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尾万三对敦煌《食疗本草》残卷的研究

任怡君，张如青

（1 上海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处，上海 201203；2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上海 201203）

1930 年，日本学者中尾万三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第一卷第三号发表《〈食疗本草〉之考察》一文。该文独立成刊，以日文写就，由《敦煌石室发现〈食疗本草〉残卷考》和《〈食疗本草〉遗文》两部分组成，是近代以来首部基于敦煌残卷S.76 对《食疗本草》全面考证和辑校的研究专著。受文献载体和书写语言的限制，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能够完整阅读并真正理解此篇敦煌医药文献研究名作的中国学者并不多。为此，本文以中尾万三所作《〈食疗本草〉之考察》为中心，考察中尾万三对敦煌《食疗本草》残卷的研究，以飨同道。

一、中尾万三其人

中尾万三（1882—1936），日本京都人，近代著名本草学家。1908 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药学科；1908 年至1926 年就职于设立在中国大连的“关东都督府中央试验所”（1910 年改为“满铁中央试验所”）。1920 年取得东京帝国大学药学博士学位；1926—1927 年自费赴欧洲游学。1928 年1 月起参与筹备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生药学科；1931 年4 月任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生药学科主任，热衷于本草学、陶瓷学等学术研究。1932 年，中尾万三辞去生药学科主任一职返回日本。1936 年7 月因肺癌病逝于日本京都，享年仅54 岁。

中尾万三毕生诸多研究中，以本草文献领域的研究最引人瞩目。其代表作除《〈食疗本草〉之考察》外，另有《从〈汉书·艺文志〉到〈本草衍义〉——本草书目之考察》[1]1《〈绍兴校订经史证类备急本草〉之考察》[2]《唐〈新修本草〉之解说》[3]等。中国著名本草学家、生药学家赵燏黄曾高度评价中尾万三在本草文献学领域的成就：“（中尾万三）考察吾国历代本草之渊源，备极详尽，自《山海经》《毛诗》《尔雅》、历代本草典籍，以及关于本草的经史百家杂著，无不旁征博引，悉心探讨，著为记录。大有将起吾国数千年以前旧本草复活之概，日人推为本草学大家，并无愧色。”[4]

二、中尾万三对敦煌《食疗本草》残卷的研究

（一）研究缘起

中尾万三在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羽田亨（1882—1955）誊写收藏的伯希和编《敦煌汉文文献目录》中发现了敦煌写本中存有医药文献的线索[5]，其研究敦煌文献的初衷和目的在于“以新知识研究此种古本草”[5]，挖掘孟诜记载的关于食疗养生的宝贵经验。

在《从〈汉书·艺文志〉到〈本草衍义〉——本草书目之考察》[1]64及《〈食疗本草〉之考察》[5]序言中，中尾万三就敦煌《食疗本草》残卷的考察做初步介绍，陈述自己曾拜访翟林奈博士，请求一睹斯坦因氏在敦煌莫高窟发现的文献，于是见到了一卷本草文本，即《食疗本草》残卷，并获许抄录。中尾万三亲眼见到敦煌残卷文本，客观而准确地描述了残卷的形质，根据残卷背面牒文中出现的文字“长兴五年正月一日行首陈鲁佾牒”（图1），判断残卷抄写时间不晚于934 年，点明罗振玉据影印本抄录和研究残卷的局限和不足，认识到出土文献考证中实物考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5]。明确残卷抄写时间的下限后，中尾万三根据孟诜卒于唐玄宗开元元年的713 年，定此残卷是距孟诜在世时间最近的一个写本。

图1 敦煌残卷S.76 背面局部

（二）研究内容

1.《食疗本草》著者、成书经过及残卷版本考证研究

在中尾万三之前，中国学者罗振玉、王国维、唐兰已对敦煌《食疗本草》残卷做过初步研究。中尾万三不仅补正了罗振玉对残卷抄写时间判断的不足，还考察与分析了王国维和唐兰的考证，认为王、唐二氏之说过于简略，有进一步考证的余地[5]。

