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避灾移民双重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以汶川县原草坡乡搬迁安置农户为样本

陈 勇 ，李青雪，何路路，徐玉梅，薛宁波

1.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2.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地球与环境科学学院，澳大利亚 昆士兰 圣卢西亚4072；3.四川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治研究院，四川 成都610081

引言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山地国家，山地面积大，山区人口多，加之受强烈季风气候的影响，山地自然灾害多发频发。为了减少山区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国各级政府在全国各地开展了大量的山地自然灾害避灾搬迁安置工作。然而，作为一项重要的灾害风险管理手段，避灾搬迁安置自身也存在潜在的社会风险。如果规划和实施不当，搬迁安置势必会演变为一场严重的人为灾难[1]。

为了更好地发挥避灾搬迁安置在减少山地自然灾害风险中的作用，提高山地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水平，基于“灾害风险感知理论”和非自愿移民“贫困风险和重建模型（IRR）”，笔者曾提出了“双重风险感知假说”[2]。该假说认为，居住在灾害多发区的居民，尽管面临着自然灾害的威胁，但在是否搬迁的问题上，他们会根据搬迁后面临的生计重建、社会网络解体和安置房质量等搬迁安置风险做出是否搬迁的决策。换言之，农户是灾害移民搬迁的主体，在对待自然灾害风险和搬迁安置风险问题上，他们会基于对两种风险的感知和自身的行为需求，做出是否搬迁和以何种方式搬迁的决定。然而，究竟是什么因素在影响农户的风险感知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农户对自然灾害风险和搬迁安置风险的感知水平，既是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山区避灾移民搬迁安置中必须考虑的因素。为此，本研究将以汶川县原草坡乡搬迁安置农户为例，以家庭为单位，深入探讨避灾搬迁农户双重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不仅可以推动避灾移民双重风险感知理论假说的不断完善，而且有助于决策机构和相关政府部门提高决策水平，有针对性地开展山区避灾搬迁安置工作，为山区防灾减灾工作服务。

1 研究基本情况

1.1 当前研究现状

风险感知（risk perception），也被称为“风险认知”，就是人们对风险的特征和严重性的主观判断，或个体对存在于外界的各种风险的感受和认识。目前，学术界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研究较多，涉及的灾种包括地震[3]、洪灾[4]、旱灾[5]、台风[6]、飓风[7]、龙卷风[8]、火山爆发[9]、森林火灾[10]、地质灾害[11]等；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包括人口特征（性别、年龄、教育、民族、宗教等）、社会经济状况（收入、地位等）、社会网络、灾害经历、时间和空间特征、风险性质、对信息沟通主体的信任以及宏观背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历史等）[12]、研究方法[13]、风险感知与备灾或减缓行为的关系[14]等。从这些研究结果看，受灾居民或居住在灾害多发区的人口对自然灾害的风险感知，既具有共同性的一面，但也因灾种、时间、空间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的一面。这就需要在制定灾害风险管理计划和实施减轻灾害风险策略前对相关问题进行全面和深入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的研究很少，但对搬迁安置风险做了不少探索。现有研究表明，作为应对风险的一项重要对策，人口迁移既可以规避风险，同时也带给人们风险[15]。与自发移民和自愿移民相比，政策性或非自愿性移民面临更多的风险。这些风险包括：失去土地、失业、无家可归、边缘化和贫困化、疾病、失去享有公共资源的机会和割断原有社会关系网络等。为此，塞尼提出了“贫困风险与重建模型”（Impoverishment Risk and Reconstruction,IRR）[16]。在我国，除工程移民风险外，也有文献对生态移民风险进行了探索[17]。生态移民风险主要包括7 大类：自然风险、健康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文化风险和环境风险。

