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属性研究——以汶川映秀镇和北川永昌镇为例

蒋作明

1.厦门大学管理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2.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安徽 淮北235000

引言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自然灾害始终如影随形[1]。近年来，我国成功应对了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四川芦山、云南鲁甸等重大地震灾害，灾后重建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受气候变化、地壳运动等自然因素和人与自然关系不和谐的人为因素的叠加影响，地震、洪灾、泥石流等破坏性自然灾害频发多发的风险依然严峻。如何将“自然之恶”转化为“社会之善”成为灾后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课题。灾害旅游兼具黑色旅游与观光旅游的类型特征，成为挖掘灾害遗产资源、加快灾害恢复的有效途径。在综合考虑经济复苏需求和当地复杂的地质条件后，汶川地震旅游业恢复重建规划作为生产力布局和产业结构调整规划中的一个专项规划，第一次被纳入到国家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体系中，开启了我国灾害旅游重建新历程[2]。

灾害发生地新建为灾害旅游地，当地居民的生活环境将受到旅游重建效果的影响，因而，居民满意度是确保灾害旅游重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汶川地震10 周年之时，***再赴震中映秀镇，实地查看、亲自体验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的生活，并为灾区的未来发展擘画蓝图。当前，汶川灾后新生旅游地已进入发展振兴的巩固提升阶段，需要进一步总结和提升灾害旅游重建的经验与能力，持续开展以提高居民生活满意度为目标的灾害旅游重建模式效果评估，找到居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诉求方向，进而为公共政策优化提供建议参考。其中，居民的长期生活质量监测是评价灾害旅游重建模式效果的重要指标，对加快提升灾后新生旅游地的内生发展动力、着力解决居民的现实困难和长远生计、深入推进灾后社会的科学治理具有重要意义[3]。灾后新生旅游地的生活质量是居民在灾害旅游重建过程中的总体生活水平感受，包括灾后社会提供帮助的充分程度和居民生活需求的满足程度两方面。居民满意或不满意是灾害旅游发展质量的民意表达，是评价灾害旅游重建模式效果的“晴雨表”，直接关系到经济重振、社会重整和文化重生。

林南和卢汉龙认为，生活质量是民众对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的满意程度与综合评价，总体满意度由居民所感受到的生活质量各要素属性绩效决定，即居民总体满意度是生活质量属性绩效的函数[4]。在此基础上，传统研究生活质量满意度的方法多是线性回归或结构方程模型，默认总体满意度与生活质量属性间存在线性对称关系，属性权重由回归系数决定，即生活质量属性与总体满意度回归系数越大，表明哪些属性更为重要。然而，线性对称关系假设忽略了属性权重可能会随着实际绩效的变化而变化，总体满意度与生活质量属性间可能存在着非线性、非对称关系。针对服务业、旅游业等行业的研究发现[5-6]，某些服务属性在绩效较低时，会引起顾客的强烈不满，而在绩效较高时，也不会显著提升顾客满意度，即具有负向非对称效应；而有些服务属性在绩效较高时，会显著提升顾客满意度，而在绩效较低时，对顾客的不满影响很小，即表现为正向非对称效应。这种基于非对称影响关系的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估更能识别出生活质量的属性贡献模式，据此进行分类改进优化，更能有效提升生活质量的满意度。因此，科学评估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应注重生活质量属性影响方式的性质甄别，找出影响居民生活满意或不满意的属性，对发展振兴阶段的政策优化至关重要。

针对总体满意度与属性绩效间的非线性、非对称关系测量，Mittal 等、Bartikowski 和Llosa 等学者提出虚拟变量回归、Tetra-class 模型等多种属性绩效评估方法[7-8]。其中，Tetra-class 模型因其分析结果图形直观展示、政策提升的针对性强、复杂环境更为适用等优点而备受青睐。目前Tetra-class模型已广泛应用于兽医、体育、微博和旅游等多个行业的顾客满意度评估，但在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领域的应用尚显匮乏[9-12]。因此，本研究拟应用Tetra-class 模型对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属性进行分类研究和绩效评价，以期解答三个问题：生活质量各属性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模式是否存在差异？如果存在差异，生活质量属性类别如何划分？基于属性类别和绩效水平分析，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公共政策应如何优化提升？

1 理论基础

1.1 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属性研究

生活质量概念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于1958 年在考察美国居民较高的生活水平满足与相对落后的社会及精神需求间的矛盾时提出。他认为，生活质量是人们对其人生际遇的满意程度，本质上是个人在社会中自我价值实现的一种主观体验[13]。

