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与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

肖慧敏

西南财经大学天府学院康养护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52

引言

2020 年春节前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为有效应对此次疫情，我国多个省份陆续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鉴于新冠肺炎疫情存在人传人的风险，广大农村地区为有效防控疫情，纷纷采用封村策略，且封村形式各不相同，可谓村村有“智慧”、村村显特色。以村庄在言语和行为上的反应程度为标准，可将村庄防疫简单地划分为四种类型：第一，言语温和型村庄，如陕西省三原县某村打出“预防疫情传播，外来车辆、人员禁止入村”标语①资料来源：农村防疫保卫战：封村断路惹争议 白大褂就是村医的防护服[EB/OR].http://www.sohu.com/a/369274170_161795.2020-01-28.，严禁外来车辆和人员入村；第二，言语过激型村庄，如四川省南充市某乡党委政府打出“得病返村，不肖子孙”标语，要求得病人员不得返回家乡，否则将被视为不肖子孙；第三，行为温和型村庄，如湖北省汉川市某镇的乡村道路被村民使用汽车阻断，以防外来车辆进入村庄②资料来源：言语过激型村庄和行为温和型村庄例证资料均来源于笔者在疫情期间的电话访谈记录。；第四，行为过激型村庄，如安徽省界首市新马集镇某村，使用挖土机将土堆在村路上，直接中断了通行道路。如果说前三类村庄采取的措施尚未给村庄交通带来实质性影响，即便将汽车停在道路上阻断车辆通行，若有必要也可以便捷地挪动汽车恢复交通，但第四类村庄的行为则涉嫌违法违规。

“共同体”一词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是指具有关联性的人类群体平等共处、利益共享、和谐共生的生活形态，是在传统的自然感情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起来的社会有机体[1]。后人在共同体基础上发展出了乡村共同体，而乡村是不同于城市的区域，它具有明确的边界和界限，对内提供公共服务、动员村民开展公共建设、制定村规民约、维护社会稳定，对外保卫乡村安全、维护和增加乡村利益、连接国家与村民[2]。因此，乡村共同体主要是靠村庄内生力量建构并维持。从小范围看，以自然村或者行政村为单位形成的共同体可以视为乡村共同体；从大范围看，以多个行政村联合形式形成的共同体也可视为乡村共同体。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出现的自发性封村行为高度体现出乡村共同体意味，因为封村行为是以行政村或者自然村为单位，具有一定联系的人类群体共同作出的决策，它在功能上是为保护村民生命安全、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在精神上受一种具有高度认同感的价值观指导。村民偏向于将村庄作为个人归属的界限，大多数村民打心底认同封村策略，实现村庄内部团结。这与共同体在功能和精神上具备的双重属性特征相契合，即“功能上发挥安全保护、秩序建构、利益协调等作用，促进群体和个体发展；精神上是一种文化、符号和价值观，个体对其具有高度认同感、安全感和归属感，是个体的精神归宿”[2]。在本研究对时间进行了限定，强调“早期”，主要在于封村行为的发生逻辑有两条：一是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后村民主动为之，二是政府要求行政村采用封村形式抗击疫情，上述二者均可以产生封村结果，但在方向上截然相反。本研究主要对第一种现象作出回应，且第一种现象大范围地存在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如采用挖掘机断路封村现象，是村民形成乡村共同体后的行为自觉，并非基层政府自上而下要求行政村采用阻断交通方式实现封村目标。

乡村共同体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但受制于农村经济模式的演化[3]、公共伦理沦陷[4]、人口流动[5]、人际关系原子化[6]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当前正处于衰落阶段。鉴于乡村共同体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有过积极意义，故而学者们主张通过重塑乡村共同体推进乡村振兴进程，将重塑乡村共同体作为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呼吁从多个方面重构乡村共同体。目前，关于乡村共同体的研究主要有“政府激励—行为反应”和“历史价值—当代启示”两种视角，但这两种视角均难以有效地解释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现象。基于此，本研究尝试回应以下四个问题：第一，为什么处于衰落状态的乡村共同体可以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早期自发地迅速缔造？第二，应当如何看待乡村共同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早期自发性缔造的意义？第三，乡村共同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早期自发性缔造面临哪些问题？第四，如若乡村共同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早期的自发性缔造属于非常态情境，应当如何实现非常态情境中乡村共同体的常态化转型？

1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的生成机理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政府展现出了高度责任感，将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置于第一位，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但疫情的严重性和扩散性增添了公共政策的复杂性，政府必须在权衡多元因素下才能作出决策。在政府努力寻找防止疫情扩散的有效策略之际，自发性缔造的乡村共同体应运而生，村民在乡村共同体中的团结程度超过以往，主要缘于4 个因素的共同影响。

