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罗心欲
中共梅州市委党校市情研究中心,广东 梅州 514071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中,乡村振兴、文化建设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子课题和战略工程。***强调:“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1]乡村振兴也因此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40-41”,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建成文化强国”作为2035 年远景目标之一[3]。近年来,乡村振兴日渐进入文化层面的意义世界和分析框架,有关乡村振兴与文化建设之间的链接关系、耦合机制、对接体系建构方面的交叉研究方兴未艾。这两者间的关联性,源于共同的价值使命和时代主题,即“复兴”“强盛”,同时也在于它们共通的交叉性、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乡村振兴语境下,探寻地方特色文化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规律,使乡村振兴贴近地方特色实际和生活情境,并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乡村关照,从而发掘乡村文化兴盛之路[4],具有重大意义。
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是人类文明依次更迭、动态演进的历史过程,文明代表了社会发展的状态、形态和阶段。运用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可以从人类文明线索中引申、推导出乡村振兴的文化向度。在乡村这个经济社会体系的特定单元中,其社会发展也反映了乡村文明的运动、演化实质。由于“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5],文化是文明的精神寄托,乡村文明正是通过文化传情达意,渗透并附着于乡村经济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外显出某种样态或类型,因此,乡村振兴课题的文明逻辑,以一种精致而内敛的文化向度呈现出来。
***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23对于乡村或者乡村振兴的主体来说,文化自信就是其对乡村文明运行体系中本乡、本土、本身文化的一种“本位”尊崇、信心和情感,蕴含强烈的精神归属感、自主内聚力,不仅是乡村一种积极向上的群体心理和潜意识,也表现在对乡村文明转型发展的自主和理性选择上。在农耕文明主导的传统社会中,乡村文化自信是与生俱来的,是当时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和客观现象。近现代以来,随着工业和城市文明的迅速崛起,传统农耕文明迅速衰落,乡村文化在工业文化、城市文化的挤压和映衬下日渐式微,给了广大乡村、农民群体一种空前的自卑感、弱势感,很多乡村甚至还蔓延一种较为浓厚的“去农文化”[6],整个社会一度出现了“争相跳农门”“农转非”热潮。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力外流严重,其中一个根源就是“去农文化”的推力所致。在现代社会文明转型中,“去农文化——乡村衰败——加剧去农文化”成为一个恶性循环。当前,长久之计就是祛除“去农文化”,重拾文化自信,在一种强有力的心理支撑、情感维系、价值生成的基础上推动乡村振兴。唯有如此,才能重塑乡村文明、重建乡村结构秩序,使其融入更高形态、更有活力的现代文明体系。就各个地方而言,乡村文化自信聚焦于对地方特色文化、乡土文化的自信和发展。广大乡村及其群众,只有充分凸显、利用自身文化特色,厚植乡土、乡愁、乡情,才能以强烈的身份认同感、发展自主性、精神内驱力彻底告别文化自卑,振奋人心,集聚人气,从而走向自强、自立。否则,就容易陷入崇洋媚外误区,盲目讨好甚至模仿城市文化、工业文化、外地文化和西方文化等,丧失传统优势和个性。
文化自信以乡村振兴的实践形式反映出来,就是文化振兴。针对乡村振兴,***提出了以“五大振兴”为抓手的理念,其中之一即为文化振兴,点出了乡村振兴的文化真谛、主题意蕴。乡村振兴是乡村生产生活的一场现代化,其所指向的农村群众“生活富裕”目标,包括物质生活丰裕、精神文化富足两个方面。其中,要达到物质生活丰裕,主要依靠经济建设、产业手段;而要实现精神文化富足,文化力量和文化建设则甚为关键。推动乡村文化的繁荣兴盛,大力激发文化能量,为农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创造有力的现实条件及适宜的人文环境,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是乡村振兴的题中本义。文化振兴以其强大的文化支撑、精神动力和文明滋养,让乡村振兴占据乡村文明的制高点,使其在激发精神力量的同时也间接刺激了物质力量,顺应新时代的背景要求。一方面,文化振兴满足乡村群众对更多、更优、更贴心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期待。