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疲劳研究综论——兼论对社会工作的理论启示

蒙 艺，杨 晗

重庆工商大学法学与社会学学院，重庆 南岸400067

引言

共情（empathy）是人类对他人情绪的替代性体验或者所谓的感同身受[1]。共情与人类社会行为有着密切的关系，积极促进着人与人之间分享、合作、互助、捐赠等亲社会行为，人类社会因此而温暖。当下，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与救助他人相关的职业，比如医生、护士、警察、社工等，共情不仅是这些职业的基石，也是他们工作的日常内容。共情意味着情感投入和感同身受，救助对象通常身处困难情境、痛苦体验或负面情绪之中，救助工作者长期投入共情，自身的心理健康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心理创伤研究专家Figley 将共情给救助工作者带来的心理健康问题称为共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2]。共情疲劳会让救助工作者出现情绪障碍、身体倦怠、认知错误和行为异常，让救助主体变为救助客体。所以，很多与救助他人相关的行业都非常关注从业者的共情疲劳。社会工作是秉持利他主义价值观，运用科学知识和专业技巧来帮助处于困境中的人们，并促进社会正义的一种职业。社会工作者长期面对弱势群体、越轨群体和患病群体，并与之共情提供服务。毫无疑问，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应该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关注。遗憾的是，与其他相同属性的职业（比如医生和护士）相比，社会工作者的共情疲劳几乎被忽视。当下，在困扰我国社会工作事业发展的社会工作者职业认同度不高、离职意愿高、流失率高等问题中，共情疲劳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本研究拟在回顾和评价共情疲劳的研究动态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应该在社会工作领域开展的相关研究，期望唤起理论界和实务界共情社会工作者的共情疲劳，帮助救助他人的他们。

1 共情疲劳的内涵与测量

1.1 内涵界定

共情疲劳也称同理疲惫，最早出现在1992 年Joinson 一篇关于护士职业倦怠的学术论文之中，用以概述面对患者的问题感到无能为力而产生的情绪变化和工作失准的状态[3]。1995 年，Figley 将共情疲劳的概念引入心理健康领域[2]。此后，共情疲劳的概念界定在两个方向发展。一是从症状表现去探究共情疲劳的内涵。这个方向的学者认为，共情疲劳是助人者在救助遭受创伤的人时所产生的生理、情感与精神上的疲倦状态。二是从疲劳诱因去界定共情疲劳的本质。这个方向的学者目前在共情疲劳是结果导致还是过程导致上有些争议，所以在概念认识上出现了两个声音。在支持结果导致的学者中，Austin 等认为，共情疲劳是助人者由于无法给予受助者被认为应当给予的关怀和照顾而产生的不良状态[4]；Ledoux 等人认为，共情疲劳是护士的关怀和照护行为受挫时，因为自己无力减轻患者痛苦或无力提供护理而产生的道德痛苦，以及后续的失望、绝望等心理影响和虚弱、疲惫等生理影响[5]。在支持过程导致的学者中，田泽宇等人认为，共情疲劳是因救助过程中的情绪情感投入超负荷，助人者产生与被助者类似的创伤体验和情感枯竭，最终造成助人者的共情能力和助人意愿下降[6]；Coetzee 等人认为，共情疲劳是一个渐进和累积过程的最终结果，是在与患者持续和紧张的接触过程中因自我利用和承受压力而造成的[7]。

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研究就共情疲劳的概念没有达成共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共情疲劳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职业倦怠（BO）、二次创伤（ST）等概念容易混淆。但是，正如孙炳海等指出的那样，共情疲劳与这些概念虽然相似，但一定不能等同，做好区分才能真正揭示共情疲劳的本质[8]。PTSD 和共情疲劳症状相似，但是PTSD 的主体是受害人且应激障碍大多是因暴露在风险情境下所致，共情疲劳的主体却是受害人的救助者且共情疲劳主要是对受害人的共情所致。二次创伤和共情疲劳的主体虽然相同，但是二次创伤是暴露风险情境所致，而共情疲劳却是共情所致。职业倦怠和共情疲劳的主体相同且症状相似，但是职业倦怠的诱因广泛，不仅仅是因为共情。可见，为了概念具有区分度，准确界定共情疲劳需要明确其主体、客体、诱因、症状这几个因素，学者们也一直为此努力。尹绍雅引用国外学者提出的定义，认为共情疲劳是救助人员基于共情向救助对象提供物质或生理援助的过程中，由于长期暴露在共情压力下而产生的生理失调和情感衰竭的不良状况[9]。另外，孙炳海、于洁等在综述早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共情疲劳是救助人员在向救助对象提供物质或生理援助的过程中，以对现实的、想象的或隐含的救助对象共情为前提，遭受二次创伤，从而降低了对救助对象共情的兴趣和能力，产生了对救助工作的倦怠感，甚至改变了原有的工作价值观，同时伴随的一系列身心不适症状[10]。这些概念是在系统思维下给出的界定，因为主体明确（即助人者）、客体明确（即救助对象）、诱因明确（即共情）、症状明确（即创伤、退缩、倦怠等），所以概念的区分度就比较高。

