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来党的制度建设研究综述

陈胜锦，黄艳芳，卢成观

1.华南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1；2.广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3.右江民族医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引言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伊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始终把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全过程，并将党的制度建设摆在更加凸显的位置。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旗帜鲜明地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把制度建设贯穿始终”，“加快形成覆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1]。这些重要论述在深层次上引起了学术界密切而持续的关注，学者们围绕“党的制度建设”诸多理论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且取得了极为丰富的研究硕果，不断推动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走向深化。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学术界有关“党的制度建设”研究的成果主要涵盖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内涵、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其他建设之间的重要关系、党的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以及党的制度建设的推进路径，显示出了学界关注研究党的制度建设的高度理论自觉。为了全面掌握党的十九大以来党的制度建设研究的相关进展，厘清和阐明当前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热点、观点分歧，笔者尝试对党的十九大以来学术界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与总结，以期为今后学术界深化相关研究提供具有参考意义与借鉴价值的真实材料。

1 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科学内涵界定的研究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的制度建设已经成为学术界持续高度关注的研究热点。学术界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内涵进行了集中而深入的探析与论证，主要观点大致包括下述三个方面。

1.1 本质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党的制度建设的本质这一重要向度作出界定。如潍坊医学院李笃武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在本质上是党针对自身存在的某些制度问题而开展相应建设的活动过程。在其看来，党的制度建设的主体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党的制度建设的客体是党内各种规章制度[2]。南开大学肖光文基于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制度构建的视角对党的制度建设作出了本质性的界定。在其看来，党的制度建设是指制定用以规范和约束各级党组织、党员同志的行为的各种规章制度，即党的制度建设在本质上是由党的根本制度建设、党的基本制度建设、党的具体制度建设构成的[3]。兰州大学刘先春等从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的根本遵循出发，对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内涵作了本质性的阐释。在其看来，党的制度建设在本质上是一个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不断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活动过程[4]。

1.2 内容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党的制度建设的内容这一重要向度作出相关界定。如湖南大学曾明认为，党的制度建设指的是通过不断制定和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出台和执行党内制度条例，推动党内治理规范化以及提高党内治理制度化水平，确保党的伟大事业繁荣发展[5]。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肖俊等认为，民主集中制建设是党的制度建设的核心内容，要着力健全和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制度化、程序化水平，实现党的建设制度化和规范化[6]。吉林大学陈松友等基于***制度治党思想的重要维度，从科学治党、依规管权以及从严治吏三个角度深刻论证了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在于制度治党。在其看来，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制度治党主要是指通过党的制度体系规约党员的言行举止、调解党内矛盾，实现党内各项事务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使党内各项事务皆有章可循[7]。此外，深圳博物馆深圳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李雪从党内法规建设制度化、党内学习教育常态化、党内制度反腐长效化三个维度进一步阐述了制度治党是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8]。

1.3 任务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是从党的制度建设的任务这一重要向度作出界定。如北京联合大学韩宪洲认为，党的制度建设具有管根本、把全局、稳长远的效用，切实承担着使管党治党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艰巨任务[9]。求是杂志社郑志晓等则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着力点出发，论析了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其看来，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既是党的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又是党的最根本性建设，承担着增强广大党员干部敬畏和维护党内制度意识的重要任务，继而推动党内形成一种学好制度、遵守制度、运用制度的良好制度风气[10]。西南交通大学张旭等从反腐败斗争常态化的视角出发，进一步阐述了党的制度建设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策和长远之策，切实肩负着反腐倡廉的重要任务，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环境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11]。此外，武汉理工大学易开发等就党的制度建设中存在的制度内容交叉重复的问题，指明了党的制度建设的任务就是构建一个内容科学、结构合理、程序严密、配套完整、运行高效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确保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顺利进行[12]。

2 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理论渊源追寻探溯的研究

“木有根须，其枝叶方能茂盛”“水有源头，其支流方能奔流大海”。同样道理，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并不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而是有着深厚的理论渊源。对此，当前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持续的探讨，并获得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2.1 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理论

