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溯源、时代价值与实践遵循——基于社会有机体理论的考察

胡 华 史志钦

马克思最早在《哲学的贫困》中提出了“社会机体”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4页。概念并用以考察人类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社会有机体理论认为，人类社会不是杂乱无章的盲目排序，而是由各种要素彼此联系、相互作用而成的有机体。因而，人类社会具有层次清晰的基本结构，一定的层次结构之间处于动态平衡状态并呈现出从单一要素到结构整体、从相互制约到全面协同的系统性转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项系统工程，蕴含着人类社会的不同层次结构，并伴随人类实践逐渐扩展主体范围、拓延世界历史。基于社会有机体理论考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既可以从历史维度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唯物史观意蕴，揭示社会有机体理论对当代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解释力，也可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蕴含的思想内涵、发展范例和宏阔前景，为社会有机体理论创新发展提供学理支撑。

一、以社会有机体的理论逻辑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渊源

马克思将“有机体制”视作生命有机体的基本特征，并将其拓展到社会研究领域，这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一大创举。从方法论角度看，社会有机体理论蕴含的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有机整体”1王立胜、刘刚：《论坚持系统观念的科学性——基于马克思社会有机体原理的思考》，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1期。来加以整体性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由民族国家等要素相互联系而成的有机整体，离不开自然界提供的物质资料以及人类繁衍形成的历史前提，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相互作用、彼此影响，共同制约着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合力塑造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化进程。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社会有机体的自然存在为必要条件

自然界是人类获取生活养料和生产资料的重要场域，因为“人靠自然界生活”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519、502页。。但人并非被动的适应自然界，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不断深化对自然界的认识，使自然界朝着“人化自然”的方向演进。历史地看，人不仅生产自身，也再生产整个自然界。由此，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规定性。考察社会有机体及其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作用机制，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519、502页。。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展开过程也是自然历史的演化过程。

作为社会有机体物质支撑的“自然”不是超然于物外的客观存在，而是被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人化自然”，与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密不可分。虽然自然界无法揭示人的本质以及社会有机体的全部特性，但其在人类社会形成伊始就呈现出不可或缺的发展性价值，并成为社会有机体的重要范畴。自然界不仅在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丰富了物质生产生活资料，也作为基础层面的物质载体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必要条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旨在消除人类对自然界“被动存在”的认知、摆脱自然界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在向世界历史转化并最终形成世界历史的进程是从“自然共同体”开始的。世界历史以“现实的人”为逻辑起点，以血缘、地缘及其衍生的文化习俗为现实纽带，将自然共同体与人类社会有机结合，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提升而迈向更高阶段、更广范围、更具普遍交往意义的世界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离不开自然界提供的必要条件，即人类共存于同一世界有机体的自然界中，并以自然界提供的物质生活资料为基础。将自然纳入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架构中，将自然规律贯穿于社会有机体的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才能更好地满足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方面的现实需求。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它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交往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了人要使自己的无机身体即自然界重新回归、使人的实践活动成为人之目的的需要。因而自然界也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条件。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社会有机体的历史前提为逻辑起点

马克思基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61、519、502页。这一新唯物主义“立脚点”，全面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与发展规律，即人类社会或人依循着“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50页。脉络不断向前发展。自然界之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过程，也是人类认识和顺应自然规律进行劳动并以合乎人性的方式去造就自然的过程。随着人类实践范围的扩大和实践类型的丰富，人类历史被赋予了新的阶段特征和“世界”属性，并推动人类社会成为要素多样、结构复杂的世界有机体。作为历史的创造主体，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构建了一套以“实践”为基础、以“需要”为动机、以“生产”为核心的社会有机体。社会有机体在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彼此联系、协调分工，推动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

