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对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对策研究——基于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话语的分析

阮建平 邓凯帆 王佳敏

一、拜登政府对华认知和政策的话语分析

上任一年来，拜登政府尚未公布正式对华战略，但通过对其核心成员言行的文本挖掘，有助于发现其对华战略的基本框架。

（一）对华角色认知和政策倾向的话语统计

本研究收集了2021年1月20日至2021年12月31日间拜登团队主要成员及政府文件和立法中涉及中国的文本共1259条。其中，涉及角色认知的有430条，涉及意向性的有1024条。1本研究以美国白宫（https://www.whitehouse.gov/.）和国务院（https://www.state.gov/.）网站为数据来源，收集了2021年1月至12月拜登团队主要成员及政府文件和立法中涉及中国的文本。在此基础上，将角色认知划分为“竞争对手”，“敌人威胁”，“合作伙伴”及其不同组合共七个类别，不属于上述类别的记为Null，采用人工标注的方式对文本数据进行类别划分，得到的结果如表1.1和1.2所示。同样，将倾向性划分为“竞争”，“对抗”，“合作”及其不同组合共七个类别，不属于上述类别的记为Null，采用人工标注的方式对文本数据进行类别划分，得到的结果如表1.3和1.4所示。

表1：2021年1-6月对华角色认知的话语统计

表2：2021年7-12月对华角色认知的话语统计

1.对华角色认知的话语分析

其一，拜登团队对华角色认知充满矛盾。从拜登及其团队主要成员上任前后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中国涵盖了“对手”“伙伴”和“敌人”三种身份，不是一种单一维度可以界定的，体现了对两国利益与矛盾复杂交织的认知。其二，拜登团队对中国角色认知的负面倾向下降。在上半年，拜登团队对中国“竞争对手”和“敌人威胁”认知的频次大大超过对“合作伙伴”的认定，表明拜登政府继承了特朗普的对华战略认知。下半年以来，对中国“竞争对手”和“敌人威胁”认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合作伙伴”的认知频次上升至第一位，并超过前两种身份认知频次的总和，显示出拜登政府对华认知负面倾向的下降。其三，将中国同时描述为“敌人威胁与合作伙伴”的比例居于第三，显示出拜登团队对华认知的现实性、分裂性和过渡性。虽然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战略焦虑不断上升，但无论是应对气候变暖、打击跨国犯罪，还是扩大出口，都需要中国的合作。为避免竞争升级失控，拜登及其执政团队多次表示，美国并“不试图遏制中国”，“战争冲突是不可取的”。1Joseph Biden.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U.S.Department of State Headquarters，Washington D.C.，Feb.04，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Norah O'Donnell,"Secretary of State Antony Blinken on the threat posed by China"，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May 2，2021，(https://www.cbsnews.com/news/antony-blinken-60-minutes-2021-05-02/#app.);Office of the Spokesperson，"Deputy Secretary Sherman's Visit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July 26，2021，(https://www.state.gov/deputy-secretary-shermans-visit-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2.对华政策倾向的话语分析

与中国的角色认知相比，拜登政府总体对华战略规划显示出更为微妙的倾向：从共时性来看，对华“竞争”与“合作”的比例相对“对抗”要多。这显示出拜登政府在国内政治生态与现实利益之间的平衡；从历时性来看，“对抗”与“竞争”的话语在下降，尤其是“竞争+对抗”的话语下降明显。“合作”以及“对抗与合作”的话语在增加。

总体来看，拜登政府对华角色认知和政策倾向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竞争路线。但随着时间的发展，显示出一定的调整。其中，最主要的调整就是降低了将中国视为“敌人威胁”的表述。在政策倾向上，逐步向“竞争”或“竞争+合作”的中间路线靠拢，显示出对美国整体利益的现实考虑。

表3：2021年1-6月对华政策的倾向性话语统计

表4：2021年7-12月对华政策的倾向性话语统计

（二）涉华议题及政策措施的话语分析

本文采用RAKE算法抽取前述1259条文本的重点关键词，按照词频进行归类排序，梳理出拜登政府的议程、涉华认知和具体举措。1Rose S J，Engel D，Cramer N，et al."Automatic keyword extraction from individual documents"，In Michael W.Berry and Jacob Kogan，eds.，Text Mining:Applications and Theory,John Wiley & Sons，Ltd，March 4，2010.1-20.从词频来看，拜登团队首先关注的是国内问题，包括“疫情防控”“美国救助计划”“就业计划”，重振美国经济和科技创新优势。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全球气候变化”“重建更好世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供应链”“民主人权”“全球经济复苏”等是其主要政策议程。

