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研究：发展与挑战

周兴杰

贵州财经大学文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引 言

20世纪90年代，与审美文化研究相交织的，另一种冠以“文化”之名的学术潮流是文化研究。这一潮流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萌芽，经过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特别是在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成果大量译介之后，文化研究终于在中国成为显学。它不止在中国的文论界引发巨大反响，成为具有撬动格局意义的研究方式变革，而且向社会学、传播学、哲学等诸多学科或研究领域渗透，影响力同样不容小视。

1 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中国的文化研究留有明显的西方学术话语的印记，或者说深受相关译介成果的影响。根据这一点，可以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做一简要归纳。

中国文化研究发轫的标志性事件，应该是1985年秋美国著名左翼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亦译为弗雷德里克·詹明信）应邀在北京大学做的为期4个月的讲学。讲稿后由唐小兵翻译整理成《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于1986年在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学术讲演和这本著作，在当时产生了强烈反响，被称为“打开了中国学人了解世界前沿学术的窗口”，这其中的前沿学术就包括了文化研究。

不过，当时中国学人没有对“文化研究”一词表现出特别的敏感。究其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当时大众文化发展状况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大众文化虽然已经有所发展，也引发了对流行歌曲、武侠小说、言情小说、港台电视剧的批判，但其整体状态还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或者说学界还未将这些新事物归入“大众文化”的名下加以审视，因而也就缺乏所谓“文化研究”的意识。其二，应该是杰姆逊的话语表达方式的影响。杰姆逊话语中的“文化研究”，已经是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理论旅行到美国后的产物了。就讲演内容来看，他将理论兴趣更多地集中在美国学界更关注的“后现代主义”（伯明翰学派中前期的研究较少受到后现代主义影响，中后期则受影响程度日趋明显。这可与斯图尔特·霍尔的思想发展轨迹相印证）和“种族”之维上，而且他分析得比较多的也是文学作品，这都与文化研究关注的“文化”有一定差异。这也使中国学人未能迅速聚焦到文化研究上。不过，杰姆逊的理论对于推动中国学人的学术研究视野由“文学”转向“文化”还是功不可没的。

对中国的文化研究的发生有着重要影响的另一本著作是霍克海姆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严格说来，他们进行的是大众文化批判，或者用他们自己的术语说是“文化工业”批判，也不是“文化研究”。不过，他们（包括马尔库塞等其他法兰克福学派成员）的理论迅速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人正在快速发展的大众文化批评的重要理论资源，因而也被视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源头。

因为这一阶段文化研究声名不显，故而可以称为中国文化研究的萌芽期或者潜行期。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其标志性事件，是1993年《读书》杂志连续发表了评介赛义德和其他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文章。我国著名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赛义德的《东方学》，这部书对中国文化研究乃至整个中国思想界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甚至是最大的。”[1]如果说西方文化研究有三个关键词：“阶级”“种族”和“性别”，那么在中国，则还可以加上一个：“地缘”。而这一关键词的凸显，就是以赛义德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的结果。诚然，后殖民主义视角的引入，引发了人们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文化的价值重估，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启蒙话语内含的他者化逻辑的批判，推动了人们在历史观念层面的转变。但是从现实反响来看，它引发的则是对全球化进程中西方文化地位和权力关系的批判性认识，甚至是焦虑性的思考，以致于从“自我——他人”关系维度切入的“看”与“被看”问题成为那个时期文论的焦点问题。而与此相呼应的则是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兴。在此转变中，历史性的“落后”意识蜕变成了空间性的“边缘”意识。这实际是地缘政治意识在中国文论、文化研究话语中的体现。

可以与之佐证的，并且与中国后殖民批评有着密切关联的，仍然是杰姆逊的话语在中国产生的理论效应。北大讲演后，杰姆逊又写成《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由张京媛翻译后在《当代电影》1989年第6期发表。受此影响，一时间，“第三世界文学”和“民族寓言”成为文学批评热点，而张艺谋的电影也就此成为贯穿“第三世界文学”批评和中国后殖民批评的主要批判对象。

这一状况提醒人们，在中国，文化研究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许多其他名目的学术话语彼此交织，关系密切。例如，在文学研究中，它不仅与后殖民主义理论话语关系密切，而且与新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文化诗学、文学人类学，以及许多以“后”为前缀的理论、批评话语有关。不止于此，它还与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关系密切。也因为如此，文化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中是与这些学术话语交织在一起的，仍未显现出独领风骚的姿态。

