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何以实现？——基于26个典型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

扶雪琴 陈 升 白秦洋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综述

2017年《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指出要“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1年《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再次表明基层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总书记也指出，一个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基层。由此可见基层治理于国家而言的关键程度，而社区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点，城市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场域。如何通过社区的有效治理实现社会“善治”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日益成为国家政策议程的核心议题。

城市社区治理是党委、政府、社区自组织、社区居民、社会组织等多元利益相关者合作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过程，包括治理的主体、客体、规则、过程等基本要素1陈伟东、李雪萍：《社区治理主体：利益相关者》，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强调通过“赋权”居民以提高其对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度1Marit Rosol，"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ost-Fordist Urban Green Space Governance:The Case of Community Gardens in Berlin"，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Vol.34，Number3，2010，pp.548-563.，核心在于协调社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行动，共同创造并获取价值。现有关于社区治理的理论视角主要集中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社会资本理论、公共价值理论、合作治理理论等方面2谢金林：《城市基层权力变迁与社区治理的发展——基于国家-社会关系的视角》，载于《云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吴光芸、杨龙：《社会资本视角下的社区治理》，载于《城市发展研究》2006年第4期；单菲菲：《基于公共价值视角的城市社区治理绩效反思》，载于《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陈家喜：《反思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运用案例分析、问卷调查、定性比较分析等方法3陈鹏：《城市社区治理：基本模式及其治理绩效——以四个商品房社区为例》，载于《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龚翔荣、陈天祥：《基于粗糙集的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指标分析——A市50个样本社区的调查数据》，载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单菲菲、高敏娟：《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框架与实现路径——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对社区治理的结构与模式、社区建设和邻里关系、社区环境治理、社区参与等方面的问题展开研究4陈家喜：《反思中国城市社区治理结构——基于合作治理的理论视角》，载于《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陈鹏：《城市社区治理：基本模式及其治理绩效——以四个商品房社区为例》，载于《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3期；Shannon M.Mitchell & Stephen M.Shortell，"The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of Effective Community Health Partnerships:A Typology for Research，Policy，and Practice"，The Milbank Quarterly，Vol.78，Number2，2000，pp.241-289；Diego Thompson，"Community Identity，Governance，and Resilience Under Agri-Environmental Shifts in Two Communities of Southwestern Uruguay"，Community Development，Vol.33，Number1，2019，pp.497-514；Somerville Peter，"Community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Policy & Politics，Vol.33，Number1，2005，pp.117-144.。这为城市社区治理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于解决目前城市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具有参考价值。

学术界通常根据组织对于目标的完成情况来衡量其有效性。5James L.Price，"The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Vol.13，Number1，1972，pp.3-15.现有研究通常认为社区治理有效性是一个多维的概念，即指多元治理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效果、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事务的主观满意度及社区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程度6龚翔荣、陈天祥：《基于粗糙集的城市社区治理绩效指标分析——A市50个样本社区的调查数据》，载于《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5期；易外庚、方芳、程秀敏：《重大疫情防控中社区治理有效性观察与思考》，载于《江西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陈光普：《社区治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与实证分析》，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但是，目前关于社区治理有效性的研究还较少，关于社区治理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处于探索阶段，且集中在单因素条件对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例如社区自治水平、社区成员信任度、社区集体行动能力、政策支持、社区资源、社区价值建构、组织和管理、社会资本等因素对社区治理绩效的影响7燕继荣：《社区治理与社会资本投资——中国社区治理创新的理论解释》，载于《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Sangmin Kim，"The Working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Evaluating Collaborative Community-Building Initiatives in Korea"，Urban Studies，Vol.53，Number16，2016，pp.3547-3565；Malika Igalla，Jurian Edelenbos & Ingmar van Meerkerk,"What Explains the Performance of Community-Based Initiatives?Testing the Impact of Leadership,Social Capital，Organizational Capacity，and Government Support"，Public Management Review，Vol.22，Number4，2020，pp.602-632.。较少有研究从组态视角探究以上这些因素对社区治理有效性会产生何种影响。