图1：拜登团队涉华议题的词频云图（前100词汇）

就对华政策而言，拜登政府的涉华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领域：

在意识形态方面，主要围绕中国香港、台湾、新疆和西藏炒作民主、人权、少数族裔和宗教信仰自由等议题。其目的就是借此将与中国的斗争塑造为“民主与威权”的斗争，为构建国际反华联盟进行舆论造势，奠定“全政府”“全社会”和“全盟友”反华的民意基础。

在经贸方面，最多的是“供应链”和“非市场行为”，包括市场保护、政府补贴、国有企业、侵犯知识产权、“经济胁迫”等。目前，拜登团队正试图以WTO改革为切入点重构国际经贸规则，联合盟友施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扩大金融服务领域，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反腐败和知识产权保护规则，重新界定中国的身份及相应的权利义务，增加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及政府补贴的监督等。

在科技方面，除了“网络”“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具体领域外，“科技竞争”“科技创新”和“技术规范”成为其频繁使用的关键词。拜登政府将科技创新视为恢复美国竞争优势的关键和对华竞争的战略前沿。为此，除了加强自身的科研投入和机制支持外，还以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民主人权为借口，提出与盟友构建“科技研发互信区”“民主技术阵线”和“科技民主联盟”等，加强关键领域的供应链重构，形成以美国为主导、遏制中国科技进步的联盟阵线。

在军事安全方面，关注比较多的是“南中国海”“东中国海”“核项目”等，指责中国“日益增长的专断行为”“非法海洋声索”“恶意网络行为”等。其目的就是要借此激起相关国家对中国的集体恐惧从而扩大其军事联盟。为此，美国通过“挑衅防卫”的方式推动“北约的印太化”“印太的北约化”和“北极的再安全化”。1“北约印太化”方面，在拜登政府要求下，北约在其《2030年议程》中将中国视为“长期系统性挑战”，承诺要共同应对中俄挑战，关注印太地区，参见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in Press Conference"，July 14，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6/14/remarks-by-president-biden-in-pressconference-3/.)；“印太北约化”方面，美国自2017年提出“印太战略”以来，不断推动构建针对中国的印太联盟体系。2018年将“太平洋司令部”改为“印太司令部”。2019年公布了首份《印太战略》，参见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June 1，2019。拜登政府上任后进一步强化“五眼联盟”、“四方安全对话”、“澳英美联盟”、“美日同盟”等机制；“北极再安全化”方面，美国2019年公布的《北极战略》正式将北极视为与中俄进行战略竞争的“潜在走廊”，The Defense Department，The 2019 Department of Defense (DOD) Arctic Strategy，June 2019，pp.5-6.2021年5月，拜登在海岸警卫队的讲话中再次提到对中国北极活动的警惕，强调要加强与加拿大等盟友的合作，参见"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at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cademy’s 140th Commencement Exercises"，May 19，2021，(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5/19/remarks-by-president-biden-at-united-states-coast-guardacademys-140th-commencement-exercises/.)

二、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现实条件及其面临的挑战

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获得国内外广泛而持久的共识，才能动员足够的国内外资源并愿意承担长期的成本代价。

（一）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现实条件

1.对华战略竞争的共识基础

从现状来看，经过过去几年持续大规模的舆论攻击，目前美国民众对华友好认知下降至中美建交以来的最低，对中国的不友好态度达到历史新高。2根据盖洛普2021年3月公布的民意调查，45%的美国人已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敌人，是2020年的2倍。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的成年人下降至20%的历史最低点。63%的人将中国的经济实力视为未来10年对美国至关重要利益的重大威胁。另外30%的人将中国描述为重要威胁（Important Threat）。参见：Mohamed Younis，New High in Perceptions of China as U.S.'s Greatest Enemy，Gallup，March 16，2021 (https://news.gallup.com/poll/337457/new-high-perceptions-china-greatest-enemy.aspx.)对于美国学界和战略界而言，在2015年就达到了所谓的“临界点”，即对华“遏制派”超越对华“接触派”，对华竞争已成为其主流认知；3David Shambaugh，"In a fundamental shift，China and the US are now engaged in all-out competition"，SCMP，June 12，2015，(http://www.scmp.com/comment/insight-opinion/article/1819980/fundamental-shiftchina-and-us-are-now-engaged-all-out?page=all.)；David M.Lampton，"A Tipping Point in U.S.-China Relations is Upon Us"，USCNPM，May 11，2015，(http://www.uscnpm.org/blog/2015/05/11/a-tipping-point-in-us-china-relations-is-upon-us-part-i/.)国际上，美国一些盟友在对其一些对华战略竞争政策也做出了程度不同的响应。这些认知为拜登政府实施对华战略竞争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相近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种族联系，为美国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提供了有利的动员基础，对中国的国际形象形成较强的塑造能力。与此同时，中国崛起威胁也是美西方政府转嫁内部矛盾和治理失败的便捷借口。