自然意义或历史意义上的前提都从属于人类社会，受“现实的人”之本质规定性制约，服务于人之社会关系的确立，满足于人的各种“现实需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体现着历史性和现实性的辩证统一。社会有机体一旦形成历史前提，就会将其转化为自身运行和发展的组成部分，以使自身获得新的要素与新的动力。社会有机体以“人化自然”为物质基础，并使之成为人类历史形成和发展的初始条件。当今世界，虽然不同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同，但迈向更高阶段的社会有机体的基本路径大体一致，世界历史的深刻变革归根到底要靠“现实的人”发挥积极性和能动性，并以此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创造承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资料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各种机制与制度，助益世界性历史前提的持续更新。当世界有机体实现了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有了新的历史前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克服异化为现实指向，以“真正的共同体”为历史前提，努力达致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中的那种人类社会状态，在那里，“每个个体既是个体性的存在，又是以类的方式来存在；个体的对象化的活动即是自己本质力量的自我确证”1黄其洪：《时间与实践——一种生存论的元实践学导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0页。，正是在这种“自我确证”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主张才能得到更多民族国家的理解和认同，才契合基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共同价值，从而推动世界有机体朝着更高层次的方向迈进。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社会有机体的演化进程为运行依循

社会有机体涉及自然环境、人口繁衍、社会结构等要素，这些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展现了人类社会整体性的发展图景和运行过程。从横向看，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总是伴随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交织变更。从纵向看，人类社会作为持续演化和动态延展的有机体，是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中发展演化和历史变迁的。虽然不同时期的演化进程有所不同，但都在逐步变革有碍于当时社会发展的各种制约要素的历史前提下，进行着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整体性发展过程，并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不同表现形式且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由此，社会有机体是以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和演化形态为价值依循和方向指引的。

社会有机体呈现出的“纵横交叉”式演化过程，是自然条件与历史前提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历史阶段性与整体发展性有机统一的实践特征。社会有机体着眼于人类社会实践，以人与人的交往关系、生产关系为出发点，揭示了人在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及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将人所处的时空场域具体化、实践化，成为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领域。社会有机体的演化过程体现了自身运行基础的不断扩展与深化，其结构要素呈现出跨层次、跨时空的系统化特性。近代以来，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中，资本扮演着驱动力的重要角色。在资本的驱动下，世界历史呈现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样态。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肆意铺展，资本开启了世界市场的“疯狂扩张”之旅，人类社会从“人在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2吴宏政：《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观的叙事主题》，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5期。的自然共同体阶段迈入以资本主导的虚幻共同体阶段。如果说社会有机体的演化过程是一个持续升级的历史过程，那么，以谋求更加公平正义的世界秩序、建立普惠共存的世界治理体系并走向体现全人类共同价值诉求的“真正的共同体”，就成为具有现实可能性的价值选择和战略观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旨在重塑由资本主导的单维全球化进程，展现了“基于互利共赢的基本导向和价值理念共同推进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和图景”3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二、以社会有机体的整体视角展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社会有机体的形成和发展关涉民族、国家、个体、自然等诸多要素，“这些要素通过相互作用构成一个彼此关联的有机整体”4胡华：《系统论视域下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多维分析》，载于《思想理论教育》2021年第2期。，共同影响着世界有机体的整体功能，协同推动着世界历史的深化发展，使世界有机体获得各个领域良性互动、各项措施协同推进、各个环节不断优化的系统呈现。立足于整体性和发展性的考察视角，有利于全面把握社会有机体之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价值。