（1）考证孟诜生平、原著以及张鼎的增补

中尾万三对比《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孟诜传》，根据相对详细的《旧唐书·孟诜传》对孟诜的生平进行考证[5]。他认为，孟诜殁于开元元年（713），终年93 岁。又睿宗景云二年（711）“优诏赐物”“春秋二时特给羊酒糜粥”时，孟诜当为91 岁，符合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多在81 岁或91 岁时为贺之民俗。据此逆推，可知孟诜生于唐高祖武德四年（621）。结合《旧唐书·孙思邈传》中“上元元年（674）……当时知名之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执师资之礼以事焉”，知上元元年孟诜五十四岁师事九十岁翁孙思邈。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孟诜累迁凤阁舍人，时年65 岁。武后长安年间（701—704），孟诜任同州刺史，时年81 至84 岁。《证类本草》引《补注所引书传》中“《食疗本草》三卷，唐同州刺史孟诜撰”，说明孟诜撰著此书时间是在701 至704 年。

中尾万三以《证类本草》引《补注所引书传》中张鼎增补《食疗本草》的记载、陈藏器引张鼎增补的《食疗本草》等事例，来分析梳理孟诜、张鼎与陈藏器三者著述的顺序与时间关系，同时考证张鼎其人及其增补《食疗本草》的时间。唐兰指出卷廿八“假苏”条引陈藏器“按张鼎《食疗》云：荆芥一名析蓂”。中尾万三进一步找出《证类本草》中同样在陈藏器引文中出现“张鼎云”的卷廿一“鼋鱓鱼”条、“鮀鱼甲”条，证明陈藏器所见《食疗本草》为张鼎增补本[5]。再据《补注所引书传》所载“唐开元中，京兆府三原县尉陈藏器撰”以及宋代钱希白《南部新书》所载“开元二十七年，明州人陈藏器撰《本草拾遗》”，知《本草拾遗》成书时间是开元二十七年（738），即孟诜殁后的第二十六年。而张鼎增补在陈藏器著述《本草拾遗》之前，证明张鼎生活的时代与孟诜相去不远[5]。

（2）考《食疗本草》与《补养方》之关系

中尾万三依据《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补养方》三卷，孟诜撰”，而无《食疗本草》之名，认为孟诜所撰之书原名应为《补养方》，《食疗本草》当为张鼎增补后的书名，增补时间在开元九年之后。他将孟诜著与张鼎增补、陈藏器引用的时间进行了梳理和排序，使先后关系一目了然：

长安四年（公元706 年）孟诜著《补养方》。（假定）

开元元年（公元713 年）孟诜殁。

开元九年（公元721 年）四部书目中收录“孟诜《补养方》，三卷”。

开元某年……张鼎增补。

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 年）陈藏器著《本草拾遗》，引用张鼎增补之本。[5]

中尾万三考察发现《嘉祐补注本草》引文中有“孟诜云”和“食疗云”书名不统一，而且因同一食物引用两种文献，认为掌禹锡完成《嘉祐补注本草》撰述之前同时有孟诜原著本和张鼎增补本两种《食疗本草》流行于世。故同一种食物下，并存孟诜之说和食疗之说两个版本。

中尾万三查阅《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3 部中日古代书志，进行比较分析[5]，见表1。

表1 中日古代书志关于孟诜著作的载录和比较

中尾万三推断，开元九年以前并无题为《食疗本草》的书籍，开元九年以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新唐书·艺文志》中出现的《食疗本草》的书名应为后来命名，而可与之相应的书籍只有《旧唐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孟诜著，《补养方》，三卷”。即《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新唐书》所记《食疗本草》为张鼎增补之书，《新唐书·艺文志》的记载说明当时《补养方》和《食疗本草》两个版本并存。

中尾万三又考察王焘编撰的《外台秘要》对孟诜著作的引用情况[5]。《外台秘要》完成于天宝十一年（752），即孟诜殁后第三十九年。其中多处引用孟诜《必效方》，而未见引用《补养方》或《食疗本草》。中尾万三分析，如果《补养方》与《必效方》一样记载的是治病处方的话，王焘的《外台秘要》中会有引录。但《外台秘要》中并无《补养方》的处方，可见这并不是一本医方体裁的书籍。除《外台秘要》外，《证类本草》的引书书目和《医心方》的引书书目中也只记有《必效方》而无《补养方》。