图2：1979-2021年美国民众对华友好态度变化1 Mohamed Younis，"China，Russia Images in U.S.Hit Historic Lows"，Gallup，March 1，2021，(https://news.gallup.com/poll/331082/china-russia-images-hit-historic-lows.aspx.)

图3：2001-2021年美国民众对最大敌人的认知变化2 Mohamed Younis，"New High in Perceptions of China as U.S.'s Greatest Enemy"，Gallup，March21，2021，(https://news.gallup.com/poll/337457/new-high-perceptions-china-greatest-enemy.aspx.)

2.对华战略竞争的资源条件

从国内来讲，虽然美国两党在众多问题上存在尖锐对立，但在对华强硬方面呈现出少有的一致。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的《2021年美国创新和竞争法案》，涵盖了此前提出的聚焦对华科技竞争的《无尽前沿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 Act of 2021），“将动员美国所有战略、经济及外交工具抗衡中国”的《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of 2021）和《2021年迎接中国挑战法案》（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Act of 2021）等多项反华议案，要求动用产业、科技、军事、外交和贸易手段增强自身竞争力，强化对中国的封堵遏制。3United State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117th Congress 1st Session，S.1260.June 8，2021.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提出的《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力和参与法案》（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of 2021），要求增加在印太的资源投入和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中的领导，通过气候行动、疫苗外交、开发融资和网络数字伙伴增强美国的战略与经济竞争力等。4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of 2021，117th Congress 1st Session，S.1260.May 25，2021."Meeks Introduces Legislative Package to Renew American Leadership Abroad in Face of China Challenge"，May 25，2021，(https://foreignaffairs.house.gov/press-releases?ContentRecord_id=411185A8-740D-4FD3-947D-E5A304D6CB27.)2022年1月25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旨在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5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Manufacturing,Pre-Eminence in Technology，and Economic Strength Act of 2022，117th Congress 31st Session，TEXT of H.R.4521.January 25，2022，(https://rules.house.gov/sites/democrats.rules.house.gov/files/BILLS-117HR4521RH-RCP117-31.pdf.)

从国际方面来讲，拜登政府利用美国在市场、金融、科技和安全方面的优势，威逼利诱其他国家进行“选边站”，力图编织一个以动态性的议题联盟、扩大化的组织联盟和领域性的专业联盟相互配合的反华联盟。在科技领域，推动构建“民主科技联盟”，协调联合开发与融资、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和技术供应链调整，实行“小院高墙”做法，在国际技术标准、科研交流规范和新兴技术应用伦理等方面压制排斥中国，为盟友在关键领域、前沿技术及其供应链上“去中国化”提供资金技术支持；在经贸领域，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劳工权益、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竞争中立等规范以及对国企改革和政府补贴的监督等议题，协调盟友推动WTO改革，重新审定中国的权利和义务，妄图改变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科技、产业和贸易政策等；在地缘战略领域，以“四方机制”和“五眼联盟”为机制推动“印太的北约化”，以美欧峰会和“北约2030倡议”为契机推动“北约的印太化”，强化对中国的地缘围堵和威慑等。

