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和实践路径

王结发

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思政部，浙江 湖州313000

引言

从人类发展经验看，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会引起城乡差距扩大。这就是“繁荣城市”与“衰落乡村”的问题，只有比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才能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反之，则会因掉入中等发达国家陷阱而中断现代化进程。改革开放40 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当前城乡差距仍比较严重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改革开放初期快速拉大，进入21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才呈现逐年下降态势，但目前差距依然较大。从城乡居民收入比来看，2000 年是2.79:1，2001 年是2.90:1，最近5 年分别是2015 年2.73:1，2016 年2.72:1，2017 年2.70:1，2018 年2.68：1，2019年2.64:1[1]。另外，《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20》指出，“我国农民收入来源趋于多元化，但各项收入的增速均有所放缓，且区域间差异显著”[2]。由此可见，尽管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比逐步下降，但下降的难度则越来越大。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一个关系国计民生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为了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的重大战略决策。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乡村振兴呢？相对于农村而言，城市拥有经济发展的绝对优势，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如果没有足够的吸引力，各种生产要素会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城乡差距将会进一步扩大。***总书记在主政浙江时期，提出并积极践行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大力推进“生态浙江”和“绿色浙江”建设。通过浙江多年的艰苦努力和实践探索，全省农村画出了一幅幅“山美水美生活美”的诗意画卷，“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目标在不少农村地区已得到初步实现。在人均可支配收入方面，2019 年浙江省农村居民达29 876 元，而全国农村居民为16 021 元，前者是后者的1.86 倍；浙江省在城乡融合发展方面也走在全国前列，从城乡收入比看，2018 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036:1，2019 年为2.01: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浙江实践经验充分证明，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最根本的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2018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明确确立了“以绿色发展引领乡村振兴”的基本原则。

浙江的实践经验充分证明绿色发展对于乡村振兴有着重要意义，但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之间的内在逻辑关联没有得到深入研究，目前关于绿色发展的理论研究主要聚焦于发展的可持续议题上，围绕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以及绿色发展与生态安全、发展高效、社会和谐之间关系展开，强调改善资源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促进生产的绿色化。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虽然重视发展的绿色转型，但主要是侧重于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没有阐明为什么绿色发展能够提高农村的比较优势。为什么实现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绿色发展？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落实绿色发展，这两个问题对于澄明绿色发展对乡村振兴的意义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将主要讨论两个方面问题：一是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理论可能性，二是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的实践可能性，力图揭示出绿色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实现机理，以增强发展绿色转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为乡村振兴具体工作的展开探寻方向和具体工作思路。

1 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

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分工引起“城乡的差别和城乡利益的对立”[4]68，但导致城乡差距极化的直接原因却是机器大工业。因为大工业“把所有资本都变成了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资本集中”[4]114，一切都为工业的发展服务，从而“它（工业化）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具体来说，工业化引起城乡差距扩大（或者说“乡村衰落”）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导致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如森林砍伐、物种消亡、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有毒废料的产生、沙漠化等等，都会破坏农业生产的一般条件，降低农产品产量和品质，减少农业收入，导致工农业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其二，生产要素客观上具有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各种生产要素不断从农村流向城市，使得农村的发展效应远远落后于城市。由此可见，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于能否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良好的统一，能否使各种生产要素逆向回流到农村以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的不利地位。或者说，只有这两个问题得到解决，乡村振兴才是可能的。绿色发展理论对这两个基本问题能够给予有效回答，能揭示乡村振兴何以可能的问题。

1.1 坚持绿色发展，才能实现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统一

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发展，但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是存在张力的。人作为一个生命体，维持生命的存在，就需要通过实践使人和自然之间建立起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关系。“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5]。发展生产会带来自然资源开采、消耗以及废弃物产出的增加，和生态保护之间确实存在着冲突和矛盾。但生产发展并不必然造成生态危机，只是在传统工业文明发展范式下，人类“赖以生活的无机界”才会陷入危机之中。在市场经济下，“自然的使用价值只有在融入劳动时间之后或者在自然资源的‘稀缺性’通过市场实现内部化之后才能获得评价”[6]134，自然仅被看成生产的一种外部条件而未能整合进生产的一般条件和过程。尤其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提高了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在对象化思维方式的支配下，资本俘获了这种能力，自然仅被看成改造和征服的对象，沦为人类的“仆人”，从而导致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紧张。马克思所指，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7]，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之间应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共生共荣。在绿色发展理念中，自然不再仅仅被看作生产条件的一种要素，也被看成是“目的”本身，既承认人与自然之间的分化与对立，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以“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动态变化中谋求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统一。正如***总书记所言，“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8]。因此，我们既要反对对自然竭泽而渔式的开发利用，也要反对为保护自然而因噎废食，主张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1.2 坚持绿色发展，才能有效保障农业持续健康高效发展