与工程移民和生态移民研究相比，自然灾害避灾移民面临的潜在搬迁安置风险主要表现在生计、社会和人居环境三个方面。生计风险包括人均土地资源（耕地、林地和草地等）数量减少、耕地质量下降，可利用的可再生公共资源（如水源、非木材林业资源等）缺失，传统生计方式发生改变，预期收益减少，失业和就业不充分，收入下降，现金支出增加等。社会风险包括贫富差距扩大，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原有社会网络解体，移民群体被边缘化，社会冲突增加，传统文化流失等。人居环境风险包括边际土地资源的开发导致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房屋、道路修建过程中边坡开挖导致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地质灾害增多，土地资源开发导致对植被的破坏，人口聚集导致居住环境恶化[18]。

综上所述，结合当前学界研究现状，为了弥补学术界对山区居民灾害风险感知和搬迁风险感知研究的不足，本研究试图对避灾移民双重风险感知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索。

1.2 样本数据的获取

汶川县原草坡乡毗邻汶川地震震中所在地映秀镇，辖8 个行政村。2013 年末有乡村总户数1 176 户，乡村总人口4 089 人。2008 年，在“5.12”汶川地震中，原草坡乡基础设施遭受严重损毁，后在广东汕头市对口援建下基本恢复，但其地质不稳定性并没有解决。2013 年7 月10 日，原草坡乡再次遭受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后称为“‘7.10’灾害”），农户损失惨重，甚至超过地震损失，其基础设施又一次严重受损。此后，政府规划将原草坡乡整体迁建至本县水磨镇。2014 年2 月，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汶川县撤销草坡乡，将草坡乡所属行政区域划归绵虒镇管辖。然而，根据课题组连续几年的跟踪调查，政府整体搬迁原草坡乡群众的计划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基于上述情况，本研究对象选择汶川县原草坡乡受“7.10”灾害影响而被迫搬迁和重新安置的农户，调查和访谈主体为户主或者户主配偶。

问卷设计以农户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和搬迁安置风险为主题，包括被调查者的家庭基本情况、生产安置和农户对风险感知等方面的内容。自然灾害主要为山区农户普遍面临的滑坡、崩塌、泥石流、山洪等山地特有自然灾害。调研时间为2016 年5 月至10 月、2017 年11 月至12 月、2020 年10 月，调研地点包括原草坡乡所辖8 个行政村和水磨镇郭家坝安置点。调查以家庭为单位，采用分层抽样调查方法获取到有效样本286 份，占总户数的约四分之一；除去数据不全样本，最终进入统计分析的样本为268 份。此外，在调查过程中还对当地县、乡（镇）有关领导和村干部进行了半结构访谈，并对原草坡乡的部分农村家庭做了深度访谈。

2 变量设置与研究假设

2.1 被解释变量的设置

由于农户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面临的自然灾害风险存在差异，同时农户家庭背景和社会经济状况不同，他们对于自然灾害风险和搬迁安置风险感知也不尽相同。为了便于分析，本研究将农户自然灾害风险感知和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分为“强”和“弱”两类，并作为被解释变量构建二元Logistic 回归模型。其中，自然灾害风险感知根据受访者对感受到的灾害风险严重程度打分，搬迁安置风险感知根据受访者对搬迁后对未来生活的担忧程度打分。

自然灾害风险感知测度在问卷中由“如果再次发生地质灾害，你家（原址）有危险吗？如果有，危险程度如何？”体现。对于是否有危险，回答分为“没有危险”“有危险”和“说不清”三类；对于危险程度，得分为1～5 分，1 分表示感知没有危险，5 分表示感知非常危险，据此将取值1～3 分以及前面回答“没有危险”和“说不清”判定为弱自然灾害风险感知，3 分以上则为强自然灾害风险感知。

搬迁安置风险感知测度在问卷中由“搬来水磨，你家遇到过困难吗？（或者搬去水磨，你会担心吗？）”和“如果有困难或担心，那么程度如何？”体现。对于困难或担心程度，得分也分为1～5 分，得分越高，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程度越强。同样，本研究将取值为1～3 分以及前面回答“没有困难（不担心）”和“说不清”判定为弱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大于3 分则为强搬迁安置风险感知。