目前，传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已被普遍认为是一个复杂的、多层面的范畴，学者们倾向于从主观生活质量属性进行测度，是因为主观指标是民情与民心的直接标志，更能综合反映社会经济效益[14]。Kim 等确定了4 个生活质量属性：物质幸福、社区幸福、情感幸福、健康和安全幸福[15]；Liang和Hui 进一步发展出6 个生活质量属性：城市问题、经济实力、家庭和个人福祉、社区福祉、生活方式、社区意识和设施[16]；Andereck 和Nyaupane 使用新的测量方法提出了8 个生活质量属性，包括社区福祉、城市问题、生活方式、社区自豪感、自然/文化保护、经济增强、娱乐设施、犯罪和药物滥用[17]。上述研究为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属性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灾后新生旅游地是游客参观地震、海啸、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遗址和纪念馆、博物馆等灾害记忆和教育的地方[18]。笔者通过文献梳理发现，专门针对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的研究尚未见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个居民生活质量属性，如身心健康、社区关系和社会支持[19-21]，而对居民生活质量的多属性测度、总体满意度与生活质量各属性间的关系探究较少，尚未揭示出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形成机理，未能确定出居民的生活需求位序。因此，本研究将在已有的传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量表和灾后新生旅游地的情境基础上，发展一个新的生活质量属性量表来进行测度，以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

1.2 灾害旅游重建满意度研究

Miller 等将自然灾害旅游地的新生、重建和重塑定义为“凤凰旅游”，灾害旅游重建则是灾后目的地再生、恢复和振兴的过程[22]。当前，学者们主要研究了灾害旅游重建模式及其对居民满意态度的影响[23]。Kato 认为灾害旅游重建规划应综合考虑当地的社会文化、政治体制、经济基础和受影响社区的自然环境[24]。满意或不满意态度是居民支持或反对灾害旅游重建的重要前因变量，而基于社区的灾害旅游重建模式（Community-based tourism pattern）能够实现双赢目标，得到了居民和旅游业管理者的认可[25]。

每一次重大自然灾害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深远的影响，因此灾害旅游重建是一个复杂而持久的过程，居民对灾害旅游重建满意度的态度具有阶段性特征。在早期的物质重建阶段，学者们聚焦于居民对灾害旅游重建的宏观政策满意度。灾害旅游重建规划不仅要考虑当前的恢复和重建，更要谋划长期的发展和升级，可持续性成为重建规划中的一个重要原则[26]。在精神家园重建后期，学者们测量了灾害旅游重建过程中的居民文化心理变化[27]。Wang 和Luo 的研究证实，居民对灾害旅游重建的满意态度，包括传统的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三个维度[28]。

综上所述，目前对居民满意度特征和态度的研究较多，但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规律的探索较少。为弥补上述不足，本研究将对居民生活质量属性与总体满意度进行相关性研究，以期找出影响因素和内在规律。

1.3 Tetra-class 模型理论

Tetra-class 模型是一种根据产品或服务属性绩效对顾客满意度的贡献进行分类的方法。由于产品或服务属性绩效对满意和不满意的贡献是非对称的，因此不是所有产品或服务属性都是固定权重性质（即属性绩效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力不变），而是可能存在变动权重属性（即属性对顾客满意度的影响力会随着绩效水平的变化而变化）。Llosa 据此提出了评价产品或服务属性对顾客满意和不满意贡献的Tetra-class 模型[29]。通过对应分析，产品或服务属性以四类图的形式呈现出来，直接反映了产品或服务属性对满意和不满意的影响。Tetra-class 模型认为，产品或服务属性绩效有：积极模式和消极模式，每种模式的绩效决定了产品或服务属性的权重性质。每个产品或服务属性被分为四个类别之一：基本属性、次要属性、加分属性和关键属性（图1）。

图1 Tetra-class 模型

第一，基本属性。顾客认为这类产品或服务值得精心设计和执行。因此，当它们被消极评价时，它们对顾客不满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当它们被积极评价时，它们对顾客满意的贡献是微弱的。

第二，加分属性。与基本属性相反，这类产品或服务对于日常使用是不必要的，即在顾客需求的期望之外，但它们可以为顾客提供意外的惊喜。因此，当它们被积极评价时，它们对顾客满意的贡献是巨大的；当它们被消极评价时，它们对顾客不满的贡献是微弱的。