1.1 共同利益引导：防止疫情扩散是乡村共同体缔造的利益导向

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与公共危机的社会化应对基础在于村民共同利益的形成、维护与拓展。新型冠状病毒作为一种传染性病源，人群感染会罹患新冠肺炎病症，而新冠肺炎病症直接威胁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为了防止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到村庄，影响到村民的身心健康，给村民生命财产造成威胁，在政府尚未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新冠肺炎的基础上，村民则主动、自觉地以村庄为单位形成了乡村共同体，意在结成利益联盟，以维护集体利益的方式来保障村民个人利益，并在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传播过程中不断地维护、拓展这种利益联盟。在应对策略上，村民各抒己见，以基层协商方式促成策略选择达成共识，最终多数村庄采取限制外来人员流动、村内人员少走动的方式防止疫情向村庄扩大；在策略执行上，每家每户均派出代表，共同参加到村庄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遵循集体行动的逻辑，轮流轮岗在村庄重要位置监测外来人员的流动情形，阻止外来人员进入村庄。毕竟，村民个体力量有限，以乡村共同体形式集中村民力量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更有实效性：用村规民约等软规则方式对村民行为形成一定制约，并且以乡村共同体名义共同决策、应对公共危机，将村民的各种优势资源集中起来，以行政村的整体形象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使整个行为产生“1+1〉2”的协作效果。

1.2 主流价值认同：公共危机中缔造乡村共同体符合主流价值观

乡村共同体在我国具有悠久历史，可以说从封建社会延续至今。尽管国家性质和社会情境变迁使乡村共同体属性及功能发生变化，但并未改变乡村共同体在乡村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众多学者呼吁重构乡村共同体，以期通过构建乡村共同体助推乡村振兴进程。乡村共同体在主流价值中具有较高认同度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方面，乡村共同体适应了我国公有制经济的需要。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逐渐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农村集体经济则是公有制经济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农村集体经济与乡村共同体间存在着内部耦合性。可以说，“作为乡村社区公共财力基础的农村集体经济对‘村落共同体’产生着不可忽视的影响”[7]。另一方面，乡村共同体彰显着集体主义意识，强调以组织共同体形式处理各种事务，有助于引导村民实现团结，促进社会整合，从集体利益出发共同应对风险。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早期，村民以村庄为单位，迅速地缔造乡村共同体，以行政村或者自然村为单位结成联盟，共同抵制新型冠状病毒入侵，避免了出现村民个体因存有局限性而无计可施或者盲目行事的现象。通过村民间联盟行为增强抗击疫情的能力符合主流价值认同，虽然与常态性的乡村共同体存有差异，但是村民在缺乏安全感情形下自觉发起的保护性行为，应当受到国家法律法规及公共伦理的认同与保护。

1.3 合作机制支撑：优良合作机制是乡村共同体缔造的有效保障

乡村共同体缔造高度依赖优良合作机制支撑，因为乡村共同体缔造属于集体行动范畴，集体行动则涉及多元主体参与。在乡村共同体中，村民并非以家庭为单位孤立行动，他们需要处理好组织形式、决策部署、人员配置、职责划分及日常运作等众多问题。在乡村共同体缔造基础上的封村行为，组织形式方面更多是建立以村两委干部和村民共同参与的抗击疫情临时组织，决策部署方面最终形成封村决策，执行方面以轮值方式安排党员、干部或者村民到村头及通往村庄的主要道路拦截外来车辆和人员。如若发现外来车辆和人员强制进村现象，执勤村民则会与更多村民联系，对外来车辆和人员形成震慑。以S 省S 村①资料来源：笔者通过电话对S 村村支部书记展开访谈获取。为例，采用封村行为防止疫情扩散策略率先由少数人提出。此策略一经提出即受到众多村民支持，经村两委和村民共同讨论，形成了以村两委干部为主体和村民共同参与的抗击疫情临时组织，家庭以户为单位安排人员参与封村过程中的村庄管理。经过每户家庭上报名单后，封村期间由村两委干部、村民参与的临时管理组织成立，管理制度要求每日安排村两委干部和部分村民负责全村管理工作：有的人员对全村进行巡逻，了解村民家庭人员身体状况和是否存有发热、咳嗽、乏力等情形，并登记备案；有的人员驻扎在通往村庄的主要道路，防止外来人员入村，要求外来人员绕道而行；每晚汇总相关信息，并通过广播向村民播报，使村民对村庄日常情形存有清晰认识，避免产生焦虑。由此可见，优良合作机制是乡村共同体缔造的有效保障，如若不能妥善处理合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村民对合作环节存有争议，整个行动恐难正常展开。