(一)以平等协商的政治观构建持久和平的世界有机体

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有机体的重要构成，其本国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并不意味着只有在冲突对抗中才可以解决。基于和平对话、平等协商的政治理念意义上的世界共同体致力于扬弃国强必霸的冷战思维，破除西方化是现代化的僵化逻辑，扫清民族国家内部与民族国家之间的藩篱障碍，坚持平等对话、互商互谅，探索一条基于伙伴关系的共同发展道路。从人类历史看，“这一百多年全人类的共同愿望，就是和平与发展”5***：《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415页。，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已成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共同体思维”，强调世界各国之间只有坚持平等协商，才能推动和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这与西方某些国家宣扬的“强权政治”“地缘结盟”道路有本质不同。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爱好和平的优秀品质，“一带一路”倡议传承了古代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体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优良传统和价值意愿。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体现在：它是对近代以来“国强必战”“霸极必衰”的政治逻辑的全面超越，开创了和平崛起、强而不霸的发展形态。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历史是以和平主义为传统的历史，中国道路是以和平主义为主轴的道路。当今时代，无论影响国际形势发展的各种政治要素如何变化，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念始终未变。无论全球化发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都不会谋求所谓的“势力范围”，同世界各国一起建设持久和平世界的主张也始终不变。全球化的维系和巩固，根本在于国家之间形成和平共处、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关系，妥善解决存在的结构矛盾和意识形态分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相互尊重、共商对话、平等的全球治理观，主张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重构了“多方共治”的西方治理逻辑和“丛林法则”的西方利益观念。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理念的深入人心，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新兴国家提供了合作平台，二十国集团成为全球治理多元化的重要平台，全球治理体系正在朝着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携手共治的崭新局面迈进，为世界各国增进彼此信任、共同建设持久和平的世界有机体提供了崭新视域。

(二)以共享共建的全球观构建共同繁荣的世界有机体

社会有机体展现的不仅是一种理论，也是一种思维，作为思维层面的社会有机体，指向的是如何看待世界以及建设何样世界的全球化思维，其本质在于践行共享共建、实现共同繁荣的实践理性。实践证明，因循守旧往往带来封闭落后，开放合作才能带来发展繁荣。各民族国家在平等协商、交流合作的过程中，不仅要关注本国的发展，也要以共享共建的全球视野有效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因此，为保持世界有机体的发展活力，各个民族国家应坚持秉承共享共建的开放姿态，大力推进合作共赢、互利互惠，从其他民族国家中汲取发展智慧，并通过各国共同发展推动世界共同繁荣。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涉及诸多领域和要素的战略系统。在这一战略系统中，经济要素是核心和基础。经济发展作为第一要务，适用于所有民族国家。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整体框架看，各民族国家都必须正视世界范围内各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带来的新挑战、新矛盾，以更加审慎理性的眼光处理经济交往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纷争。通过革新发展理念、统筹发展布局、拓宽发展平台，将本国经济发展置身于世界有机体中综合考量，共同促进世界有机体的要素匹配和整体优化。从革新发展理念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破除了赢者通吃的陈腐观念，超越了线性进化的发展逻辑，打破了“西方文明=人类文明”的固化思维，摒弃了西方少数国家主导的发展观念。从统筹发展布局看，全球化虽然带来了世界财富的迅猛增加，但贫富悬殊、分配不均等世界性问题仍然突出。为此，必须注重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从资本驱动向要素驱动转变，优化南北产业布局，缩小南北发展差距。从拓宽发展平台看，“一带一路”是我国为世界谋大同而推出的新型全球性公共产品，也是为引领世界各国携手发展与共同繁荣贡献的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目标，也是事关中国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推动全球经济的繁荣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

(三)以兼容并蓄的文明观构建开放包容的世界有机体

开放多元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特征。不同民族国家处于特定的世界有机体中，并在其他民族国家的普遍交往中不断增强自身发展的活力、持续拓展自身发展的空间，呈现出日益鲜明的现代性特征。由于现代性在人类社会的特定发展阶段上取得了绝对优势的力量，又由于这种力量摧毁了一切地域间或民族间的壁垒，从而首次开辟出“世界历史”。世界历史“意味着先前的偶然交往被普遍的世界交往所取代”1吴晓明：《世界历史与中国道路的百年探索》，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当世界历史形成后，各个民族国家都难以完全脱离其他民族国家而独立存在。

