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述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师范生暑期教育服务及其开展——以“生活教育团”为中心之探讨

张睦楚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管理学院，昆明 650500）

近现代以来，西部地区的高等师范教育面临着各种困境。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多所高校内迁客观上使得西部地区师范教育事业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1］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初，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滇办学期间遵照教育部令成立了师范学院，为了适应西部教育发展的需要，联大师范学院鼓励在校师范生积极与闻社会需求并参与地方教育服务，提倡师范生积极利用暑假时间传播学术、促进地方教育发展。这些教育服务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师范生“教”“学”“做”相互合一，也更好地提升了师范生从生活中认识教育问题并付诸实践的能力。很显然，对此类实习活动的探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抗战期间师范院校的师范生育人目标如何在学术与社会之间游走、如何在教育理论与实践服务之间产生互动等一系列问题。①联大研究长期作为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中的“显学”，涌现出较多的学术研究成果，对于联大师范学院的研究也有相关史料及成果，如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编写组编《云南师范大学校史稿（1938—1949）》，云南师范大学纪事组编《云南师范大学纪事（1937—1998）》等研究，其他相关史料汇编资料也对抗战时师范学院的创建与发展有所涉及，如璩鑫圭、童富勇、张守智著《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编），李友芝、李春年、柳传欣、葛嘉训编《中国近现代师范教育史资料》（第二册），崔运武主编《中国师范教育史》，杨之岭、苏渭昌等合编《中国师范教育》等。此外，胡金平《暑期学校与民国中小学教师专业培训》，对民国时期暑期学校名称及由来进行了详细考证，并根据暑期学校主办主体将其划分为“会社主导型”“大学主导型”及“政府主导型”三种类型。闻黎明《西南联大与云南中等学校师资培养》，主要根据云南地方发行量最大的报刊《云南日报》相关记载，对1938年与1939年联大师范学院的云南地方中等学校师资培养进行详细考察，指出其培训讲授的内容既针对了云南中等教育的客观实际，又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需要紧密结合。此外，尚未有其他研究针对联大师范学院师范生暑期地方教育服务进行专门论述。

一、联大师范学院的设置与师院学生暑期实习相关政策背景

1938年以来，云南省共有师范学校41所，其中完全师范院校12所，简易师范学校29所，学生共有5366人，其中完全师范学校学生1750人，简易师范学校学生3606人，当年度毕业师范生967人。就规模来说，与其他西部省份相比，云南师范教育的规模在边疆各省份中是排名居前的。［2］但即便云南省的师范教育具有如此的规模，依然满足不了全省师范教育发展的要求，也难以适应师资质量提升与师资队伍专业化的诉求，［3］因而在云南当地设置一所高水平的师范院校尤为必要。恰1938年教育部颁行《师范学院规程》（以下简称“《规程》”），《规程》规定：关于师范学院的设置，可以单独设置，也可以在综合大学中设置。在此规划之下，1938年8月4日，国立西南联大第八十三次常委会决议并遵照教育部令，自该年度下学期9月起增设师范学院，并将联大原有文学院、哲学心理教育系所属教育部分、南开大学哲学心理系的教育组划归师范学院，同月20日奉教育部令，特将云南大学教育系师生划归于师范学院成立教育系，同时常委会遵照教育部颁布的上述《师范学院规程》第19条，聘任清华留美、曾任南开大学教育系教授及长沙临时大学学生军训队副队长的黄钰生教授担任新成立的师范学院院长，并请黄钰生先生先行编制本校师范学院经费。［4］

