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秩序前夜，可持续发展合力再孕育

曾几何时，“里约+20”峰会被民众寄予厚望，被称之为拯救人类的最后机会。然而，这种厚望，这最后的机会，随着会议的结束，在民众心里烙上了深深遗憾的印记。之所以关乎全球环境保护、关乎传统化石能源使用、关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峰会与20年前的地球峰会相比，呈明显倒退，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一支独大的一元社会的旧秩序正在瓦解，发达国家不愿履行作出的承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力量虽然已经不可小觑，但还没有能力取代旧秩序。新旧交替之际，关于全球不同需求、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必然面临更多的难题。

p26 峰会成果被视为“我们不希望的未来”

p28 倒退是因为新秩序尚未形成

p30 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正在重新孕育

p32 理性认识峰会成果

峰会成果被视为“我们不希望的未来”

6月22日，“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的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正式出炉。然而，这个有着令人憧憬的名头、却由于缺乏实质的可操作性的内容备受诟病。

成果被指是新花瓶

对于峰会的成果，各国官方都比较高调，而在官方之外的声音则是异口同声的口诛笔伐。对于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中外对话》北京副总编徐楠介绍，政治家们予以高度评价，是因为深知其得来不易；而公民社会的普遍不满，来自常识。徐楠所说的常识恐怕是指与1992年里约地球首脑会议所取得的成果相对比。

20年前，各国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然达成了里约系列原则、三大环境治理公约、二十一世纪议程等重要成果。“但二十年后在同一个城市，我们看到的是各国政治雄心的退步。在这里，甚至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原则性问题上都往后退缩了。峰会谈判在资金援助与技术转让问题上依旧没有进展；淘汰化石燃料补贴仍是两行空话；绿色经济的概念定义模糊指导意义不足；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改革为新的环境组织，同样计划落空……整个文本中，充满了太多诸如‘认识到’、‘进一步探讨’、‘决定考虑’等言而无物的辞令，进一步让本已缺乏法律约束力的这份文件，成为一个新花瓶。”青年里约行动小组协调人那拉荣泰如是说。

“留给我的感觉是，五六万人参加、全球瞩目的‘里约+20’峰会，热闹过后，留下一纸没有法律强制力的文本文件。”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研究室主任陈迎对本刊记者说。陈迎以中国政府国家发展改革委专家成员的身份全程参加了本次大会。“峰会形成的文本是个大纲、一个框框，具体到各个领域还得到气候变化大会去谈。”陈迎补充道。

不满源于失落

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将环境保护的概念第一次上升为与会各国政府都高度认可的通用慨念，20年后的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搭建好了通往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机制和框架——也就是说，如何履行成为1992年人类可持续发展里程碑树立之后，国际社会面临的头等重要大事。那么履行的情况怎样呢？在此次全球瞩目的峰会召开前夕，也就是6月6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里约发布了名为《全球环境展望5》的报告。报告显示，全球90项重要目标中只有4项取得了显著进步，40项目标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鱼类种群破坏与退化，气候变化与干旱等24项目标几乎停滞不前。还有8项目标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情况还在继续恶化。如果以“显著进步”为标准，衡量国际社会履行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所规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执行情况，就会得出履约4比90的超差成绩！

抗议不断

公民社会渴求改变，渴求在履行方面有实质性突破。但结果是，“认识到”、“进一步探讨”、“决定考虑”等言而无物的辞令，成为峰会成果文本的主体。就在这个成果文本匆忙完成谈判提交政府首脑会议后的第二天——21日，里约峰会会场爆发了民间组织的集中抗议。数百名来自青年、环境、妇女和土著人士组成的代表，集中在高级别会场门口，高喊口号表达各自对这份里约文件的不满。世界自然基金会、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等众多国际机构，也以机构评论、新闻发布会和联名公开信等方式，予以抗议。

一封针对峰会成果文本、题为《我们不期望的未来》的公开信对峰会的所谓成果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文中说到，“我们期望的未来需要承诺与行动，而非仅是许愿。需要治理社会、环境与经济危机的紧迫性，而非一再拖延。需要与公民社会合作协调，而非仅是政府不痛不痒的立场。所有这些，在此次会议最后文件的283个段落中，没有丝毫体现。这份题为《我们期望的未来》平庸无物，严重缺乏雄心和行动，甚至都没有充分强调问题的紧迫性。”