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根源。学者们主要从下述三个方面进行了集中探讨。

其一，关于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以下简称《章程》）中明确指出：“党的代表大会是同盟的立法机关。”[13]对此，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孙明远认为，《章程》中这一重要论断从根本上构建了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基本框架，从真正意义上确立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并从制度层面确保了党内民主与平等，为***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14]。此外，厦门大学余欣泽基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是一个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变化发展过程的视角，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章程》中将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真正确立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根本性制度，这一制度设计为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理论来源[15]。

其二，关于党内监督制度的重要观点。云南大学高丽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出于防范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权力滥用与权力失语的现象，提出了要在遵循《章程》的前提下不断确立和完善党内监督制度，实现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导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思想为新时代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16]。此外，厦门大学杨慧敏也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建立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出发，提出要构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党内权力监督体系，确保无产阶级政党的长期性与纯洁性。在其看来，马克思恩格斯这一重要论断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永葆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引[17]。

其三，关于党的集体领导制度的重要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起草同盟纲领的过程中以及在《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以下简称《共同章程》）的内容中，都明确强调要加强与完善无产阶级集体领导制度。对此，长春理工大学周婧文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这一重要观点始终体现了党的民主执政，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借鉴[18]。此外，荆楚理工学院吴光明从马克思恩格斯领导与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角度出发，进一步阐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集体领导制度的思想对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在其看来，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党的集体领导制度充分昭示了党的民主制，体现了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这一重要思想为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财富[19]。

2.2 列宁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制度建设理论

学术界普遍认为，列宁为无产阶级执政党制度建设理论作出了巨大贡献，且这一理论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

首先，在民主集中制建设方面。1898 年，列宁在《我们当前的任务》一文中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既要保证地方各党组织的绝对自由，也要确保党内的高度统一与集中。1905 年，列宁在《党的改组》决议中指出：“代表会议确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不容争议的。”[20]对此，西南大学庞永健认为，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思想在本质上是民主性与集中性相结合的伟大产物，为中国共产党在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的前提下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有益借鉴[21]。

其次，在党内监督机制建设方面。云南大学高丽强认为，列宁在总结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党内监督思想，为推动我们党的监督制度体系建设提供了重要经验借鉴[16]。

最后，在坚持“铁的纪律”与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方面。长沙理工大学孙丹认为，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论述了要用真正“铁的纪律”规范布尔什维克党以及构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思想，这对于推动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实现制度治党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22]。

2.3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理论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一以贯之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坚定不移将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之中。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党建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继续创新与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党的建设的整体性原则，系统推进党的各项建设，并且一如既往地强调制度治党的重要性。对此，当前学术界主要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以及历届党代会的重要内容的角度进行文本考察，探溯了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渊源。如毛泽东极为注重从制度上建设党，在井冈山时期，针对工农红军中存在的主观盲动主义以及极端民主化思潮，毛泽东强调要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主要是从制度上和政策上纠正盲动的行为”[2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全国范围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毛泽东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更要在制度层面加强党的建设，创新性提出“解决制度问题比解决思想问题更重要，更带有根本性质”[24]的科学论断。对此，湘潭大学李永春等认为，毛泽东这些重要思想既是对党的建设的经验总结，同时也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大现实价值[25]。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都强调了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以提高党的建设的整体水平。对此，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张瑞认为，这些思想观点既是对党的制度建设进行了科学定位，同时也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遵循[26]。

3 关于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其他建设之间逻辑关系的研究

党的制度建设是一项艰巨而伟大的系统工程，深刻涵盖着党的制度建设内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党的制度建设的内部各要素与外部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换言之，党的制度建设不是单独存在的固有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和党的其他建设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联系。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其他建设绝不是对立的关系，两者辩证统一于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具体实践。对此，国内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持续的探讨，并获取了较为丰硕的研究果实。