新时代以来,广大农民群众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提升,对精神文化的需要有了更高预期、标准和诉求。这既是人的社会性、精神特质使然,也是农民群众需求结构突破、层次升级的必然结果。当前,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已不再满足于基本的吃喝玩乐型等内容单调、形式简单的物质文化生活,开始关注和钟情于更加丰富、更高层次、更为多元的精神文化生活。这种“美好生活向往”成为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因,催生了文化振兴的价值和使命。另一方面,文化振兴也是解决城乡文化建设失衡、乡村文化短板问题的内在要求。当前,城乡二元文化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主要表现为城乡文化发展两极分化、乡村文化边缘化;乡村文化生产力水平不高、基础不牢、供给不足、历史欠账较多;乡村文化事业和产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严重阻碍乡村现代化进程。同时,在乡村文化内部,优秀文化传统不断流失,公共文化发展空间遭挤压,向心力缺失;受外来灰色文化侵蚀,乡村道德滑坡、文明下行乱象时有发生,等等。总之,文化振兴是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标志和标准,对于解决新时代乡村文化矛盾意义重大,同时也使地方特色文化传承、发展面临重大机遇。借力地方特色文化,彰显其对乡村文化建设、发展的独特作用与魅力,是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表现和现实方略。
作为整个经济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社会共同体单元,乡村的多维复杂结构决定了乡村振兴的整体性、系统性,“融合”成为把握乡村振兴定理、事关乡村振兴成败的关键词。围绕乡村振兴,需要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乡村“三生”(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融合、促进乡村一二三产融合、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善治体系等。近年来,有学者引用“嵌入性”理论,如刘升提出“嵌入性振兴”理念[7],唐兴军、李定国提出“文化嵌入”乡风文明建设的创见[8],科学揭示了乡村振兴的内在规律。乡村“嵌入性振兴”背后的“融合”机理,正是通过文化嵌入实现的。融合性是乡村振兴达到各领域、各方面、各层次全面振兴的基本要求,而嵌入性恰是文化的根本特性。文化的多元化要素潜在和深沉地融入、嵌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进而以中介性、纽带性力量联通乡村内外各项建设,激活整个乡村系统内外的能量交换和循环,破除功能阻隔现象、孤岛效应。文化本身也是一个弹性十足的概念,既表现为精神形式又表现在物化成果上,包括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其力量相比别的力量更基本、更持久、更有深度,具有潜在的能动作用。“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9]。现实中,大凡文化建设卓有成效、文化力量充分激发、精神风貌上进向善的乡村,其发展趋向良好,振兴可期或者已实现振兴;而文化乏力、文化脱嵌的乡村,大都萎靡不振,徒有其形而无神,其凋敝、衰败在所难免。这足以说明,文化嵌入让乡村空间充盈而内涵丰富,经得起风险考验和时间检验。当前,乡村振兴要求“五大建设”统筹推进、“五大振兴”并驾齐驱,当中无论哪个方面严重缺失都会造成结构性问题。文化以其强大的嵌入功能、融汇特性,规范和优化乡村社会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达到城市与乡村以及乡村物质与非物质、功利与非功利、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等要素的融汇互通,实现彼此之间互动协调、有机统一,从而适应乡村全面振兴的价值目标和取向。
当前,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已十分明确,但有些地方在落地、实践当中还存在一些偏差,主要表现为不切实际、速成式的所谓模式化和标准化:要么是套用城镇化标准的“非农化”,要么是所有村庄建设和发展模式“一刀切”,违背规律,丧失个性特点,呆板低效。对此,***明确指出,“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因村制宜,精准施策,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10]。地方特色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亚文化类型,凝聚了当地人们的集体记忆、生命与生活体验和地方性知识,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辨识度,容易为乡村振兴带来近距离的亲和力,创造务实可行的增长点,提高适应性和性价比,打造乡村振兴名片。