中尾万三再从张鼎入手，查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冲和子《玉房秘诀》，十卷，张鼎”。此书在《隋书·经籍志》不记撰者姓名记作“《玉房秘诀》，八卷”或“《新撰玉房秘诀》，九卷”。中尾万三推测张鼎在古代原书的基础上增补为十卷而成书[5]。因此，很可能张鼎将增补后的《补养方》改名为《食疗本草》，成为“孟诜《食疗本草》，张鼎”。

关于孟诜命名《补养方》，而张鼎改名为《食疗本草》，中尾万三也做了详细考证。他引残卷本中“甜瓜”条为例，说明此书虽名为《补养方》，但体例上更像本草书[5]。孟诜之师孙思邈在《千金方》中设《食治方》，所记内容、体例与《本草经》几乎相同，孙思邈名之《食治方》，故孟诜在本草的基础上增加若干处方后名之《补养方》也是合乎情理的。中尾万三从《证类本草》题名“食疗”的引文中有“孟诜说肺热消渴取濮瓜去皮云云”之条文，认为孟诜不会在自己的著作中记“孟诜说”[5]，所以这是《食疗本草》非孟诜原著之有力的内证。

（3）据《医心方》考张鼎增补文字

通过敦煌《食疗本草》残卷本、《医心方》中“吴茱萸”“白瓜”条的逐条文本的对比，可知残卷本中“案经”以后的文字应为张鼎所增补。中尾万三认为张鼎增补时先引孟诜之旧说，然后陈述自说时记为“玄子张鼎谨按经云云”或“玄子张鼎谨按云云”。《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的《食疗本草》应为此种体裁。丹波康赖撰《医心方》所见《食疗本草》也是这一体裁，故保留了“玄子张”的文字。而在中国因反复传抄的关系，至抄写此件敦煌文书时，这种体裁已经不复存在，张鼎增补的痕迹仅留下“谨按”这类文字。因而中尾万三认为残卷本的出现对于了解《食疗本草》的旧貌，进而借助《医心方》管窥张鼎增补的条文，意义非凡[5]。中尾万三单设“玄子张的条文”一节，将《医心方》中“玄子张”的条文一一列出，并与《证类本草》以及残卷本进行对校[5]，将部分条文如“水芹”条对校后，进行了文字上的勘误，认为《证类本草》中“杀药毒”应为“杀石药毒”之误[5]。

综合上述论证，中尾万三认为敦煌《食疗本草》残卷并非孟诜原著而是张鼎增补后的《食疗本草》残卷，较王国维、唐兰二氏将残卷与《政和本草》《证类本草》相校皆合后便称之为《食疗本草》之残卷的研究方法和认识更为细致和深入。

2.梳理中国食疗文献之脉络

中尾万三全面考察了《食疗本草》成书前中国古代食疗学的渊源，说明《食疗本草》成书的学术基础，从而反映此书的学术价值以及孟诜的学术成就。中尾万三认为中国食疗思想发源于先秦时代，在《周礼》《山海经》等古籍中已有大量相关制度和实际运用的记载[5]。他对《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中著录的古代食经著作进行了考证研究[5]，以探明《食疗本草》以前的食经与《食疗本草》之间的学术渊源。通过与孙思邈《千金食治方》的对比研究，中尾万三认为孟诜并未沿袭或拘于孙思邈之说，在食疗研究上具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故能于诸多食疗专著中脱颖而出[5]。

3.辑校研究

中尾万三在对敦煌《食疗本草》残卷本、《食疗本草》成书经过等详尽考察的基础上，将《证类本草》、敦煌残卷本、《医心方》《延寿类要》以及《本草纲目》中保存的《食疗本草》的佚文经过辑校后整合起来，成为《校合〈食疗本草〉遗文》。此题目中“遗文”与今文献学所言之“佚文”概念基本相同，“校合”就是辑校整合的意思。