1.4 时间和利益的催化：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快速和危害生命加速乡村共同体的缔造

与地震、滑坡、泥石流、火山等地质灾害不同，新冠肺炎属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具有传染性的特征，而且病毒传播快速，短时间内便可使多人感染。以武汉封城时间为起点，确诊病例在有限时间内从数以百计增长到千计、万计，分布区域陆续从湖北向全国扩散，以致全国所有省份均存在新冠肺炎患者。多个省份在积极支援湖北的同时还需做好本省防控工作，说明防止疫情扩散在时间层面刻不容缓。新型冠状病毒主要有直接传播、气溶胶传播和接触传播等传播途径①资料来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途径与预防指南[EB/OR].http://finance.chinadaily.com.cn/a/202001/27/WS5e2ed627a3107bb6b579bd49.html.2020-01-27.，不可否认，随着对新型冠状病毒研究的深入，传播途径可能有所增加②资料来源：粪便会传播新型冠状病毒吗？[EB/OR].http://hi.people.com.cn/n2/2020/0204/c231190-33763311.html.2020-02-04.。通过审视当前确认的新型冠状病毒传播途径，可以发现飞沫是传播新型冠状病毒的重要媒介。飞沫传播不需要人与人密切接触，一个喷嚏、咳嗽甚至残留在物体上的口水等均可能将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给未采取防护措施的人员。在疫情扩散期间，还出现了无症状患者，难以通过发热、咳嗽等常规方式进行有效辨识，增加了从传染源阻断疫情扩散的难度，从而增加了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几率。目前，尚未从临床医学角度找到根治新冠肺炎的有效药物，从医学角度无法保证新冠肺炎患者全部康复。受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如果村民不及时采取防控措施，延误了疫情防控的最佳时间，让罹患新冠肺炎人员进入村庄，与村民产生接触，短期内便可威胁村民的生命安全。在农村基本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形下，抗击疫情时间的紧迫性与利益的重大性尤为突显。因此，在尚未找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有效方式之前，新型冠状病毒传播迅速和危害生命加速了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的进程。

2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的现实意义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乡村共同体的自发性缔造是民众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缺乏安全感情形下的本能行为，在本质上属于公共危机的社会化应对范畴，是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的重要实践形式，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2.1 有效防止了新型冠状病毒侵蚀村庄

当新冠肺炎疫情向四周扩散威胁民众生命安全时，一些乡村共同体迅速缔造，采取封村形式隔断传播源，呈现出地域式的“孤岛”现象。直观地讲，此举有效防止了新型冠状病毒侵蚀村庄，保障了村民的身体健康，维护了村民生命安全。当前研究表明，新冠肺炎传染有一定的条件：一是作为传播源的罹患新冠肺炎人群，二是作为传播媒介的飞沫，三是作为被传播对象的普通民众接触到罹患新冠肺炎人群的飞沫。缺乏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不具备传播疾病的现实基础。乡村共同体在自发性缔造以后，采用封村方式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实则阻断了罹患新冠肺炎人群与村民的接触机会，外来人员在乡村共同体抗拒下无法进入村庄，村民也难以擅自离开村庄与外界接触，村庄内发生的事情均在乡村共同体掌控范围内。如果村庄内部尚未发现罹患新冠肺炎人群，整个村庄则处于无新型冠状病毒威胁状态，通过飞沫传播疾病概率几乎为零。

2.2 积极承担了防控村庄疫情的社会责任

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健康持续发展的社会，必然拥有充满活力、能够开展社会服务、承担社会责任的非营利性组织[8]。乡村共同体缔造，以村两委为领导、村民参与的组织形式开展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这种临时性的组织形式实则符合非营利组织的特性。因为该临时组织并不以盈利为目的，建立的初衷在于开展社会服务、维护集体利益，成员更多是志愿地加入组织，组织活动具有互益性，组织成员可以共享组织活动成果。防控村庄疫情，使村民在疫情扩散中不受病毒侵害，不仅可以减轻村民的焦虑甚至恐慌，而且有助于节约公共资源。有限的公共资源只有在一定限度内才能将治理效能发挥到最优，罹患新冠肺炎人员数量如若突破了国家公共资源可以承载的临界值，治理效能必然缩减。乡村共同体的自发性缔造，有效防止外来病毒对村庄入侵，避免更多人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不仅是对村庄人员负责，更是对国家和社会负责，是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的现实表征。