（二）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面临的挑战

1.凝聚对华战略竞争共识面临的挑战

从美国国内来讲，在中国没有主动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背景下，“甩锅”中国可以获得一时的政治收益，但不能长期掩盖美国面临的内外问题。实际上，中美交往的规模和密切程度远超想象，为两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限制或者中断这种往来必然导致长期巨大的损失。2021年8月5日，包括美国全国商会在内30多个最有影响力的商业团体给拜登政府写信，呼吁尽快重启对华贸易谈判，并取消关税。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也对该信中的主张表示认同。1Bob Davis，"Business Groups call on Biden to restart talks with China"，The Wall Street Journey，August 5，2021，（https://www.wsj.com/articles/business-groups-call-on-biden-to-restart-trade-talks-withchina-11628212436.）2022年1月21日，美国两党140多名国会议员致信美国贸易代表，呼吁立即恢复和扩大针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豁免程序。2"U.S.lawmakers urge USTR to expand tariff exclusions on Chinese goods"，Reuters，January 21，2022，(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us-lawmakers-urge-ustr-expand-tariff-exclusions-chinesegoods-2022-01-20/.)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即使付出高昂代价打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也无法断绝生物学和物理学法则的相互依赖。美国目前的战略没有充分认识到生态全球化构成的新威胁。将中国硬塞入冷战意识形态框架的做法歪曲了美国面临的真正战略挑战。3Joseph Nye，"America’s New Great-Power Strategy"，Project Syndicate，August 3，2021.面对拜登政府对华的对抗言行，以民主党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为代表的40个进步派团体公开反对与中国的冷战对抗政策，强调应将资源用于解决国内社会问题上。4Bernie Sanders，"Washington’s Dangerous New Consensus on China: Don’t Start Another Cold War"，Foreign Affairs，June 17，2021，（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6-17/washingtons-dangerousnew-consensus-china.）;Bob Davis,"Business Groups call on Biden to restart talks with China"，The Wall Street Journey，August 5，2021，（https://www.wsj.com/articles/business-groups-call-on-biden-to-restarttrade-talks-with-china-11628212436.）

对于美国绝大多数盟友来讲，更不完全认同美国的对华身份界定。以新加坡、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领导人，多次明确表示不愿意在中美之间“选边站”。5"Heydarian R.J.Duterte bans exercises with US in South China Sea"，Asia Times,August 4，2020，(https://asiatimes.com/2020/08/duterte-bans-exercises-with-us-in-south-china-sea/.)；《李显龙：中美若发生军事冲突，“一切都要完”》，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05_22_591644.shtml.)；《李显龙：不知道美国人是否意识到，如果认定中国为敌人将面临多么强大的对手》，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1_08_04_601638.shtml.)；《马哈蒂尔警告日美印澳：别抱团刺激中国，否则后果严重》，观察者网(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1_05_22_591651.shtml.)作为西方大国和美国的最主要盟友，法德等国具有悠久的独立自主传统，虽然认为中国是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常常与美国一道对中国的体制和政策进行批评，甚至在一些关键领域集体排斥中国，但并不认为中国是一个现实“威胁”，相反在经贸、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和地区稳定等方面还是重要的合作伙伴，因此不愿意追随美国的对华战略竞争。6马克龙在建立“主权欧洲”的演讲中提出，要促进中国新丝绸之路与欧洲联通战略更好融合，参见"Ambassadors’conference-Speech by M.Emmanuel Macron，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2019-08-27，(https://lv.ambafrance.org/Ambassadors-conference-Speech-by-M-Emmanuel-Macron-President-of-the-Republic.)；法国军队总参谋长弗朗索瓦·勒库安特声称，法国不应使自己陷入可能发生的中美对抗，参见《法军总参谋长：法国不应让自己陷入可能发生的中美对抗》，环球网(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3E4f8XgdFa.)

归根到底，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攻击面临两个内在矛盾：一是理论上的矛盾：美国如果自信“华盛顿共识”是实现现代化的最好方式，就不应该要求中国改变——因为这样会加快中国发展速度和综合实力的提升，而是应该乐见中国走一条美国认为不会成功的道路；二是现实的矛盾，拜登团队借用对苏联意识形态攻击方式将中国塑造成为一个势不两立的“敌人”，但基于现实利益考虑又离不开与中国的交往与合作。这两种矛盾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质疑和混乱。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美国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攻击具有很大的虚伪性，体现了美国对自身的不自信，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污蔑、恐吓、诱惑甚至种族话语来凝聚国内外共识。

2.贯彻对华战略竞争面临的挑战

（1）资源能力与目标需求的长期张力

从国内来看，当前美国经济金融化、社会两极分化和种族矛盾复杂交织、左右民粹主义并起对立、政治极化，使政府面临越来越大的分配压力，尤其是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失业救助、生活补贴、医疗和教育等需求呈现刚性上升。虽然美国通过渲染“中国威胁”和对华强硬可以暂时掩盖内部矛盾，但从长期来看，如果不能满足各方尤其是中下民众的基本需求，迟早会加剧内部矛盾，引发政治危机；从国际来看，虽然美国将中国崛起视为挑战，但还面临地区热点、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作工具的扩散、跨国犯罪、经济危机和气候变化等众多挑战。将过多资源用于应对中国，必然会使美国的其它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甚至容易受到威胁。