与联大师范学院的创设几乎同一时期，自1938年度起，为加强联大师范学校师范生暑期地方教育服务等工作，教育部特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师范学生开展暑期教育服务的相关规程，体现了教育部对师范学院引导师范生进行教学实习与社会服务的重视。如1938年颁布的《师范学院规程》第52条规定了“各师范学院学生须于暑假或寒假期间，从事社会服务或劳动服务，如社会教育、义务教育等服务，或于农业及工厂实习、或社会调查等，且服务时间不少于四个星期。”［5］1941年教育部又发布《师范学校（科）学生实习办法》（以下或简称“《办法》”），《办法》严格规定了各师范学校应着手建立师范生实习指导委员会，以专门负责师范生实习计划、指导和管理等事项，并对该委员会的组成以及师范生实习的时间、内容、场所和实习展开、成绩的评定等做了原则性的规定。［6］463-467此后，教育部又先后颁布了《师范学校“实习”课程标准》《各省市师范学校毕业生保送升学办法》《各省市师范学校辅导地方教育办法》等法令，旨在规定师范学校应充分组织学生或鼓励学生自发开展各类社会教育服务，并提倡全国各国立师范院校师范生应充分利用寒暑假时间走出校园，充分认识并了解社会。［7］

值得注意的是，联大师范学院也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及当地中等师资培养的实际需要作了人才培养的相关规定。具体为：其一，师范学院除了规定师院学生对于一切事物应具有良好之态度之外，还严格规定联大师院学生对于国家之需要与困难，应有真确之认识；其二，联大师范学院对学生社会服务能力也作出相关规定，严格教导学生“应在地方教育服务中有相当技能与良好之方法。学生倘若无广博之基础，无社会服务之能力，而先钻研于狭窄而尖深之专题中，纵然能成为专家，但绝不适为师资。”［8］美国学者易社对联大师范学院学生地方教育服务等诸活动亦有所称赞，他认为联大师范学院的地方教育服务促进了云南省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在中央教育部的法令指引之下充分考虑地方合作的产物，也是与地方当局密切合作的产物。［9］

二、暑期地方教育服务：以联大师院学生“生活教育团”为中心之讨论

联大师范学院虽然面向全国招生，但联大师范学院十分关注云南当地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关注到了云南当地对于教育服务的需求及满足等问题。总的来说，师范学院学生自发成立的学生组织类型众多，就教育实践考察类型而言，主要有“生活教育团”“边疆教育考察团”“暑期服务队”等，这类学生团体主要成员大多是以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构成，旨在组织师范学院学生赴云南边远各县考察教育及社会实际等情况。限于篇幅，以上各类地方教育服务不能一一列举，特以联大师院师范学生自发组织的“生活教育团”为例进行说明。

首先，何谓“生活教育”？何谓“生活教育团”？按照联大生活教育团的初期设定，所谓“生活教育”指的是生活与教育是不可分割的，生活即是教育、社会即是学校，旨在秉承“实习之注重乃公益事业之关切”的宗旨，让学生走出校园的深墙去与边疆民族生活充分接触，到现实生活中学习；既要深入农村又要扩大战时服务的场景，从而从实际生活中去发现教育问题。［10］因着这一共同的理念，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三年级学生自发组成了“生活教育团”（全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教育系三年级生活教育团”，以下或简称为“教育团”）。联大师范学院的“生活教育团”共设三个部门，分别为“生活教育团名誉团长”（专门负责团务会议）、“生活教育部”以及“总务部”，三部门分别设置“顾问”若干。其中“生活教育部”按照小组负责具体任务，又分为庶务组、宣传组及康乐组，分别负责“教育团”的伙食、卫生、庶务、保管、活动宣传、团体康乐等具体工作。按照教育调查具体活动任务主题又分为中等教育调查组、小学教育调查组及社会教育调查组，分别配有专门人员负责拟赴县市各级教育的相关调查。“总务部”分为会计组、文书组及团务组共三组，分别负责教育考察工作中经费、文书资料等问题。