据此，提出本研究的主要问题：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何以实现？主要问题可进一步分解为以下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因素有哪些？二是各影响因素对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作用路径？解决以上问题对于提升社区治理的能力与水平以及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研究条件组态关系可以为政府工作人员和社区工作者提供一种新思路和路径指导，进而提升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这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现有研究个案分析和单因素分析的局限，有助于丰富社区治理理论并加深对社区治理有效性的理解。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元治理理论

“元治理”一词由Jessop于1997年提出，他认为元治理是“治理条件的组织”1Bob Jessop，"Capitalism and its Future:Remarks on Regulation，Government and Governance"，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4，Number3，1997，pp.561-581.。Sørensen认为元治理是高度自治的多个网络和机构使分散的政治体系加强协调的一种方式2Eva Sørensen，"Metagovernance:The Changing Role of Politicians in Processes of Democratic Governance"，The American Review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Vol.36，Number1，2006，pp.98-114.。Meuleman结合Jessop和Sørensen两人的定义，认为元治理是一种设计和管理各种机构情境偏好的方法，包含来自科层制、市场化、网络治理模式的要素3Louis Meuleman，"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Metagovernance:Why Governance Doctrines May Fail"，Public Organization Review，Vol.10，Number1，2010，pp.49-70.。总之，元治理是指国家组织通过使用不同的工具、方法和战略来协调一种或多种治理模式以克服治理失败的一种实践。各个治理模式独立存在，但元治理可以帮助实现科层制、市场化和网络治理三种模式的协调与整合。

Jessop指出，“元治理”的主体是以政府等公共组织为代表的国家组织。而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下，“元治理”的主体主要指党委和政府等国家组织。元治理明确强调国家组织在治理机制中承担制度设计、组织架构重构、规划远景、提出目标、整合资源等职责4鲍勃·杰索普：《治理的兴起及其失败的风险：以经济发展为例的论述》，漆蕪译，载于《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1999年第1期。。通过赋权机制在有争议的各方之间进行调解，建立问责制和责任制，为弱势参与者创造包容性的环境，从而使治理体系内其他主体在良好的安排下共同发挥作用，达到“善治”目标5Stamatios Christopoulos,Balazs Horvath & Michael Kull，"Advancing the Governance of Cross-Sectoral Polici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 Metagovernance Perspective"，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Vol.32，Number3，2012，pp.305-323.。

元治理理论提出的“元治理主体发挥主导作用”符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实际情况，与我国党组织领导建立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政治现实相契合，也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中“一核多元”特点相符合6张平、隋永强：《一核多元：元治理视域下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主体结构》，载于《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就实现社区治理有效性而言，元治理有可能揭示社区治理影响要素的正确组合，为实现社区治理有效性提供参考。

（二）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本文沿用Jessop的观点，结合中国制度语境，认为社区治理中的元治理是一种推进协同治理的方法，它涉及在多元社区利益主体网络中建立复杂的等级结构管理，也就是由基层党委和政府通过制定规范、提供便利和协调引导等方式进行自上而下的设计和管理，以保障社区自治过程的实现，使科层制、市场化和网络治理三种模式在社区治理场域中实现良好组合，产生协同效应。元治理内生的党政治理主体、制度设计、组织架构、资源整合、价值观等是影响治理的重要动力因素，这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同样适用。

通过梳理社区治理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结合元治理理论中影响治理实践的动力因素，本文构建了一个在复杂社会系统中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分析框架。影响要素主要集中在主体、资源、管理、制度、理念五个维度，据此搭建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研究框架（如图1）。作为“治理的治理”，社区治理元治理解决的是如何组织“自组织过程”的问题，其目的并非是建立一个至高无上、统领一切的国家组织为社区制定具体的行动策略，而是试图通过引入层级制规则，对多种治理形式进行一种宏观安排，使之实现不同目标、行动和结果的相对协调。本文以社区治理主体、治理资源、组织管理、制度保障、公共价值作为五个条件变量，探析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和条件组合路径。