在快速工业化的国家，之所以会出现“繁荣的城市”和“衰落的乡村”相对峙的社会危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业生产的特殊性使得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表现出了极强的联动性。众所周知，自然在工业和农业生产中的地位是完全不同的，正是因为这种不同，生态环境的变化对工农业生产的影响有着显著的差别。工业是加工、转化从自然界中获取的各种材料的。在工业生产中，自然界只是作为一种“外部条件”而存在，尽管生态系统的变化也对工业生产有影响，但因工业生产可以通过自由流动找到“替代者”以克服地域不利条件的限制，因而生态环境的恶化所带来的影响常常可以被忽略。与之相反，农业生产则必须利用自然来改造自然。也就是说，气候、土壤、水资源等自然条件都是农业生产的“内部条件”，它们对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都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农业生产片刻都不能摆脱对自然的依赖。比如，通过增加使用化肥和其他化学、生物制品虽然可以提高植物生长速度和作物产量，但土壤“化学化”和“生物化”程度也可能随之提高，不仅使土壤毒性增强，而且会使农作物的毒性增大，由此增加的生态成本远远超过能获得的经济收益。正因为工农业生产中自然的地位不同，工业化一旦导致生态危机，“最受伤的”总是农业，而农业又是农村发展的根基，从而广大乡村就成为城市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埋单者”。因此，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城乡差距也在持续增大。人和自然的关系与人和人的关系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前者关系的紧张又会引起后者关系紧张，进而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坚持绿色发展，使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获得有机统一，从而可以有效避免生态危机的发生。这样一来，城市的发展不再以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农业持续、健康、高效发展所依赖的自然条件也就有了保障，“繁荣的城市”和“衰落的乡村”相对峙的社会危机就能够得到有效化解。

1.3 坚持绿色发展，才能有效为农村发展赋能

从已步入后工业化的国家的经验来看，它们在快速工业化的过程中出现乡村衰落问题的逻辑是：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提高了对自然资源的需求量，而自然资源被过度开采，必然引起水土流失、可耕地减少以及污染加剧等生态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农村获得的经济收益远远抵不上由此造成的生态价值损失，生态环境的恶化又严重影响农业生产，更加强化“卖资源”的冲动，最终导致农村经济的边缘化、生态的赤字化。同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客观上具有集聚效应、规模效应和溢出效应，不断从农村“单向度”地流向城市，不断加深农村对城市的依附性，拉大城乡之间发展差距。就此而言，绿色发展对乡村振兴的意义在于：杜绝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老路，可以避免农村经济边缘化、生态保护赤字化的恶性循环，有助于做大农村的“绿水青山”；通过提高自然资源的使用成本以及农村自然资源的定价权，提高农村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中的地位；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农产品的品质和效益等等，克服农业相对于工业的不利地位。因此，绿色发展能极大地为农村发展赋能，最重要的是守住了农业发展的根本和农村的最大资源——“绿水青山”。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的比较优势将越来越凸显出来。“生态优势就是经济优势，生态优势就是发展优势”，农村生态优势必将成为汇聚各种生产要素的强大力量，推动农村赶超发展。总之，绿色发展能为农村发展赋能，有效保护农业生产的基本要素，显著提高农村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摆脱农村对城市的依附，推动城乡的融合发展。

总而言之，在传统发展范式下，工业化是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由于农业生产的特殊性，农村成了工业化发展代价的主要承担者，发展的有益成果则积聚于城市，不断加深农村对城市的依附性、加大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最终导致了“繁荣的城市”和“衰落的乡村”相对峙的社会危机。然而，坚持绿色发展，可以使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取得统一，有效保障农业持续、健康、高效发展所需要的自然条件，提高农业发展的质量和农产品的品质，增加农村的经济效益，做大农村生态优势，不断彰显出农村发展的比较优势，最终增强农村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吸引力。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坚持绿色发展，是解决“如何实现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二者的统一”和“如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利地位”两个关乎乡村振兴根本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条件。

2 绿色发展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振兴的绿色转型呢？“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提出后不久，***同志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一次演讲中指出：“‘两座山’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生态环境本身，还可以延伸到统筹城乡和区域的协调发展上。在这个方面至少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个启示是，工业化不是到处都办工业，应当是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开发则开发，宜保护则保护。......第二个启示是，农村也有农村的优势，始终要有人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9]***同志关于“两山”理念意义的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绿色发展如何实现以及如何通过绿色发展来促进乡村振兴的问题，揭示了乡村振兴的实践可能性。