3.1 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政治建设的关系

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党的政治建设统摄着党的制度建设，并对党的制度建设的实践进程与实际效果起决定性作用。但与此同时，党的制度建设在一定范畴内也会极大地促进党的政治建设的有序发展。如四川大学刘吕红等从历史源头、理论属性、现实境遇三个维度阐明了党的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建布局中处于统领地位。在其看来，唯有通过党的政治建设才能够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够克服那些对党执政能力和执政地位构成威胁的消极因素。此外，在她看来，党在确立政治路线后，也亟需对党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进行相应改革，确保党始终成为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27]。中央民族大学宫玉涛针对党的政治建设中遇到的问题与挑战，认为党的政治建设需要制度的强有力保障。因此，唯有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借助制度的威力，才能解决部分党员干部政治立场不坚定、政治原则性差、政治纪律规矩意识薄弱等问题，才能肃清危害党肌体健康的“码头文化”“圈子文化”等流毒[28]。山东省委党校季冬晓等认为，党的政治建设不仅统领着党的制度建设，还推动了党的制度建设的有序进行，对此亟需将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制度设计的重要前提与价值导向[29]。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何永林等基于党的建设总布局的角度，认为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政治建设统一于党的建设伟大实践中，两者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与此同时，在他看来，党的制度建设又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重要保障，并不断开创了党的政治建设的新境界[30]。

3.2 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的关系

当前学术界围绕着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的相互关系展开了广泛探讨，学者们普遍认为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同向同行、协调促进。如大连理工大学魏晓文基于提升党的建设质量的角度指出，要把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其他建设（包括党的思想建设在内）的全过程各方面。在其看来，党的建设既需要思想上的科学引导，也需要制度上的刚性约束。一方面，制度是实现思想从理论变成现实的重要基础，且对党内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起到严格约束与及时纠正的作用。另一方面，思想在一定条件下也会反作用于制度，其在党的制度建设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31]。中央民族大学宫玉涛从保持党的战斗力、凝聚力的角度进一步认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可以确保党的制度建设方向不偏离正确的运行轨道，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也可以为深化党的思想建设提供持续不断的制度保障[28]。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肖俊等基于***关于党的制度建设重要论述的角度再次阐明，要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就必须统筹解决思想问题和制度问题。在其看来，要坚持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制度建设相统一，实现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促进党的思想建设与党的制度建设协同发展[6]。此外，东北师范大学王春来等基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规律，阐明了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其看来，一方面，党的思想建设更多地指向党员内在的理想信念，强调发挥自律作用，通过循循善诱的说教方法解决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问题；党的制度建设更多地指向党员外在的行为规范，强调发挥刚性作用，通过规章制度解决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问题。另一方面，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思想建设刚柔并济、紧密结合、同向发力，两者统一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之中[32]。

3.3 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组织建设的关系

当前学术界紧紧围绕着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组织建设之间的关系展开了探讨，学者们普遍认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紧密围绕着党的制度建设，同时党的制度建设应始终贯穿于党的各项组织工作之中。如华东师范大学陆迪民等基于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认为，一系列制度的出台为党的组织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断推动党的组织建设由“宽松软”到“严紧硬”，着力破解党的组织建设虚化、弱化以及边缘化问题[33]。北京联合大学韩宪洲基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的新态势，认为要通过健全和落实党的民主集中制来夯实党的组织基础，极大调动各级党组织和党员为民奋斗的积极性、创造性[9]。中央民族大学宫玉涛针对党的组织建设中遇到各种各样现实难题，也认为党的组织建设亟需制度的强硬保障。唯有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方能破解“个人主义”“本位主义”“独断专行主义”等问题，方能克服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以及边缘化问题，方能增强党员干部的组织观念、提高党员干部的组织纪律性，进而助推党的组织建设有序进行[28]。此外，中央民族大学刘童苏等基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角度，立足党的建设纵深发展的实际，进一步论析了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组织建设的关系。在其看来，党的组织建设离不开也必然不可能离得开党的制度建设，要坚持不懈将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组织建设的各个环节与各个方面，下大气力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制度化，用心用功织密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大网”，及时扎牢党的组织建设的“制度笼子”[34]。