第三，关键属性。这类产品或服务对于顾客来说至关重要，无论顾客的评价是积极或消极，这类产品或服务对顾客的满意和不满都有很大贡献。

第四，次要属性。这类产品或服务对顾客的使用相对较少，无论如何评价，它们对顾客满意和不满的贡献都很小。

由此，Tetra-class 模型划分出不同的属性影响模式，基本属性是负向非对称影响，加分属性是正向非对称影响，二者构成变动权重属性；关键属性是线性对称影响，次要属性相对无用，二者同属固定权重属性。

Tetra-class 模型侧重于根据具体产品或服务属性对顾客满意度的贡献进行可视化分类和比较，可以科学评估顾客满意度现状，对提高产品或服务质量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因此，本研究将基于Tetra-class 模型，对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现状进行评价，进而找出生活质量的短板和期望属性，以为发展振兴阶段的政策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选择

2008 年5 月12 日，四川省汶川县发生8.0 级特大地震灾害。考虑到刺激经济复苏和所处龙门山地震断裂带的实际，《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将旅游业定位为灾后重建的优势和先导产业之一[2]。旅游业作为一种恢复工具，在灾后重建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十余年的灾害旅游重建，已建成以汶川特别旅游区和北川羌城旅游区2 家5A 级景区为代表的灾后新生旅游区。

汶川特别旅游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由震中映秀、水磨古镇和梦幻三江组成。汶川地震前，映秀是一个农业和工业重镇，当地有制药厂、发电站、钢管厂等中小企业30 余家。在汶川地震中，映秀镇的遇难人数达6 566 人，0.45 平方公里的城镇被毁。根据相关规划，灾害旅游开发元素被引入映秀镇重建，建成了震中纪念馆、大爱阶梯、震中祭坛、漩口中学遗址等景点和旅游服务区。在水磨镇，实施了以产业转移和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灾后重建，将家庭农业和能源密集型产业转变为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重建了禅寿老街、水墨羌城等景点。三江镇拥有国宝大熊猫、珍稀植物和藏族文化资源，依托这些资源，灾后重建打造出“梦幻三江”旅游品牌。

北川羌城旅游区位于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汶川地震摧毁了北川县城，使北川羌族自治县成为唯一异地重建的新县城，北川老县城作为地震灾害最典型的遗址予以保存。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北川老县城发展工业和农业的制约因素较多，发展以旅游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成为科学的选择。北川羌城旅游区由老县城地震遗址区、北川新县城景观带、北川地震纪念馆和羌族民俗博物馆等景点组成，是一个以地震记录、展示、悼念、警世、反思、激励、教育和科普为主要吸引物的灾害旅游体系。

根据上述情况，本研究选取汶川映秀镇和北川永昌镇作为灾后新生旅游地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是基于三方面考虑。首先，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是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关注热点，然而，目前尚无灾后新生旅游地情境下的居民生活质量关注，进而缺少灾后新生旅游地与传统旅游地的居民生活质量属性的对比分析，不利于灾害旅游重建的理论拓展与实践指导。本研究案例地的选取，便于与传统旅游地的同类研究进行对话，有利于推动灾害旅游重建理论的发展。其次，具有我国开创意义的汶川灾害旅游重建模式已走过13 年的历程，然而，现有的灾害旅游重建研究多是在2008 年震后的3 至5 年，缺少较长时间的后续关注。本研究的实地观察和汶川县的旅游统计数据都显示本研究的案例地正处于游客接待量逐年下降的巩固提升阶段，因而，对本研究案例地的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进行阶段性评估总结，有利于找到案例地优化升级的抓手，推动其可持续发展。最后，汶川灾害旅游重建模式在青海玉树、四川芦山等地震灾区的灾后重建中得到推广，选取本案例地进行研究，能够为国内其他灾后新生旅游地的转型升级提供借鉴。

2.2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感知量表进行变量测量（表1），问卷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居民的个体特征信息，包括性别、民族、年龄、学历、职业、月收入、居住时间、婚姻状况和在家人数9 个单选题项目。