由于历史传统、价值观念的不同，不同国家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明形态，使人类文明呈现出多样性特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在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以兼容并蓄的文明观念审视交往日益普遍、文明愈加多元的全球社会意义上的世界有机体。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种族、宗教、语言、肤色的民族国家，各民族国家在各自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不尽相同的文明系统。虽然不同文明系统之间存在着不和谐的音符，但消解这种不和谐、提炼普遍接受的文明观念，始终是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从交流互鉴视角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新型的全球整体文明观，即“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1《***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441页。。以贯通历史脉络、时代潮流和未来趋向，坚持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使之成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与推动人类文化进步的动力。从开放包容视角看，尽管人类文明由西方主导建构，具有西方文明的底色。但正如全球化实践所呈现的，“西方文明的福祉刚好包藏了它的祸根”2哈佛燕京学社主编：《全球化与文明对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其民族主义包含了以自我中心的傲慢与偏见，其现代化“阳谋”未能开启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事实上，“如果是基于东亚文明的历史和文化传统，那么理所当然地是一种强调协调、共处、‘和为贵’的哲学基础”3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2页。。放眼全球，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同国家和地区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明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以“和合共生”规避“修昔底德陷阱”、以包容开放摒弃“文明冲突论”，揭示了资本主义伦理夸大文明差异的矛盾性，并回归到人类文明发展的一般性“类”属性的轨道上来，呈现兼容并蓄的新文明观念的可能性。

(四)坚持沟通互信的交往观构建普遍安全的世界有机体

世界上的众多民族国家即是世界有机体的“要素”，这些“要素”通过普遍交往、沟通互动而成为一个相互交往、彼此联系的有机整体。众多民族国家的存在价值是在自身与世界历史的普遍交往中显现出来的。民族国家是世界有机体中的民族国家，具有社会关系总体性的范畴性质。从民族国家作为价值客体的角度看，需要其对世界有机体这一价值主体作出贡献，承担国际责任，维护国际秩序，为全人类共同利益发挥应用力量，这样的世界有机体才能不断前进和发展；从民族国家作为价值主体的角度看，各个民族国家也希望世界有机体这一价值客体满足其合理利益诉求。

无论是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还是罗尔斯的《万民法》，都尝试为世界永久和平设计方案。然时至今日，在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屡遭冲击、零和思维和霸凌行径大行其道的背景下，构建和平安全的世界这一目标还远未达成。西方少数国家奉为圭臬的“民主和平论”“结盟安全论”绝非构建和平安全世界之善谋良策。当前，世界各国人民普遍渴望拥有一个安全和平的生存生活和发展交往环境。如何完成这一任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给出了正面回应和解决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际交往观，超越政治霸权和军事结盟的冷战思维；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反对零和博弈和霸权行径；主张“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消弭分歧”的国家交往观念，反对“大国必战”“国强必霸”“霸极必衰”的僵化逻辑。一如基辛格所认为的，新型大国关系“是避免重蹈昔日历史悲剧覆辙的唯一出路”4[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林华等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81页。，其目的在于全方位助推世界秩序向更加公正、更加合理、更加和平的发展层次迈进，为世界各国的整体安全奠定基础。所以，倡导和践行互谅互让、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才是消弭意识形态隔阂、重建普遍安全理性、构建和平安全世界的善谋良策。

(五)以保护环境的自然观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有机体

自然界孕育了人类社会，并为人类社会提供了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各种物质资料。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有机体最原初、最基本的关系，也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性要素。人与人之间、人与自身之间的和谐共生正是寓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之中，“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要保持社会有机体的良性运行，就要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倡导保护环境的自然观，将满足人的现实需求和自然界的有效承载有机结合起来，“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8-929页。，达致生态环境存在之合规律性同历史主体目标之合目的性的有机统一。

