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龄讲学”背景下教师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姚 昊，蒋 帆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上海 200062)

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决定实施《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以下简称《银龄方案》)，[1]首次从教育层面肯定老龄教师资源开发的重要性。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2]进一步强调利用优秀退休教师资源补齐贫困地区教师需求短板，吸引退休教师前往落后地区参与教育精准扶贫，三年内组织一万名教师到三区三州等偏远地区支教。政策实施以来至2019年，新增七个中西部试点省份，招聘规模进一步扩大且政策的响应较好。但目前政策实践仍处于初步阶段，存在政策吸引工具单一、政策宣传不足、保障力度不够等问题。如《银龄方案》政策文本要求，教育部和财政部给予每位教师每年补贴两万元的经济扶持，除此之外缺乏更精准的吸引措施。进言之，现阶段政策激励手段仅有经济扶持显得相对单一，使作为招募对象的优秀退休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高级教师很难发挥持续性的内在驱动力，缺乏更精准的政策工具组合。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通过实证分析，探讨哪些因素可以有效影响在职教师退休后的参与意愿，政策认知与政策保障因素如何促进教师的参与意愿，如何组合更高质量的政策工具以进一步提高教师参与讲学计划的意愿，继而制定更加适切的政策建议，引领老龄教师服务社会，参与教育精准扶贫，促进乡村地区教师队伍质量提高，开发潜在教师资源。

一、文献回顾与变量选择

目前直接针对银龄讲学计划的研究较少。已有研究以价值和意义概括类文献为主。银龄计划有助于缓解中西部薄弱学校师资匮乏的压力已得到普遍共识，[3-4]政策目标群体教师的榜样引领、智力支持作用、扶贫攻坚作用得到普遍肯定。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通过实证检验哪些因素会影响到退休教师继续参与到劳动力市场的职业期待，并对不同参与意愿的教师进行影响因素分析，以及“银龄讲学”政策如何对影响因素有调节作用。

涉及教师参与“银龄讲学”政策意愿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激励因素。激励因素包括工作特征、职业认可、成就感、同伴认可、职业成就和责任感等。[5-6]双因素理论认为，积极的个人主观感受对于提高工作效率具有积极作用。[7]因此，本研究在激励因素方面重点测量教师的精神满足、人生价值、学校领导、文化归属、荣誉表彰、薪酬补贴。第二，保健因素。保健因素是相对于激励因素而言的，是避免工作不满意的必要条件，与激励因素具有互为支持的作用。保健因素包括政策和管理、技术监督、薪水、工作条件以及人际关系。本研究在保健因素方面的测量包括教师的教学偏好、教学条件、受援地政府意见、受援地家长的支持、讲学期间困难求助等。第三，工作特征认知。对教师个体而言，教师参与银龄讲学不仅是简单的退休年龄的延长，还涉及到工作场域的变动。[8-9]已有的研究也证实工作环境对教师的工作效能及职业认同感有正向的促进作用。[10]因此，本研究在工作特征方面的测量包括工作距家距离、工作条件、工作陌生程度、担心劳动报酬受损。第四，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能促进个体的组织融入感，从而能有更高的工作绩效和成果产出。[11]本研究在人际关系方面的测量包括同伴关系、人际关系建立、家人照顾需要、语言文化适应性。最后，个体因素。个体在进行决策时会基于“经济人”的思考，即选择参与“银龄讲学”是否符合个人的效用目标，在权衡选择过程以及利弊博弈后进而作出决策，本研究个人因素的测量涵盖担心人身安全、担心身体健康、担心专业发展受阻。

此外，本研究重点分析政策保障和政策认知对影响因素作用的调节效应。本研究中的五大影响因素的测量题项已暗含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效度。在此背景下，本研究更关注政策保障因素与政策认知因素是否会对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有显著的调节效应，如政策保障是否会促进激励性因素作用的发挥。在政策保障方面，教师对“银龄讲学”政策在物质条件和精神回报两方面均有较高期望，希望在政策保障的角度能使职业效用最大化。本研究中的政策保障主要关注研修机会、工作业绩公正评价、提高退休待遇、获得荣誉表彰、提供优良生活保障。在政策认知方面，本文中的政策认知是个体对“银龄讲学”政策的认知水平和价值取向，包括对讲学计划的政策文本认知程度，以及更深层次的内在价值取向、个人偏好、政治信条等。政策认知进一步可分解为对政策延续性的展望、政策价值旨归的期待，即能否促进公平、促进扶贫、促进专业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工具