图1：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了一种能够提取不同因素组合路径并揭示影响社区治理有效性潜在原因的方法——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以下简称：QCA）。QCA特别适合于中等数量（10-60个）的案例研究，在中小样本研究中，QCA分析比回归分析更具研究优势，能提供更加有效地分析结论1Charles C.Ragin，David Shulman,Adam Weinberg & Brian Gran，"Complexity，Generality，and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Field Methods，Vol.15，Number4，2003，pp.323-340.。QCA在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目前，QCA大多应用于研究宏观或中观社会学现象，近年来在社区治理领域也有所应用2单菲菲、高敏娟：《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框架与实现路径——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从具体类别来看，QCA方法主要包括清晰集、模糊集和多值集。鉴于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因素较为复杂，且社区治理有效性不能简单地用二分法来进行判定，本文主要使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fsQCA）来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因素和实现路径。

（二）样本选取

为了遵循案例样本的可获得性和科学性，确保案例总体的充分同质性和案例总体内的最大异质性3[比]伯努瓦·里豪克斯、[美]查尔斯C.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杜运周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21、80页。，本文所选择的城市社区治理案例应该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在特定的维度上能进行比较；确保在相对较少数量的案例中实现最大程度的案例间异质性，即须在案例选择中同时包含“有效”和“无效”结果的案例。

本文的案例主要来自2011年民政部先后批复确认的分布在全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83个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并涉及当前城市社区治理领域中的诸多现实问题，体现了我国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的最新进展。入选案例的创新成果，本身即表明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前瞻性和可推广性，这为深入研究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现状提供了鲜活且具有代表性的实践样本。

据此，遵循理性抽样原则有目的地选择了来自不同地区的26个案例426个案例分别来自第一批、第二批和第三批实验区案例，按照批次排序。囿于篇幅，完整的案例信息可通过邮件向作者获取。资料来源：根据民政部信息公开文件、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成果汇编、网页新闻整理所得。，这些案例具有不同的结构特征（社区治理模式）和治理效果（社区治理取得的成效），并在因果条件和结果条件上有足够的差异。

（三）变量设定与测量

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不能简单地使用二分法来区分，本文主要参照Ragin提出的四值编码方案，即根据条件组合分别赋值为1、0.67、0.33、05[比]伯努瓦·里豪克斯、[美]查尔斯C.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杜运周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21、80页。。变量的测量与赋值结果如表1所示。

表1：变量的测量与赋值

1.结果变量

为实现对社区治理效果的具象化测量，本文选取了较具代表性和社会影响力的社区治理实践活动。一是2012年以来，人民网和中共中央党校开启的“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征集活动，该活动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较为广泛的宣传效应，入选的案例也发挥了典范作用。二是2018年12月，民政部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公布优秀社区工作法遴选结果的通知》，公布的100个优秀社区工作法是新时代基层探索的生动实践，为全国城市社区创新治理提供了具有普遍性和借鉴意义的典范。

结合以上关于社区治理的相关实践，设定三个指标来衡量社区治理有效性：一是社区治理实验的经验总结被提炼成为优秀工作法，由民政部公开遴选公布，是社区治理创新实践的典范，具有权威性和普遍可复制性。二是社区治理实验成果被评选为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由网上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综合评选得出，体现出社区治理实践已得到一定范围内的关注，具有可推广性。三是社区治理实验成果在实验的三年内得到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报道，主流媒体报道过的社区治理实践具有潜在推广的可能性。当一个社区治理案例不属于以上三种情况的任意一种，表明该社区治理实践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社会影响力和尚不具备推广意义，有必要改进治理手段与方法，进一步提高治理效果。据此，变量测量使用四值编码方案0、0.33、0.67、1赋值，若社区治理实验区的经验总结被提炼成为优秀工作法，则赋值为1；若社区治理实验区成果被评选为全国创新社会治理典型案例，则赋值为0.67；若社区治理实验成果在实验的三年内得到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媒体报道，则赋值为0.33；若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则赋值为0。

2.条件变量

本文综合使用文献归纳法和理论视角法，选取了影响社区治理有效性的五个条件变量：治理主体、治理资源、组织管理、制度保障、公共价值。这些变量的定义操作化直接来源于现有文献，或者是根据实践过程中的实质性知识衍生而来。