历史地看，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过程经历了从“人是自然的奴隶”到“人试图成为自然界的主宰”再到“人与自然界和谐共生”的发展阶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理念为构筑世界生态体系的底线与原则，呼吁世界各国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发展本国经济，为全球生态和谐贡献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构建的是生态共同体。无论是推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全面促进资源节约，还是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这些都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积累了宝贵经验，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科学解答。从活动方式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坚持走低碳循环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资源要素配置的绿色重组，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关乎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从发展目标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尊重自然、珍视地球、共享经验、共迎挑战的发展理念，促进资源集约与循环利用，携手共建清洁美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世界，推动世界各国走向“和平-环境-合作”的世界有机体时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三、以社会有机体的合力机制标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遵循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是现实存在着的社会有机体，也是最具活力的社会有机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首创之举，不仅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有机体理论，也是对“两个时代之问”的现实回应。由此，社会有机体因倡导共同价值理念、力促变革发展方式、尊重各国文明差异、开掘中国道路优势而凝成的合力机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标定了实践遵循，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1《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98-99页。的世界情怀。

(一)倡导共同价值理念以达成普遍价值诉求

在唯物史观意义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是一部生产力的发展史。生产力的持续提升及其引发的生产关系的深度变革推动了世界有机体的形成和发展，但这并不必然带来世界有机体构建征程上的一路凯歌，世界有机体依然面临着共在性困境。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离开一定程度的共同利益，离开各民族国家的价值意愿，就很难形成新的世界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意义上的价值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摆脱共在性困境提供了价值依据。

世界各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利益诉求尽管各不相同，但只有各方在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共同价值层面达成普遍共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有光明前景和广阔舞台。事实上，各民族国家完全有可能在超越政治制度有别与意识形态各异的思维，为争取更广领域、更大范围的共同利益而规避国际对抗冲突与国际经济摩擦，这构成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生动力。一方面，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广泛开展同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深度参与世界范围内不同文明系统之间的平等对话，大力倡导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全面剖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所谓文化西方中心论的普世价值观念。当今时代，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信息化技术的迭代更新，各个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谈治国理政》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61页。。这一“命运共同体”摒弃“文化中心主义”、拒斥文明优越谬论、远离意识形态隔阂。另一方面，建构人类新文明。建构人类新文明是一项跨越时空、超越国度的全球性事业。黑格尔认为，“世界精神的完成和实现，并不是一个民族自己就能完成的，而是要由许多个民族共同实现的。”3[德]黑格尔：《黑格尔历史哲学》，潘高峰译，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第64页。人类文明的发展演进伴随着新旧矛盾的彼此制约，但新事物终将战胜旧事物。作为日益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在构建人类新文明的过程中，既要具备担当情怀，也要坚守边界意识。建构人类新文明符合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全人类普遍利益诉求的最大公约数，而不仅是中华文明的“变相”世界化。一如“地球祖国”出现在地平线上，并非为了取代各自的祖国，也不是为了取代各民族的文化，而是为了呈现和平、发展、共惠等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诉求。在日益多元化的世界图景中，作为建设性方案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弃绝各种形形色色的“普世价值”，尊重文明多样性，建构文明新形态，迈向真正联合体的全人类共同发展的中国创举。

(二)主张优化发展方式以实现跨越发展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9页。是人类社会上的一次伟大飞跃。随着世界历史的形成，人类社会突破了地域界限，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发展，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基础和强劲动力。如果说，现时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方式的深刻变革可以有效支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利益需求，那么，这一战略理念就会成为有益于世界各国发展的现实方案。假如某一民族国家在世界有机体的共同利益中难以获得有效回报，就可能质疑甚至反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战略主张。这表明，要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推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大工业发展与变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式是必由之路。这样一来，社会有机体的存在样态与发展方式也会随之发生改变，各民族国家躬身入局，才能实现跨越发展，才可赢得希望和未来。