由于政策处于初步实施阶段，直接参与的教师数据难以获得，并很难从中剥离出政策影响的具体效应，因此，本研究聚焦在职教师离退休后是否有参与意愿，并以此分析政策参与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实地考察以及问卷调查的方式，样本包括四省12个县24所农村学校共计1052位中小学教师和校长。其中，湖北省221份、河南省299份、青海省276份、安徽省256份。调查样本选择中西部省份的主要原因是考虑银龄教师的需求地和参与主体的来源地两个方面。问卷内容设计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教师的个人基本情况统计，包括性别、个人月收入、文化程度、职称、教龄。第二部分是教师参与讲学的意愿、影响参与讲学的五大影响因素以及政策认知、政策保障维度。第三部分是开放式问题，了解教师对银龄讲学政策的态度和看法，尤其是对偏远地区薪酬补贴的偏好和期待。更具体的维度设计见下表1，问卷主要部分采取Likert 7级量表计分方法。问卷回收后，使用SPSS和AMOS统计软件对其进行统计分析。

表1 测量指标设计

(二)方法与假设

本研究分析主要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探讨不同类型参与意愿教师的影响因素得分，判断影响因素对教师参与的重要性程度，发掘不同参与意愿的教师在各影响因素重要性上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第二阶段采用多群组结构方程模型，探讨政策保障与政策认知是否对影响因素具有正向的调节效应，从而为差异化的制定政策提供有效建议。基于前文文献回顾以及本文研究主旨，提出以下假设。

H1：激励因素与保健因素对教师参与讲学计划意愿影响程度最高。

H2：不同参与意愿的教师在激励因素、保健因素、人际因素、工作特征认知，以及个人因素方面的得分有显著差异。

H3：政策认知、政策保障会正向调节激励因素、保健因素、人际因素、工作特征认知，以及个人因素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效应。

基于文献回归与研究假设，本研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架构图，如图1所示。

(三)共同方法偏差与信效度检验

对问卷内容进行共同方法偏差和信效度检验，通过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分析，表明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方差解释量是34%，小于40%的临界标准，所以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通过信度分析发现，问卷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7，表明问卷的一致性程度较高。效度检验分为内容效度、聚合效度、区别效度和建构效度。由于本研究中的问卷设计参考已有的成熟问卷设计及专家访谈意见，内容效度已得到保障。通过因子分析检验聚合效度和区别效度，SPSS分析得到KMO统计量为0.875，样本分布球形Bartlett卡方检验显著性小于0.001，总解释率53.71%，解释力较好。题项在各因子上没有交叉载荷，显示出较好的区别效度，各题项在其相关联的因子的载荷上均大于0.5, 聚合效度良好。继续通过AMOS软件对各维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主要考查在理论建构后的各维度信效度，各维度下的测量模型中标准化因子载荷量最低大于0.7，题目信度SMC基本大于0.4，组成信度CR平均在0.8左右，收敛效度在0.6左右，所有指标均优于计量经济学建议值，问卷具有较好的建构效度。

图1 SEM模型架构图

(四)变量相关性矩阵

表3呈现了维度的相关性系数，从中可以发现，政策保障和政策认知与五大影响因素几乎均有显著的相关性，即政策保障和政策认知程度越高，激励因素、保健因素、人际因素、工作特征认知、个人因素对个体参与意愿影响程度也相应越高，相关性检验支持进一步实证研究。同时，激励因素、保健因素、工作特征认知均存在较高的相关程度，表明这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共变趋势。以上发现均说明政策认知、政策保障与影响因素间存在多重相关，有必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来进一步探讨变量间的结构关系。此外，自变量间存在显著相关但并没有达到高相关度，表示并不存在明显的共线性影响。

