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师生关系的伦理审视

刘 霞

(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江苏南京 211171)

一、人工智能时代师生关系的伦理风险

人工智能已经且必将继续引起教育的巨大变化，但无论如何，教育的本质不会变。正如顾明远先生所说：“‘人工智能+教育’正在使教育发生重大的、可以说是革命性的变革。但是教育的本质不会变，教育是传承文化、创造知识、培养人才的本质不会变，立德树人的根本目的不会变。”[1]师生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审视、评估并努力规避人工智能时代师生关系面临的伦理风险，不仅有利于构建新时期的师生关系，更能促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在智能时代的落实。

(一)学校作为伦理空间的消失解构了师生之间的“地缘”关系

学校是一个特定的空间场所，在这一场所中，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生活。师生在学校、尤其是在教室这一空间中，不仅习得知识，还有着情感交流、精神对话，这期间有故事、有记忆，有理解和感动，师生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师生之间建立的这种亲密关系，类似我国传统的“地缘关系”，因为熟悉、较长期的交往，而彼此依赖、信任。学校也成为教育共同体的客观化存在，成为特定的、充满温情的伦理空间。

人工智能进入教育后，“慕课”“翻转课堂”等提供了开放、共享的交互式学习系统和智能化学习模式，打破了“教育—学校教育——师生”之间的强相关。网络化、移动化、数字化的学习模式，摆脱了传统物理空间的限制，使学习发生在虚拟空间，多维互动的学习中心和虚拟网络课堂成为主体，使教学更为自由、更加开放，更显活力。但虚拟平台提供的智能教育使得教育作为实体空间不断被侵占，“使得实体学校遭受极大的挑战”[2]，学校作为伦理空间的地位受到极大威胁。有学者预测，等到人工智能达到超级人工智能状态，学校将完全被学习空间取代。[3]2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家伊万·伊利奇针对学校作为制度化教育机构的弊端提出要建立一个去学校化的社会，观点虽“惊世骇俗”，但遭遇很多批评。至今，“学校废除并无可能也没必要”[4]，对此，杜威对学校存在价值的强调更为客观，“学校是传播任何社会集团所重视的任何价值与目标的核心机构。它不是唯一的手段，但它是首要的手段、基本的手段和最审慎的手段。”[1]26杜威对学校存在价值的分析，更看重学校公共机构所发挥的社会伦理作用。然而，人工智能也对这一伦理价值带来挑战：“倘若学生们四处为学，各自为政，信息化技术所带来的知识参差不齐，更逞论消极与负面的，失去了学校这个良性公共机构的引导，失去主心骨的社会群体很容易误人歧途，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国家稳固。”[6]总之，人工智能全面进入学校，不仅破坏了师生间交流的伦理空间，也对学校作为社会公共机构的伦理力量提出了挑战。

(二)学习方式的变化消解了师生之间的“业缘”关系

17世纪，夸美纽斯创建学校教育中独特的授课形式——班级授课制，意在高效地把一切知识传递给一切人。19世纪，斯宾塞追问“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他的答案是“科学”[7]43。强调教育将一切有用的科学知识教给学生。无论是夸美纽斯还是斯宾塞时代，知识都是学校教育中教学交往的中介，传递知识是师生之间最重要的交往，课堂是传递知识的重要场所，因而也是教学活动的中心。

人工智能时代，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拓宽了，获取的方式更为多元。尤其是人工智能所建构的开放式的巨型知识库，伴随高度发达的搜索引擎，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海量的、个性化的、随时可以提取的知识，而且能够基于知识自身的结构，根据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行自动化命题、批阅、评价。这些在为教师的教学工作减轻负担的同时，也给以课堂为中心、教师作为知识来源和知识权威带来了挑战。教师的知识储备、系统结构、教学技能等，在海量的数字资源、精准的教学评价、详细的学习记录、及时的交流互动面前显得捉襟见肘。这些挑战消解了教师作为知识权威、教学主体的地位，消解了师生之间因知识的教与学产生的“业缘”伦理关系。

(三)人工智能学习过程的改变消解了师生之间的“类血缘”关系

学校作为社会的重要教育机构，教师作为这一机构中的专职工作人员，必须秉持理性，履行责任。但师生交往在遵循理性的同时，也是一种情感交流，形成了“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类血缘”关系。这种类血缘关系是一种亲情关系的推演，是我国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关系在教育中的体现，形成了情同手足的师生之情。这种“类血缘”关系，不仅出现在伦理型文化主导的传统教育中，在现代教育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爱生如子”是对师德高尚者的褒扬。斯霞老师的“童心母爱”教育思想，就是“永不熄灭的教育精神”，这种教育精神是“人性美善之爱、职业道德之爱、公民责任之爱的集合”。[8]