到了世纪之交，文化研究的话语张力和思想影响彻底显现出来，中国的文化研究正式成为一种显学。这一态势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此前的研究积累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有新的学术动态的影响在里面。新的学术动态的表现之一，就是围绕“日常生活审美化”展开的广泛讨论。这一讨论在引起人们对一些新的西方理论成果关注的同时，更重要的还是引起了对已经蓬勃兴起的中国大众文化现象、特别是文化消费现象的关注。另一个新的学术动态就是伯明翰学派的，或者明确地打上了“文化研究”标签的成果以一种规模化的方式在中国理论界登陆。这其中流传得比较广泛的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化和传播译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传播与文化译丛”，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方向标读本文丛”等。与之相应，《天津社会科学》《社会科学战线》等学术期刊也在世纪之交专门组织专栏文章来探讨文化研究问题。

这样的学术研究态势也产生了规模性的研究效应。它表现在多个方面：

第一，涌现了一批优秀研究者。如陶东风、周宪、金元浦、金惠敏、戴锦华、王德胜、陆扬等，他们活跃在文化研究的各个领域，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领军人物。

第二，涌现了层出不穷的研究中国当代大众文化的成果。这些成果不仅包括从权威学术期刊到一般刊物的大量学术论文，还有每年出版的文化研究的学术专著，以及大量的以文化研究为主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

第三，涌现了大量研究国外文化研究的成果。这方面的突出表现是外语界的研究，而且他们的研究许多都是译介与研究并行，对我国学界了解和深入吸收国外文化研究理论成果有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第四，形成了国内外频繁学术交流的态势。及至文化研究引入中国，我国文论界有了一种终于“追上”国际学术前沿的感觉。而且，随着条件的改善，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学术研讨、学术访问、学术座谈日趋频繁。杰姆逊、米勒、德里达、托尼·本奈特、迈克·费瑟斯通、霍米·巴巴等国际文化研究大家，都曾亲临中国进行研讨，而许多中国学者亦赴国外参与交流，已经形成一种国际、国内频繁对话的交流态势。

就目前看来，这种火热的研究态势在中国仍在持续。如果说有些什么新动向的话，那就是随着“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的解散产生的扩散效应，以及西方学界对文化研究范式的反思，近几年来，中国的文化研究界也出现了“文化研究向何处去”的思考。但总体看来，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对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前景仍然是乐观的。

以上是基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效果而进行的中国文化研究进程的描述，如果转换参照物，则有可能形成不同的判断。比如，如果以中国的大众文化为聚焦点，那么可以把当代中国文化研究的出现提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因为，1952年，音乐学者李元庆就应邀著文批判过爵士乐[2]。不过，当时李元庆所依据的主要是高尔基的话语。而且，不仅他的理论来源是苏联化的，就连他的批判对象也是一种苏联化的爵士乐。在今天的中国文化研究领域，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对象上，这种“苏联化”的影响都很小了。这些都表明，当时的批判话语与今天讨论的文化研究之间还是存在谱系断裂的。今天所说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领域的“文化转向”主要是后者推动的，这也是笔者最终选择基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影响来描述中国文化研究进程的原因。

2 中国文化研究给文艺理论研究带来的挑战

以文化研究为代表的学术潮流，在研究方法、路径和观念方面都带来了新的变化，形成了中国文艺理论研究中的文化转向。在梳理了文化研究等学术思潮的发展轨迹之后，有必要对这些变化做出更为具体的总结。

首先，从研究路向上来看，文化转向使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从内部研究又迅速转向了外部研究。

把文学研究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种方式的作法，显然是受到了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的影响[3]。韦勒克、沃伦把从作品形成的原因去评价和诠释作品的因果式研究称为文学的外部研究，而关于文学作品本体结构和价值的文本研究称为文学的“内部研究”。显然，他们更重视的是内部研究。韦勒克、沃伦的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获得热烈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文艺界急需摆脱极“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文艺附庸于政治的工具论地位。为此，中国文艺理论研究曾有意识地引入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等强调文艺形式的独立自足性的理论，以重塑文艺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品格。这些新引入的西方文论在美学观念上承认审美的非功利性，在理论上重视文艺的自律性发展规律的总结，在批评实践中重视对文艺作品本文的精细的、深入的解读，这就促使中国文艺理论研究发生了“向内转”的研究转向（当然，对此的批评也是一直存在的）。但是，中国的文艺理论界还没有来得及深入实践这种在操作上具有高难度、高技巧性的研究方式，文化转向的出现就推动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的风潮转向了与文本联系着的、广阔的社会空间，出现了所谓的向“外转”的研究转向。