比如,广东梅州市近年来通过深入挖掘、开发、利用其独具地方特色的客家文化、客侨文化、红色文化、生态文化、足球文化资源,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多项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创建出享誉省内的乡村振兴“梅州样本”[11]。地方特色文化之所以能助力、助推乡村振兴,就在于两者间存在多重价值契合之处。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其区别于新农村建设生产发展要求的重要一点,就是通过构建乡村现代产业体系,延伸传统农业产业链,激活各种经济要素,让乡村在产业上振兴起来。文化是除劳动力、土地、资金之外的第四大生产要素,即所谓的文化资本。开发、利用、发展地方特色文化,不仅可以优化乡村产业结构,而且可以直接带来文化经济,提升经济效益,成为当前实现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新动能。一方面,地方特色文化可以为文化创意提供灵感来源、方法启示和元素补充,以文化创意嵌入,促进传统种养业“接二连三”,拓展出新产业、新业态,如地方乡村旅游、特色体验式农业、田园综合体等。另一方面,地方特色文化也可以经过资源整合、理念更新、技术包装和产业化改造,进入市场运营,以“文化+”和“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发展形成蓬勃发展的地方特色文化产业。当前,有些地方乡村通过发掘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建设发展特色小镇、文旅小镇,推动产业兴旺,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农村的价值会在生态文明价值观主流化背景下体现出来”[12]。相比于村容整洁,生态宜居浸润了生态文明的伦理和理念,更强调乡村与周边环境的统一、对自然环境的爱护,倡导乡土气息的保留、乡村风貌的保存、乡村生态的保持,并以宜居作为重要评价标准,符合21 世纪社会文明的发展潮流。生态文化作为生态文明的精神内核,可以从一方乡土中找到文化传统和影子。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也积淀了一方文化,包括生态文化。地方特色文化、乡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涵纳了丰富的生态精神、伦理和规则,讲究“天人合一”,重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融入乡民的日常生活、劳作传统和民族习俗中。通过传承地方特色文化中的生态基因,弘扬生态文化,凸显“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文化关联,将在推动生产空间、生活家园、生态环境建设,实现乡村宜居、宜业、宜游方面产生积极作用。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保障。乡风文明取决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和成效,是乡村振兴的外在状态、精神气象。乡村振兴以农民的现代化为依归,传承和培育文明乡风是推动乡村现代化的一个核心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在乡村,本质上是乡土文化,当中革故鼎新、道法自然的思想观念,自强不息、文以载道的人文精神,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处世智慧,勤俭持家、守望相助的生活理念,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美德等,在当前乡风文明建设中具有宝贵的弘扬开发价值,有利于淳化民风乡风、维护公序良俗、凝聚人心乡情。作为在一般乡土文化基础上生成的地方版本,地方特色文化在乡村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良好的环境条件,它以内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引导人们修身养性,提升道德素养,抵制不良风气,形成乡村良好风尚。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基础不牢则地动山摇。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转变,说明效果、内容比过程、形式更重要。乡村社会是否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振兴是否各得其所,关键就看治理是否有效。随着传统社会结构和理念变迁,乡村社会中围绕利益重组而矛盾、问题丛生,想要达到治理有效,满足乡村善治要求,必须坚持自治、法治、德治一体化。地方特色文化蕴含丰富的道德教化资源以及传统乡村社会的治理密钥,加之相关文化项目和活动可以增进地缘共同体内人们之间的信息沟通、感情交流、关系维系,同时以乡贤文化、村规民约形式展示的地方特色文化也可作辅助乡村法治之用,是乡村不可多得的治理资源。这些资源能够涵养、涵育社会主流价值和美德善行,促进乡村自治、法治、德治。