3.4 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纪律建设的关系

当前学术界就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纪律建设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普遍认为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纪律建设互联互通、协同作用。如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蒋英州针对党内部分党员干部存在的漠视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破坏民主集中制、政治纪律意识不强的问题指出，每一个政党都有属于自身的制度和规矩。在其看来，党既要重视制度建设对党团结统一的重要作用，也要重视纪律规矩建设对党实现历史使命的重要作用[35]。温州医科大学管素叶基于***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重要论述的角度也认为，要积极推动制度治党与依规治党一体化建设，不断深化认识党内纪律法规建设和制度建设，实现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36]。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张志明从加强党对各项工作领导的角度审视，认为党出台的一系列纪律条例、纪律条文、纪律法规能够为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作用提供重要制度遵循[37]。山西财经大学李鹏等从构建拒腐防变工作机制的角度出发，再次阐明了党的制度建设离不开党的纪律建设。在其看来，严明的纪律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靠，要推动构建以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为重心的党内制度体系[38]。

3.5 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作风建设的关系

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党的作风建设与党的制度建设存在着密切联系，双方共同处于“党的建设共同体”中，构成了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如中共重庆市委党校蒋英州认为，党的作风建设直接关系着党内政治生态、人心向背。因此，亟须从抓住要害与务求实效、标本兼治与群众评判入手，并以建立健全党内相关制度为关键支撑，做到常抓、细抓、长抓对党构成严重威胁的“四风”问题，锻造党员干部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以及清正廉洁的党性修养[35]。西北大学陈柯从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进一步阐明了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最生动最直观的体现，是观察党群关系最灵敏的晴雨表。在其看来，要大力推动党的作风建设制度化常态化，切实夯实党的作风建设的制度基础，出台一系列用以治理“四风”问题的法规制度与规范性文件，塑造以党的制度规范党的作风的格局[39]。此外，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高新民基于党的作风建设的视角，对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作风建设的关系也作了相应阐述。在其看来，党的作风建设不能脱离党的制度建设，要以党的制度建设保障党的作风建设，扎紧党的作风建设的制度笼子[40]。

4 关于党的制度建设重大意义的研究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建党学说的丰富发展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对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领导水平的提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繁荣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对此，当前学术界主要基于理论与现实两个关键维度对党的制度建设的重大意义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究。

4.1 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意义

衡阳师范学院王敏等基于中国共产党制度治党百年历史的维度指出，坚持守正创新的理念，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制度治党的学说。在其看来，党的制度建设赓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制度治党学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制度治党学说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具体实际有机结合[41]。中国石油大学宗芳等则从中国共产党人制度治党思想演进史的视野出发，进一步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意义。在其看来，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既是对当前党建复杂形势的科学研判，又是对过去的制度建党思想的继承与创新[42]。此外，包头师范学院刘翠芬基于回顾党的制度建设的近百年历程的维度，认为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既是对建党以来党的自身建设的经验总结，与时俱进地发扬光大了党的建设理论，同时又为当前和今后推动党的建设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方向指引[43]。

4.2 党的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陆迪民等基于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以及强起来三次历史性伟大飞跃的维度阐释了党的制度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在其看来，党的制度建设可以为夺取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提供重要保障，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蓬勃发展保驾护航，可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领方向[33]。中央民族大学宫玉涛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角度审视，认为当前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新的危险，唯有加强与推进党的制度建设，才能确保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才能强化党的战斗力与凝聚力，才能提升党的领导力、引领力、组织力与号召力，才能维护与巩固党长期执政的核心地位[44]。中共聊城市委党校魏振英从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的角度出发，阐述了党的制度建设的重大现实意义。在其看来，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党科学应对执政道路上的各种风险与挑战，有利于党员队伍发展壮大、提质增效，有利于优化升级党组织结构体系，有利于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45]。华北理工大学王峥基于党的制度建设永远没有句号只有逗号的视角，从三个方面阐发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在其看来，加强和完善党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党的执政能力的提高，确保党的基本路线不偏离正确的方向，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46]。此外，中央编译局陈雪莲基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着力点，从三个层面剖析了党的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在其看来，通过加强与完善党的制度建设，既能够强化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与定力，也能够极大增强党的执政本领，还能够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47]。