（1）考《嘉祐本草》引《食疗本草》之版本

掌禹锡《嘉祐本草》有“谨按孟诜”和“谨按食疗”两种著录方式。中尾万三根据掌禹锡在《嘉祐本草所引书传》所言“张鼎又补其不足者八十九种，并旧为二百二十七条”，认为掌禹锡同时拥有孟诜原著本和张鼎增补本两种版本，故可识别张鼎之增补。中尾万三指出不能简单地认为掌禹锡记作“孟诜”者便是孟诜的原著，记作“食疗”者便是张鼎增补[5]。

（2）参《证类本草》校合品目之归类和排序

从掌禹锡言“张鼎又补其不足者八十九种，并旧为二百二十七条”，可知孟诜原著为138 条。中尾万三认为张鼎增补并非指增补89 种食物，而是对孟诜原著中的食物条文也作了增补[5]。

中尾万三认为残卷本与《证类本草》所引《食疗本草》在分类及排序上完全不同，故残卷本可反映《食疗本草》之原貌。他按照《证类本草》的分类，从中摘出250 余条《食疗本草》佚文，按照同条合并的原则，对其中部分条文进行了归并，例如：海藻——昆布，吴茱萸——食茱萸，秦椒——蜀椒——蔓椒等。“藕”与“莲子”在《证类本草》中为一条，按残卷本分为两条。不明是否应该合并的仍分条，例如：羊乳，牛乳；酥，酪；石蜜，蜜；黍米，稷米；草蒿，白蒿。《本草纲目》中“蚶”和“魁蛤”同条，但条文内容相异，故分两条。归并后得241 条，超过掌禹锡所言227 条[5]。

中尾万三将《证类本草》中记为“孟诜”或“食疗”的条文摘出，按《证类本草》之顺序重新编号（一）至（二四一），做成“遗文品目”即佚文之目录。每种食物后标明文献出处，存于残卷的食物名外围方框，以示区分。

（3）辑校《食疗本草》佚文的体例

中尾万三辑校《食疗本草》，主要取《证类本草》中涉及《食疗本草》之佚文及敦煌残卷《食疗本草》的文字，按上述“遗文品目”的顺序排列，食品名后标注该食品在《证类本草》中的卷数。按以下顺序辑录佚文：①《证类本草》中记有“食疗”“孟诜”的条文；②残卷本有药物条文者，列残卷条文；③《医心方》《延寿类要》中引录的《食疗本草》佚文。引文出自《医心方》时，以“医，卅，果”的格式表示引文在《医心方》中的卷数和篇名。中尾万三根据校合的需要，添加按语，有按语的条文占到半数以上。按语的最后通常为《本草纲目》引文情况并与其他文本的条文进行对校。

（4）中尾万三按语的内容与作用

中尾万三的按语内容主要是对同一食品不同文献来源的佚文作校勘与注解。

第一，《证类本草》“孟诜”与“食疗”条文互校。如同一食品在《证类本草》中有“孟诜”与“食疗”两种不同的引文，通常对同书相关引文进行本校。例如，“石鷰”条中“食疗云”“臣禹锡等谨按孟诜云”原文摘录之后，中尾万三作如下按语：

《孟诜》“余者不中只可治病”，《食疗》作“余月采者只堪治病不堪食也”。《孟诜》“食如常法云云”以下与《食疗》异。《食疗》“治法云云”，《孟诜》仅有食法，而《食疗》为治疗方法。《孟诜》谓“二十枚投酒一升”，《食疗》中“二七枚，和五味，炒令熟，以酒一斗”。分量、调制方法均不同。“二十枚”恐为“二七枚”之误，又以《食疗》之条文与《孟诜》之条文比较，“每服一二盏”作“每夜卧时饮一两盏”，“甚益气力”作“甚能补益，能喫食，令人健力也”。[5]