为了缓解资源配置压力，美国政府不得不扩大财政赤字并大量举债。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预计，2021年美国财政赤字将达到2.3万亿美元，占到GDP的10.3%，仅次于2020年的14.9%，为1945年以来的第二高。虽然此后会逐步下降，但仍将高于过去50年3.3%的年均值。2023年至2027年年均为4%，2031年将升至5.7%。而2021-2025年和2026-2031年间，美国年均实际GDP增长率分别2.6%和1.9%。1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The Budget and Economic Outlook: 2021 to 2031，February，2021，(https://www.cbo.gov/system/files/2021-02/56970-Outlook.pdf.)为了弥补资金缺口，美国政府不得不继续大举借债。

截至2022年3月31日，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超过30多万亿美元，占到GDP的130%，财政赤字超过GDP的10%，达到了国际公认的主权债务危机的警戒线。2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Gross Domestic Product，First Quarter 2022 (Advance Estimate)"，April 28，2022，（https://www.bea.gov/news/2022/gross-domestic-product-first-quarter-2022-advance-estimate.）美国白宫预算和管理局预估，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将在2025年达到138.71%。3"Debt to the Penny"，Fiscal Data，June 16，2021，(https://fiscaldata.treasury.gov/datasets/debt-to-the-penny/.)根据国际经验，美国当前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已超过警戒线，还将长期持续，这不可避免地会加剧美国的资源配置压力，引发对美元乃至美国前途的信心危机。

（2）霸权成本与收益的艰难平衡

在自身资源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联合盟友遏制中国崛起是拜登政府强调的传统方式。为此，仅靠渲染“中国威胁论”和诉诸意识形态共识是不够的，还必须实实在在的让利。与二战结束初期相比，今天的美国已不具备这种超强的物质基础。

当前，中国与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都有经贸往来，并成为包括美国大部分盟友与伙伴在内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要想让他们与中国“脱钩”，美国必须给他们提供一个能够替代中国市场的发展空间。否则，很难让他们完全追随美国；如果要提供替代，以今天中国的市场和资本规模，美国必将付出巨大的成本代价。由此可能加剧美国实力的透支，从而长期威胁其霸权基础。更重要的是，即使美国能够提供足以替代中国市场的空间，第三方国家也未必都会放弃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

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2021年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指出，68%的受访企业对所在行业未来两年的商业前景持乐观态度，四分之一企业表示正在或即将加强在华供应链建设。4European Business in China,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2021,2021-06-08，参见中国欧洲商会网站资料(https://europeanchamber.oss-cn-beijing.aliyuncs.com/upload/documents/documents/BCS_EN_final[917].pdf.)中国日本商会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21年白皮书》显示，92.8%的在华日企表示没有因疫情或贸易环境变化而调整在华生产的计划，90.4%的日企计划进一步扩大在中国的采购规模。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的日资企业相比，在华日资企业对于今后开展在华业务所寄予的期望变得更高。1中国日本商会：中国経済と日本企業2021年白書,2021-06-16，参见中国日本商会网站资料(http://www.cjcci.org/userfiles/Chinese(1).pdf.)

总体来讲，对第三方而言，他们可能希望利用中美适度竞争获得“第三方机会”，但大多并不愿意承受中美高度竞争带来的“第三方风险”。印太地区，除了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少数国家外，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2Bonny Lin，Michael S.Chase，Jonah Blank，etc.，Regional Responses to U.S.-China Competition in the Indo-Pacific，RAND，2020；Lee Hsien Loong，"The Endangered Asian Century:America，China，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Foreign Affairs，July/August，2020.在西方，欧洲在意识形态、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开放、限制补贴等议题上，与美国保持了基本一致的立场和协调行动，但在对华政策上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除法德等欧洲传统大国外，塞尔维亚、匈牙利、波兰等中东欧国家也出现渐趋明显的自主倾向，强调继续与中国的交往合作。这些趋势将加剧美国建立反华联盟的组织成本。