2.3 高度彰显了基层社区的自治能力

社区是国家治理在基层落地的“最后一公里”。我国在社区层面作出了自治的制度安排，主要依靠社区力量完成社区内部事务治理，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乡村以乡村共同体形式采用封村行为阻断外来病毒的入侵，维持村庄正常秩序，实现村庄内部和谐，是在村两委干部领导下依靠村民完成的，没有外来力量介入。这实则是一种社区自治行为：在政府尚未找到有效措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村民出于自保心理，积极主动地缔造乡村共同体，防止疫情扩散，高度彰显出了基层社区自治能力，是基层自治面对“唱衰”声音的有力回应，是基层群众智慧的结晶。究其原因，一方面，社区积极主动地对公共危机事件作出及时回应，说明社区拥有较强的回应能力，尤其是在应对公共危机情形中，并非所有组织均能在有限时间内作出及时回应；另一方面，社区在隔断外来人员过程中妥善地将当地村民整合起来，有序地开展封村行为，使村民各司其职，这种回应力和整合力难能可贵。此外，乡村共同体的缔造高度契合了韧性社区的“抗逆力”“恢复力”和“自治力”三重指向[9]，可以说乡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早期涌现出了大量的“韧性社区”。

3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乡村共同体的自发性缔造虽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也存在专业性不足、情感性缺失及可持续性较弱等问题。

3.1 乡村共同体缔造的专业性不足

作为风险治理手段的社会机制，虽然一定程度上能避免政府失败和市场失灵，但也存在资源依赖、自主性弱、专业化不足等问题。尤其是专业化不足现象，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出现的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中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缺乏对村民佩戴口罩作出硬性规定，以致乡间鲜有佩戴口罩出行的现象，为村庄防控疫情埋下了隐患。虽然封村行为阻断了外部人员与村庄的联系，但村民并非完全处于居家状态，存在外出摘菜、购买物品等情形，这时便可能与村庄内部人员产生接触，不佩戴口罩行为便为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提供了机会。同时，执勤村民需要在村头或者村庄重要道路阻止外来人员入村，未佩戴口罩的执勤村民在劝说外来人员返回时可能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执勤村民一旦携带新型冠状病毒返回村庄，后果将不堪设想。另一方面，采取挖断公路、设置硬性永久隔离等方式中断公路交通，使所有车辆无法进出村庄，阻扰了正常的交通秩序，不利于长期抗击疫情。因为此举虽然阻止了车辆在村庄的流动，但也会影响到村民的基本生活及医疗救治需求，造成“菜篮子”工程中的各类农产品难以从村庄运输出去，养殖饲料、基本生活物资等投入品也难以从外部进入村庄，农业生产因疫情停滞不前；交通中断对医疗救治、现场救援等造成恶劣影响，救护车及医护人员等难以顺利入村，村民一旦发生疾病，道路的阻断将直接影响病人的救治进程。

3.2 乡村共同体缔造的情感性缺失

与西方契约社会不同，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情感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10]，且“人情、情感是农村社会最具亲和性的要素，看似不合理的情感互动，在基层治理中往往也最为有效”[11]。但乡村共同体在自发性缔造过程中存在忽视情感要素的现象，使社会充斥着冷漠与无情，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有的村庄盲目地排斥所有外来人员，包括户籍归属于村庄的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究其原因，在于他们认为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在返村途中若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一旦返村，可能给村庄带来感染病毒的风险。为了保护村庄人员的安全，有些村庄全面阻止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返村，伤害了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及其家人对村庄的感情。另一方面，有的村庄虽然未采用“一刀切”方式对待所有人员，只接受户籍归属于村庄的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返村，但这些返村人员也受到了村民的不公正对待：有的村民谈“人”色变，凡是谈及返村的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则表现出不同寻常的态度，附带有歧视意味；有的村民直接采用举报方式，要求村两委和政府出面劝返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尤其是针对从疫情中高风险地区及其周边地区返村的务工人员和学生。如中部地区的一位县组织部部长谈及一件事，“他的亲弟弟在武汉打工多年，回到老家却无法过年。亲戚不见，邻居到处举报，无奈之下，大年三十独自开车到市里的一个小屋子里躲起来”①资料来源：不报告就抓去隔离？部分湖北返乡人员感觉到歧视[EB/OR].http://www.sohu.com/a/369519935_100191052.2020-01-29.。