1.2 测量量表

共情疲劳的症状表现易于观察，因此共情疲劳量表开发大多基于其症状表现。根据相关研究，共情疲劳的症状表现为生理、情绪、认知、行为等方面的不良状态或不适状况：生理方面的症状包括头痛、胸闷、肌肉酸痛无力、睡眠紊乱、食欲降低、身体疲劳等；情绪方面的症状包括情绪压抑、沮丧、受挫、急躁、焦虑、无助、悲伤、易怒以及感觉空虚、麻木、衰竭、痛苦等；认知方面的症状包括失去兴趣、失去目标、失去工作与生活意义、价值怀疑、否定一切、决策能力降低等；行为方面的症状包括排斥工作、疏远亲友、工作失误、缺勤、离职、酒精或药物滥用等。基于共情疲劳的症状表现，共情疲劳量表也在不断发展。其中，开发最早的是Figley 在1995 年研发的共情疲劳自我测试量表（CFST，Compassion Fatigue Self Test）[11]，应用最为广泛的是2005 年Stamm 编制的救助人员生活质量量表（Pro-QOL，Professional Quality Of Life Scale）[12]。表1 归纳的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当下常用的共情疲劳量表。需要注意的是，共情疲劳的操作化概念包括主体、客体、诱因和症状，而现有的测量工具大多忽视主体、客体及诱因，所以量表缺乏职业特性，存在主体一勺烩、诱因无区别的现象。也就是说，不同行业的助人者，救助对象不同、工作内容不同、工作要求不同，故而量表应该具有行业属性。现有的量表，大多专用于评估医护人员的共情疲劳，而针对其他助人者（比如社会工作者和消防员等）则缺乏行业专用的共情疲劳量表。

表1 共情疲劳量表

2 共情疲劳的影响因素研究概况

2.1 个体人口特征方面的研究

共情疲劳的群体差异研究主要聚焦性别、婚姻、从业时间等人口学特征变量对共情疲劳的影响。共情疲劳的性别差异，理论假设是，由于女性比男性对他人的情绪反应更敏感，有更强烈的共情体验，面对创伤情境时情绪波动更大，所以女性共情疲劳的风险和程度高于男性[16]。但是，实证研究提供的证据有的支持这一假设，有的与假设结果相反。比如，栾贝贝等人的研究发现，男性相比女性共情疲劳得分高，主要因为男性比女性在职业倦怠维度上得分更高。他们认为，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当下中国男性承受着事业和家庭的双重压力，再加上男性不愿主动向身边人表达自己的负性情绪，所以比女性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17]。另外，还有研究发现，性别对共情疲劳的影响随年龄的变化呈现动态变化的过程，但是这种动态变化证据太少，加上共情疲劳的性别差异结果并不一致，所以年龄和性别对共情疲劳的共同作用目前无法定论。

根据共情疲劳的时间累积效应，共情疲劳是由于助人者持续与受助者紧密接触，长时间在共情压力环境下，逐渐积累缓慢发展导致，所以助人者从业时间越长，越容易出现共情疲劳[18]。但是，如同性别差异一样，实证研究提供的证据也不一致。比如，尹绍雅等研究发现，从业年限越久的医生更容易出现共情疲劳[18]。但Omahony 却发现，新入职或缺乏工作经验的护士更容易产生共情疲劳，给出的解释是：相较于从业时间长的护士，新入职的护士缺乏共情疲劳的应对经验，共情满意度也较低[19]。关于结果不一致，有学者就提出，从业时间与共情疲劳的关系可能不是线性相关，而是倒U 型关系，即随着从业年限增加，共情疲劳程度也逐渐加重；但当助人者的从业时间相当长后，他们的工作经验和共情满意度会逐渐增加，共情疲劳程度则会逐渐减弱。目前，这一解释已获得一些证据支撑。