（3）中国反制带来的成本和风险

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有着密切的经贸、投资和人员往来，全面“脱钩”将导致巨大的成本。2021年2月17日，美国全国商会中国中心和荣鼎集团（Rhodium）联合发布的《理解美中脱钩：宏观趋势和行业影响》认为，如果全面脱钩，美国从航空、半导体、化学、医疗器械等相关产业到贸易、投资、人员思想流动和经济增长等宏观整体都将遭受严重损失。3U.S.Chamber of Commerce and Rhodium Group，Understanding U.S.-China Decoupling:Macro Trends and Industry Impacts，US Chamber of Commerce:China Center，2021，pp.2-3，29.中国美国商会发布2021年度《中国商务环境调查报告》显示，61%的受访企业视中国为首选投资目的地，83%的受访企业表示没有考虑将生产或采购转移至中国以外的地区，75%的准备继续投资。4AmCham China，China Business Climate Survey 2021，The Amercia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March 2021.

除了经济发展外，美国还需要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地区稳定、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等重要领域的合作。美国不可能在肆意挑战中国利益的同时还能要求中国的支持配合。一旦越过中国的底线，中国必然会反制。正如中国外交部一再对美国表明的，“美方不能一方面处心积虑遏制打压中国，损害中方正当权益；另一方面又指望中方支持配合”5《王毅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中国政府网(https://www.fmprc.gov.cn/web/wjbzhd/t1899876.shtml.)。

对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的对华政策，美国《外交政策》前总编乔纳森·泰普曼（Jonathan Tepperman）指出，“除了短期的政治收益外，对抗中国的大部分政策从长期看，要么无效，要么会伤害到美国”6Jonathan Tepperman,"Biden’s Dangerous Doctrine"，Foreign Policy，July 21，2021，(https://foreignpolicy.com/2021/07/21/bidens-china-doctrine-decoupling-cold-war/.)。

三、中国应对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战略策略选择

从美国的霸权传统和政治现实来看，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与特朗普政府是一脉相承的，并将超越其任期而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作为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不可避免地会给中国的发展和安全带来长期挑战。对此，我们应该精准把握其行为逻辑，将发展战略与反竞争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有效应对美国对华战略竞争。

（一）认清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行为逻辑

如前所述，拜登政府已将遏制中国崛起与重振其霸权地位结合起来，逐步细化落实对华战略竞争。但基于现实条件和对整体利益的考虑，在保持意识形态攻击态势的同时，在经贸和科技上实行对华“有限脱钩”政策，做好与中国进行长期竞争的战略部署。在此期间，确保竞争的可控性，避免其失控走向冲突。根据冷战期间美国对苏联竞争的战略思想和近年来其战略界关于对华战略竞争的讨论，“成本强加”已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基本指导思想，即在不导致自身财政破产和不引发军事冲突的前提下，采取各种方式限制中国的国力增长，增加中国的国力消耗，包括经贸限制、科技管控、分化策反、外交争夺和军备竞争等，从而削弱中国政府的国内履职能力和国际行动能力，甚至妄想借助不对称性成本消耗引发中国内部危机而拖垮中国。1参见阮建平：《成本强加：美国强化对华竞争的方式探析》，载于《东北亚论坛》2017年第3期。

（二）秉承科学的应对思路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既要高度警惕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政策和影响，但又要分清虚实，避免随之起舞甚至过度反应。在此，尤其要避免陷入一种“被包围”的强迫心理。后者很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制约整体发展，甚至可能将内部矛盾混淆为敌我矛盾，最终危及国家的稳定团结和长治久安。在此，我们要区别两种类型的竞争：“生命的竞争”和“生命力的竞争”。“生命的竞争”是指立刻决定生死存亡的尖锐对抗，比如战争。一旦爆发战争，防守国必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不惜一切代价赢得胜利，没有什么代价比战败的代价更大的；“生命力的竞争”主要是指生命活力、发展态势和潜力的竞争。虽然不涉及迫在眉睫的生死存亡，但攸关未来的生死存亡，攸关兴衰变迁。现代核大国的战略竞争则往往是生命力的竞争，其关键取决于谁能够更广泛地获得生命成长所需要的资源并更有效地加以开发运用。面对美国不断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现实趋势，中国应深刻把握大国战略竞争的规律及“成本强加”逻辑，将发展战略与反竞争战略进一步有机结合起来，以综合国力的提升和自我完善为中心，威慑美国的战争冲动，减少其进行分化的可乘之机；以进一步开放便利的国内市场和灵活有效的国际传播为基础，建立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增加美国的竞争成本；虚实结合，通过不对称竞争赢得反遏制的战略主动，必要时不惜采取“危机边缘政策”。