5 关于党的制度建设推进路径的研究

党的制度建设的推进路径是使党的制度建设获取重大实际成效的关键一招。党的十九大以来，围绕着“党的制度建设的推进路径”这一重要问题，学术界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论析，提出了许多破解党的制度建设问题的方案，具体可概括为下述的四个方面。

5.1 政治方向：坚持以党章引领党的制度建设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48]。党的制度建设离不开正确的政治方向。当前学术界关于坚持以党章引领党的制度建设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如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王怀超等认为，作为党的总章程，党章处于党的制度建设总体布局中的核心位置，党章既对党员提出严格要求，又对党的各项制度提出严格要求。在其看来，党的制度建设亟需以党章为根本依据，唯有这样，才能实现党的制度建设的制度化和常态化，推动党的制度建设获取新的更大发展空间[49]。中央民族大学宫玉涛从树立党章意识的角度出发，就一些党员存在的党章意识不强、违反党章党规的行为进行了思考。在他看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党章意识，要以党章为根本依据构建用来规约党员一言一行的党内制度体系[44]。山西财经大学李鹏等从提高各级党员干部制度意识的层面进行审视，认为要构建一种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及以其他各种党内法规制度为关键支撑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促使各级党员干部在制度禁区的有力约束下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38]。山东建筑大学邹焕梅进一步强调，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的各项建设的总章程，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大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因此，党的制度建设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在遵守党章的前提下制定和完善党内其他规章制度[50]。北京开放大学单宁珍等认为，党章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大法和总章程，居于党的制度建设中的核心位置。在其看来，党的制度建设必须在党章规定的一定范畴内推进[51]。

5.2 执行保障：坚持以强大制度执行力推动党的制度建设

“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52]，党的制度建设贵在执行力、重在执行力。当前学术界对党的制度建设的推进路径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学者们普遍认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关键路径在于党的制度执行力的提高。如中共聊城市委党校魏振英从三个层面论述了提高党的制度执行力是党的制度建设的关键路径。在其看来，要从树立制度意识，层层压实制度执行责任，建立健全制度激励、问责、评估、反馈机制入手，夯实党的制度执行力的基础，实现党的制度执行力的根本性提高，继而有力推动党的制度建设[45]。中央民族大学宫玉涛基于党长治久安的角度，也认为党的制度建设的关键阀门在于把好制度执行力建设大关。在其看来，唯有狠抓落实制度执行力建设，才能使党的各项制度拒绝沦为“稻草人”和“纸老虎”，才能激发党的各项制度的活力与效力，才能牢固确立党的制度威信，才能有效应对踩“制度红线”、越“制度底线”、闯“制度雷区”等错误行为[44]。此外，华东师范大学陆迪民从党波澜壮阔的制度建设演进史维度，进一步阐发了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举措。在其看来，党的制度的生命力和作用分别在于执行、取决于执行，党的制度建设的纵深推进也取决于强大的制度执行力。唯有依靠强大的制度执行力，才能真正推动党的制度建设走深走实[33]。