共情疲劳的婚姻状况差异，如性别和从业时间差异一般，早期研究也呈现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Adams 和Chen 等研究发现，已婚者产生共情疲劳的可能性和程度相较未婚者要更高[20]。究其原因，可能是已婚者年龄通常要大于未婚者，拥有更丰富的阅历及人生经验，更加倾向于从内心深处给予患者情感的付出，因而更容易产生共情压力，引发共情疲劳。但是，庄琳丽等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下护理人员共情疲劳状况的研究却发现，已婚护理人员共情疲劳水平低于未婚[21]。关于结果不一致，有学者指出，婚后家庭为助人者提供支持还是增添压力，实际上是导致截然相反的结果的原因。

除上述因素之外，研究还发现共情疲劳呈现出学历、岗位、收入、健康、休息时间上的差异，虽证据不多，但是结果比较一致，即：学历越高、岗位越低、收入越低、身体健康越差、休息时间越短，产生共情疲劳的可能性就越大，程度也越高。

2.2 行为心理因素方面的研究

共情是共情疲劳最直接的诱因和前提。在早期研究中，很多学者发现了助人者共情能力越高，产生共情疲劳的几率和程度越低的现象[22]。至于其中的原因，有学者认为，合理运用共情能力，可以缓解自身的心理压力，进而降低共情疲劳；还有学者认为，个体在共情情感投入的过程中获得共情满意，可以平衡个体面对创伤性情景时产生的消极影响，从而缓解共情疲劳产生的概率和程度[23]。需要注意的是，共情是个体理解他人的情绪状态并产生与他人相似的情绪反应，所以当他人处于极度的负面情绪状态时，共情主体也可能产生极其负面的情绪反应。据此可以推断，如果共情主体长期暴露在创伤风险情境中和处于极度负面情绪状态下，共情能力越高则越容易引发共情疲劳。但是，这个推理与上述研究发现是相悖的。不过，认真推敲早期研究，也有其合理性。早期研究所指的共情能力是合理运用共情的能力，或者是共情能力滋生的积极效应缓解了共情能力的负面效应。所以，只有准确界定共情能力，以及深入挖掘共情能力与共情疲劳之间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才能更好地验证和解释共情能力与共情疲劳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

除了共情能力，助人者的情绪状态也受到早期研究的关注。研究人员提出，积极、正面的情绪对于共情疲劳的产生有着抑制作用，消极、负面的情绪（抑郁、焦虑、紧张）可能会引发共情疲劳的产生。目前，该理论假设已经得到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比如，Hegney 等研究发现，抑郁、焦虑、紧张等负面情绪会对护士的共情能力产生负面影响，较高水平的负面情绪会导致医护人员的共情能力下降，从而引起共情疲劳[24]。Creedy 等学者在研究中也发现，具有较强焦虑和抑郁情绪的助产护士对产妇的同情能力会相对较低，工作意愿与积极性会更低[25]。

早期研究还非常关注对共情疲劳具有积极效应的行为心理因素，比如抗逆力（Resilience）。抗逆力也称为心理弹性或心理韧性，是个人在面对逆境、创伤、悲剧等工作生活压力和挫折时，克服暴露影响、成功应对压力、避免心理创伤的能力[26]。所以，处于创伤风险情境和面对需要共情对象时，抗逆力较高的个体能够更积极地调整心理状态，并根据自身的资源和条件，积极寻找家庭支持和社会资源来应对负面情绪和避免应急障碍。抗逆力与共情疲劳的早期研究，结果比较一致，也符合理论预期。由此，早期研究中还衍生出其他一些类似抗逆力的共情疲劳舒缓效应变量，比如自我照顾能力、积极应对能力、情绪管理能力以及工作能力。比如，Smith的研究表明，自我照顾能力可以筛选创伤事件对救助者产生的刺激性信息，从而减轻这些刺激信息对救助者的影响，有效缓解共情疲劳的发生几率和水平[27]。Jacobson 在针对职场援助工作者的研究中发现，在遇到工作压力时，采取积极应对方式的个体的共情疲劳水平较低[6]。此外，Zeidner 在研究中发现，具有情商、能够有效管理情绪以及能够根据问题灵活应对的医务人员的共情疲劳程度更低[28]。陈燕红等在研究中发现，护士处理病患能力越高，产生共情疲劳的几率则越低。究其原因，是工作能力越高的护士能够更好地帮助病患解决问题，获得更高的共情满意和工作成就感，从而减少共情疲劳的产生[23]。从上述的研究来看，抗逆力、自我照顾能力、情绪管理和工作能力都能够对共情疲劳的产生起到抑制作用。