“生活教育团”的具体活动有以下三方面：第一方面，“教育团”通过鼓励师院学生到云南本地民众中去、到乡村去、到边疆中去，从而使师院学生得以真正学习、体验、发现教育问题，使师院学生得以了解、研究云南当地自然环境、独特的人文社会，并以此入手积极开展少数民族与边疆区域的相关调研；第二方面，大力提倡大学教育社会化的宗旨，鼓励师院师范生通过将师范学院中所学习的教育知识及理论学说，带到现实生活中去验证，使之得以在现实生活的体验中获得对理论知识更加深刻的理解，也使理论得到进一步拓展；第三方面，利用各种寒暑假期的学生活动，提倡生活的、行动的、实践的暑期农村服务活动。从手段上来看，主要运用戏剧、歌咏、宣传、访问、壁报、报刊、慰问等多彩多样又与农村现实相结合的形式进行教育宣传，去与当地民众面对面交流，并激发云南民众抗战激情，并塑造民众对抗战胜利的重要意识。从“生活教育团”所开展的一系列地方教育服务来看，主要包括师范生编制教材、乡村巡回施教、供给教育宣传资料、进行社会及教育调查、收集当地教育文献资料、宣传抗战建国主张并积极沟通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感情等。

为了使相关活动的开展得到充分有效指导，“教育团”还专门邀请了联大一批卓具学识、学术造诣精深的教授作为团长及顾问，如“教育团”将师院院长黄钰生教授、《云南日报》社社长陈玉科聘作团长，将师院教师查良钊、陈雪屏、罗廷光、陈友松、曾作忠等聘作“教育团”顾问。此外，将周锡夔（时任云南省教育厅秘书）、张季材（云南省教育厅第一科科长）等云南地方教育行政官员也聘作“教育团”相关教育问题的顾问。“教育团”会务科还专门编撰了一本《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关于师范学院教育系三年级生活教育团的手册》（以下简称“《手册》”）为众团员分发。在《手册》中，教育团顾问还为团员临行前赠言题词（详见表1），赠言充分肯定了“教育团”的重要意义并极大鼓舞了团员的士气。

表1 “生活教育团”临行前联大师院教师题词一览［11］

就生活教育团人事组织方面来看，主要以联大师范学院师范生为主体。具体来看，“教育团”的成员主要是由两类学生构成：一类是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三年级云南籍学生，组团前期报名参团的学生均可成为会员；另一类为非滇籍学生，这部分学生业经团务会议同意，也具备入团资格。具体来看，云南籍学生有王延禧、王恩溥、王家璋、王家声、何嘉宾、马人文、张禧、郭瑀、杨映波、曹元焘、张宗舜、张德徽、曹元龄、李廷揆、邓也逵、卢濬、李燮昆、和德璋、李宝琴等，非云南籍学生团员有杨清（贵州贵阳）与张凤祥（贵州盘县），以上共计20余人。

1939年7月27日，“教育团”全体团员自昆明联大校区启程，走过云南省滇南地区共计14个县市，考察工作时间共计40日，至暑期结束9月5日联大开学时，再集体返回学校。具体来看，“教育团”7月下旬分别经过了云南省内宜良县（3日）及开远县（2日），8月上旬具体考察了蒙自（3日）、个旧（4日）、建水（3日）、石屏（2日）等地，8月中旬具体考察了华宁（2日）、通海（2日）等地，8月下旬则具体考察了玉溪（3日）、昆阳（1日）、晋宁（1日）、安宁（1日）等地。至于“教育团”考察所需路费、膳费、生活费等，由云南省教育厅津贴、联大本校津贴以及团员缴纳团费补助。［12］总的来说，该年度生活教育团组织得有条不紊，暑期教育调查安排得较为得当具体，教育考察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教育团”的团员得以在具体的指导下有目标、有计划地完成云南各县市地方教育服务。通过这些“在地式”的教育调查活动，也极大地激发团员了解地方教育现状、服务地方教育提升的活力与兴趣。

总的来说，以联大学生尤其是联大师范学院学生自发组织的“生活教育团”为代表的暑期边疆服务活动，在立足教育服务本位的同时，十分强调教育研究与实际训练，提倡团员在教育服务活动中承担多样的调查研究任务，并注重教育服务前与服务中的各项准备工作与活动前各项培训。同时，在教育服务过程中注重对边疆民族地区大众的知识、技能及观念方面的训练，以期达到开通民智、提升生产技能及强化国家意识的目标，在云南边疆地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而，联大师院所开展的活动一时间成为了战时内迁院校作育人材与地方服务有效结合的榜样。［13］