这种“向外转”的研究转向在形态上突出地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运用一些新的理论方法重新思考文艺文本与其外部世界的关联。这方面最具有时代性的代表成果就是文学与媒介之关系的研究。如对各种文学期刊的研究，以及新媒体中文学形态的研究，等等。二是中国的许多文艺学者在文化研究思潮的影响下纷纷转向了对文化产品的研究。有学者这样描述道：“如果说，以往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学时常围绕着文学史上的经典展开，那么，文化研究显然不赞同这种过于精英主义的倾向。所以，文化研究重视的是大众文化——特别是一些大众传播媒介的文化生产。这个意义上，从电视肥皂剧、广告、流行歌曲到酒吧的风格、玩具设计、时装表演，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科目统统进入了批评家的视域。对于主流文化所排斥的种种边缘文化和亚文化，文化研究也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因此，性别问题、同性恋问题、种族问题、移民问题、身份问题均是文化研究的重点所在。”[4]可见，文化转向引领的“向外转”的研究转向，不仅使文学研究在对象上转向了非文学研究，而且在问题意识上转向了非文学问题的研究。

应该看到，“向外转”的研究转向的出现，除了在理论上受到新兴的文化研究路数的影响之外，还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根由。那就是随着我国文化体制转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商业形态的大众文化产品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这种新的态势，专注于“文学性”“艺术性”或“审美性”的文艺研究是有些反应不及的。这一点，即使质疑文化研究方式的学者也是承认的[5]。相反，“向外转”的研究转向表现出的则是一种积极应对的姿态，而且这样的理论言说中饱含着现实关怀。因此，“向外转”的研究转向诚然使“文艺理论到底应该研究什么”成为一个问题，但是也在新的时代意义上提出“文艺理论研究何为”的问题，这一点值得重视和认真思考。

其次，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文化转向使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从传统意义上的学科研究转向了跨学科研究。

文艺理论或者说文艺学一直以阐明有关文学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和社会作用，揭示创作过程及作品构成的基本原理为己任，因此而获得了明确的学科地位。但是，文化转向后的文艺理论、或者说文化研究则突破了文艺学的学科边界，变成一种杂糅各种学术研究方法的跨学科研究。文化研究者金元浦就认为：“文化研究作为学科大联合的事业，是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哲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文献学，甚至经济学、法学所共同关注的对象。它的出现是社会巨大转型的产物；是文化在当代世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相对经济、政治发生了重大跃升的产物；是人文社会领域范式危机、变革，需要重新‘洗牌’——确定学科研究对象、厘定学科内涵与边界的产物。”[6]

由于“文化”这个概念本身的复杂性，人们很难用一个既定的学科框架去框定它的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在文化研究内部，人们主要是在雷蒙·威廉斯的“文化作为生活方式”的意义上去理解和运用这个概念。严格说来，这一界定并没有使“文化”的内涵变得更加明确，而是随着“生活方式”的广阔关联性弥散出更多的考察维度。就此而言，文化研究走向一种根据需要调取各种学术研究方法的跨学科研究具有某种必然性。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的确使文化研究能在各学科界限形成的罅隙、空白、疏漏之处发现许多问题，见人所未见，但是，这种在各学科之间的频繁穿梭，也使文化研究缺少理论的原创性，因而被一些学者讥讽为话语“掮客”。

应该注意到，文化研究的跨学科化、非学科化，甚至反学科化是有意而为之的话语实践策略，是对学科化的西方传统学术思维的批判和颠覆。但是，就连文化研究者们自己也注意到，随着文化研究的全球播撒，它涵盖的内容越来越多，几乎无所不包，由于缺少明确的学科边界和领域，它的创造性和活力正在消失，其自身也存在消失于各学科之中的危险。比如，在美国，文化研究就出现了学科化的趋势。但是这不免又使一些文化研究者们担心，它会因此蜕化为“书斋里的学问”，而有违初衷。因而在是否要学科化上，文化研究者内部也存在矛盾。而坚守文艺学、文学理论学科定位的一些学者则对文化研究频繁跨界造成的学科边界模糊和研究方法失范提出了严厉批评。这种争鸣姿态使得重新划定文艺学、文学理论的学科边界成了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最后，文化转向带来的最深刻的转变，或者说最严峻的挑战，还是观念上的，即它使中国文艺理论研究由对审美性的关注转向了对政治性的关注。