第二部分为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感知量表。虽然许多研究者已经开发并验证了传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的测量量表，但目前还没有测量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的量表。灾后重建是项巨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测度量表不仅要关注新建住房、医院、学校等物质领域，还要与家庭生活、社会关系等非物质领域相联系，应尽可能覆盖到主要生活质量属性维度。为了发展测量量表并确保其有效性，本研究采用混合方法发展测量项目[30]，包括定性研究（文献综述、居民访谈和专家小组讨论）和定量研究（预调查）。首先，该量表的初始项目来源于传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的文献，同时考虑灾后新生旅游地的特点和政府发布的灾后重建总体规划及城乡住房建设、城镇体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专项规划。由此，初步得到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的8 个属性维度：住房条件、工作收入、生活设施、医疗教育、家庭生活、健康安全、社交关系和娱乐消费，测项内容的参考情况如表1 所示，其中前4 个维度是物质领域，后4 个维度是非物质领域。其次，通过居民访谈进一步确定量表的项目。本研究邀请到映秀镇的6 位居民参与研究，受访者为3 名男性和3 名女性。访谈采用半结构化开放式访谈的方式进行，以了解受访者对灾害旅游重建情境下的生活质量感知，时间为每人约1 小时。访谈确定的内容多数与第一阶段项目一致，补充的新项目为负面影响信息，如担心外来的游客、物价上涨等。通过文献综述和居民访谈，共确定了40 个项目。再次，组织专家小组讨论，以确保量表项目的内容效度。小组成员包括4名映秀镇和水磨镇的政府官员和3 名旅游社会学领域的教授、副教授。先告知专家讨论的主题（发展生活质量感知量表）、研究样本（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和调查区域（汶川县和北川羌族自治县），再让专家通过问卷对上述项目的代表性和合理性进行评估，其中1 为强烈不适用，5 为强烈适用。另外，专家们还可以就有关项目的改进建议自由发表意见。讨论的结果是将社区自豪感、物价上涨、犯罪和破坏公物等8 个评分较低的项目删除，保留了32个项目。最后，开展了一个预调查来检验量表项目的信度和效度[15]。2018 年6 月，调查组组织阿坝师范学院本科生在水磨镇收集数据，每户发放一份问卷，共发放50 份，回收有效问卷46 份。经过EFA和Cronbach’s Alpha 分析，结果显示，8 个属性维度存在显著差异，Alpha 得分高于0.7，说明量表的结构可靠有效[41]。

表1 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属性量表

第三部分为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感知量表。Campbell、Michalos 在总体生活质量研究中分别提出差距解释理论和多重差异理论。他们认为，居民总体生活质量是对相关“参照标准”之间比较的差距感知，生活质量认知是多重比较过程的结果[42-43]。因而，本研究采用参照标准和总体评价相结合的多个题项对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进行测量，具体包括2 个参照标准测项：“与地震前相比，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OS1）、“与他人相比，我家的生活越来越好”（OS2）；2 个总体评价测项：“生活整体满意”（OS3）、“生活幸福感高”（OS4）。第二、第三部分共36 个测项均采用五点式李克特量表进行设计，以1 代表完全不同意，5 代表完全同意。

2.3 数据收集

本研究在实地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与个人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数据资料。综合考虑受灾程度、重建方式及重建效果的典型性，首先，选取原址重建的震中汶川县映秀镇和异地新建的北川新县城永昌镇作为实地调研的样本框；接着，采用“概率比例规模抽样”（PPS）方法[33]，在每个乡镇随机抽取3 个街道和1 个市民广场，总计6 个街道和2 个广场构成二级抽样单元；最后，采用“等距抽样”（SS）方法在每个街道抽取50 户家庭，每个市民广场调查100 位居民，每户只选取一位成年人作答，以提高被调查样本的代表性。正式调研时间为2018 年7 月24 日至8 月6 日，调研团队由阿坝师范学院的四川籍本科生和本研究成员混合组成，以便于与当地羌族、藏族等少数民族居民的语言交流。在问卷发放前，先询问被试者是否为本地人和年龄大小，如果回答“是”和年龄大于28 周岁（2008 年汶川地震时已成年）的则发放问卷，否则放弃调查并选择家中其他调查者。现场共发放问卷500 份，剔除多选、漏选及明显不认真作答的无效问卷，最终获得有效样本472 份，有效回收率为94.4%。

通过整理数据，本次调研样本的人口特征表现为：女性高于男性，比例分别为55.5%和45.5%；年龄上以中青年为主，28～35 岁占43.8%，36～55 岁占32.9%；教育水平偏低，初中及以下占48.2%；居住年限较长，54.2%的居民超过20 年；月收入水平较低，1 000 元以下占41.1%，1 000～2 000 元占30.0%；婚姻状况以已婚为主，占比63.9%；职业以农民、教师、旅游个体工商户为主，占比分别为28.7%、24.8%和16.9%；在家人数中4～5 人的家庭为54.3%，3 人家庭为20.5%；民族结构以汉族为主，占比59.9%，羌族和藏族的比例分别为21.4%和15.9%。