表3 变量相关性矩阵

续表

三、实证分析

(一)不同参与意愿教师的影响因素得分分析

对五大影响因素的比较分析见下表4，对总样本分析发现，激励与保健因素的得分远高于其他三项影响因素，即激励、保健因素是影响教师参与讲学计划最主要的因素，假设1得到验证。对不同参与意愿教师的分析发现，无参与意愿的教师在个人因素的得分最高，反映出阻碍这类教师参与讲学计划的重要缘由是“后顾之忧”，即贯穿教师职业生涯的专业发展担忧与支援贫困地区的个人安全等问题，折射出目前政策保障力度与保障条件的宣传不足。不确定参与意愿的教师更多关注激励、保健因素方面，针对这类教师需要加大政策的激励力度或设计差异化可选择性的“激励套餐”，配套政策保障措施。对有意愿参与的教师而言，这类教师更多关注的是保健因素，即渴望能获得地方政府、家长和被援学校的保健支持等，由此需要制定更为明晰的保障性方案以及地方政府的配套措施，以满足这类教师持续性援助贫困地区教育事业的职业期待。此外通过方差分析发现，激励、保健因素的得分在不同参与意愿教师中有显著差距(p<0.001)，不同参与意愿教师对激励和保健因素的敏感程度不同，假设2得到验证。

表4 不同参与意愿教师的影响因素得分分析

(二)政策认知与政策保障对影响因素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检验现阶段的政策因素(政策认知与政策保障)是否有助于促进影响因素作用发挥，并检验作用机制在不同参与意愿教师的差异性，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多群组分析。模型中设定Group1=未有参与意愿、Group2=不确定是否有参与意愿、Group3=有参与意愿，其中模型拟合度指标见下表5。计量经济学中SEM模型拟合指标一般要求X2/Df<10，CFI/TLI大于0.9，RMSEA小于0.08，本研究中总模型以及群组模型的拟合度指标均通过检验，模型能够较好拟合且与理论框架相吻合，模型拟合效果较优，具体分析结果见表6。

从无参与意愿的教师群体(Group1)来看，政策认知对激励因素、保健因素以及人际因素均有显著影响，政策保障对工作特征认知无显著影响，对其他所有影响因素均有正向显著影响。对无参与意愿的教师而言，提高教师对“银龄讲学”政策的认知水平有利于提高政策的激励、保健影响效应。同理，政策保障也会有正向促进作用，免除其对个人发展的担忧，强化教师的参与意愿。对无参与意愿的教师要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高其政策认知水平，并辅之以物质和政策激励保障去推动此类教师参与到“银龄讲学”计划中。

表5 模型拟合度指标检验

从不确定参与意愿的教师群体(Group2)来看，政策认知对部分因素和政策保障均会有不同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政策认知会促进人际因素和个人因素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政策保障会促进五大影响因素对参与意愿的影响。因此，对不确定是否有参与意愿的教师，需要采用保障和认知的“双管齐下”策略，即先培养此类教师对该政策的认知程度。在制定宏观政策时，需要对人际因素、个人因素进行细化，扩大宣传力度。此外，还可以采取政策保障策略来进一步吸引教师参与该计划。

从有参与意愿的教师群体(Group3)来看，政策认知部分因素和政策保障也均会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但相对于不确定参与的教师，有参与意愿的教师政策认知和政策保障的影响效度要更高。其中，政策保障要略高于政策认知。这说明在有参与意愿的教师中，对讲学计划政策已有一定的认知基础，对讲学政策具有更高水平的认知觉悟，因此对这类教师，细化政策保障的制度设计可以进一步提升教师的参与意愿，多样化的激励手段可作为辅助予以稳固。

表6 SEM多群组分析结果

四、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湖北、河南、青海、安徽四省12个县24所农村学校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影响教师参与“银龄讲学”意愿的因素，并揭示了政策因素在影响机理过程中的调节效应，得到以下结论并提出相关建议。