20年前，12岁女孩铃木瑟玟在里约世界高峰会上发表演说，要求“大人们”对于环保要说到做到，否则就是对下一代的不负责任。然而20年过去了，一切都没有改变。

峰会期间巴西土著部落的成员们在里约热内卢的郊区建立起了“人民峰会”的会议营地。“人民峰会”是由200个世界各地的生态环保组织和社会活动组织发起，旨在声讨所谓的“绿色经济”概念，而这一概念正是由115个国家领导人在一次联合国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会议营地的名字为“Kari-Oca”，这在图皮—瓜拉尼语里的意思是“白人的房子”。这个土著居民的会议是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即“里约+20”）的对台戏。

一位瓜拉尼男子带着“里约+20”的腕带

会场外，各种抗议活动也绝不少见。在峰会十几公里外、里约城市最东端Flamengo的海滩，来自全球的非政府组织和巴西当地土著部落成员召开“人民峰会”，与里约中心的大会唱“对台戏”。“20年前，我是为了我自己的未来在奋斗；今天我是为了我孩子的未来而奋斗！”曾在20年前里约地球峰会上用演讲让世界沉默了5分钟的加拿大女孩铃木瑟玟再次来到里约。如今，铃木瑟玟已经是一个两岁孩子的妈妈，她站在台上说，“20年过去了，一切都没有改变。”

“1992年，我们还在严厉地批评当时的努力做的不够；但更具讽刺意义的是，20年过去了，我们还要回头来保护当年的成果。如果把20年前的地球峰会作为一个标志，今天的我们倒退了很多。”创绿中心总干事卢思骋如是说。

倒退是因为新秩序尚未形成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风云际会，快如白驹过隙。三五十年不过弹指一挥间，恍如昨日。然今日必定是今日，往日已成明日黄花。站在今天的基点上看，1992年地球峰会所取得的成果堪称辉煌，这辉煌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格局密切相关；20年后的今天，之所以倒退，也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巨变的结果，而且，这种变化早在10年前就已端倪初现。

带头大哥今非昔比

20年前，美苏长达数十年的两极冷战，由于苏联的解体而告一段落。随着冷战烽火的熄灭，意识形态之争似乎也就此销声匿迹。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带头的欧美经济、政治集团不失时机的规划着一统天下的新未来。他们为这个新未来做出了让步，甚至慷慨解囊。解决环境问题既是发达国家本身的问题，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贫困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在联合国处于强势地位、带着战胜强敌的自豪感和强大的美元，美欧等强国积极支持环境保护——花钱，没问题，一切尽在掌握，作为强者，承担更多的责任，意味着更大的规则主导权。

欧美国家除了答应直接给予资金技术的支持，同时还采取了既能迎合发展中国家发展需要，又能保护自家门口环境的一箭双雕的经济策略：将第二产业低成本输出。然而，欧美国家的如意算盘却未能如意。按照低成本原则输出制造业、转移高耗能产业和重工业，恰恰加速了自身的产业空心化和经济泡沫。20年内连续的金融和债务危机，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正是全球加速形成统一市场的结果；正是金融在全球范围不断驱逐实体经济的结果；正是一元主义占据规则主导的结果。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不是欧美真心想要的，他们想要的只是市场，而非市场所在国的崛起。

另一方面，原本被认为是“历史的终结”的苏东剧变，不仅没有成为欧美强国领导力强化的因素，却变成了西方领导地位下降的开始；经历颜色革命之后的俄罗斯，在徘徊一段时间之后，竟然弃西方而去；中国不但没有在苏东剧变之后成为最后一块倒下的社会主义多米诺骨牌，反而横空出世；欧美在步入高峰体验之后，迎来的竟然是“西方失去的十年”。

曾经雄心勃勃的欧美国家，愿意为新未来付出的国家，在策略不仅没能达到预期目标，反而歪打正着帮助了发展中国家的崛起，这不能不令欧美国家懊恼，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于推动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与承诺很难不与推脱、反悔、刁难连在一起。

金砖国家正在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迅速崛起的国家被称之为金砖国家。这些国家以廉价商品、丰富资本、充足劳动力、巨大潜在市场等，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改变着世界经济发展态势，推动国际经济关系的调整，促进力量格局的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教授认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从力量分布、决策体制、问题议程和发展模式四个层面给世界经济带来新变化。