2.4 研究方法

Tetra-class 模型是一种探索性的分析方法。第一步是居民感知结果的划分。Tetra-class 模型将每个生活质量测项的居民评价态度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维度，从生活质量推进的角度看，中性评价意味着生活质量属性绩效没有达到令居民满意的水平，生活质量项目仍然需要改进，应当归为负面评价[29]。因此，对于每个生活质量测项，五点李克特量表评价结果中的1-3 视为负面评价，4-5 视为正面评价。同时，借鉴Bodet 的方法[10]，以居民总体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价的平均得分作为总体满意度的分界点（Mean=3.94，SD=0.61），将总体满意度划分为满意与不满意两组。经上述处理后，构建出32个生活质量测项的二分评价（正面、负面）和总体满意度（满意、不满意）的64×2 交叉列联表。第二步是进行对应分析。对应分析是一种将分类数据可视化的分析方法，Llosa 将其引入到顾客满意的服务要素分类研究中[32]，运用SPSS22.0 软件对正面和负面评价的对应分析，得到生活质量各属性测项与总体满意或不满意在单一维度上的坐标值。第三步是绘制Tetra-class 模型图。对应分析得到每个生活质量测项的两个因子分数，其中一个与负面评价相对应，表明生活质量属性获消极评价时对满意度的影响（水平轴）；另一个与正面评价相对应，揭示了生活质量属性获积极评价时对满意度的影响（垂直轴），通过“0”点的垂直线和水平线定义出每个类别的边界，由此，所有生活质量要素都可以在坐标图上标识，达到了四类要素的二维空间展示目的[8]。

3 结果分析

3.1 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属性类别划分

根据贡献方式对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属性进行分类，得到生活质量属性对总体满意度的Tetra-class 分类图（图2）。如图2 所示，关键属性（3 项）与次要属性（20 项）共计23 项，占比71.88%；基本属性（7 项）与加分属性（2 项）共计9项，占比28.12%。从对总体满意度贡献类型上看，Tetra-class 模型中的四类属性在居民生活质量属性中均有所呈现，变动权重属性所占比例为28.12%，表明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8 方面属性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模式存在差异，并非所有生活质量属性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效度都保持稳定，28.12%的基本或加分属性在获得消极或积极评价时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更加强劲，呈现出非对称影响关系。

图2 生活质量属性对总体满意度的Tetra-class 分类

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8 个维度的32个具体项目在Tetra-class 中的类别分布结果如表2 所示。整体来看，各维度属性归属的类别差异明显。（1）基本属性主要由生活设施、医疗教育、社交关系的一半项目和一个健康安全项目构成。这类属性在消极评价时对居民不满影响较大，而在积极评价时对满意度的影响较小，位于Tetra-class分类图的第四象限。从具体属性项目看，生活设施中的“当地生活设施齐全（邮局、超市等）”“当地蔬菜食品供应充足”（LF2、LF3），教育条件中的“学校条件较好”“学生入学率高”（ME3、ME4），社交关系中的“交往的人更多”“社会关系网更宽”（SR3、SR4）及“当地治安环境更好”（HS4），都对总体生活满意度产生负向非对称影响。这表明，当地生活设施、教育条件、社交关系网以及治安环境安全等项目构成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的基础性保障要素，它们位于居民生活需求的低端，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必要条件，是保障居民正常生活的根本。（2）次要属性主要由住房条件、工作收入全部项目，娱乐消费绝大部分项目，健康安全、生活设施、医疗教育、社交关系一半项目和一个家庭生活项目构成。这类属性在消极和积极评价时对满意度和不满意度的影响都较小，位于Tetra-class 分类图的第三象限。从属性项目数量和维度看，数量所占比例最高（62.5%），实现了8 个生活质量维度的全覆盖。这表明，多数项目对生活满意度的贡献价值较小，相对无用。（3）加分属性由健康安全和娱乐消费中的各一项构成。与基本属性相反，这类属性在消极评价时对不满意度影响较小，而在积极评价时对满意度的影响较大，位于Tetra-class 分类图的第二象限。数量所占比例最低（6.25%），说明在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的属性类别中，加分项目仅占少数。从具体属性项目看，健康安全中的“担心外来的游客”（HS3）和娱乐消费中的“网购消费更高”（EC2）对总体生活满意度产生正向非对称影响，即当这两项获得居民较高评价时能够显著提高其生活满意度。这说明，外来游客增多给当地的安全环境带来隐患，安全感进而影响到生活满意度。本研究调研的映秀镇和永昌镇分别位于汶川特别旅游区和北川羌城旅游区5A 级景区的核心区域，灾后重建发展起的旅游业在一定程度上给居民生活质量带来消极影响；网购消费具有时尚性、方便性和参与性等特点，能够满足居民较高层次消费需求，具有创造生活惊喜的功能，与科技改变生活的主题相吻合。（4）关键属性由家庭生活中的绝大部分项目构成。与次要属性相反，这类属性在消极和积极评价时对满意度和不满意度的影响都较大，位于Tetra-class 分类图的第一象限。从具体属性项目看，家庭生活中的“家庭生活和睦”（FL1）、“生活轻松快乐”（FL2）和“家人联系更紧密”（FL3）对总体生活满意度产生线性对称影响，同时具备促成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和不满的可能性。家庭生活是个人生活的核心，家庭幸福是生活满意的本源，这说明家庭生活属性位于居民生活质量需求的中端，是决定其生活满意程度的充要条件。