西方的文化研究具有明确的、甚至可以说激进的政治意图。总体说来，文化研究通过赋予大众文化、边缘性文化以抵抗性、反叛性内涵，来转变人们对这些文化的刻板印象，以实现对主流文化、或者说霸权性文化的挑战。当然，西方文化研究内部对政治性意义的建构也有一个转变过程，并且由于文化研究者之间的立场、旨趣的差异，对政治性的意义内涵的认识也存在一定分歧。中国文论界普遍注意到，最早出现的文化主义是对以马修·阿诺德为代表的英国本土文化贵族主义的挑战，但还应该注意的是，它也是对英国本土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挑战。因为这种立场，在霍加特、汤普逊等人的著作中，大众文化被描述成英国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化，并赋予它以积极意义。由于英国当时相对封闭的学术思想氛围，文化主义带有比较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在此影响下形成的文化观念，用今天的学术观念来评价就是“本质主义”的。因此，当英国左翼学者大举吸收欧洲大陆的哲学理论后，出现了与文化主义对峙的结构主义，在观念上，工人阶级“自己的文化”的认识也逐渐被应唤性的、操控性的文化判断所取代。结构主义对大众文化的性质判断与我们熟知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判断基本一致，只是缺少后者的人道主义色彩。当然，结构主义同样被认为是本质主义的。为解决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立，也为摆脱本质主义的思维逻辑，文化研究内部出现了著名的“葛兰西转向”，形成了更为辩证的认识，即将大众文化视为一个文化权力博弈场，因为主导性力量与从属性力量的反复协商，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主导/从属”、“操控/抵抗”并存的形态。但是，随着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扩大，文化研究中又出现了像约翰·菲克斯这样的具有消费主义倾向的见解，他们意识到大众文化产品的文化工业属性，便转而从大众消费实践入手，强调在微观政治层面大众文化实践具有的抵抗性、反叛性意义。当然，我们也注意到，最新涌现的后“亚文化”研究者则质疑大众文化实践中政治抵抗性意义的存在，不过仍然认可大众文化在青少年的自反性身份建构中的积极作用。

由上可知，当前对大众文化的政治意义的解读存在着葛兰西主义、消费主义和后“亚文化”研究范式等多种解读方式。不过，总体上西方的文化研究还是倾向于赋予大众文化积极的、甚至激进的政治意义。“种族”“阶级”和“性别”能成为文化研究的关键词，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成为具有激进政治意图的西方文化研究者的聚焦点和突破口。质言之，西方文化研究者的理论言说是他们介入社会实践的一种方式，以此为处于社会下层的大众、男权社会中的女性、白人世界中的其他种族以及一切被认为受到压迫、歧视的社会群体辩护，为维护他们的权益呐喊。

这种深入骨髓的政治性关怀当然也影响到了文化转向后的中国文艺理论研究。这首先表现在中国的文化研究者对西方文化研究这种取向的欣赏上：“西方文化研究的实践品格、语境取向、批判参与精神以及边缘立场（即始终为弱势群体声张正义），相对于它的具体批判对象与价值取向而言，更具跨文化的有效性与适用性。”[1]当然，这种影响更突出地体现在他们的研究成果中。比如，陶东风关注“后集权社会中青年一代的特殊精神状态”[1]，戴锦华的电影研究其实是“共同铺演中国电影百年的性別风景”[7]，以及金惠敏的媒介后果分析、周宪的视觉文化解读、汪民安的身体政治表达等，都承载着这样或者那样的政治意味和批判意图。不过，总体上看，中国文化研究的批判性意图表达呈现出一种耐人寻味的复调性，即：一方面他们也试图建构大众文化和其他边缘性文化的抵抗性和激进性，特别是当他们意识到压迫性文化力量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时更是如此；另一方面又对当下文化状态中存在的利益操控、意义编码和逃避主义态度等忧心忡忡。这种复调性的表达使中国文化研究的认识结论更为辩证，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实践品格和社会参与效果，使中国的文化研究呈现出一些有别于西方文化研究的风貌。但是，中国的文化研究存在特有的政治关怀却是确凿无疑的。