人若只与机器交往，将产生很大的伦理问题。一方面，随着与机器频繁互动，从功利、效率的角度看，他人成为零价值的存在，人对与他人的交往失去兴趣。同样，随着师生之间“业缘关系”的消解，学生对与教师交往失去了兴趣，师生之间的交往要么荡然无存，要么深度异化。师生之间的温情关系和伦理意义将被重新定义。另一方面，学生与智能机器的频繁交往，会产生了对技术、对智能机器的崇拜。再有，教师也很可能被人工智能所控制，失去与学生交往的能力和机会。“人工智能的引入会加剧教育教学过程的程式化与操作化、再技术化，从而使得教师更加被所谓的教育智能技术所控制、所使用、所部署、所筹划。”[9]师生之间“类血缘”的情感关系一旦失去，作为人与人心灵交流的教育将发生可怕的变化。因此，在人工智能时代，情感性师生关系对学生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

二、师生关系的伦理意蕴

教育自产生以来就是人类追求普遍性存在和人格完善的伦理事件。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直是教育共同体内部最为基本的关系，也是最具有伦理意义的关系。在伦理型文化中，教育中的师生关系，以人伦关系为基础，以道德价值为指向，以师生的人格养成和生命成长为教育活动的重要任务。

(一)教育作为伦理事件

教育产生于伦理追问。孟子认为：“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孟子·滕文公上》)《书经·泰誓》所云：“唯天地万物父母，唯人万物之灵”。人与禽兽的不同，就在于人类必须接受伦理教育，以成为万物之灵，否则与禽兽无异。荀子在《王制》篇中追问：“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人是社会动物，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必须有“义”作为保障。“义”是人专属的伦理道德规则。“人不学，不知义”。人必须通过“学”，才能知晓“义”。因此，古代的教育等同于伦理教育。

诸多的传统经典记录着中国伦理型文化对教育作为伦理事件的要求、内容和方法。《学记》中“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志”是人类的道德理想和伦理追求，强调教育的重点和目标是使人能够获得远大的志向；《大学》说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对于人来说，不管是谁，“修身”是根本。因此，“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明德”“至善”都是对大学本质的伦理追求；《中庸》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修“道”乃是习得伦理道德规范。人禀赋了天地之善，教育就是要将人引导向最高的“德”，故而“尊德性而道问学”。朱熹在《续近思录》强调了教者自身的道德属性，“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

教育作为伦理事件，中西方相通。柏拉图的《理想国》在论述政治文明的同时，进行了伦理、教育的探究。无论从培养普通的护卫者，还是作为最高领袖的哲学王，教育都必须对灵魂的秩序和美好的理想进行探寻。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不是为了知道什么是好，而是为了做一个好人”，教育的伦理意义就在于教人向善，成为好人。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也指出，教育就是将作为自然的人提高到普遍性的存在，完成伦理的解放，“教育就是要把特殊性加以琢磨，使它的行径合乎事物的本性。”[10]203赫尔巴特对教育道德属性的论述更为直接：“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11]249-250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为教育，正在于它是一种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12]60正是基于对人格、心灵的关心，使得教育成为一个伦理事件，指向人对普遍存在伦理的追寻。

2018年在中国召开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的主题即为“学以成人”，杜维明先生在解释这一主题时说，“学做人”的问题至少包括对“人如何和其他动物、其他生命有不同的方向？”“在不远的未来，人和机器人的关系会怎样？”的追问。[13]这些追问既是对人之本性的追问，也是对当下时代的伦理追问。

(二)教师是伦理和道德的体现者

传统儒家文化中，作为面向人类心灵世界的职业，教师具有至高无上的伦理地位。“天地君亲师”即为这种伦理地位的确认，赋予了教师神圣的伦理地位和伦理权威。这种伦理地位和权威，使得教师成为教育活动中的伦理主体，其根本任务就是通过这种伦理权威，传播道德力量，培养向善之人。

《说文解字》以“教人以道”对教师这一职业进行定义：“师，教人以道者之称也。”韩愈的《师说》，开篇即阐述了教师的根本任务：“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为人师者，“传道”是第一任务。“道”是符合伦理要求的道德规范和道德准则，黑格尔论述的“德毋宁应该说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14]170，就是强调道德习得和道德教育是在一定的伦理要求下进行。离开伦理共同体和伦理准则，谈道德与道德教育，容易产生道德主观主义和伪善。“德者，得也”，道德之人即为得“道”之人，是扬弃了自身特殊性，追求伦理精神存在的向善之人。只有个体将客观存在的伦理规范转为自身的内心认同，内化为个体德性，通过行为体验出来，才能成为有道德的人。