表2 生活质量属性的类别分布

综上所述，Tetra-class 模型归结出的居民生活满意度类别，是灾后10 年各项生活质量属性交互作用的形成过程，反映了灾害旅游重建背景下的居民生活需求层次特征。正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发布的《更安全的家园，更强大的社区：自然灾害重建手册》中所说，“重灾区居民应处于灾后重建的中心，应该享有优先作出影响其生活质量的重建政策的权利”[44]。Tetra-class 模型将居民生活需求层次与生活质量属性的类别相对应，本质上是将需求特征嵌入到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测度范畴，凸显出非对称关系满意度模型的比较优势，这为发展振兴阶段的政策优化与生活需求建立了关联，有利于倾听到居民对灾后美好生活的诉求声音，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

3.2 生活质量满意度的属性绩效评价

通过均值比较判定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的属性绩效水平，先计算得到生活质量32 项要素的属性绩效总均值为3.66，再比较得到各要素绩效与总均值的均值差如表3 所示。结果显示，16 项要素的绩效均值差为负数，低于总均值，所占比例对半开，而属性类别的具体情况如下。首先，7 项基本属性全部高于总均值，表明汶川灾害旅游重建的目标实现了居民基本生活的需求。由于基本属性在绩效评价较低时对居民的不满影响更大，因而此类属性应得到长期监测，相关保障应供给到位。其次，3项关键属性也全部高于总均值且均值差最大，这表明生活质量中的最关键类别得到最高绩效，满意度高。由于关键属性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呈线性关系，对满意度的影响最稳定，所以，此类属性应持续改进。再次，2 项加分属性全部低于总均值，“担心外来的游客”（HS3）和“网购消费更高”（EC2）均值差分别为-0.84 和-0.26，说明灾后新生旅游地在外来游客监管和网络消费普及两方面仍有较大的创造惊喜的空间。由于加分属性在绩效较高时对满意度的促进效果显著，是生活满意度的充分不必要条件，因而，规范灾害旅游景区管理、推进网购消费提速降费对提升居民生活满意度有积极意义。最后，多达14 项次要属性低于总均值，均值差介于-0.02 至-0.55 之间，涉及工作收入、住房条件、娱乐消费和生活设施等诸多方面。由于次要属性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较弱，因而，不必急于对上述14 项低于总均值的此类属性进行改进。但是，次要属性仅表示目前居民的不关注方面，而绩效水平较低者可能是生活质量的薄弱点，故仍需加强对次要属性绩效水平的后续观测。总之，通过对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各属性的绩效水平与类别归属的分析，有助于地方政府出台更符合民意的发展振兴政策，以保证居民生活不满的最小化和满意的最大化。