2.2 针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的解释变量与理论假设

（1）灾害特征。对山区农户来说，其面临的自然灾害种类和受威胁频率会显著影响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同时，灾害暴露对农户的风险感知也有一定影响。据此，本研究采用农户面临的自然灾害种类、受威胁频率和农户住房距灾害源的距离作为灾害风险特征的代理变量，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农户面临的自然灾害类型越多，灾害发生频率越高，房屋离灾害源距离越近，其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越强。

（2）灾害经历。灾害经历指家庭或个人所经历的灾害次数和受灾损失程度。经历过灾害的个体往往有着较高的风险感知水平[6]。据此，本研究选取是否受灾和受灾损失程度作为衡量灾害经历的代理变量，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农户有受灾经历且损失越大，其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越强。

（3）灾害知识。公众对灾害知识的了解越多，越有助于理性看待灾害风险，并采取适当措施来应对风险[19]。本研究选取农户对自然灾害的产生原因和防灾减灾措施的了解程度来衡量其灾害风险知识，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农户掌握的自然灾害知识越丰富，即对自然灾害的产生原因和防灾减灾措施了解越多，则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越弱。

（4）风险沟通。风险沟通指有关风险相关信息的传播情况。不同的灾害风险信息传播主体，如基层干部、政府机构、电视广播等，都是自然灾害风险信息的重要来源和主要传播渠道。本研究选取农户对灾害风险知识的获取渠道及其对政府灾害风险管理工作的评价作为风险沟通质量的代理变量，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4：政府作为自然灾害风险沟通主体，有利于减轻农户对自然灾害风险的感知。

2.3 针对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的解释变量与理论假设

搬迁安置风险指农户搬迁安置后面临的一系列风险[18]，包括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安置房屋质量风险。

（1）经济风险。搬迁农户在经济发展上面临的风险，包括：一是可利用的人均土地资源（耕地、林地和草地等）减少，耕地质量下降；二是无法利用原有社区公共资源（如水源、非木材林业资源等）；三是传统生计方式发生改变，导致预期收益减少；四是失业或就业不充分导致收入下降；五是因建房而负债，现金支出增加。根据实地调查结果和问卷整理情况，本研究选取了失去耕地、失去养殖条件、失业、无法利用原有社区公共资源、负债和现金支出增加六个变量作为经济发展风险的代理变量，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5：对失去耕地、失去养殖条件、失业、失去原有公共资源、负债和现金支出增加等问题越担心的农户，其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程度越强。

（2）社会风险。避灾搬迁农户在搬迁安置过程中可能面临的社会风险有：上学就医不方便，贫富差距扩大，原有社会网络解体（亲戚朋友联系变少或失去联系），移民群体被边缘化（如不被重视、受到排挤、地位低下、遇到问题无人管），社会冲突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传统文化丢失。根据实地调研情况，本研究选取就医就学不方便、社会网络解体、边缘化和发病率增加等作为社会风险的代理变量，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6：对就医就学不方便、社会网络解体、边缘化和发病率增加等问题越担心的农户，其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程度越强。

（3）安置房屋质量风险。政府负责安置地点的选择、场地的规划、安置房的设计和建设。在此次搬迁安置中，房屋建设质量是原草坡乡搬迁农户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因此，安置房质量差是搬迁安置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之一。本研究选取安置房质量作为安置工程风险的代理变量，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7：对安置房质量越担心的农户，其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程度越强。

2.4 控制变量的设定

为明确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的显著关系，本研究将农户家庭人口与社会经济特征（如户主年龄、性别、受教育水平和家庭年收入水平）设置为控制变量。现有文献研究表明，这些因素对农户风险感知会产生一定影响，即：户主为女性、年龄较大、受教育水平较低和家庭收入较少的人群，对灾害风险感知程度较高[20]。本研究选取户主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规模、结构、家庭年收入作为农户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代理变量，研究其对双重风险感知的影响。各变量的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所示。

