历史制度主义，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比较历史研究和历史制度主义上存在不少缺陷。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缺陷是历史制度主义在研究政治与社会问题当中遇到的“短板”，也是当代西方行为主义革命以后所面临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困境。研究人员以撰写论文的方式专门谈研究方法，值得大力提倡。但是，如果这种对方法论的反思和批判，特别是对比较历史研究这样一个需要一定理论与实践的积累才能开展的非常特定的研究方法给予批判，研究者需要举出具体的研究实例，来反证或者归谬比较历史研究方法论的缺陷，如果举不出具体的案例，又没有认真从事过检验性质的研究，这样的方法论批判，更容易偏向于读书之后的思考与评论，而并非是具有可供借鉴意义的比较政治研究。

第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还是国外比较常见的以定量研究为主的实证研究方法，在运用到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当中，应该有具体的研究对象，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是为了研究方法的方法，也不是只谈方法，不谈对象。对比之下，美国多数以比较政治研究著称的学者，其学术研究是从具体现象与问题入手，从一个萦绕于心的问题出发，把这个问题当做一个课题，把这个课题写成一部书，当他在完成了对这个具体问题的研究之后，再从他的研究中逐渐梳理与归纳出一套比较完整而清晰的研究方法和思考过程。只有到这个时候，这种研究方法才发前人之所未发，才能具有帮助人们认识到有世界性的、创新性的参考意义。Charles Tilly曾经在著作中指出，他的研究并没有一种非常明确的、一以贯之的方法论导向，他只是不断地对具体现象和自己的理论思考进行反思，并不断的加以修正。就好像他在熬一大锅汤，随时加入自己认为合适的原料，等到汤熬好的时候，却很难说出是哪一种原料的功劳[6]。

回顾20世纪80年代以来盛行的几种重要的研究范式：社会资本、国家中心论、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比较历史分析等等，鲜见有哪一种方法是以对纯方法的研究而名世；而每一个学派，都有着为数众多的、以具体的实证案例研究为理论立足点的区域研究和国别研究的重要成果。换句话说，比较政治学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分支，不是因为它有一套令人闻所未闻的话语体系，而是因为通过大量的具体实例进行分析对比，从中总结出了许多普遍但是重要的、规律性的内容。

即使是在非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范畴之外的国外社会科学中常见的定量分析方法与定性研究方法，在研究视角、分析工具、逻辑推理上也存在非常重要且突出的区别和联系[7]；如果对这些区别与联系没有加以仔细甄别，而仅是强调某种方法的先进，或者对上述方法一概加以批判，这无助于推进方法论的研究，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也无法提出有价值的建议。

三、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方法是工具，还是目的

不少著名的比较政治学方面的学者都有关于研究方法方面的专著。但是，这其中有些是在与其他的学者进行思想交流和学术争鸣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而另外一些则是为研究生开设方法论课程当中形成的经过整理加工而成的讲义。笔者也遇到学生有类似的疑问，研究方法有那么多，写论文的时候该选哪一种好呢？产生这样的疑问，并不能说明政治学专业的学生不会进行科学研究，而是说明他们将科学研究的热情用错了地方。如果学生对科学研究，特别是对中国政治的研究有兴趣的话，首先应该对某一个具体的领域、具体的问题产生兴趣，由此而生发出疑问，解决问题、寻找答案的强烈动机，这样才能有助于其更好、更具体地研究和解决问题。但是，如果学生对具体问题了解不足，特别是缺少与实践相关的观察与思考，只是为了写论文、为了课业成绩而完成作业的话，就不仅是不清楚用什么方法的问题，而是连科学研究是什么，政治学研究涉及哪些范畴都没有弄清楚的问题。

无论是政治学的研究也好，别的门类的社会科学研究也好，首先要明确我们究竟要研究什么问题，或者一种现象为什么、是怎么样形成的。带着这个问题，怀着对这种现象的关注，驱使着我们为了解答心中的问题，而寻找到能够与问题对应的答案，而正是因为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学着尝试各种找到答案的方法，直到找到了我们认为最合理的解释为止。这好比是我们拾到了一颗不知名的果实，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想要弄明白这厚厚的果壳里面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种子，我们用锤子锤，用菜刀切，用小刀撬，甚至着了急用牙齿咬，无论是哪种工具，最终吸引我们大多数人的，是果壳里面隐藏的种子。对中国政治问题的研究并不独立于任何别的类别的政治学研究，仍然须按照政治学和一般社会科学的规范进行。这种规范，不仅是指在形式上符合要求，在方法上有所取舍，更重要的是它指出的是真问题，关心的是真现象，讨论的是真实的客观存在，而并非只是某位学者在书斋之中的一种对于现实的纯主观认识。因此，李辉等提出，中国没有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8]，这并非是危言耸听，而是针对中国政治研究领域和中国比较政治学研究方面缺少严格性、规范性、特别是科学性而发出的大声疾呼。