尽管如此，中国的文化研究在观念上与一度非常强调审美性的文艺理论研究还是显得格格不入。回顾当代文艺理论发展史，可以看到，再度强调审美性是新时期以来文艺理论研究的重要使命。由于过度的政治干预和对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过度强调，文学一度沦为服务政治的工具而出现生存危机。为走出危机，摆脱文学作为政治附庸的地位，人们回到康德以来的经典美学立场，重申文艺的非功利性，通过引入弗洛伊德、萨特等人的理论，凸显文艺实践中的人的主体性；通过引入俄国形式主义与英美新批评，确证文艺形式的自主性；通过引入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的理论，以图超越认识论、反映论而建构文艺的本体论地位。凡此种种，都体现了新时期以来中国文艺理论重构文艺的审美性的努力。或者说，通过确认文艺的审美性实现文艺的自律发展，是当代中国文艺寻求自我救赎的基本策略，它本身就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发生重大转折的体现和成果。

当然，由于中国语境的特殊性，人们也一直没有彻底忘怀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的思考。审美意识形态论就是其中的代表。有趣的是，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来源也是英国的。这个概念的发明人特里·伊格尔顿在谈到自己的理论意图时说：“美学既是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里人类主体性的秘密原型，同时又是人类能量的幻象，作为人类的根本目的，这种幻象是所有支配性思想或工具主义思想的死敌。”[8]可见，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试图辩证把握审美实践的意识形态性和超意识形态性的概念。而在中国，这个概念主要被用来把握文艺的“特殊本质”和“一般本质”之关系（审美是其特殊本质，而意识形态是其一般本质）[5]。也就是说，新时期以来人们既通过反思文艺的过度政治化而确认了文艺的审美本质，但也没有否认它的意识形态性，即它与政治的应然关联。不过，当面对更强调政治性的中国文化研究理论话语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强调“审美性”的立场，而其基本的理论支撑，则仍然是康德。

包含政治意图的文化研究理论话语与坚持审美特质的文艺理论话语在当前形成对峙并不奇怪。因为这是在新时期以来的思想时空中中国文艺理论发生两次急剧转折的结果，在短短的不到4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文艺理论从政治性转向审美性，又很快从审美性转向政治性，当然会引发许多思想观点的冲撞。

那么，应如何看待这种观念的碰撞，或者说看待文化研究对经典文艺理论观念的挑战呢？笔者认为，应该有必要重新审视文艺的政治性和审美性的内涵所指。应该看到，文化研究的“政治”已经不同于新时期以前的“政治”。受福柯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的影响，文化研究的“政治”已不再指向“文艺为政治服务”时期的宏观政治，而转向了考察渗透在日常生活、私人领域中的权力博弈的微观政治。尽管文化研究不否认两种政治之间的关联，但与其说它关心国家统治，不如说它更关心既定国家统治形式中的社会治理。因而，文化研究对政治性的凸显，不等于回到此前的让审美臣服于政治的“政治性”话语中，甚至两种“政治”的取向还是冲突的。同时，文化研究对康德美学的挑战也使人们有必要思考：当人们在谈论“审美”时，是否现实中就存在有别于康德美学意义上的“审美”？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理论议题，不过，这个议题已经启动。而在思考这一议题时，应该跳出将政治性与审美性对立起来的思维模式。因为，从创造更美好的生活这个意义上来说，审美与政治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3 结 语

回顾中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固然能够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它是西方文化研究理论旅行的影响产物，但是也更能藉此看清，当代中国的特定语境已经牵动着中国文化研究在问题意识、言说立场、批判姿态等方面发生着异变，并展现出新的风貌与活力。由于它从研究路向、研究方法到思想观念等方面给中国当代文论带来的挑战，以及它仍在持续发酵的影响，中国文化研究在近40年（1978—2018年）的中国文论史上留下了最为浓墨重彩的一笔。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的文化、思想已经开始在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前沿与核心地带抢滩。笔者相信，顺应这一趋势，中国文论，包括中国文化研究，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更不一样的意义建构方式和认知途径，并由于它们对伟大的当代中国经验的体认与揭示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