3.3 乡村共同体缔造的可持续性较弱

暴露在风险区域内的乡村共同体缔造是脆弱的，只是特定阶段的产物，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特定阶段的外部环境一旦发生变化，这种共同体格局可能土崩瓦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的可持续性较弱主要由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事件的阶段性及人口流动的特殊性所致。一方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阶段性产物。随着政府治理力度不断加强，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一经研发，现有疫情将会得到有效控制。如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场域”消失，缔造乡村共同体防止疫情扩散的共同利益将不复存在，便会直接撼动乡村共同体的缔造基石。另一方面，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外出务工人员和学生通常在节假日期间返回家乡，改变了村庄以留守老人和小孩为主的人口结构状态，出现中青年人较多的现象，乡村共同体的缔造和维系也主要依靠这些外出返村的中青年人完成。一旦复工、开学，中青年人需要离开家乡返回工作地、学习地。从村庄向外地迁移无疑使村庄人口结构重新回归以前状态，以中青年人为主建立的乡村共同体则因人员流动而衰落。正如田园史起在分析“原子、关系、团结”三者关系时指出：“中国人的社会关系以类似原子的状态为基础，在环境或某些条件之下则产生‘关系’或‘团结’的局面，但随着环境和条件的变化，社会关系也可能走向原子化，回到原状。可以说，这样流动的、可变的一面恰恰是中国社会的特点。”[12]

4 结语

通过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现象的剖析，我们不难发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在本质上为公共危机的社会化应对，是一种民间行为。疫情早期，政府并未要求行政村采用封村形式抗击疫情，整个行为的发生完全依靠村民行为自觉，是村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缺乏安全感情形下自觉发起的社会性行为，是村民自治的产物，在实际运行中面临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不同于“政府激励—行为反应”的发生逻辑，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更多遵循的是“冲击—应对”的发生逻辑，当不可预期的新冠肺炎疫情给村民生命财产带来冲击时，村民为了更好地应对，在共同利益引导、主流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支撑的基础上，自发地缔造了乡村共同体，而时间紧迫性和利益重大性则加速了缔造进程。此外，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出现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现象，一定程度上彰显出了风险治理中的社会韧性。社会韧性是在抗击共同风险、走出困境的情况下显示出来的是一种抗逆力，支撑人们走出困境[13]。乡村共同体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自发性缔造有效防止了新型冠状病毒侵蚀村庄，积极承担了防控村庄疫情社会责任，高度彰显了基层社区自治能力，说明社会化手段在公共危机应对中可发挥一定的作用。但这种共同体也面临专业性不足、情感性缺失和可持续性较弱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产生深受我国国情影响。

基于上述问题，若要在公共危机的社会化应对中增强乡村共同体专业性，需要从两个方面来着手解决。短期来看，应当充分注意与政府等其他主体寻求合作，利用政府、市场及社会的专业优势弥补乡村共同体在专业性方面的局限。虽然这会破坏地域共同体，但形塑了情感共同体，也利于实现防止疫情扩散目标。长期来看，应当以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为抓手，加强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构建乡村贤能吸纳平台，制定人才返乡激励制度，完善基层干部培训机制[14]，从而增强农村基层干部素质。尤其要在“倒逼”情境中增强乡村共同体情感，“使集体成员团结起来，形成坚强的组织力量，勾勒出乡村社会的精神同心圆”[15]。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可以依据科学防控建议，积极配合政府工作，让未发现有临床症状的在外务工人员和学生及时返村，采用居家隔离方式防控疫情，要求家人暂时与在外务工人员、学生保持距离；或将返乡务工人员、学生安排到独立房间，后期由政府统筹安排工作人员或者村委会干部监测其健康情况。

此外，我们发现，农村公共危机的特殊情境促使了乡村共同体的重建，这再次检视了“在村庄精英的带动下以‘事件团结’再造乡村生活共同体推进乡村建设的可能”[16]。公共危机的特殊情景使此种乡村共同体缔造方式难具可复制性，且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早期出现的乡村共同体缔造具有一定的指向性，带有一丝“运动”式治理的味道。若要在公共危机情境后增强乡村共同体的可持续性，一方面应当弘扬共同体文化，因为只有文化才是根深蒂固的，可以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类行为，且“能对乡村治理过程中的各权威主体形成规范与约束”[17]。当村民树立起共同体文化，习惯于从共同体视角思考问题、处理问题，则赋予了乡村共同体生命和价值。另一方面应当适当嵌入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活动，如产业下乡、土地流转、生态保护等。研究表明，“居民自治取决于相关利益，自治有效性取决于利益相关性，两者的组合决定居民自治最有效的实现形式”[18]。这里的“嵌入”，更多彰显的是积极主动引导意蕴，而非被动接受、倒逼，是政府、市场和社会为了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积极作为，倘若缺乏利益牵引乡村共同体建设，乡村共同体势必会如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