2.1 优化生产力布局

所谓生产力布局，“是指所有生产要素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分布和组合”[10]。生产力布局反映着发展观，决定着生产方式。可以说，不合理的生产力布局是导致区域和城乡不均衡发展和生态危机的现实原因，“因为不均衡发展导致的空间利用和资源估价，造成了过度开发和环境资源的低效利用，以及无法将环境潜能的优势转化为生态上可持续的发展”[6]138。绿色发展的实现，最终必须落实在生产力的布局上，并从源头上克服环境资源过度开发和低效利用，奠定生态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首先，优化生产力的空间布局。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不仅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也是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当前，为了以绿色发展理念推进乡村振兴，不仅需要在国家层面做好国土空间的分类规划，每一个地方都要在此基础上，结合地方实际，科学划分生态、生产和生活空间，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开发则开发，宜保护则保护”的原则，致力于“工业农业协同，保护开发并举”，形成“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融合发展的格局，使环境潜能得到最优化利用。生产力的空间布局，不仅是实现绿色发展的关键，也是区域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

其次，优化生产力的层次布局。任何一种工业项目都会损害生态环境，因此，在乡村振兴工作中，应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坚持“生态环境损耗量”最小化原则，严格执行市场准入和出清制度，支持企业无害化、清洁生产技术的改造和升级，大力发展物质消耗小和污染排放小的产业，坚决淘汰落后产能，依靠技术升级，促进产业升级。依据不同地区的环境容量，引导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在不同地域之间实现有梯度的合理分布。总之，生产力的层次布局，是实现环境资源最大限度合理利用的需要。

最后，优化生产力的产业布局。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农业关系到国计民生，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发展农业是乡村振兴的根本。发展农业，必须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在实现一产的绿色化、特色化和品牌化的基础上，作好“农业+”这篇文章，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放大“三产”之间的乘数效应，拉长农业产业链，提升农业价值链，增加农村发展的经济效益。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改变农村发展处于不利地位的要求。

总之，按照效率、公平和可持续的原则，对生产力的空间、层次和产业等方面的布局进行优化，可以使生产发展既有利于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又有利于经济高效发展；既有利于促进各个地方比较优势的发挥，又有利于实现分工协作和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以促进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既能促进乡村发展，又保护农村的生态优势。生产力布局的优化，可以使绿色发展落到了实处，为解决区域和城乡不均衡发展和生态危机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2.2 推进“两山”转化进程

乡村振兴最为根本的就是要把农村的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和经济优势。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优势之一就是“绿水青山”，但“绿水青山”不会自发地变成“金山银山”，毕竟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并不直接等同，只有通过人们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推动生态价值变为经济价值。推进“两山”的转化，就是要“让生态环境成为有价值的资源，与土地、技术等要素一样，成为现代经济体系高质量发展的生产要素”[11]。由于生态资源的特性各异，因此应根据不同生态产品的特性、不同地方的实际，精准施策，提高转化效率，提高农村经济收益。

首先，把生态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对于农林牧副渔业等可以进行交换的生态产品，应该遵循市场规律，结合地方实际，通过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创立地方特色品牌或延伸产业链等举措做大优势、做强特色，通过提高产量、增加产品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来增加经济收益。比如，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很多具有地域特色的品牌绿色蔬菜和有机蔬菜，它们的价格是普通蔬菜的几倍甚至数十倍，极大扭转了当地农村不利的发展地位。网络化时代，“酒香不再怕巷子深”了，生态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不再困难。

其次，把生态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对于森林、草地、清新空气以及自然景观等不可交换的生态产品，可以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如观光农业、休闲旅游业、生态养老等产业，以直接增加经济收益。还可以凭借环境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逆向流动”，发展一些适宜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以形成产业优势。说到底，把生态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就是依靠生态优势引进各种生产要素，为农村和农业发展赋能。

最后，把生态优势转变为变现优势。生态功能区提供的无形的生态公共品，因不能像上述两种生态产品那样通过市场机制来获得价值补偿，则应通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来促进其发展。比如，可以探索开征碳税，以加大政府生态保护补偿支持力度来实现利益平衡；也可以通过完善碳排放交易制度，促进这些地方生态价值变现为经济优势。至于处于生态功能区中的农村地区，为了生产生态公共品，大量的生产活动被限制，拥有的生态优势转变为产品优势和产业优势行不通，应该增加对这些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或者对其实行整体异地搬迁。