教师的职责是“传道”，传道者必须先有道，教师自己必须是“有道之人”。“欲明人者先自明”，教师之所以能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就在于教师自身就是道德垂范。只有这样，才能够在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同时，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培养时代需要的新人。教师只有具备高尚的道德品质，成为道德典范，才能作为道德表率“为人师表”。

一直以来，教师都是伦理权威和道德楷模，尤其是在伦理文化的中国，“在以差序格局为基本秩序的熟人社会里，师德一定是高于所有社会成员之上的道德典范：师垂典则，范示群伦。”[15]为了能够传道授业解惑，教师需要“修己”以成为“有道之人”，也需要通过“传道”以培养更多的道德之人，达到“安人”的目的。对教师来说，需要“成己”，也需要“成人”。无论时代发生何种变化，也无论教育发生何种变化，教师的道德使命和精神使命是亘古不变的。***总书记对广大教师提出的“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成为塑造学生品格、品行、品味的“大先生”，都体现着对广大教师的道德期待。

(三)师生之间拥有伦理情感

教育作为伦理事件，教师与学生具有以善为目的的情感交流。教师通过“善良意志”把行动指向目的之善，使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养成道德人格、形成健全人格。教师对学生有着神圣的精神使命，要引导学生扬弃特殊人的自然性，通过伦理道德的习得，成为普通性存在的社会人、伦理人。

我国传统教育中，师生的伦理情感还来自于教育的“准家族关系”。中国文化是基于血缘关系的伦理型文化，强调以血缘关系所推演的人伦情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如父子”，师者与君亲，都是伦理辈份中的尊者。基于血缘关系的父子，在家庭这一天然伦理实体中生活，形成了基于血缘的伦理关系。这一伦理关系是天伦，一旦形成是永远不可改变的。将“为师”与“为父”并列，既强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伦理属性，也强调师生关系在时间维度上的终生性，它是无法改变的天伦关系，也是最稳定的伦理关系。

家庭作为天然的伦理实体，成员之间以“爱”为交往方式。爱要求每个家庭成员不独立，不孤立，与家庭这个伦理实体发生关系。所以，师生之间首先要求“爱”，这是教育发生的前提，也是师生关系的根本范型。师生组成的教育共同体中，学生“亲其师，信其道”，学生尊师，教师关爱学生，全社会尊师重教，这是符合伦理要求的教育秩序。

在新时代，***总书记强调：“好老师要有‘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奉献精神，自觉坚守精神家园、坚守人格底线，带头弘扬社会主义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教师要以自己高尚的道德去影响学生，师生之间的伦理关系永远不变。

三、人工智能时代师生关系伦理风险的化解：建构伦理共同体

为应对人工智能对师生关系的伦理挑战，必须建构师生精神共同体，形成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型师生关系。

(一)构建“师—人工智能—生”互动的教育伦理空间

德国社会学家费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对“共同体”作为人与人结合的重要形态进行了细致阐述。他认为，共同体是有机生命的结合，“共同体的生活是相互的占有和享受”[16]62，共同的精神让共同体中的成员具有归属感。区别于机械的原子式组合，教育理应成为精神共同体，师生在精神共同体中作为成员共同学习生活。共同体作为精神性存在，需要与之对应的客观化的伦理空间。因此，智能时代就需要建立基于“教师”“智能机器”“学生”三方互动融合的教育伦理空间。

迄今为止，人依旧是唯一的道德主体。虽然关于人工智能是否具有道德主体地位的讨论仍在继续，即使部分论者认为智能机器可能具有道德主体地位，但智能机器不具备道德思考能力，部分强智能机器至多只能算“准道德主体”。[17]智能机器的“准道德主体”也是人类的嵌入：“在设计阶段进行伦理嵌入，意味着让人工智能技术负载着一定的价值倾向，符合特定的伦理道德考量；也就是说，让具体的价值倾向和道德规范嵌入到人工智能的结构之中，并通过其功能的发挥得以实现，以实现人类的美好生活。”[18]所以，在教师、智能机器、学生三者的交往中，人工智能只能通过对教育提供技术支持，创造智能化的教育环境，而不能完全替代教师，不能主宰整个教学过程。智能时代，教师依旧处于核心地位，作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的职责和使命感未变，只是要从原有的物理空间转向人工智能教育环境，成为人工智能教育的引导者、实践者与研究者。