三、进一步讨论：联大师范学院师范生暑期教育服务的特点

（一）提倡教育服务对地方特色的倡导与边疆教育的建设

任何一所师范院校的创办，在主张教育研究与实践相互结合的理念指导下，必然是考虑到地方的现实所需，其运作也需要与地方特色相结合，这已成为近现代师范创办的一大宗旨。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之下，我国近代一些师范院校纷纷开展注重地方特色的相关活动。如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从1917年起，就根据中等学校对各科师资需要与中学课程配套的要求，开设了教育专攻科、手工图画科、国文专修科、体育专修科、音乐训练班，这是与当时全国范围内对于综合师资人才的现实需要相吻合的。［14］加之此后李蒸任北平师范大学校长，除了提倡师范教育应具备一般文化科学以外，还大力提倡劳作教育在教育学系的重要地位，因此该校除了对学生修业年限做了适当的延长、注重学术研究与大学内在精神提升以外，还模仿美国模式成功地将研究、教学与推广三者相融合，打造一个类似“英国式的自由学院加上德国式的大学的一个混合组织”。这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师范学院的“传统且中规中矩的模式”，也与“五四”时期在北高师宣传得如火如荼的杜威先生实用主义与平民教育思想大有关系。［15］当然，对于联大师范学院师范生的暑期教育服务而言，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这种平民教育与实用主义的思想所影响，师院学生们不仅从理论上接受了杜威“教育即生活”的见解，而且从实践上证明了内在意义。

倘若更进一步分析，联大师院与北高师的学生教育服务的时间也存在着细微的不同，前者显然更为注意到了云南地方的现实需要及民族意涵，也意图从云南地方特色入手实现学术理论研究与实践化的双向互动。以“生活教育团”为代表的各类地方服务旨在通过鼓励师院学生到云南本地民众中去、到乡村去、边疆中去，积极开展少数民族与边疆区域的相关调研，从而使师院学生得以学习、体验、发现教育问题，使学生们得以了解、研究云南当地自然环境、独特的人文社会。因此，也可以说联大师范学院师范生的暑期社会服务不仅着眼于相关教育理论的教授，还更注重与云南地方的相互联系，打造了一个既有时间感又有空间感、既有理论感又有现实感、既属于团体又属于云南地方的“教育理论探讨园地”。［16］前已述及，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多所高校内迁客观上使得西部地区师范教育事业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契机，云南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省份，也不例外，随着大量内迁学人的到来，云南已成为教育重镇及抗战坚定的大后方，在所开展的各类地方教育服务中，均坚持了一种“在地化/云南化/边疆民族化”的服务路径，并积极倡导与地方情形的直接对话，完成了边疆教育开发的相关使命。

（二）师范学习与课程安排延续至教育服务精神的养成

从理论上来讲，高等师范教育不应等同于一般的高等教育模式，尤其是在人才培养规格、课程设置、修业年限上，师范学院不能照搬联大已有其他学院既定的课程与模式，更不能照搬彼时其他国立师范学院的既定课程模式。［17］从学制上来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学制稍长于其他学院，其文、法商、理、工各学院的学制均为四年，而联大师范学院则实行五年学制，最后一年学院专门为师范学院学生安排了教育实习。在学分方面，联大其他四大学院学生须修满136学分方可毕业，而联大师范学院学生按照规定必须修满170学分方得毕业，其中很大一部分课程安排了社会实践类课程。［18］在课程方面，联大师范学院按照1939年9月23日教育部训令所颁《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必修科目表》，将课程类别分为普通基本科目、教育基本科目、分系专门科目、专业训练科目（含分科教材教法研究及教学实习），教育实习类课程除了重点安排如“乡村建设与教育”“民权行使及实习”“教育社会学”“教育与学校行政”“教学实习”等师范生必修课程外，联大师范学院还为三、四年级学生开设了“教育社会学及行政问题”“教育视导及调查”“营养学”等课程，极大地拓展了师范生教育理论联系行政与社会服务的链接意识。［6］392-394