表1 变量的含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N=268）

3 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情况

3.1 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以自然灾害风险感知为因变量。基于前文假设，农户自然灾害风险感知与灾害特征、灾害经历、灾害知识和风险沟通4 个方面的因素有关，涉及受威胁频率、面临的自然灾害种数、农户住房与灾害隐患点距离、受灾经历、受灾损失、对灾害知识的了解程度、对防灾知识的了解程度、风险沟通主体和风险沟通质量等9 个变量。以这9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 回归（即模型1），再以此为基础逐步纳入户主的人口学特征（即模型2）与家庭特征（即模型3），从而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为了方便解释在表中列出来回归系数优势比（Odd Ratio），在模型3 中，根据相关计算公式对Logistic 回归系数进行标准化处理，获得标准化系数Beta 值（表2）[21]。

表2 自然灾害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Logistic 回归结果（N=268）

模型1 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户的受灾经历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影响显著，而其他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他变量对农户自然灾害风险感知没有影响。从模型1 的回归系数优势比来看，与没有受灾经历的被访农户相比，具有受灾经历的被访农户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增加了6 倍多。由此可知，农户的受灾经历越多，其自然灾害风险感知越强。

在模型1 的基础上，模型2 纳入了户主的人口学特征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后，农户的受灾经历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仍然具有显著影响，说明农户的受灾经历对农户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的影响具有稳健性，影响方向相同且显著程度提高。从模型2 的回归系数优势比来看，与没有受灾经历的被访农户相比，具有受灾经历的被访农户的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增加了8 倍多。同时，农户的文化程度对农户的自然灾害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来说，与是文盲的被访农户相比，具有小学文化的被访农户的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下降了约70%，而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的被访农户的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下降了约75%。这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对灾害风险的感知越低。其他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农户自然灾害风险感知没有影响。

模型3 在模型2 的基础上纳入了户主的家庭特征变量（家庭负担人口、收入水平、家庭规模等）后，农户的受灾经历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的显著影响依然存在，说明农户的受灾经历对农户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的影响具有稳健性。根据回归系数优势比，与没有受灾经历的被访农户相比，具有受灾经历的被访农户的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增加了8 倍多。同时，农户的文化程度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结果与模型2 接近。其他变量依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农户自然灾害风险感知没有影响。

从标准化回归系数表2 中的Beta 值来看，农户受灾经历对其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影响最大。同时，农户的文化程度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影响也较大，具体而言，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越低。

3.2 搬迁安置风险的影响因素

基于前面的假设，农户搬迁安置风险涉及经济、社会和安置房屋质量等方面的内容，具体包括失去耕地、失去养殖条件、失业、无法利用原有社区公共资源、负债、现金支出增加、上学就医不方便、社会网络解体、边缘化、发病率增加和安置房质量差等11 个变量。在模型4 中，以搬迁安置风险感知为因变量，对涉及的11 个变量进行Logistic 回归（表3）。回归结果显示，失去耕地和无法利用原有社区公共资源两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根据回归系数优势比可知，相对于不担心失去耕地的被访农户，担忧失去耕地的被访农户对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程度提高了近3 倍。相对于不担心无法利用原社区公共资源的农户，对其担心的农户的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程度高近3 倍。其他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农户搬迁安置风险感知没有影响。

表3 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Logistic 回归结果（N=268）

模型5 在模型4 的基础上纳入了户主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文化程度等）。根据回归结果，农户对失去耕地和无法利用原有社区公共资源的担忧以及户主年龄等3 个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从回归系数优势比来看，相对于不担心失去耕地的被访农户，担忧失去耕地的被访农户对搬迁安置风险的感知程度提高了3 倍。相对于不担心无法利用原社区公共资源的农户，在这方面担心的农户的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程度高近5 倍。同时，农户年龄对农户的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被访农户的年龄越大，其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程度越低。其他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农户搬迁安置风险感知没有影响。