2.3 外部环境因素方面的研究

为了减少共情疲劳的发生，早期研究也在积极探索导致或缓解共情疲劳的外部影响因素。迄今，导致共情疲劳的外部影响因素主要是社会文化对助人工作赋予的职业规范或职业道德，以及提出新的工作要求。这些职业规范、职业道德或工作要求可能导致工作更加复杂和困难，工作压力增加，进而引发从业者产生共情疲劳[29]。

除了宏观环境外，助人者所处的微观环境，比如工作氛围、组织文化、组织管理与领导，均会导致共情疲劳的产生。救助工作的本质属性决定助人者长时间与具有创伤情绪或经历的人员接触，本来就是共情疲劳的易感人群，如果再处在工作强度大或工作氛围紧张的情境下，就更容易产生共情疲劳。Kase 在研究中提到，相较于其他科室，重症科室护士由于长时间接触重症病人，再加上工作强度大、工作环境紧张、心理压力较重，极易导致共情疲劳的产生。与之相应，组织文化缺乏和消极的组织文化也会引发共情疲劳[30]。比如，Schroder 在研究中就指出，在组织文化缺失或呈消极状态的组织中，会使救助者缺乏接纳感、归属感和被认可度[31]。在缺乏组织文化或消极的组织文化中，会表现出团队协作少、同事关系紧张的情况，使救助者出现压抑、紧张情绪，引发共情疲劳。另外，组织管理和领导风格对员工的共情疲劳也均有影响。比如Kelly 等研究发现，诚信型领导方式与共情疲劳呈负相关性，因此建议在组织管理中采用诚信型领导方式，通过具有同情心和真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者的互动，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从而降低共情疲劳产生的几率[32]。此外，候彬彬研究发现，护理人员拥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和假期能够有效预防倦怠的产生，由此建议管理者合理分配工作，让员工有足够的休息和自我调整的时间，营造较为轻松的工作氛围[33]。

关于外部环境因素，目前比较受学界青睐的还有一个贯穿宏观和微观环境，能够积极缓解共情疲劳的产生和恶化的研究变量——社会支持。社会支持是个体从社区、社会网络或从亲戚朋友那里获得的物质或精神帮助[34]。王皓岑等的研究表明，组织和团队支持与工作人员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其工作绩效和服务质量，而且较高的组织支持可以有效降低共情疲劳的产生[35]。Kelly 的研究显示，护理工作者在工作中获得认可和支持，能够降低工作者的共情疲劳产生几率和程度，并且对提高其同情满意度有积极作用[36]。严思彤在研究中也得出了组织支持感与共情疲劳呈现负相关的结果，并主张构建积极的组织文化和健全的激励制度，以提高护理员组织支持感，降低共情疲劳程度[37]。罗雷震在研究中发现家庭支持对缓解警察共情疲劳起到积极作用：家庭可以及时发现警察的精神健康状况，并给以积极的情感支持，对共情疲劳的产生有着抑制作用[38]。刘晓等也在研究中发现社会支持调节着压力和身心健康之间的关系，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助于个体身心健康的发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共情疲劳的产生[39]。

3 共情疲劳的干预措施研究概况

3.1 心理干预方面的研究

正念治疗是干预共情疲劳最常见的一种心理疗法，能够有效缓解共情疲劳的状况[40]。该方法多以团体治疗形式进行，在治疗师的引导下，接纳自己，活在当下，用最根源的方式缓解强迫、焦虑、抑郁等症状。早期研究为正念治疗预防和缓解共情疲劳提供了很多证据。比如，Koszycki 等将因为共情疲劳具有社交障碍的被试者随机分为两组，并对干预组采用正念疗法进行干预，结果发现干预组在改善社交障碍症状方面表现优于对照组，实验结果证实了正念疗法对于共情疲劳的抑制作用[41]。罗娟等对精神科护士开展干预实验，研究结果显示，正念减压疗法能有效降低精神科护士的共情疲劳，提高职业认同感；正念疗法可以通过训练使个体对人、事、物的觉察力和注意力等发生积极改变，改变其对外界刺激的行动模式，增强自我调节能力，抑制共情疲劳的产生[42]。