(一)研究结论

第一，激励、保健因素是影响教师参与“银龄讲学”的最主要因素，在政策的深化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这两类因素，并细化激励与保障方面的政策制定。无参与意愿的教师在个人因素方面的得分最高，即这类教师不参与讲学计划的重要缘由是担心个人的发展受限、支援贫困地区的个人安全问题。不同类型参与意愿的教师在激励因素、保健因素方面有显著差异。其中，有参与意愿的教师相对于无参与意愿的教师在这些维度均有更高的得分。

第二，政策认知和政策保障在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机理中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均会不同程度地正向作用于激励因素、保健因素、人际因素、工作特征认知以及个人因素对参与意愿的影响效应。因此，对不同参与意愿的教师，采取差异化的政策组合工具能更有效地提升教师的参与意愿。

第三，对不同参与意愿的教师，政策认知和政策保障对五大影响因素均有不同程度的调节作用。对无参与意愿的教师，政策认知对激励、保障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政策保障对五大因素有正向显著影响；对不确定是否有参与意愿的教师，政策认知和政策保障均会有不同程度的正向促进作用，需要采用保障和认知“双管齐下”的策略；对确定有参与意愿的教师，政策认知和政策保障也均会有正向促进作用，且政策保障要略高于政策认知。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银龄讲学”宏观的政策保障。

(二)启示

约瑟夫·库格林在《长寿经济学》一书中以美国西部小镇50岁以上人群贡献了51%的就业率为案例之一，肯定了老年人力资本的巨大开发价值，而银龄讲学政策正是通过有效利用优秀的闲置老年教师资源，促进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要举措。[12]为了更大程度地激发教师主动参与的内在动力，可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提供多样化、可选择的激励保障“套餐”。针对不同类型群体匹配契合的激励资源以提高政策的吸引力。对无参与意愿的教师只能偏向以物质激励和政策保障去推动此类教师参与到“银龄讲学”计划中；对不确定是否有参与意愿的教师，需要采用认知和保障的“双管齐下”策略，即先培养此类教师对该政策的认知程度，扩大宣传力度，再采取政策保障策略来进一步吸引教师参与该计划；对有参与意愿的教师，加大政策认知可以进一步提升教师的参与意愿，并辅以政策保障手段予以稳固，提高精神和经济上的保障措施以及重视对教师幸福感的提升效应。

其次，加强政策宣传与典型推广力度。针对政策认知的强调节效应，结合文本搜寻和教师访谈结果，发现目前针对政策的宣传推广还局限于层级政府落实政策的公告发布等粗浅宣传方式，缺乏对典型案例的积极倡导。政策宣传作为一种高效的劝诫型工具，有利于扩大政策辐射范围、提升政策主体认知、加深政策内在理解、增强政策价值认同、疏通政策执行阻滞，对于政策的“落地生根”与“润物无声”发挥先导性、基础性作用。[13]此外，信息的高效传递对提高公共政策效果至关重要，尤其是“银龄讲学”具有倡导性特征，加强政策宣传使广大教师群体理解退休后在社会中定位的多重可能，从而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教师专业发展理念。

再次，充分利用已有的社会公益基础。“银龄讲学”政策具有广泛的社会公益基础，如“常青义教”等公益组织采取自愿招聘退休教师的方式开展实践，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和回应性。政府在推进“银龄讲学”计划时，可将其经验成果作为辅助性工具。结合社会公益基础有益于促进退休教师资源开发。出于规模经济效应的需要，迎接未来老龄化发展趋势，公共部门需要在获得多元主体支持的基础上，最大程度挖掘潜在教师资源，促进协同治理。

最后，设计差异化的薪酬补偿方案。教师供给中长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吸引教师前往教育薄弱地区任教，经济学提供的解答是对存在短缺的领域或区域实行差异性补偿工资制度。在边远艰苦地区工作的退休教师，由于地区环境差异造成的外在损失以及环境对银龄教师职业效用产生的负效应，差异性补偿原则要求在经济上进行补偿才能弥补职业收益和心理收益的损失。[14-15]由于教师工资结构具有一定的刚性，学校难以针对教师工资作出差异性调整，但来自OECD国家的经验表明，可以制定差异化的薪资结构，对于“银龄讲师”应进一步调整薪资结构，加大对教师的高龄补贴。[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