表3 生活质量各属性的绩效均值与总均值之差

4 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模型构建

4.1 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结构模型

本研究以Tetra-class 模型为基础，结合类别结果和上述分析，构建出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结构模型如图3 所示。该模型由一个主体和两个外围三部分构成。模型的主体是生活质量属性绩效与居民总体满意度的关系，两种箭头表示生活质量属性绩效的不同影响模式，其中实线箭头表示生活质量属性对居民总体满意或不满意的影响强烈，而虚线箭头则表示影响微弱。因基本属性和加分属性同属非对称影响，故其对总体满意或不满意的关系均由“一实一虚”两个箭头表示，而关键属性是线性对称影响，其对居民总体满意或不满意的影响关系都很重要，故用“双实线”箭头表示。模型的两个外围分别表示居民生活需求层次和灾后美好生活政策供给层面，从下到上的实线箭头表示生活需求和政策供给的递升层次性，与主体模型的生活质量属性类别相对应。因此，本模型不但反映了生活质量各属性的类别归属，还揭示出各属性所对应的居民生活需求层次以及灾后美好生活政策供给层面。因次要属性对总体满意或不满意的贡献都较小，对居民来说相对无用，故未纳入本模型。

图3 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结构模型

4.2 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结构模型的主要内容

首先，生活设施、医疗教育、社交关系和健康安全中的7 个项目同为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基本属性，它们对总体满意的贡献远不及造成不满的威力。这类属性位于居民生活期望之内，是居民获得生活满意的最低要求，也是灾害旅游重建政策应当供给到位的属性。基本属性设定了居民的生活保障门槛，是居民生活质量需求提升的基础条件，若灾害旅游重建在上述4 个属性方面没有保障到位，则难以立足。在灾后居民的需求研究中，随着重建阶段推进，居民的基本生活、住房修建、就业生产需求均有所提升[33]。周炎炎和杨世箐在北川等地的调研发现，灾后居民的基本生活和人际交往适应处于相对较高水平[45]。本研究划分的基本属性与上述居民的基础性生活需求结论相一致。

其次，家庭生活中的3 个项目归为关键属性，表明灾后居民对家庭生活属性保持着稳定需求。这是灾害旅游重建政策应重点关注的领域，是确保总体生活满意的关键。汶川特大地震既是一场自然灾害，更是一次心理灾难，对幸存者的福祉和健康有着长远影响，亲历家人的生死离别，更懂得家庭的本位价值，家庭生活的情感需求始终处于精神重建的核心地位。Liu 等在调查原址重建的汶川和异地重建的北川的居民后发现，在精神家园的相关指标方面，原址重建比异地重建生成相对更好的结果，包括家庭和睦、家庭健康、亲属沟通和邻里关系[46]。上述结果与本研究相印证，说明家庭生活对居民总体满意具有稳健性的线性对称影响，凸显了家庭重建政策稳定供给的重要意义。

再次，娱乐消费和健康安全中各有1 个项目同属加分属性，具有提升居民满意甚至创造生活惊喜的功能。娱乐消费和健康安全中的加分属性一般不在生活期望的范围内，居民对此也没有明确的需求，但它们预示着发展振兴政策的优化供给方向，是扩大生活总体满意的着力点。网购消费和担心外来游客因与国家科技进步与灾害旅游发展的外部环境关联紧密而超出居民的期望范围，一般不会由居民直接表现出来。因而，需要加强对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的长期生活质量监测，广泛收集居民反映的意见和建议，有预见性地提炼出居民的加分属性项目，为科学制定发展振兴政策提供前瞻性参考。

最后，灾害旅游重建是一个发展演化的过程。随着重建阶段的推移，生活质量的属性类别会随着居民需求的变化而变化，较高层次的需求会转换成中端或最低需求，因而加分属性的项目很可能在下一阶段监测时转变为关键属性或基本属性项目。另外，居民的生活质量需求满足层次递进规律，随着客观生活条件与主观生活感受的提升，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期望越发明确，进一步促成加分属性向关键属性或基本属性转化。因此，生活质量属性层次的分析需要考虑情境化因素，以免造成属性构成难以统一，但本研究从非对称影响关系入手，能够为特定情境化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估提供一般化视角。也就是说，无论何种重建情境的生活质量属性，都可以划分为基本、关键和加分3 种不同的属性类别，并据此识别出当前对应的居民需求层次与政策供给层面。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非对称影响视角入手，基于生活质量理论和Tetra-class 模型，通过对应分析，对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属性进行分类研究和绩效评价，构建出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结构模型，由此得出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属性对其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模式涵盖了Tetra-class 模型的四种类型。具体表现为：“担心外来的游客”和“网购消费更高”2 项是加分属性，“家庭生活和睦”“生活轻松快乐”和“家人联系更紧密”3 项是关键属性，“当地生活设施齐全（邮局、超市等）”“学校条件较好”和“社会关系网更宽”等7 项是基本属性，“住上了新房”“工资收入较好”和“医院设施先进”等20 项是次要属性。这反映出并非所有生活质量属性对居民总体满意度的影响都是恒定的，28.12%的属性在获得消极或积极评价时对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更加强劲，其中，加分属性是正向非对称影响，基本属性是负向非对称影响。由此可见，生活质量变动权重属性占有一定比例，影响模式的非对称性应引起重视。