萨提亚模式团体心理辅导是身心并护的一种心理护理方式。该模式是以人际心理学、团体动力学、社会关系学及个人中心治疗理论作为基础，在团体情境下为护理对象提供心理帮助与指导的一种心理干预模式。国内运用团体心理辅导模式提升心理健康状况和干预共情疲劳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如，曹贤花等运用萨提亚模式团体心理辅导对手术室护士共情疲劳进行干预研究[43]。研究共选取96 名手术室护士为研究对象，结果显示，萨提亚模式团体心理辅导能够帮助手术室护士更好地认识自我，发现自身心理问题及不足，宣泄不良情绪，减缓心理压力，改善共情疲劳。

除了正念治疗、萨提亚模式心理辅导外，诸如团体绘画等艺术疗法也是治疗共情疲劳的常用方法。艺术疗法能够提高人们自我复原力，而自我复原力能够预防或减轻工作者的共情疲劳状况，早期研究提供的实验证据支持这一说法。比如，李娜运用团体绘画对护士团体的共情疲劳进行干预，选取48 名护士开展对照试验。结果显示，团体绘画疗法能够提高护士的自我复原力，增强成员的自我接纳及和谐感，同时可以增强护理团队凝聚力，促进团队和谐，促进成员相互支持，提高成员归属感，促进社会支持，从而有效促进了护士的心理健康水平，缓解了护士的共情疲劳[44]。此后，王春燕等的研究再次证实了这一结论。研究同样运用团体绘画疗法干预护士共情疲劳，50 名护士对照试验结果显示，团体绘画疗法能够帮助护士掌握调节心理危机的技巧，提高心理适应能力，增强自我修复力，对于缓解共情疲劳状况起到积极作用[45]。

3.2 教育培训方面的研究

现有研究中对于共情疲劳的干预大多局限于个人层面，少数学者开始意识到，个体所在组织机构提供的共情疲劳产生与预防相关知识的教育培训，对于预防和缓解共情疲劳有着显著作用。很多学者提出，开展知识培训与症状识别和预防培训，可以预防和干预护士共情疲劳的产生。罗文艳认为，可以通过训练共情能力来抑制共情疲劳的发生，例如举行心理咨询培训课程，学习相关心理理论知识，学习共情的概念与意义、人际沟通的非语言沟通及语言沟通形式、合理情绪法等，可以有效缓解共情疲劳的产生和程度[46]。此外，陈莉等调查发现，疫情下同为助人群体的消防员，共情疲劳程度低于医护人员，可能原因是消防员平时经常进行较医护人员更为严格的技能和心理训练[47]。

迄今为止，已有不少教育培训实验提供证据支持和证实了上述组织干预共情疲劳的理论假设和对策建议。比如，Potter 等在教育肿瘤护士同情心疲劳的弹性计划中，通过对13 名肿瘤护士开展一个为期5 周、共计5 次（每次90 分钟）的共情疲劳恢复课程培训，并在6 个月的时间里使用重复的方法进行了测试前和测试后的设计[48]。培训内容主要包括意向性、自我监管、自我验证和自我保健等内容。培训结束后发现该课程培训可显著改善护士共情疲劳的状况。Dereen 在应对肿瘤科护士共情疲劳状况的研究中也提到，护士掌握工作生活平衡、自我护理策略和沟通技巧十分重要，并设计了为护士提供知识、技能和资源，以实施有效的自我护理并识别何时需要帮助的教育支持计划。结果显示，教育性干预可以对共情疲劳的产生起到积极的抑制作用，从而保证护士的心理和身体健康[49]。Sook 等开展了急诊护士克服同情心疲劳的计划，采用非对等对照组前后测设计，其中实验组14 人，对照组18 人。该计划由5 周（每周80 分钟）的培训会议组成，包括理解和评估共情疲劳、增强积极影响、平衡工作生活、规划自我护理、放松技术和认知重组培训以及获得社会支持等内容[50]。结果发现，对照组共情疲劳得分高于干预组，说明此计划可有效改善护士的共情疲劳状况。学者Emily 运用冥想训练对15 名护士开展了为期6 个月的研究，第1 个月进行个人指导，共4 周、每周5 天，此后自我开展训练。研究发现，经过训练之后的护士其共情满意度明显提高，倦怠水平降低，说明冥想训练能够有效降低护士的共情疲劳水平[51]。谢晓梅等开展了通过共情理论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改善职业倦怠的相关研究。通过对急诊科21 名护士进行共情能力的培训后发现，护士的心理认知和个人成就感明显提高，情感耗竭状况减弱[52]。总之，上述主张和实验研究都证实了教育培训可以有效预防和缓解共情疲劳的产生。