就现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看，以人工智能为典型标志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到来，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勃兴发展，社会物质生产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样态变革与空间拓展，逐步从传统物理意义上的空间生产转向网络空间甚至“无人空间”。譬如，“基于数字技术特别是虚拟技术，人们创造了一个奇妙的‘虚拟时空’”2孙伟平：《智能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基础和条件》，载于《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1期。，人们在这一“网络空间共同体”开展丰富多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活动，并将对方“视为‘我们之一’，而不是‘他们’”3[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页。。个体的“小我”与共同体的“大我”之间并非一种外在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内在的共生关系。在这里，“我就是我们，而我们就是我”4[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22页。，这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设了无限的空间平台。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智能技术优化生产要素，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升级，丰富本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为战胜资本主义积聚雄厚的物质财富和深沉的精神力量，并通过加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行列，在其中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网络空间的开放性与扩展性，变革了现时代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与人们生活交往方式，更新着各国人民服膺西方利益的人类文明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形成个体支撑共同体、共同体成就个体的良性互动格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域中，当各民族国家借助先进技术，发挥后发优势时，反而更容易轻装上阵，摆脱时空地域限制，获得广阔发展前景。

(三)尊重各国文明差异以实现整体演进

马克思严肃批判了将他有关西欧资本主义的历史“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6页。的观点，因为这样将使其变成抽象的、普遍性的理论。社会有机体视域中的历史道路理论绝非停留或满足于抽象的普遍性，而是以“科学的抽象”始终深入现实历史的实体性内容之中。尽管社会有机体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过程看，将迈向“自由人的联合体”，但因世界各国的基本国情不尽相同，它们在迈向“真正的共同体”的过程中，选择的发展道路仍具有多种可能性。所以，在考察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规律时，既要关注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的普遍性和统一性，也要重视具体国家文明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

站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之上，才能真切把握世界历史境域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构建。从社会有机体发展趋势的普遍性和统一性维度看，社会有机体的发展趋势通过各民族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呈现出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拒斥具体民族国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从社会有机体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维度看，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应摒弃“那种以同一性压制差异性、以普遍性对抗特殊性的‘机械团结’”6陈曙光：《世界大变局与人类文明的重建》，载于《哲学研究》2022年第3期。，尊重各民族国家自主选择经济发展道路、确立社会制度、进行文明定向的权利，通过求同存异和优势互补，实现现代化意义上的共享发展成果、共建治理格局。在“世界历史”的现时代，广大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吸收和借鉴一切有益于本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人类社会优秀文明成果，以主体间性思维取代主客二分思维，通过建立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基础上的涂尔干式“有机团结”，共同融入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家庭”中，在总体性发展场域协调和化解不同民族国家及其文明系统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摆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理性”与“资本逻辑”的桎梏，走出一条符合本国实际、造福本国人民的文明发展道路。

(四)开掘中国道路优势以彰显引领价值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及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民族与地域的空间限制，使世界历史变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以资本为驱动的资本主义国家试图将一切地域、民族的要素或历史纳入资本主义发展体系，并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治理模式越发显现出治理失效、难民危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全球性治理问题，这些问题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了风险和挑战。

中国道路优势以彰显其伟大实践的引领价值为有效应对这些风险和挑战提供了现实路径。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科学社会主义揭示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中国道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彰显，对深刻把握人类社会发展前景具有很强的引领价值。中国道路的最大特征是其实践性，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断深化的伟大实践中，中国道路倡导平等、民主、公平、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了以资本为中心、贫富两极分化、对外扩张掠夺的老路，丰富了人类文明发展道路和人类社会制度的宝库，主张以平等合作、共享共建来推动人类解放并实现全人类共同发展。中国道路破除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降民族国家的“小我”与共同体的“大我”之间形成一种外在化的和谐假象，其价值指向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脉相承。同时，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政党之间倾轧攻讦等深层次矛盾，警示着世界各民族国家应更加审慎看待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实困境，理性选择超越资本主义危机并能带来平等、公正和正义的人类文明发展形态。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独特优势，世界各国见证了中国道路带给中国人民共享改革成果的发展奇迹。当前，中国道路发展事业已成为世界历史的重要部分，并构建起同人类社会之整体发展、世界历史之未来前景的本质联系。这意味着，中华民族在占据世界历史发展高点与公道正义一方的过程中，“获得并开展出由之代表的普遍性”1吴晓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载于《哲学研究》2019年第7期。。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成为形塑未来世界的价值隐喻，并上升为领航世界文明走向的“普遍性”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