第二，以残卷本为底本与他本进行校勘。涉及敦煌残卷的食品，则多以残卷为底本，与《证类本草》等相关条文作校勘。例如，在“榆荚”条中，《证类本草》和残卷本原文之后出按语。对比残卷本与《孟诜》《食疗》条文后，中尾万三认为《孟诜》与《食疗》条文合并后更接近于残卷本“榆荚”条文。《孟诜》条文遗漏较多，《食疗》条文为张鼎增补之文[5]。

第三，与《医心方》《延寿类要》对校。在部分食品中，中尾万三以《医心方》《延寿类要》与《证类本草》或残卷进行对校。《医心方》为丹波康赖（912—995）所撰医学全书，全30 卷，为日本现存最古之医书[6]345。《医心方》所引《食疗本草》条文主要集中于第二十九卷“饮食部”和第三十卷“证类部”。笔者据中尾万三所录统计《医心方》引文共涉及59 种食品。《延寿类要》为竹田昭庆（1420—1507）所撰养生专书，成书于1465 年，全1 卷，书中引《证类本草》，论述食物之性能、功效[6]86。经查中尾万三从中摘录转引自《证类本草》的食疗条文涉及33 种食品。

第四，讨论食物品目命名与归类。中尾万三的按语中还有不少涉及食物品目的命名和归类的探讨。例如，在“四十，吴茱萸、食茱萸”[5]条目中，以《神农本草经》《新修本草》《本草拾遗》《本草图经》《本草纲目》《通志》等诸家学说的文献来考证和说明吴茱萸的命名以及与食茱萸之异同及关联。

第五，与《本草纲目》相关内容对校。将《本草纲目》所载相关内容作为校勘材料与《证类本草》等文本进行对校，这也是中尾万三按语的重要内容。因大多数食品都能在《本草纲目》中找到相应记为“食疗”“孟诜”或“张鼎”的引文，所以与《本草纲目》的对校涉及食品的数量远多于与《医心方》或《延寿类要》，几乎所有食品都有或简或详的阐述，不容忽视。但对于《本草纲目》的引文，不采用如《医心方》《延寿类要》全文抄录的方法，而是根据校注的需要直接对《本草纲目》中的相关引文进行校注说明。校勘中，中尾万三指出《本草纲目》的引文错误，例如在“七七，獭”[5]中，《本草纲目》作“若泠气虚胀者，服之甚益”与《证类本草》“孟诜”条下“若是冷气虚胀，食益虚肿甚也”语义完全相反，根据两书之后均有“只治热，不治冷”之文意可确定《本草纲目》引文有误。

中尾万三提出可利用《本草纲目》的引文来订正《证类本草》的错误。例如“二三六，芸苔”，根据《本草纲目》引文可订正《证类本草》“孟诜云”所引的错误，如“又［极（或为“拗字”）］损阳气”中的“极（或为“拗”）”当为衍字，“发疮口舌痛”之“疮”后应补“及”字等[5]。但笔者认为，中尾万三这个观点根据不足，李时珍《本草纲目》引文不严谨，化裁原文多，错误多，已是学界共识，一般情况下不用《本草纲目》的引文作为校勘古籍的材料或依据。上述两例，《证类本草》“孟诜云”所引“极损阳气”文顺义恰，“发疮口舌痛”中“发疮”后有一个语气停顿，“及”字补与不补并无大碍。故焉知此二处非《本草纲目》引文之误？

三、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研究的影响与评价

（一）对中国学界的影响

1.从《〈食疗本草〉之考察》到《敦煌石室古本草》

1931 年9 月，中国学者范凤源将中尾万三所著《〈食疗本草〉之考察》中的《校合〈食疗本草〉遗文》抽出，删去其中的日文假名与按语，改题《敦煌石室古本草》[7]，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蔡元培亲题书名。中国本草学家赵燏黄在该书出版前作《重刊古本草食疗本草序》[8-9]，评价中尾万三之研究“详细之考据，复校补其佚文而发表之”，主张国内业界“以本国人之眼光及见解而考察之，与日本中尾博士之说互相比较”。《敦煌石室古本草》能获得蔡元培的封面题名及赵燏黄作序，充分证明我国学界对此书的高度重视。1935 年，朱中翰在《浙江图书馆馆刊》发表《敦煌石室古本草之考察》，探讨孟诜等作《食疗本草》的学术价值[10]。1936 年，谢诵穆撰书评《敦煌石室古本草巡礼》推介范本《敦煌石室古本草》，简介中尾万三的原著[11]，说明敦煌《食疗本草》残卷本的价值。