第一，治理主体。社区治理主体是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党委政府、居委会、社区社会组织、物业、驻社区单位、居民等，且主体间呈现复杂交织的局面1陈伟东、李雪萍：《社区治理主体：利益相关者》，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4年第2期。。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在基层社区治理场域内通过协商对话形成治理规范并确定为公共决策，提升了社区治理集体行动的有效性，从而有助于实现社区治理有效性2王泽、于永达：《城市基层治理何以有效：国家基础性权力的视角》，载于《求实》2020年第4期。。此外，2017年《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也指出，要加快形成基层党组织领导、基层政府主导的多方参与、共同治理的城乡社区治理体系。由此，将社区治理实践中的治理主体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党组织与政府为主的体制内主体、社区内部的自治主体以及外部第三方主体（包括社会组织、志愿者团体及市场力量）。若同时强调三种主体关系，则赋值为1；若强调其中任意两种主体关系，则赋值为0.67；只强调其中一种主体，则赋值为0.33；若以上三种主体关系都未强调，则赋值为0。

第二，治理资源。社区治理资源是各类主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所依托的社会关系平台和社会资源优势，社区治理资源的配置既是各类主体占据治理主导权以发挥治理作用的物质基础，也是社区治理的合作基础3李宁、罗梁波：《国家的高地、社会的篱笆和社区的围墙——基于社区治理资源配置的一项学术史梳理》，载于《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4期。。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资源的短缺与依赖是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主要原因之一，各参与主体间资源共享水平越高，互动关系就越有效，治理效果就越好4刘波、方奕华等：《“多元共治”社区治理中的网络结构、关系质量与治理效果——以深圳市龙岗区为例》，载于《管理评论》2019年第9期。。充足的社区建设资金与设施能够为社区建设与管理提供稳定的经费保障和充足的建设场地，是社区治理有效性提升的物质基础5单菲菲、高敏娟：《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框架与实现路径——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基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实现需要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进而才能够更有效地承接资源，提供优质服务6尹忠海：《充分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在补齐社区治理漏洞中的优势》，载于《社会工作》2020年第1期。。社区社会资本是社区空间场域内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包容性的社会信任与开放型的社会网络能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发挥积极作用7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从个体层面看，社区社会资本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社区成员交往密切、社区成员彼此信任、社区邻里关系和谐8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的研究》，载于《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据此，将社区治理资源概括为三个方面：社区建设资金与设施、社区治理专业人才队伍、社区社会资本。若同时强调其中三种，则赋值为1；若强调其中任意两种，则赋值为0.67；只强调三种资源中的一种，则赋值为0.33；若以上三种资源都未强调，则赋值为0。

第三，组织管理。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系是指社区系统内的组织管理职能关系、组织运行机制等1李莉、陈秀峰：《城市社区组织管理体制改革探讨》，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01年第4期。。社区组织管理体系运转越好，社区治理就越有效2单菲菲、高敏娟：《社区治理绩效的内涵、框架与实现路径——基于20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载于《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居委会作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在社区治理中发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作用，但其在实际工作中承担了很多街道办的行政事务，导致其自治功能受限，依法厘清街道办和居委会的权责边界，能为社区居委会减负并强化社区自治功能，构建明确的社区管理程序和管理办法，更有可能实现社区治理有效性。健全的社区治理运行机制是社区组织管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社区治理运作机制和协同互动机制，有利于推动落实社区共建，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服务，实现社区治理长效发展。运用以互联网为依托的各种智能手段实现社区服务信息化，发挥科技支撑作用，提高社区提供服务的能力与水平，则有利于提升社区治理的效率3宗成峰：《中国“互联网+”城市社区治理：挑战、趋势与模式》，载于《城市发展研究》2020年第10期。。据此，将较好的社区组织管理概括为三个方面：构建明确的社区管理程序和管理办法；保证社区治理的各项运行机制健全；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同时强调其中三个方面，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个方面，则赋值为0.67；只强调其中一个方面，则赋值为0.33；若以上三个方面都未强调，则赋值为0。