模型6 在模型5 的基础上进一步纳入了农户的社会经济条件特征变量。为了进一步比较不同变量对于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的影响程度，模型6 列出了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回归结果显示，除了对失去耕地和无法利用原有社区公共资源的担忧以及户主年龄3 个变量外，家庭有无负担人口对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从回归系数优势比来看，相对于不担心失去耕地的农户，担心失去耕地的农户的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程度增加3 倍多。相对于不担心无法利用原有社区公共资源的农户，担心无法利用原有社区公共资源的农户的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增加近6 倍。户主年龄对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的回归结果与模型5 接近。此外，相对于没有负担人口的家庭，有负担人口的家庭的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程度下降超过了80%。其他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农户搬迁安置风险感知没有影响。从模型6 的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来看，农户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影响最大的是对无法利用原有社区资源的担忧，影响最小的是对失去耕地的担忧。就控制变量而言，农户家庭有无负担人口对其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影响最大，农户年龄也对其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影响较大，其余变量对农户搬迁安置风险感知没有影响。

4 研究结论

4.1 基本结论

在自然灾害风险感知方面，根据Logistic 回归分析可知，农户面临的灾害类型数量（种数）、受灾害威胁频率和住房离灾害隐患点距离与农户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没有关系，说明假设1 不成立。同时，农户的受灾经历越多，其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越强，但由于灾害损失与农户自然灾害风险感知没有显著关系，说明假设2 部分成立。另外，对自然灾害知识和防灾知识的了解程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对防灾知识的了解程度与农户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没有显著关系，说明假设3 不成立。此外，由于沟通主体和沟通质量也没有通过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假设4 不成立。而从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 值看，相对于受教育程度，农户的受灾经历对其灾害风险感知的影响更大。

就搬迁安置风险感知而言，农户对失去耕地和利用原有社区公共资源的担心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农户对失去养殖条件的担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假设5 部分成立。由于负债、现金支出增加、上学就医不方便、社会网络解体、边缘化和发病率增加等变量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故假设6 不成立。在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影响因素的相关分析中，对安置房质量差的担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假设7 不成立。同样，从标准化回归系数Beta 值看，在对农户搬迁安置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的4 个因素中，家庭有无负担人口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年龄和对无法利用原有公共资源的担心，而担心失去耕地的影响最小。

4.2 启示意义

本研究揭示，在自然灾害风险感知方面，农户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强度与自然灾害威胁频率、面临的灾害种数和与灾害隐患点距离等灾害特征没有关系，其主要原因可能与当地农户大多会面临灾害的威胁、均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有关。农户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与农户受灾经历显著相关，这与已有的研究一致[22]，说明风险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是社会构建的产物，与客观的风险或专家所认定的风险并不一致。此外，研究发现，农户自然灾害风险感知强弱与受灾损失大小没有显著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数据的描述性统计显示，完全搬迁到水磨的农户对原草坡乡的灾害风险感知，大大高于仍居住在原草坡乡或在原草坡乡与水磨安置点两头住的农户。这或许是因为他们在原草坡乡的住房大多已损毁，不能继续在原草坡乡居住以及受灾经历的难以忘怀所致。研究发现，农户对自然灾害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对防灾措施的了解程度与其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关系不显著。这与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其主要原因可能是：通过政府的宣传，农户对滑坡、崩塌、泥石流和山洪等山地自然灾害有较多的了解，但并不能消除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也不能减轻其危害程度，因此，农户并没有因灾害知识的增加和对防灾措施了解的增多而降低对自然灾害风险的感知水平。山区农户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与灾害信息沟通主体和沟通质量等变量也没有显著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农户在灾害信息沟通方面均有较好的效果，导致农户对自然灾害风险感知没有差异性影响。研究显示，农户自然灾害风险感知和户主受教育程度显著相关，而与户主性别和年龄，以及家庭收入水平、家庭规模和家庭负担人口等控制变量不存在显著关系。究其原因，可能是原草坡乡的农户在经历过严重自然灾害后，对灾害的破坏性有深刻的认识；同时，受过更多教育的户主对自然灾害的认识更加理性，因而对自然灾害的感知程度更低。