《敦煌石室古本草》不失为《食疗本草》的文献辑录本，保存了《食疗本草》丰富的文献资料。然而，书名题为《敦煌石室古本草》，而非中尾万三原题《校合〈食疗本草〉遗文》，无法将它与《食疗本草》关系昭然于世，且《敦煌石室古本草》出版时仅取《校合〈食疗本草〉遗文》中辑录文本的部分，将中尾万三按语全部删除，更未编译《校合〈食疗本草〉遗文》之前中尾万三所作《食疗本草》残卷等文献考证研究的内容。范凤源以中尾万三为“校核者”，忽视了《校合〈食疗本草〉遗文》是中尾万三的“校合”之作，即校正并综合多种传世文献的相关佚文及敦煌本草残卷从而辑复《食疗本草》之作的客观事实。尤其新文丰版《敦煌石室古本草》[12]仅记为“孟诜原著范凤源订正”，未出现中尾万三的任何信息，完全忽略中尾万三这一关键完成人，引发误解，致使反复引用后出现各种不确切的认识①如《中国科学史目录索引（第1 辑）》（郭正昭编著）、《贩书偶记续编》（孙殿起录）中，《敦煌石室古本草》均仅记作“范凤源订正”，未见中尾万三之名。范凤源因出版《敦煌石室古本草》，在《敦煌古医方研究》（刘喜平著）等书中被列入敦煌学著名学者名录。相关内容详见拙作《〈敦煌石室古本草〉成书考辨》（《中医文献杂志》，2021 年第4 期，第5-10 页）。。

2.对其他中国学者的影响

中尾万三在《上海自然科学研究所汇报》上发表《〈食疗本草〉之考察》之后，中国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价。1936 年，侯祥川《中国食疗之古书》认为中尾万三的考察“论之颇详”，介绍了部分中尾万三的研究成果[13]。1942 年，戴志勋《食疗本草之研究》[14]一文受中尾万三之研究影响很深。1957 年，朱寿民《食疗本草及其作者》在中尾万三研究基础上介绍了我国古代的食疗知识、孟诜生平及其著作等研究成果，认为中尾万三的研究“可以作为目前研究《食疗本草》的参考”[15]。1957 年，龙伯坚《现存本草书录》“一七六、《食疗本草》残卷孟诜撰”云：“日本人中尾万三曾著《〈食疗本草〉之考察》一篇，说孟诜著《补养方》，后来张鼎增订，改名为《食疗本草》。”另立条目“一七七、《敦煌石室古本草》残卷唐孟诜撰”，说明“此书即是孟诜著的《食疗本草》残卷，系根据日本人中尾万三的校本，将文字略加改定编辑而成，改题此名”[16]。自此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正式载入中国本草学研究的史册。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随着敦煌学在国内的再次兴起，《食疗本草》残卷等敦煌文献的辑佚与研究在国内掀起第二次高潮。马继兴认为中尾万三之后有关《食疗本草》的研究较之均少新的发挥[17]166-168，“近五十年来，也未有新的辑本问世”，遂与谢海洲、翁维健、郑金生等学者重新辑校《食疗本草》，将中尾万三《校合〈食疗本草〉遗文》与李时珍《本草纲目》并列为主要核校书，1984 年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成为现今《食疗本草》的通行本。该书的辑校方法受中尾万三辑校本的影响很大，可谓是在中尾万三辑校本基础上进一步的增补与发挥，其中补辑了中尾万三漏辑的食物品目和脱失的佚文。马继兴在肯定中尾万三之作是“近代最早辑注的较完整的一种《食疗本草》辑本”的同时，认为“中尾万三的辑本虽搜集了不少佚文，但在处理这些佚文时只限于按原出处悉数堆积，故同一条目的文字重叠之处不少，且引用了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及日人竹田昭庆的《延寿类要》等书源自《证类本草》的转手资料”[17]167，明确指出中尾万三转引《本草纲目》《延寿类要》条文的不当，但其认为中尾辑本为佚文的悉数堆积，可能是未能完全理解中尾万三按语校合增注的作用和用意。其后，郑金生等《食疗本草译注》[18]、吴受琚等《食疗本草》校注本[19]、尚志钧《食疗本草“考异本”》[20]均参考了中尾万三之《食疗本草》考证及辑校本。