生活富裕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在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乡村振兴在生活维度上,关键是要实现广大农民和全国人民生活共同富裕,其评价、衡量标准就是农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从长期、根本上看,这种获得感和幸福感,无法单纯通过物质财富的存量增长支撑起来。随着乡村经济发展、收入增长,农民群众的生活恩格尔系数必然降低,其参加文化和休闲消费的意愿更强、需求更大。换言之,乡村振兴,不仅要让农民口袋“鼓”起来,而且要让农民的脑袋“富”起来,亦即在实现农民物质生活富裕之后,必须同步提高他们的精神生活质量。而地方特色文化寄托了广大乡民对幸福安康生活的良好愿望和期许,与乡村日常生产生活多有联通之处,容易引发农民群众的共情、共鸣、好感,在乡村广受喜爱。
将地方特色文化嵌入乡村振兴,达到良性互动,是二者融合发展的必然选择。在推动地方特色文化传承发展及嵌入、助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要着眼于乡村社会结构系统的特性,坚持协调发展、融合发展原则,立足本土乡情实际,从理念创新、人力保障、规划建设方面把准乡村振兴的“文化支点”。
乡村社会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决定了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振兴的全面、协调原则。在乡村振兴中开发运用地方特色文化,必须牢固树立乡村“大文化观”“全面振兴观”,这是战略思维、系统思维的现实应用,也是增强“文化+乡村振兴”工作系统性、创造性的思想基础。
大文化观意味着要秉持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思维与文化意识,在文化的历史纵深处、宽广视域中,统筹考察、系统把握文化传承、建设和发展体系。一是要将地方特色文化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考量和评价,找好、用好地方特色文化中对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优秀传统因子、红色文化基因及先进文化趋向,整合多种文化资源,客观看待、积极放大地方特色文化的文化效应及其对乡村振兴的价值效益,区分不同情况实现融合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自信能量。二是要明确地方特色文化的时代发展之维,在地方特色文化开发运用过程中精准掌握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时差跨度、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空间跨度、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实践跨度、官方文化和平民文化的层次跨度,克服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善于在不同文化种类间展开互动、对话、交流,大胆探索创新,提升乡村文化复兴的站位和境界。三是要梳理地方特色文化的内容构成,明晰地方特色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的不同特征、形态、功能重点,有的放矢抓好乡村文化建设工作,做到乡村文化振兴内外兼修、形神兼备。
除大文化观外,还要树立乡村全面振兴观。全面振兴观是将乡村振兴作为乡村文明的全面现代转型,在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上一并实现振兴。与此同时,乡村振兴实质上又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乡村模块”,在乡村场域内一体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缺一不可。而无论是乡村“五位一体”还是乡村“五大振兴”,都离不开文化嵌入,为此要为乡村文化复兴搭建演绎平台,以乡村文化“固本培元”“唱主角”,为乡村文明转型发展创造人文条件和各种机会。
无论是文化传承发展还是乡村振兴,核心都是人的问题。文化是人的群居、聚集而生的行为表现和关系状态,没有人以及人的要素关联就无所谓文化,人既是文化的生产者、传播者,又是文化的受众和对象。同时,乡村振兴也是人气、人心、人力的振兴。因此,激活“人”的要素,是联结文化与乡村之间的一条纽带,这对于开发利用地方特色文化、助推乡村振兴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一是要以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为方向。乡村文化振兴以人为贵,培育社会主义新型农民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要实施农村人才支撑计划,培养现代化、专业化、职业化农民,挖掘、扶持、发展乡土文化人才、民间艺人、非遗继承人等,为乡村振兴提供“在地化”人才资源保证。