就搬迁安置风险感知而言，在安置地是否拥有耕地是搬迁农户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一方面，对于居住在我国西部山区的农户而言，耕地是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没有耕地就意味着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在原草坡乡，气候条件适宜农业生产，农业产出较高，不少农户通过发展蔬菜和优质特色水果获得了经济收入，失去耕地意味着收入的大幅下降。另一方面，原草坡乡农户可利用的原有社区公共资源包括水资源、林地、牧草地等自然资源，这些资源不仅对农户的生计活动有重要影响，而且直接影响农户的福利水平。拥有可利用的社区公共资源意味着农户能免费使用自来水，免费获取燃料（薪柴），这对于大多数收入不高的农户有重要意义。因此，越担心无法利用原有社区公共资源的农户对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就农户的人口学特征而言，户主年龄对农户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具有显著负面影响，年龄越大，其搬迁安置风险感知越低。这与通常认为年龄越大的人对搬迁后的生活越担心的看法不一致。根据对户主年龄的统计分析，户主最低年龄为20 岁，最高为80 岁，平均年龄为51 岁，年龄中位数为49 岁，这说明被调查农户户主年龄普遍较大。相对于年龄较大的户主，年轻的户主需要养家糊口，会面临更多生计压力和家庭负担，因此不难理解相对年轻的农户对搬迁安置风险感知越大。家庭负担人口对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如果农户家庭有需要照顾的老人和上学的小孩，其搬迁安置风险会显著下降。与原草坡乡相比，无劳动能力的老人更适合在具有城市社区功能的搬迁安置地生活，同时，原草坡乡小学已停办，学龄儿童已不再在原草坡乡上学，在安置地开办有幼儿园，交通条件比原草坡乡方便，有利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上学。在4 个对搬迁安置风险感知有显著影响的变量中，“担心失去耕地”的影响程度最低，这是出乎笔者意料的，也是一个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数据显示，与未搬迁农户和两头住的农户相比，已搬迁农户对搬迁风险的感知大大低于前两类农户，这说明农户的搬迁行为会影响其对搬迁安置风险的感知。研究还表明，负债、现金支出增加、上学就医不方便、社会网络解体、边缘化、发病率增加和对安置房质量的担心等因素不会显著影响农户搬迁安置风险感知，说明这些因素对搬迁安置风险感知的影响并不大。究其原因，或许是在政府的帮助下，或通过搬迁农户自身的努力，问题基本能得以解决，或其本身并不是一个大问题。

风险感知与风险应对策略密切相关[2]。就本研究的避灾移民双重风险感知而言，对自然风险感知强烈的农户可能具有较强的搬迁意愿，而对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强烈的农户则倾向于不搬迁而留在原地居住。至于对两种风险均感知强烈的农户，其是否愿意搬迁或搬迁是否会发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户对哪一种风险感知更强烈。但是，风险感知只是人们采取灾害风险应对策略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但不是充分条件。就本研究中的案例而言，当农户自然灾害风险感知程度大于搬迁安置风险感知，农户搬离原草坡乡的意愿会大于留居原草坡乡并继续生活的意愿。但要使农户搬迁行为得以发生，即全家搬离原草坡乡，还需要满足其他条件，如农户自身的搬迁能力（如是否能够支付国家补贴后的房价）或农户对原居住地的归属感。过去，政府在制定规划和进行公共决策时，受影响群众的实质性参与不足，其结果往往造成规划难以落实、工程实施困难，既浪费公共资源，又透支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根据本研究的情况来看，在今后的防灾减灾工作中，特别是在对任务紧急、涉及人口较多的重大项目进行规划和决策时，政府既要倾听专家意见，也要咨询群众，考虑群众呼声，避免规划不当或决策失误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