总之，坚持绿色发展，能够做大农村优势（即生态优势），但是生态优势还不是现实的经济财富，需要根据不同地方的实际、不同生态产品的独特属性，推动“两山”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应积极探索有效方法，不断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消除“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堵点和短板，不断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2.3 推动消费绿色转型

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和消费是直接统一的，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因为消费的对象是由生产所创造出来；没有消费也没有生产，因为这样生产就没有目的。马克思说：“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12]由此可见，绿色生产是绿色发展的推动力，绿色消费则是绿色发展的拉动力。只有实现消费的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才具有强劲的内生动力。

一方面，增强发展绿色转型的内生动力。消费是满足人需要的活动，实现着人的再生产。发展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的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消费只具有工具意义，“人的满足最终在于生产活动”[13]，因为生产不仅提供维持人类生命存在的物质生活资料，还是人的自我实现的活动。在商品化世界里，消费褫夺了生产的本体论地位，消费与满足、幸福、自我实现直接等同起来，是消费和占有商品而不再是生产成为自我实现和幸福的源泉，所消费和占有商品的价值和数量成为衡量满足的尺度。商品的使用价值变得与人的真实需要没有关系了，“越多越好”“越贵越好”成为消费的主要动机。如果这种消费异化大行其道，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因为一切物质生活资料都来自自然，消费异化盛行，对自然的索取和生活垃圾就会增加。“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14]。实现绿色发展，不仅需要生产方式的转型，也需要消费方式的转型，只有供给侧和需求侧协同发力，绿色发展才能成为人们自由自觉的选择。

另一方面，构建绿色消费的社会机制。“推动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15]。消费方式是生活方式中最核心的部分，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推动绿色消费的形成，须综合施策。一要大力开展生态文明实践教育。通过理论宣传和实践参与，让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意识到人与自然之间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使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深入人心，绿色消费才会蔚然成风。二要构建起促进绿色消费的制度体系。形成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软硬兼施”、共同发力的制度体系，使铺张浪费和奢侈消费得到有效抑制和惩罚，绿色消费得到肯定和激励，助力绿色消费方式的形成。三要提高精神文化产品质量。当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从文化精品力作中得到满足，不仅可以直接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还可以发挥文化的价值重塑和价值引领功能，促使人们自发地对物质生活方式进行调节，绿色消费方式获得内在力量的支撑。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人们的需要，但这种需要应该是真实的、合理的，而不是“虚假”的。绿色发展不仅要求生产的绿色转型，也需要作为满足需要的消费相应转型。为了抵制商业文化的侵蚀，促使人们养成既符合人的健康又符合生态保护的消费习惯，需构建一套促进绿色消费的社会机制，合力推动消费转型。

3 结语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詹姆斯·奥康纳指出：“自然系统不仅内在于生产力之中，而且还内在于生产关系之中。”[16]保护自然就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不仅能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还能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绿色发展对于乡村振兴意义重大，成功解决了乡村振兴“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两个基本问题，指明了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首先，在传统发展范式中，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是一个“二律背反”难题，自然系统只被看成生产的一种要素，只具有工具价值。绿色发展理念强调自然不只是生产的一种要素，同时还是“目的”本身，既承认人与自然之间的分化与对立，也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生。这一理论切中了问题的要害，为解决生产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张力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发展，因为坚持绿色发展，可以消除生产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张力，也才能使乡村振兴具有实现的可能性。

其次，农业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产业。农业兴、农村才能兴；农业强、农村才能强。由于农业自身的特殊性，它对生态环境的变化异常敏感，因此生态环境良好是农业兴和农业强的前提条件。只有坚持绿色发展，才能保障农业持续健康高效发展所必需的自然条件，才能扭转农村发展所处的不利地位。

再次，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各种生产要素都会谋求收益的最大化，不断从农村“单向度”地流向城市。要实现乡村振兴，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局面。除了各级政府真正恪守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原则外，还要做大做强做特农村的优势，借助市场的力量，吸引各种生产要素逆向回流到农村，为农村持续性发展提供力量之源。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的优势在于其生态资源，坚持绿色发展，农村的生态资源必将成为汇聚各种生产要素的强大力量，不断彰显出农村的比较优势。

最后，绿色发展为乡村振兴指明了方向和实现路径，是乡村振兴的根本遵循。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紧紧抓住优化生产力布局、推进“两山”转化以及促进消费绿色转型。

总之，绿色发展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典型的外部性特征，坚持绿色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不能只是农村的问题，需要每个人、各个地方、各个领域乃至各个国家都进行系统性的协调和努力。正如西方绿色主义者训谕“思维全球化，行动地方化”[16]所启示的那样，实现乡村振兴，既需要一种全局观念，又需要全社会根据各自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