四、中国政治的研究方法要不要有“中国特色”

1.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必须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意义。Kellee Tsai曾经做出这样的论断：比较政治学的方法对理解中国的变化有重要的帮助，但这些研究成果中，能够为比较政治学研究提供借鉴的方法论并不是很多[9]。中国政治的研究目前还不能有效地帮助人们认识中国问题的种种复杂性，对于理解和把握今后中国政治与经济的发展道路，还不能产生十分有价值的启示和具有导向性的建议。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中国的政治学界一直以来都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体系；二是中国自身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具有特殊性。有不少学者也谈到、甚至正在实践着政治学研究方法的“中国特色”。中国经验的独特与复杂并不是也不能成为拒绝将中国自身的问题与现象拿来与别国进行对比研究的借口和理由。只有在认识到中国的特殊性的同时，坚持将中国与世界进行对比，中国政治研究无论是从方法上，还是在研究成果上，才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总之，有特色的研究方法来自于对现象与问题研究的成功经验。仅仅标榜方法的特色，很难说这种方法是科学的和规范的。

最近几年笔者在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的数据库建设与整理过程中，发现其数据运算的结果表明，目前关于这个课题使用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视角，在研究前苏联地方官员的同类课题上，大多数都已经使用过，而且没有任何的创新。但是之所以目前还有很多研究中国官员的论著频繁问世，一是因为不断有新问题出现，二就是因为中国官员的数量更加庞大，各地之间的区域经济与社会差异也比较显著，对该课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如果抛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对使用的方法而言，很难说这种“特色”特在什么地方。对研究的创新性而言，方法论的创新至关重要，首先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和不断进行的变化，是推动方法论革新的动力。例如，地方领导人职业流动受到哪些因素的制约，领导人的任免升降的规律性，对该地的政治经济发展格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种人事安排是政策性的，还是针对地方政治的个案而发；针对当前国内政治社会的宏观发展格局，以发展的必然趋势作为对当前地方政府政治进行的考查，是否对理解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明显的不同步现象有参考价值，今后在地市领导干部遴选任免中应该依据哪些具体标准。通过对这些地方政府官员职业流动的研究，反映出他们肩负的政治使命的特殊性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性。影响地方官员政治流动性(升职、调动、降职、免职)的因素众多，除官员个人因素外，经济地理、政治地理、社会发展水平同样对政府官员的职业流动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为此，笔者对近千名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流动性和职业变动轨迹进行了独立、系统的采样和调查，重新建立了用于研究分析的数据库和变量提取方式。

2.强调中国政治研究方法的“中国特色”，不能忽略其科学性和规范性的一面,尤其科学性应更加凸显。比较政治学作为一个在近年来引入中国政治学的门类，受到了很多学者的关注，并引起了广泛的研究兴趣。比较政治学始终在努力探索一种“普适”的研究方法。虽然对研究方法的前沿性探索主要集中在定量研究的方面，但是它的研究成果与经验将对整个比较政治学研究领域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中国政治应重视在创新研究视角和技术手段两方面兼顾。一是针对中国自身的特点与问题，可以用多种方法来研究同一个现象或者问题；二是坚持从科学而不是技术的角度，来审视与检验当前中国政治研究的成果。只有一切从实际出发，从科学研究的高度出发，一切为了科学，中国政治的研究与中国政治学才能真正找到自己可以大显身手的领域。无论是定性或定量研究、探索性或解释性研究，研究假设都是课题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之所以难以套用任何现成的西方、特别是美国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来一劳永逸地认识和分析中国政治问题，在于很多更深层次的交叉联系被种种现象所层层掩盖。周雪光教授指出，理解当代中国政治，不能忽视国家治理的问题，更不能忽视有效治理与权威体制之间存在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10]。