（三）综合运用有效的应对措施

第一，以生命权和发展权化解美国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进一步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效果。一直以来，美国主导着对人权的解释权和评价权，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对非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中国政府抗击新冠疫情和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是对当今世界人权事业的伟大贡献，其对生命权和发展权的重视体现了真正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中国要进一步改进国际传播方式，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核心，按照不同受众的认知模式，以众多不同个体的真实经历讲好中国故事，破解美国的意识形态围攻。在此，可以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主题下，就中国脱贫攻坚的经验进行国际学术和政策研讨。同时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以“小切口、大视角”对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纪实性拍摄，针对性地在重点国家发行。

第二，加强“一带一路”海外风险防范和利益保护的体系和能力建设，构建和完善海外投资的战略审计制度。随着美国将“一带一路”作为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舞台，将进一步加大中国海外利益风险。22021年1月5日，特朗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奥布莱恩（Robert C.O'Brien）签字同意，提前21年解密了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印太战略框架》。该文件证实了美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的敌视以及美国所采取的一系列对抗性措施。在特朗普政府“蓝点网络”（Blue Dot Network）的基础上，拜登政府在2021年6月12日的七国集团（G7）峰会上提出“重建更好世界”（Build Back Better World）。如果应对不利，作为实现中国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发展的战略举措，“一带一路”也可能成为消耗中国国力的陷阱。因此，构建海外利益保护和风险预警防范体系已成为国家安全体系和安全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面对国际不确定性和大国战略竞争风险的上升，中国不仅要对具体项目进行全程审计，还应对“一带一路”所有合作项目进行实时全面的战略审计，将战略布局和成本收益进行综合净评估，及时发现普遍性或趋势性问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调整资源投入的方向、范围、规模和节奏，避免战略透支。

第三，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后盾，通过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完善营商环境增加美国围堵中国的机会成本，维护中国国际经贸交往和科技产业发展的合法权益。近代以来，大国兴衰变迁不断，但社会化大生产的扩张逻辑没有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中美战略竞争不在于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谁能够更有效地吸引世界的资源和市场。谁能够更有效地吸引世界的资源和市场，谁就能赢得竞争的胜利，谁就能赢得国家发展的未来。西方联盟并非铁板一块，存在常态化的市场竞争。离开了市场化和产业化，任何科技创新都不可能持久。市场规模和产业规模越大，创新才越强劲。借助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中国可以反客为主，通过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完善营商环境增加美国及其追随者围堵中国的机会成本，并借此打破其利用科技优势进行的联盟封堵和标准打压，维护中国在高科技发展及其产业标准方面的话语权。

第四，加快反外国经济歧视立法，进一步丰富中国对外斗争工具。近年来，我国已开始借鉴国际经验对西方反华组织和个人进行精准制裁的立法和实践，但还缺乏针对国家层面的反制立法。当一个国家出现了基于国籍的针对中国企业和人员的系统性歧视或试图这样做时，对该国企业和人员进行对等反击的法律工具是不可或缺的。一些国家不可能在对中国进行歧视打压的同时，还能安享中国市场开放的红利。中国应加快反外国经济歧视立法，威慑美国及其追随者。

第五，“虚”“实”结合，以不对称方式赢得反遏制的战略主动。“以意识形态攻击为抓手，强调对盟友安全与发展的承诺”是拜登政府对华战略竞争的重要方式。这种做法在壮大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声势的同时，无形之中以另一种方式增加了其道义和物质负担，与分担成本的初衷相背离。对此，中国应该乐见甚至刺激拜登政府做出更多类似承诺，以虚耗其资源和声望。面对财政难以持久的美国，中国不应轻易答应其融资请求，而是将其与取消对华关税、放松对华科技人文交流的管控相挂钩。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问题上，尤其是台湾问题上，不惜通过“危机边缘政策”迫使拜登政府有所戒惧。

经过上任一年的政策实践，拜登政府即将完成对华战略检讨。面对超预期的高通胀、居高难下的债务负担和财政赤字以及俄乌冲突带来的挑战，美国需要恢复与中国的合作。虽然不会放弃对华战略竞争，但理性对话应成为拜登政府的现实选择。中国应适时推进与美国的多层次对话，为维持双边关系稳定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