4 社会工作共情疲劳研究的几点思考

社会工作本质上是一种高劳动强度、高认知技能、高情感投入的职业。与护士、警察、教师等相同属性的职业一样，共情疲劳时时困扰着社会工作从业者。遗憾的是，虽然实务领域不时发出社会工作者因为共情疲劳不断流失的警报，但是学术领域对于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的关注度却相对较少。根据笔者对共情疲劳研究动态的梳理，期望未来的研究能更多关注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现象，并在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以为实践领域提供理论指导。

第一，围绕共情疲劳的主体、客体、诱因和症状四个要素，提出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的操作化概念。本研究借鉴Figley 的经典定义和社会工作的属性特征，认为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是指社会工作者在秉持利他主义价值观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的过程中，由于长期或应激的共情压力，出现的情绪障碍、生理疲倦、认知错误和行为退缩等身心不良状况[8]。笔者认为，后续研究人员可以依据此概念编制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的评价量表。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量表，不仅能够为理论研究提供调查工具，还可以直接为社会工作机构提供评估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状况的测评量表，方便实务领域采取及时有效的预防和干预措施。基于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的定义，其量表构建可以从情绪障碍、生理疲倦、认知错误和行为退缩四个方面展开，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各个项目的语言表述需要符合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工作者的职业特征。

第二，依据共情疲劳的概念内涵及共情疲劳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以及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和具体实践，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形成机制理论模型应该如图1 所示。共情压力是最直接的诱因，而共情能力、情绪、抗逆力等行为心理因素作为调节变量可以缓解共情压力对共情疲劳的影响。另外，个体人口特征和外部环境因素对共情能力等行为心理因素、共情压力和共情疲劳均有影响。在关于共情疲劳的形成机制理论模型中，共情压力是核心的诱导机制，但是现有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共情能力、抗逆力等。如果在未来有关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的研究工作中，能够准确描述社会工作者面临的共情压力，并检验其对共情疲劳的作用效应，将能为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预防和干预提供正确指导。该理论模型还对Figley[8]提出的共情压力与疲劳理论模型进行补充和完善，因为Figley 重点关注的是共情疲劳产生的内部机制，而没有提及影响共情压力及共情疲劳的外部环境因素。

图1 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形成机制理论模型

第三，在图1 所示的共情疲劳形成机制理论模型中，就性别、从业时间、婚姻等个人人口特征对共情疲劳的影响，早期研究结果并不一致；而对学历、收入、健康状况等人口特征的影响研究，结果虽然比较一致，可证据很少。如此的研究现状告诉我们：一方面，理论研究应该深入探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并给出一个科学结论；另一方面，在社会工作的实践领域，应该更多关怀容易共情疲劳的社工。也就是说，社会工作者的学历越高、岗位越低、收入越低、身体健康越差、休息时间越短，共情疲劳的可能性越大，程度也越高。还需要记住的是共情疲劳没有性别差异，也不受从业时间长短和婚姻状况的限定。对于这些人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努力关心、帮助他们克服共情疲劳。

第四，关于共情疲劳的干预措施，心理干预和组织干预可以回应共情疲劳形成机制研究中的行为心理因素和组织管理因素的影响，但缺乏对社会文化和社会支持这些社会因素影响的回应，即缺乏社会干预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对于社会工作这一实务性极强的工作，社会干预也相对方便易行。所以，理论界和实务界应联合开展行动研究，比如帮助社会工作者构建预防和干预共情疲劳的督导、同工、家人、朋友甚至案主的社会支持网络，在行动过程中观察效果，总结经验，归纳理论，推广应用。

5 结语

综上，为了切实帮助救助他人的社会工作者，预防和缓解他们的共情疲劳，降低他们因此产生的离职意愿和流失率，目前迫切需要学界提出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的操作化概念并编制相应测量工具，假设和验证社会工作者面临的共情压力与承受的共情疲劳之间的关系，甄别和关怀社会工作者之中共情疲劳的高危人群，开展社会工作者共情疲劳的社会支持网络行动研究等丰富和发展相关理论的研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