第二，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的生活质量满意度是各项生活质量属性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反映了灾害旅游重建背景下居民的生活需求层次特征。当地生活设施、教育条件、社交关系网以及治安环境安全等属性共同构成居民生活的必备条件；家庭生活中的和睦程度、轻松快乐和家人联系紧密是居民生活的明确诉求，是决定生活满意度的充要条件；担心外来游客和网购消费是创造生活惊喜的关键，能够满足居民较高层次的生活需求。Tetra-class 模型将居民生活需求层次与生活质量属性类别相对应，本质上是将需求特征嵌入到生活满意度的测度范畴，凸显出非对称关系满意度模型的比较优势。

第三，生活质量的属性绩效评价为居民总体满意度提升提供了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首先，7 项基本属性全部高于总均值，表明居民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将来应长期监测此类项目，使其不低于平均水平；其次，3 项关键属性全部高于总均值且绩效最高，表明生活质量中的最关键类别满意度最高，未来应持续改进此类属性，保持高满意度的稳定；再次，2 项加分属性全部低于总均值，说明此类属性仍有较大的创造惊喜空间，应有效提升此类属性，力争创造更多惊喜；最后，多达14 项次要属性低于总均值，表明绝大多数次要属性的绩效较低，但因其对居民来说相对无用，因而不必急于对其进行改进。

第四，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结构模型不仅包括生活质量属性绩效与总体满意度关系，还揭示了各属性所对应的居民生活需求层次以及灾后美好生活政策供给层面。该模型能够为特定情境化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估提供一般化视角，无论何种重建情境的生活质量属性，都可以划分为基本、关键和加分3 种不同的属性类别，并据此识别出当前对应的居民需求层次与政策供给层面。

5.2 政策建议

第一，将Tetra-class 模型作为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估的重要工具。作为衡量灾害旅游重建政策效果的重要指标，居民生活质量监测和满意度评估已成为灾后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为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估的有效性和科学性，在相关研究中可引入本研究所采用的Tetra-class 模型作为分析调研数据的重要工具，从非对称影响视角评估居民的生活质量属性及其类型结构，适时调整居民生活需求政策供给，满足居民对灾后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二，拓宽灾后新生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加分属性的识别渠道。生活质量加分属性为居民带来惊喜，而生活惊喜更能促进生活满意，因而，生活质量加分属性的有效识别日益成为确保灾后社会发展政策保持优势的前瞻性工作。由于加分属性处于期望之外，难以从结构化的问卷题项中获得，因而，应拓宽居民的意见反馈渠道，通过地方政府微信公众号、官方网站论坛与微博、市民热线、街道意见箱和第三方调查小组等渠道获得居民的意见和建议，进而识别出居民生活质量的较高需求项目。

第三，优化灾后新生旅游地产业结构，助推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经济发展是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的物质基础，是影响灾区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灾害旅游重建模式遵循产业发展的规律，从而减轻灾害的理念，旅游业作为灾后重建的先导产业和优势产业，在汶川县映秀镇、水磨镇和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等重灾区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但在经历跨越性发展阶段之后，随着社会关注度下降和游客人数减少，不少新建起的灾害旅游城镇已进入衰退调整阶段。当前，应立足于发展振兴的目标，从保障居民生活持续性、社会发展延续性和环境保育多样性等综合角度来优化当地的产业发展结构，鼓励发展本地种植业、养殖业和民族手工业，以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和提高居民收入，助推居民生活质量提升。

5.3 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针对灾害旅游重建背景下的居民生活质量展开实证研究，后续可考虑将不同重灾县进行对比研究，或者对不同重建方式（原址重建、异地新建）及个体特征差异明显的居民生活质量属性进行分类对比，以揭示不同情境下的生活质量属性对居民总体满意度的影响机理。另外，本研究的调研资料属于不同城镇的同时段截面数据，而生活满意度是个动态变化过程，后续可开展纵向跟踪研究，以提高Tetra-class 模型在不同重建阶段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评估中的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