第四，制度保障。社区治理制度是社会治理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完善城市社区治理制度体系有利于推动社区治理发展4何绍辉：《政策演进与城市社区治理70年(1949-2019)》，载于《求索》2019年第3期。。以政府顶层设计支持和政策支持为核心内容的制度因素是当前制约社区治理功能有效发挥的最主要因素5汪碧刚：《制度因素对社区治理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568份问卷数据的分析》，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建立健全城市社区治理的制度保障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目前基层政府围绕城市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社区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社区卫生服务、社区服务设施等方面出台了大量相关政策规章6何绍辉：《政策演进与城市社区治理70年(1949-2019)》，载于《求索》2019年第3期。。例如，社区在基层政府指导下制定发展规划，确定社区建设和发展的长期目标和任务；政府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孵化制定政策，提供资金、设施、项目等方面的政策支持；基层政府围绕社区治理制定综合性法规。结合具体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可见政府出台的社区治理政策涵盖范围较为广泛，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社会参与主体，将跟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与发展相关的扶持政策单独列出，更能体现多元协同参与社区治理的社会共同体理念。据此，将制度保障分为三类指标，分别是为社区建设进行规划、社区治理相关法规、培育社区社会组织的扶持政策。若同时强调以上三种情况，则赋值为1；强调其中任意两种情况，则赋值为0.67；只强调其中一种情况，则赋值为0.33；若以上三种情况都未强调，则赋值为0。

第五，公共价值。公共服务提供过程应纳入价值观7Kenneth Kernaghan，"Integrating Values into Public Service:The Values Statement as Centerpiece"，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Vol.63，Number6，2003，pp.711-719.。城市社区公共价值是指导实现良好社区治理的知识体系和实践机制，其并非始终具有清晰明确的内容，根据分类情景会有所不同8王晨：《我国城市社区公共价值生产的学理认知》，载于《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9期。。良好的协商互动关系是社区公共价值的核心内容，可以从社区服务价值、社区空间价值、社区治理关系价值三个方面解析社区公共价值9参见定明捷、徐宛笑：《城市社区公共价值创造：内容、困境与出路》，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社区居民是社区的最小构成细胞，也是社区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明确居民的需求，建立居民参与的渠道与平台，提升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协商议事的水平，有助于培育社区服务价值以推动社区公共价值的构建10参见徐顽强、李敏：《基于公共价值导向的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社区是居民的基础生活空间，适宜的居住环境、稳定的社区秩序和完善的卫生、安全、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为满足居民美好生活的多元化需要提供了保障11参见定明捷、徐宛笑：《城市社区公共价值创造：内容、困境与出路》，载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多元主体互动协商形成治理决策，当居民具有较高的社区公共精神和公共参与理念时，更可能推动社区有效治理12参见徐顽强、李敏：《基于公共价值导向的城市社区治理架构研究》，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19年第2期。。若同时强调社区服务价值、社区空间价值、社区治理关系价值三个方面，则赋值为1；同时强调其中任意两个方面，则赋值为0.67；只强调其中一个方面，则赋值为0.33；若以上三方面都未强调，则赋值为0。

四、呈现与诠释：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因素

（一）必要性分析

将基础数据导入fsQCA3.0软件，对变量进行布尔最小化运算，得到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详见表2。必要性分析主要用以判断单个解释变量和结果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必要条件关系，通过计算一致性指标（Consistency）判断。公式为：Consistency（Xi≤Yi）=∑（min（Xi，Yi）/∑（Xi），其中，Xi指条件变量中的隶属分数，Yi指结果中的隶属分数。当所有的Xi均不大于对应的Yi值时，一致性分数为1；当只有少数Xi大于Yi时，一致性分数接近1；当有较多不一致分数，且一些Xi值远大于相应的Yi值时，一致性分数将低于0.5。一致性的取值范围为0.0～1.0，通常临界值设置不低于0.75，临界值介于0.0～0.75间则表明存在实质的不一致性1[比]伯努瓦·里豪克斯、[美]查尔斯C.拉金：《QCA设计原理与应用：超越定性与定量研究的新方法》，杜运周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104页。。