5.3 思想导向：坚持以问题意识推动党的制度建设

“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它是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53]。坚持以现实问题为工作导向、增强党建问题意识是推动党的制度建设的关键抓手。当前学术界关于以问题意识推动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如中央民族大学宫玉涛针对新时代党的各项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指出，要坚持以问题意识指导党的各领域制度建设，不断补齐党的制度建设的各种短板，构建主干性、支撑性相互补充协同促进的党内制度，形成一套内容科学、程序严谨、运行高效的党内制度体系[28]。天津师范大学魏继昆基于***关于党的制度建设重要论述的维度，也认为党的制度建设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深刻认识党内某些规章制度和条文存在的不足之处，继而通过精准管用、配套衔接、执行到位三位一体来实现党的制度建设的高质量发展[54]。武汉大学魏新欣基于新形势下党的制度建设面临的新任务和新变化，进一步强调要着重以党内监督制度的建设问题作为党的制度建设的关键切入点，通过构建一个内容科学、逻辑清晰、层级明确、操作性强的党内监督体系来提升党的制度建设整体性水平[55]。贵州师范大学雷蕾等从新时代管党治党制度完善和定型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亟需以问题为导向。在其看来，党的制度建设要聚焦党的建设中的各个薄弱环节，切实将党在理论与实践中积累的有益经验精准导入党的制度建设的运作轨道，继而推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与发展[56]。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周良书等从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的维度进行审视，认为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应重视问题导向，既要勇于正视党的制度建设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也要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发展的眼光解决党的制度建设问题。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推进党的制度建设[57]。

5.4 原则遵循：坚持以系统性原则推进党的制度建设

党的制度建设是一项规模极为宏大的工程，是各领域改革与改进的联动互通和高度集成，必须要全面、系统地改革与改进。当前学术界就党的制度建设的原则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普遍认为要坚持以系统性原则推进党的制度建设。如吉林大学王淑荣等从全面从严治党的层面进行考察，认为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要严格遵循系统性原则。在其看来，推进党的制度建设，要从完善党内制度内容、提高党员思想道德素养、建设党内民主政治、不断开拓创新、提升制度执行效力五个维度系统发力。唯有如此，党的制度建设才能顺利进行并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58]。中央民族大学宫玉涛就党的制度建设中存在的某些制度相互脱节、衔接不畅的问题进一步指出，推进党的制度建设，不仅需要树立问题意识，还要系统发挥好党内制度体系的整体效应和叠加效应。唯有如此，才能实现党内各种制度彼此呼应、相互衔接、互联互通、系统合成，形成强大的党内制度合力[44]。北京开放大学单宁珍等从当前党的各项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进行多维审视，阐述了党的制度建设亟需遵循系统性原则。在其看来，必须将党的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推动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有机结合，切实提高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与纪律建设的制度化水平，构建起能够覆盖全党的法规制度体系以及狠抓党内制度执行[51]。除此之外，东北师范大学王春来等基于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角度认为，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要从坚持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地位、实现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双向互动、推动党的各项建设制度化、构建拒腐防变制度机制等多个方面系统推进[32]。

6 当前党的制度建设研究的局限性

综上所述，党的十九大以来国内学术界就“党的制度建设”主题展开了广泛持续的探讨。在此过程中，学术界所获取的一系列研究硕果为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大事业蓬勃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理支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坚定不移地将党的制度建设深度贯穿于党的各项建设之中，加快构建覆盖党的领导以及党的建设各方面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因此，学术界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相关研究尚存在一些亟待深度挖掘与学术创新的空间。

6.1 研究论证的视野不够宏阔

一方面，当前学术界对于党的制度建设的内涵研究主要基于党的时代使命、重要任务、根本目标等视角，缺乏从社会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层面审视其重要内涵。另一方面，在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渊源的研究上，大多数学者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理论、列宁的无产阶级执政党制度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的制度建设理论体系均有不同程度的阐释，且兼顾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与教训，但对于革命、建设、改革等具体历史阶段中关于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制度建设基因缺乏深入的探究。

6.2 研究论证的内容不够全面

一方面，在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其他建设的关系上，虽然学者们作出了颇为丰富的阐述，但绝大多数仅仅停留于政策方针层面的宏观研究，而关于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其他建设之间深层次的逻辑关联研究显然不够，依旧有较大的研究突破与研究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学术界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意义研究更多是侧重于阐述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赓续发展，而关于其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制度理论的传承发展研究则缺乏必要的关注。与此同时，学术界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研究主要集中于推动管党治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实践层面，而较少从其对文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建设的影响层面进行详细研究。