首先，世界经济权力和财富将加速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转移。随着新兴国家的崛起，这种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经济版图正在发生剧烈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加速了新兴国家向西方的追赶过程。新兴国家的崛起不是危机事态下的短暂现象，而是一种持续的长期趋势，体现为全球经济力量从西向东、由北到南的历史性转移。第二，全球经济的决策权变得更加平等和均衡。伴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国家在世界经济决策体制中的地位得到了很大程度地提升。在全球经济决策权的分配上，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的参与数量趋于均等，影响效力也更加均衡。

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之在全球经济议题上的话语权明显提升。在发达国家主导的议题上，新兴国家开始据理力争，通过团结行动或临时组合来维护发展中国家的集体权益；新兴国家开始主动倡议一些新的经济议题，如改革国际金融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增加对贫困地区的经济援助等。这对于改变南北发展失衡，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成果共享具有重要和积极的意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自主性凸显。

上述的影响在几乎与"里约+20"峰会同时召开的G20峰会有明显的体现。6月18～19日，G20峰会在墨西哥举行，舆论普遍认为：金砖国家提振了整个G20峰会。向IMF增资750亿美元之举引来全球关注，与欧盟的低落形成鲜明对照。应该说，金砖国家的崛起，和传统大国抑制其壮大形成新一极的角力，也正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现实。本次G20峰会，再次显示了金砖国家的潜力和能量。

峰会期间，十几名坚持关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青年代表悉数抵达巴西里约热内卢，这些成员是做为中国青年代表参与“里约+20”峰会的。

鸿沟加剧难修正果

1992年地球峰会之所以取得丰硕成果，与美欧对之后全局掌控能力的自信及新市场收益的预期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时的欧美，独处全球政治、经济领导地位，财大气粗，在解决应该解决的环境问题的同时，又大大秀了一幕慷慨大度的姿态。而如今（其实从10年甚至更早之前），欧美国家已经对局势有了新的认识：新的未来、新的市场不再是他手中的孙猴子，他，欧美国家也不再是无所不能、法力无边的如来佛。

如今，发达国家面临着与20年前完全不同的经济形势——金融危机、欧债危机以及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你看看谁最有钱，你就去找谁。”在“里约+20”峰会谈判场内，一位欧盟代表在回应77国集团提出进一步加大资金资助的要求后，干脆这样回应。在预期无法实现、局面难以一手遮天、经济力量此消彼长的现实下，使欧美国家不愿履行所做出的承诺。

承诺打折是“欧美大哥”常用的伎俩。这种伎俩早在1992年里约峰会不久就开始上演了。仅举一例：在2002年南非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大会上，以“行动”为主题拟定了包括资金支持在内的长达65页的执行计划后，仅仅不到一年，官方开发援助（ODA）就从1992年的583亿美元下降到2002年的最低水平——487亿。像这样的背弃承诺时有发生。背弃承诺的行为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鸿沟不仅没有弥合，反而愈来愈深。这也直接导致了在此次大会提出的绿色经济、体制框架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这三大新议题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严重的互信问题。很难想象，在缺乏互信的氛围内能达成什么有执行力的文本——况且，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的确像毒蝎一样狠狠蛰了他们一下，虽然并不致命，但已经让他们感到很痛。

一句话，在目前的情况下，旧秩序正在式微，让那些只对自己未来着想、自己又有麻烦的欧美国家对环境保护负责、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恐怕真的不现实。

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力正在重新孕育

在欧美国家政治、经济式微而以金砖国家为首的的新兴国家、经济体实力不断增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隔阂越来越大的现实背景下，“里约+20”峰会取得的成果必定是原则性、政治性强于其实质性、可操作性。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合力。

角力进行时

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是全球的事，全球力量必须凝聚起来——达成妥协后，制定实质性、可操作性强的国际合作契约。目前的情况是，各方力量都在角力——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角力。