表2：单个条件变量的必要性分析结果

必要性分析完成后，计算覆盖率指标（Coverage）判断条件变量Xi对于结果变量Yi的解释力度，公式为：Coverage（Xi≤Yi）=∑（min（Xi，Yi）/∑（Xi），其中，Xi的集合是达到Yi集合的唯一路径的可能性。覆盖率介于0～1间，数值越大表明条件变量对结果变量的解释力度越强。

在定性比较分析中，通常认为当一致性不小于0.9时，某一条件才是结果的必要条件2Svend-Erik Skaaning，"Assessing the Robustness of Crisp-Set and Fuzzy-Set QCA Results"，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Vol.40，Number2，2011，pp.391-408.。由表2可知，单一条件变量的一致性分数均未超过0.9，表明各个条件变量均不足以构成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必要条件，即单一条件变量无法解释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这一结果变量。由此有理由认为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是由多个条件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条件变量组合对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影响情况。

（二）条件组合分析

运用fsQCA3.0软件构建真值表，进行条件组合分析。初始假设认为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多元社区治理资源、强社区组织管理、强制度保障和高社区公共价值的出现都有可能提升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结果输出得到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条件组合的三种方案：复合方案、简约方案和中间方案。在输出结果中，简约方案和中间方案较为类似，复合方案的参数是根据研究者变量设置计算得到的结果，比简约方案和中间方案更加全面，因此本文选取复合方案进行分析。

表3总结了实现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复合方案的5个条件组态，每一纵列代表了一种可能的条件组态，并显示了各组态的核心条件、边缘条件以及每个组态的一致性、原始覆盖率和净覆盖率相关特征值。所有出现在简约方案中的条件为“核心条件”，出现在中间方案中但未出现在简约方案中的条件为“边缘条件”1Peer C.Fiss，"Building Better Causal Theories:A Fuzzy Set Approach to Typologies in Organization Research"，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Vol.54，Number2，2011，pp.393-420.。表3表明，复合方案中各条件组合的总体一致性为0.8444，单个条件组合一致性最低为0.7912，均高于临界值0.75，说明这五种组合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能够较为有效地解释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特征。总体覆盖率为0.7324，说明可以解释约73.24%的城市社区治理案例，解释力度较高。

表3: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影响因素的组态

1.条件组态 1：～ZY⋆GL⋆JZ

该路径表明，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没有获得足够多的社区治理资源时，通过加强社区组织管理和着重培育社区公共价值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有效性。说明就算是在社区治理资源比较匮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通过综合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强社区治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信息化管理，以及培育社区居民形成公共参与理念和社区公共精神，进而实现社区治理有效性。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八法”融合社区治理零距离实践是该路径的典型案例，该社区治理实践虽然在社区建设资金和设施、社区治理队伍及社区社会资本等社区治理资源方面较为缺乏，但是其强调在网格化管理、基层堡垒建设、社情民意、民生服务、社区事务协商等方面加强管理，通过完善社区网格化，强化社区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建设社情民意服务大厅，搭建社区居民提事议事渠道等方式，提供优质社区服务，加强社区居民互动，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

2.条件组态 2：ZT⋆GL⋆JZ

该路径表明，通过培育多元的社区治理主体、加强社区组织管理和培育社区公共价值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有效性。多元社区治理主体为社区提升管理与服务水平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有效运用信息化管理技术，建立明确的社区治理程序，完善社区治理运行机制，精细化培育以居民为主的社区公共价值，有助于实现社区有效治理。北京市东城区多元参与协商共治实践是该路径的典型案例，该社区治理实践强调调动党政力量、社区自治力量、社区社会组织和驻区单位力量共同支持社区事务治理，建立民情接待室，搭建“小院议事厅”，根据议事厅提出的议题召开民情恳谈会，采取居民自治、委托购买和“街道吹哨、部门报到”三种形式为居民办实事，并通过居民自治和相关方打分进行效果评价，提高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积极性，从而实现社区有效治理。