二是要以塑造乡土生活面向为灵魂。积极宣传、倡导乡土文化价值及乡村生活意义,厘清乡村振兴当中“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文化来路及文化自信问题,不断强化村民的历史认同、地缘认同、文化认同、情感认同;在大力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现代乡村产业的同时,科学营造与城市交互、与众不同、能吸引人的生活环境和居住空间,不断稳定农民对本土本乡、对村庄生活的未来预期,切实让乡村吸引人、留住人、凝聚人。三是要以多元共治为方法。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员的政治导向作用,推动他们在政策宣传、典型示范、工作落实上有所作为,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发挥新乡贤和各界精英人士、志愿者的榜样教育作用,建立相关乡创人才基地,示范带动乡村振兴“共建、共治、共享”;发挥返乡人员的回流作用,发展“归雁经济”,鼓励引导新生代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返乡干事创业,为家乡发展做贡献。四是要以提升群众参与度为动力。突出乡村文化振兴与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密切关联性,采取群众喜闻乐道的话语形式、文艺形式,将文宣工作、思政工作、民生工作做到农民的利益链、兴趣点和心坎上,深度撬动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内生动力;创造各种条件和机会,教育引导农民群众依靠自身力量,积极组织开展地方特色文化活动,加强文化自治和村民自我管理。
地方特色文化嵌入乡村振兴,目的是要通过文化的有效嵌入实现乡村振兴,通过乡村振兴营造地方特色文化发展的良好生态。在乡村振兴框架下,离不开精准有力的文化规划建设。一是要提炼地方特色文化的内涵和主题。内涵和主题是地方特色文化的内核部分、灵魂所系。要在本土乡村振兴规划中设置文化专题,科学制定地方特色文化开发、发展规划方案,在深入开展田野调查和摸底工作的基础上,挖掘地方特色文化内容内涵、精神要义、话语符号,尤其是顺应现代文明、时代精神的农耕文化精髓,由此确定文化建设的总体目标、统一主题。同时,在地方特色文化体系内分门别类,比对筛选,紧扣特色展开重点开发,引入文创技术争创地方特色文化地标、文化品牌,盘活资源,并加强乡村产业创新和拓展、产品包装和推广,提升品位,使之更具传播力和影响力,走乡村特色化、差异化振兴之路。二是要推动地方特色文化创造性转化。地方特色文化传承和发展是一对辩证关系、一个动态过程,传承是延续性的发展,发展是最好的传承,而传承发展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创造性转化中实现的,这与乡村振兴的现代化再造意涵具有同一性。要运用现代技术和手段留住乡愁记忆、乡土风情,实施地方特色文化的可视化改造,推进乡村记忆工程、乡村博物馆、露天博物馆、乡贤馆建设,加快非遗资源数字化建设,推动地方特色文化中曲高和寡的部分、精神层面的部分符号化、具象化和动态化工作,加强文创产品生产和供给,增强地方特色文化的历史穿透力、穿越感。三是要加强地方特色文化建设的组织保障。组织保障不仅是地方特色文化建设的重要外因条件、内生动力诱因,也是地方政府更好发挥资源配置作用的一种担当体现、必然要求。要建立地方特色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组织机制、激励机制、日常管理机制和考核机制,像抓产业建设、环境建设一样抓乡村文化建设,设立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吸引人才、资金等向乡村文化振兴平台和乡村文化市场集聚;完善地方特色文化资源挖掘和保护政策法规,并建立监督和执法机制。此外,“乡村振兴如果只有经济的视角,而没有社会的文化的视角会给乡村发展带来巨大的风险”[13],为此,要正确处理好地方特色文化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乡村振兴经济效益与文化效益之间的关系,避免文化和经济失调情况发生。
在乡村振兴的语境下,选取地方特色文化作为切入元素,探寻地方特色文化与乡村振兴融合发展的规律,既有利于使乡村振兴贴近地方特色实际和生活情境,同时又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乡村关照、实践依托,彰显了地方文化软实力的现实性。地方特色文化是乡村振兴的文化向度、现实支点和精神来源,乡村振兴是地方特色文化传承发展的时代契机、总体遵循和现实依托。地方特色文化与乡村振兴之间一一对应的价值契合,使地方特色文化嵌入并助力乡村振兴可能并且可行、可为。基于乡村社会结构系统的现实情况,有必要不断强化“文化+乡村振兴”工作的系统性、创造性,从理念创新、人力保障、规划建设方面把握乡村振兴的文化取向,这是迈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乡村文脉与文化使命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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