（二）对日本学界的影响

1949 年日本学者渡边幸三《敦煌本食疗本草之文献学研究》[21-22]，对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作了补充研究。例如，指出中尾万三未区分引自《嘉祐本草》的“食疗”与唐慎微所引的“食疗”。他补充了张鼎生平的考证，提出了对于“案经”的不同观点，对中尾万三未着重讨论的敦煌残卷中的朱点、朱书“又”和“又方”等记号和写法进行了补充研究，认为朱点之后为张鼎增补，无朱点的首句及朱书“又”和“又方”之后则为孟诜原文。但渡边幸三并未能亲自考察敦煌残卷原物，只是在既往罗振玉、中尾万三等抄录和研究基础上进行了文献学考察。

冈西为人撰《宋以前医籍考》[23]《本草概说》[24]时，均引用了中尾万三《〈食疗本草〉之考察》中关于孟诜原著《补养方》、张鼎增补改名《食疗本草》，以及著者和成书年代考证等研究成果。另外，在《宋以前医籍考》著录罗振玉《敦煌石室碎金》时亦引用了中尾万三关于罗振玉抄录敦煌残卷之经过的说明。可见，中尾万三对《食疗本草》的研究也为后来的日本学者考证研究敦煌医药文献乃至中国古医籍一起到开拓与引领的作用。

中尾万三基于敦煌《食疗本草》残卷对《食疗本草》所作的全面的综合性考证和辑校，完成了研究专著——《〈食疗本草〉之考察》。中尾万三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以下主要成果：一是推定敦煌《食疗本草》残卷的抄写年代下限。中尾万三首次对敦煌《食疗本草》残卷（即S.76）的文献实物进行考证研究。他比罗振玉等学者据手抄本和影印本研究《食疗本草》更进一步，发现并依据敦煌《食疗本草》残卷背面牒文上的年号文字作出残卷抄写时间不晚于934 年的判断。二是考证孟诜的生卒年及撰著《食疗本草》的时间。中尾万三利用《旧唐书》和《新唐书》考证了《食疗本草》作者孟诜的生平，以及孟诜撰著本书的时间大约在701 至704 年，相当于孟诜81 至84 岁时。认为《食疗本草》非孟诜原著的书名，孟诜所作之书应为《补养方》，经张鼎增补后改名为《食疗本草》，张鼎增补时间大约在721 至739 年之间，为孟诜撰著去世后不久。敦煌残卷S.76 并非孟诜原著，而是张鼎增补后的《食疗本草》。三是首次完成《食疗本草》辑校。中尾万三以敦煌《食疗本草》残卷及《证类本草》为底本，参校传世古代医方、本草典籍，完成了近代第一部完整的《食疗本草》辑校本。将《证类本草》中记有“孟诜”“食疗”的条文摘录归并为241 种食品，按《证类本草》顺序，补以敦煌《食疗本草》残卷本条文，并配以《医心方》《延寿类要》等书中记有“孟诜”“玄子”的条文，撰按语进行校勘与说明，最后与《本草纲目》相关引文进行校勘。此外，还考证梳理了唐以前食疗文献的演进与流变史。

中尾万三所作《〈食疗本草〉之考察》是近代早期敦煌医药文献研究及《食疗本草》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在学术研究和文献保存上具有开创性和关键性的重要价值，对于进一步全面研究和恢复中国古代食疗学名著《食疗本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