3.条件组态 3：ZT⋆ZD⋆JZ

该路径对于实现社区治理有效性的解释力度最高，表明有效社区治理的实现离不开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精细化的社区公共价值构建。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党建引领、“三社联动”、共治共享是该路径的典型案例，该社区治理实践汇聚党政、社区工作者、社会组织、志愿者、居民等多方力量参与社区治理，推动社区联动共赢。思明区通过创建社区大党委平台、社会工作和硬件设施平台，推动组织融合；建立“三社联动”工作机制、“社工+义工”服务机制，增加以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的组织活动，鼓励社区居民参与协商议事，促进社区治理参与者之间良性互动；以《美丽厦门战略规划》为契机，大力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依据厦门市起草的社区治理综合性法规，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通过以上措施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服务效能。

4.条件组态 4：GL⋆ZD⋆JZ

该路径表明，高社区组织管理水平、强有力社区治理制度保障和精细化社区公共价值有助于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整合治理资源、创新社区服务机制是该路径的典型案例，该社区治理实践以社区党建为引领，推进社会力量协同发力，全面完善社区公共服务、志愿互助服务、社会组织服务和工作者队伍建设等机制，推进“三社联动”，加强社会力量协同；规范协商程序，形成民主提事、民主议事和民主决事的良好氛围；运用云社区平台提供多元便民服务，拓展社区居民线上生活空间。通过以上措施形成了良好的社区组织管理体系、制度保障体系和社区治理公共价值，有助于实现社区有效治理。

5.条件组态 5：ZT⋆ZY⋆GL⋆ZD

该路径表明，多元的社区治理主体利用丰富的优势资源加强了社区组织管理体系和制度保障体系的建设，促进了社区治理有效性的提升。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深化“135”党建模式促进社区服务优质化是该路径的典型案例，该社区治理实践以社区党建为引领，构建社区党委领导、居委会主导、多元社会力量协同参与的社区共治体系；优化社区场所配置，建设居家养老、幼托等社区服务站，强化服务设施保障；除了财政经费拨款外，还通过便民服务低偿运营、社会捐赠等方式拓展社区建设经费来源；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社区工作、社区诉求和社区服务平台，提升居民群众生活和办事便利度；通过社区文化建设，打造和谐欢乐社区，促进社区邻里相亲。以上措施促进社区服务便利化和优质化，提升了社区治理效能。

（三）稳健性检验1 囿于篇幅，完整的稳健性检验过程和结果可通过邮件向作者获取。

通过调整一致性阈值和调整案例数量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2张明、陈伟宏等：《中国企业“凭什么”完全并购境外高新技术企业——基于94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载于《中国工业经济》2019年第4期。，发现原有的社区治理有效性影响因素组态的复杂解分析依旧稳健。

五、结论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存在五种可能实现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路径组合。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某个条件变量的单独效应上，但本研究考察了主体、资源、组织管理、制度保障及公共价值如何结合起来影响城市社区治理的有效性。这与以往单一因素影响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研究有所不同，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是复杂因素多元并发促成的，不同条件的路径组合有助于实现有效的社区治理，五种路径从不同方面指明了实现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努力方向，每条路径中的不同条件变量之间，根据具体情境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互相替代的可能性。社区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治理场域，不同的社区可以结合实际，对自身建设比较薄弱的环节进行强化，从而实现社区的有效治理。

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如何实现社区治理有效性这个问题充满关注，然而许多社区因对如何实现社区有效治理的影响因素缺乏必要了解而踌躇不前。因此，本研究将元治理理论运用到城市社区治理研究领域，验证了元治理理论在社区治理研究中的适用性，从理论上丰富了元治理理论的内涵。研究结论对城市社区有效治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可以为社区从业人员提供相关对策建议。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在本文多案例研究得出的一般性结论之下，重点关注个案的特殊性，更为细致全面地研究社区治理有效性实践的个别案例，对研究结论进行验证。也可以通过扩大案例样本数量，增加城市社区治理有效性的其他影响因素研究，进一步完善社区治理有效性影响因素指标测量维度，增强分析结果的科学性和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