“生活教育团”中开展的暑期教育服务活动，均体现出了师院学生生动活泼的积极风气，唤起了联大师院学生参与实际公共生活的热情，锻炼了教育服务能力，为地方教育服务注入了活力。［19］1941年，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新聘任了三位助教，一位分任院长办公室助理、另二位任教育专修科助理，新聘任的这三位助教分别是李楚安、李廷揆、王家璋。他们均为前述“生活教育团”的重要团员，在“生活教育团”的各类活动中亦发挥了重要作用，毕业后用自己在联大师范学院锻炼获得的才能“反哺”学院。此外，同一时期参与了“生活教育团”的师院教育系三年级学生卢濬毕业后也被联大师院教育系聘为助教，在日后的教研工作中，卢濬积极借鉴中西方教育理论进行大量实践工作，在联大附属小学主持儿童研究问题实验班，以联大附属小学为调查对象并开展相关教育研究，旨在从教育理论入手指导教育实践。总的来说，以卢濬先生为代表的师范人才，是联大师范学院作育人材成效的体现，也是毕业生“反哺”母校的杰出代表。

（三）多样化的地方教育服务体现对教育事业的广泛关注

除了与地方特色相结合、积极谋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外，师院学生开展的各类暑期服务活动也引发了社会层面对教育事业多样化的关注，从客观上促进教育研究走出校园“有形的墙”，构建校园之外属于学生共同的“学校公共生活空间”的可能。为了提倡社会对教育事业的关注，师范学院还联合云南当地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云南日报》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名为“西南教育”的栏目，旨在提升社会关注教育事业的意识。栏目自1941年起每半个月为一期，专门刊登了一批联大师院学术大家对云南当地教育问题的相关讨论，如第1期为联大师院教师陈友松撰文《西南的教育建设问题》、第3期为田培林撰文《边疆教育的几个具体问题》、第31期分别为联大师院助教卢濬撰文《怎样训练儿童的思想》、第14期和第39期分别为卢濬撰文《一个新的中学师资训练机关》与《爱的情绪之发育》、第16期和第49期为联大师院教育专修科助理教师李廷揆撰文《人格与文化的综合观》与《论学校教育》、第34期和第44期分别为魏泽馨撰文《论中学的工读生制度》与《关于中学课外活动的点滴经验》。以上这些作者均为联大师范学院的教师，陈友松为教育学系系主任、田培林为公民训育系系主任，卢濬曾为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毕业生，后为教育学系助教，还直接参加过前述“生活教育团”的暑期教育考察活动，并在活动中担任了生活教育组组长一职。［20］

当然，联大师范学院并非唯一组织学生进行暑期社会服务的院校，师院学生所开展的“生活教育团”也并非是唯一的暑期教育服务活动，就整个云南省来说，其他国立高校也积极开展此类学生假期社会服务。如云南大学于1944年暑假期间，组织学生进行假期实习及教育进修服务等相关活动，积极倡行各院系学生赴云南省内各机关开展教育实践，如鼓励学生赴云南高等法院检查处、《中央日报》社（昆明）、昆明福建会馆归侨救侨站、云南省教育厅督导室、云南省立昆华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昆明市立明德中学等地开展社会实习，且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21］纵观这一系列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学生暑期社会服务的活动，学生在其中对教育事业进行主动积极、深入真实的探讨，也带领社会人士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教育事业，由此不断地引导了社会大众对于教育的相关观点。可以说，在战时国家经济文化建设事业呈现低迷、教育事业得不到充分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这类以提倡学生自发组织的教育服务对国家教育事业振兴之效尤显珍贵，尤其是对于战时中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