在智能时代的教育伦理空间中，教师、学生、智能机器共存，教师的教、学生的学以智能机器为媒介，教师与智能机器之间是“我与它”的关系。教师将智能机器作为外在的手段和物，是为教学目标服务的；教师让渡部分的教学工作给教学机器人，如出题与批阅，以大数据作出的诊断，基于特定学习环境的测评等；学生与智能机器也是“我与它”的关系，学生通过智能机器获得知识，在物理世界、虚拟环境中完成知识的学习和能力的提升。

(二)构建指向道德养成的教育共同体

既然部分知识传授的任务将被人工智能多代替，“优秀教师”的概念将会被重新定义。如同李开复所言，“优秀教师”应该是内嵌了某些技能，而被人工智能取代的几率低的教师。这些技能如：沟通能力、同情心、同理心，对他人真心实意的交流与关切等。[19]95机器取代了教师的脑力劳动，但不能取代教师的人格和情感，因此，优秀的教师不是那些教学出色的教师，而是学生道德品格养成的人师、良师。

孔子提出“仁者，人也”，以“仁”这一道德代名词来诠释“人”，确认了道德是人的根本条件。是否具有优美的灵魂和高尚的道德品德，是人与物最根本的区别。这种区别在人工智能时代更为凸显。人工智能时代，人要能在此超越机器，成为万物之灵，也要将道德作为人与人交往的核心。“教育不仅仅是一种技能的学习，本质上它是关于品格的形成。在教室里，如果破坏了教师的角色，教师仅仅被视为‘促进者’，并坚信‘技术化’的过程最终将提供所有的答案，那么使用人工智能程序将不利于教育目的的达成。”[20]

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机器可以代替人做很多事情，在教育领域发挥的作用将无法估量，但机器毕竟不是生命体，不是“人”。人工智能时代，人要更加加强与“道德”的互相阐释、互相定义。“教育之所以为‘教’和‘育’，是有其内核和本质属性的，教育的对象是人，其根本目的是为培育人，锻造人。有人就有价值观，就有伦理道德，这是人之为人的本质。”[21]“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的职责、教学的重点应转向基于师生道德发展、品格成长的伦理向度，重点关注“成人”教育。“由于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将来大部分可由机器完成，教育的重点则会转向人格、道德情操、审美、责任等方面的教育。换言之，具有知识技能内涵的‘成才’教育可以由机器代替，那么教育的重点和核心将是具有伦理内涵的‘成人’教育。”[22]41

道德不仅作为人存在的基本条件，也是教育产生的根本前提，更是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保持魅力，师生关系成为伦理关系的基本保证。智能时代，教师既要关注学生外在知识的学习，更要关注内在道德品格的养成。所以，人工智能时代，教师可以通过智能机器，从繁琐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不断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如果人与机器人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具有灵魂及其德性的完善，那么，一个不同于机器人教师的人类教师，就看他在灵魂及其德性的完善上距离机器人多远。”[23]

(三)以“爱”作为师生间的伦理交往形式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家庭是天然的伦理实体。在这一伦理实体中，“爱”是家庭成员之间最基本的交往方式。“爱是感觉，即具有自然形式的伦理。”[24]175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要彰显其职业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要成为一个区别于机器人，成为一名不被智能机器所取代的人类的优秀老师，就是要远离机器的无情感，在德性和爱上彰显自己的独特价值。所以，面对人工智能，“教师更须在德育方面加强柔性引导和情感倾入，以共情共鸣的心理、同理换位的思考塑造学生的人格品质、提升学生的道德修养。”[25]正如***总书记强调的：“好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和引导应该是充满爱心和信任的，在严爱相济的前提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让学生‘亲其师’‘信其道’。”

人工智能时代，好教师不再是知识渊博、无所不知的权威，但一定是在学生成长途中关爱学生，充满爱心的好的引导者和陪伴者，是学生精神成长和品质完善的领路人。传统的只会照本宣科、权威灌输的教师必被淘汰，而懂得运用技能机器帮助学生学习，以“不独立、不孤立”的伦理关系直面学生灵魂，与学生产生心与心的交流，成为学生道德实践、人格塑造与情感养成的伙伴，是教育共同体中精神性的存在。这样的教师一定是在学生成长是不可或缺的，也能真正与学生建立指向良善的伦理关系。

师生之间的伦理关系不仅是师生之间交往的精神所依，也是传统教育的必须得以保存的精髓。要在人工智能时代建立新的师生关系，让人工智能时代的师生关系依旧具有伦理意蕴，不仅要学习运用人工智能参与教育的技术和方法，更要历练自己的道德情怀，培养自己的审美情趣，学会与学生进行情感的交流与互动，成为学生精神发展的引路人，做学生锤炼品格的引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