6.3 研究论证的方法比较单一

党的制度建设是一项伟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不仅需要综合运用多种学科理论对党的制度建设进行研究，还要运用多种研究方法从不同维度对党的制度建设进行研究。在学科领域上，目前学术界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大体呈现在政治学领域，而较少从其他学科领域诸如法学、哲学、管理学、历史学、文化学、传播学等探讨党的制度建设的内容、意义和路径。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对此课题的研究大多数局限于国内党的制度建设历史经验及启示的研究，而对国际上各个国家的不同政党的建设经验及启示缺乏相应的比较研究。

7 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研究的未来展望

针对上述问题，为了将党的制度建设理论研究推向纵深发展，今后可重点从下述几个方面推进研究工作。

7.1 视野之维：进一步拓宽党的制度建设研究视野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59]，同时也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以及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因而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具有颇为重大的意义。为此，亟需从多维角度审视党的制度建设的内涵，既要从政治学视角进行深入剖析，也要从哲学、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管理学、文化学、传播学等视角进行深度解读。

除此之外，关于党的制度建设的理论渊源研究，可以从两个向度进行深入拓展。一方面，应将党的制度建设置于历史发展进程中进行详细考察，深入探究党的制度建设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制度基因之间的传承发展关系。另一方面，也应加强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建设经验教训进行详细梳理与总结，继而精准把握党的制度建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

7.2 内容之维：进一步深化党的制度建设研究内容

一方面，在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的相互关系上，应深度剖析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之间的内在关联，强化对党的制度建设在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贯穿性地位的认知与把握。当前学术界尽管对党的制度建设的贯穿性地位作了颇为丰富的阐释，但却极少深入剖析党的制度建设贯穿性地位的必然性及依据，为此亟需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现实逻辑深度考察党的制度建设的地位构建。另一方面，深化对党的制度建设的意义研究。在理论意义研究方面，当前学术界普遍热衷于研究党的制度建设对于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意义，今后还应深入探究党的制度建设对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制度基因的意义。在现实意义研究方面，当前学者们普遍倾向于研究党的制度建设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领导水平以及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展的意义。今后还可以从世界视角探究党的制度建设的现实意义，譬如，党的制度建设对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深远意义。

7.3 方法之维：进一步优化党的制度建设研究方法

党的制度建设是一项浩瀚的系统工程，切实承担着强党、强国、强民族的重大时代任务，因此亟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党的制度建设进行深入发掘。一方面，应加强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从当前学术界的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数学者都是运用政治学学科分析法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分析法对党的制度建设进行探讨，因而还需综合运用其他学科分析法对党的制度建设进行深度研究。譬如，运用历史学学科分析法对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发展进程进行梳理与归纳，运用哲学学科分析法对党的制度建设的哲学意蕴进行探讨，运用管理学学科分析法对党的制度建设进行管理学审视。另一方面，应加强采用比较研究法。将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理念与国外的一切政党（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在内）的制度建设理念进行横向比较分析，归纳出两者的异同点。这既可以吸收借鉴国外政党制度建设的有益经验，又可以为世界政党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同时，也应将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进行比较分析，探究出党的制度建设与党的其他各项建设的内在逻辑关联。除此之外，还应将新时代党的制度建设同以往时代党的制度建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探寻出两者之间固有的逻辑关系。

8 结语

党的制度建设是新时代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策、长远之策，事关着党的兴盛发展、国家的繁荣富强、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民的幸福美好。党的十九大以来，理论界对党的制度建设赋予了高度关切，并取得了十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为推进和深化党的建设的相关研究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但与此同时，当前学术界对党的制度建设的探究似乎尚不够全面、总结尚不够系统。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当进一步拓宽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视野、深化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内容、优化党的制度建设的研究方法，深度挖掘党的制度建设的学术创新与突破空间，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高党的治国理政能力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