3.寻找符合中国实际的值得研究的现象与问题。杨光斌教授指出，西方比较政治学的方法与体系之所以不适合中国，原因在于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的身份不同、语境不同，而且研究的出发点与需求也不同[11]。一篇研究性的著作应该由研究的问题来引导，而研究假说则提供了试验性的答案，说明研究者期望在研究中发现什么。要寻找可验证的研究假说需要一定的技巧，并且须特别注意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如何处理假设的发展及验证的。在研究与探讨中国政治的问题与现象时，允许研究方法和研究技巧的多元化。但是，在检验研究成果的时候，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理作为我们科学研究的指南和终极规范。这并非是所谓的“中国特色”，或者强迫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的研究要符合政治的需要，而是科学研究的本质要求。正如Tilly所指出的，任何一种对比性的研究，必须紧密地联系历史，并能够回到历史中接受检验，才是合格的[12]。相比于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方法或概念体系，学者首先应该具备联系中国实际问题的意识。

指出现象，摆出问题，以现实为导向的中国政治研究。林毅夫教授指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殊经验，使不少拿着国外方法和经验来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没有办法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发展道路去发展，也没有出现西方经济史上曾经出现的问题[13]。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中国学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将中国经验上升到一种普遍理论的层面，这样才更有助于社会科学发展的规范性和科学性，也才更有利于未来中国发展的需要。

研究方法的取舍和创新，来自研究对象自身所发生的重要变化，导致既有的方法不能全面和准确地理解与研究这样的变化。这种范式的突破很有可能不是在学者的书斋里完成的；它需要实践的检验和经验的积累，也有待学者以客观、历史的视角进行反思。因此，认识不到研究对象发生的变化，而热衷于谈研究方法的创新，不仅可能收效甚微，甚至导致出现南辕北辙的所谓研究成果。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所能做的，不只是静候这样一种库恩理论所谈到的“范式的革命”[14]，更多地需要我们注意对中国政治现实的观察，不论采取何种方法，重要的发现不仅在于方法与工具的先进，更在于研究者的细致与敏感。对于业已存在的方法论在取舍上的讨论乃至争议，可以从更加综合和更加全面并且交替使用的角度谈“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15]；同时也要看到，一些影响今天中国政治问题研究的至关重要的经典著作，比如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在于对研究问题的持续不断的关注。因此，该著作才能成为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双重经典。

在对当代中国政治问题与社会发展问题进行的研究中，应该时刻努力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明确地指出现象的存在，点明研究的问题。只有这样，对中国政治的研究不仅可以避免抽象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的讨论，还有助于中国政治学研究自身的科学性与可持续发展；不仅可以解答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也可以在世界政治的研究中，从中国经验中分析出越来越多可供借鉴和吸收的、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理论与研究方法。

参考文献：

[1]David Easton.Systems analysis of political life[M].Hoboken.N,J:John Wiley & Sons,1965:47.

[2]杨光斌.政治学导论(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8.

[3]Robert Dahl.Modern political analysis (Sixth Edition)[M].New York:Pearson,2002：45-47.

[4]Gary King,Robert Keohane,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109-112.

[5]俞可平.中国政治学的进程——一个评论性的观察[J].学术月刊，2007(11):5-11.

[6]Charles Tilly.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M].New York:Random House,1978:5.

[7]James Mahoney.After KKV:the new methodology of qualitative research[J].World Politics,2010,62(1):120-147.

[8]李辉，熊易寒，唐世平.中国的比较政治学研究：缺憾和可能的突破[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3(1):138-151.

[9]Kellee S.Tsai.Chinese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science[J].Perspectives on Politics,2013,11(3):860-871.

[10]周雪光.权威体制与有效治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J].开放时代，2011(10):67-85.

[11]中国社会科学网.比较政治学研究：不需要模仿[EB/OL].[2015-07-27].http://www.cssn.cn/zzx/201507/t20150727_2096142.shtml.

[12]Charles Tilly.Big structures,large processes,huge comparisons[M].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4:147.

[13]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8-20.

[14]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四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78-184.

[15]唐世平.超越定性与定量之争[J].公共行政评论，2015(4):45-62.

The Methods of Research into Chinese Politics Should Focus

on Issues and be Combined with Practice

QIAO Liang

(SchoolofInternationalStudies,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Abstract：The research approaches of the western social sciences esp. those of politics have been introduced to China, which has triggered relevant discussion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Chinese polit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one-sided emphasis on the supremacy and correctness of methods is not conduct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real political issues currently faced by China’s development,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regulariz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Chinese political research must always adhere to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absorb the advanced achievement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focus on issues, be combined with practice, avoid the disadvantages and short-sightedness caused by empty talk concerning research methods, strive to make it conductive to China’s own development and consistently move forward.

Key words：Chinese politics; comparative politics; research approaches; social science

(编辑：陈凤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