这种角力在本次峰会的谈判中尤其突出。以“绿色经济”为例，从2010年发达国家提出概念，直到2012年6月2日第三轮非正式磋商结束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仅就“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工具”达成了一致，而在绿色经济“可衡量的指标”和“可操作的机制”上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为什么不能达成一致呢？6月20日下午，温家宝总理在峰会演讲中，道出了其中的原委：“发展绿色经济应当坚持因地制宜，支持各国自主选择绿色经济转型的路径和进程。发展绿色经济要注重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助于消除贫困、改善民生；注重互利共赢，不以绿色经济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各国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世界经济复苏的有效途径。”温总理的演讲明确表明了发展绿色经济的态度、立场和操作方法。

陈迎对发展中国家对发展绿色经济的态度、担心做了进一步的解析。“绿色经济是欧盟提出来的，他们希图在本届峰会上确定路线图及各种指标。发展中国家不反对发展绿色经济，而且愿意为此努力，但一旦制订了路线图、确定各国指标，就得严格执行。而这样，实质是抹杀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基本原则。”他解释道：“发展绿色经济是环境与经济的协调，而可持续发展是社会发展、环境和经济三者的协调，发展中国家正处在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快速发展阶段，不可能将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忽略掉，因为那样的话，发展中国家将面临现实的危机。”

陈迎告诉记者，发展中国家对于发达国家主导的绿色经济有三怕：“一怕发达国家拿绿色经济替代可持续发展；二怕主导国家制定一刀切目标；三怕在资金、技术匮乏的情况下，一旦承诺，就将面临极大的违约风险。”他认为：“鉴于以上担心，发展中国家只承认绿色经济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工具之一、途径之一，绿色经济不能完全替代可持续发展；发展绿色经济，应根据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因地制宜选择模式，不能将一固有模式强加给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

两条腿走路

“在本次峰会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交锋非常激烈，除在‘绿色经济’有激烈交锋外，在是否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是否要将欧美发达国家承诺的资金、技术转变为市场化等等问题都有明显而激烈的交锋。”陈迎对记者说。“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基本原则，而发达国家则坚持共同无差别的原则。而一旦执行共同无差别的责任的原则，对于已经经过经济高速发展期、现处于经济稳定、成熟期的发达国家而言，就等于免除了他们之前因经济快速发展造成对全球环境污染、破坏应负的责任；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环境保护固然重要，但发展经济、提高国内人民生活水平、促进就业是同等重要、甚至是更为迫切的要求，如果要求发展中国家环境至上，而将社会发展置之度外，显然不具有公平性。”陈迎对发展中国家必须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的必要性再次进行了阐述。

激烈的交锋使谈判的氛围白热化——白热化的氛围无助于谈判成果的实质性推进。另一方面，欧美国家开始采取消极策略。这次被称为“一代人一次的机会”的“里约+20”峰会众多发达国家的首脑都是派代表参加的，如美、德等。“这首先表明这些发达国家不热衷这次大会；其次，为了逃避因承诺的资金、技术支持的拖延、爽约而遭到的质责；最后因为欧美经济状况不好，更没有出资金、出技术的意愿。”陈迎说。当然，这种改变并不是积极的改变：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发达国家不重视这样的峰会，对于急需资金、技术治理环境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肯定不是好事。说欧美国家不重视不是空口无凭。在几乎与本次峰会同时召开的G20峰会上，欧美国家领导几乎尽数到场。有学者称，欧盟正在试图淡化峰会、有步骤地推脱自己的责任。

“国际社会一直试图推进谈判进程，如2002年的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大会，但推进的路途充满坎坷，推进形势严峻。国际政府间谈判举步维艰，难以取得实质性、可操作性的进展，国际谈判已经陷入僵持阶段。”陈迎告诉记者。“面对这种难以推进的国际间政府谈判，民间组织、地方政府组织积极行动，开展合作形式简单、容易操作的推进模式。”陈迎说，在里约期间，她参加了两次规模宏大的边会，“一次是地方政府可持续联盟召开的边会，主题是世界各国地方政府可持续发展经验借鉴与推广，这次边会有来自180个国家、1200多个城市、1500个主要城市负责人参加，会期3天。会议中见到不少亚洲面孔，台中、台南、首尔等都是高层官员参会。另一个边会是C–FORTY召开的，与上一个边会的性质相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绿色经济、生态城市和低碳城市建设中都有一定的经验，应该积极参与这样的边会。要两条腿走路：国际政府间谈判要力争本该属于我们的权利；另一方面，用民间合作、地区合作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实际进程。”

总之，发达国家与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角力仍在激烈的进行，政治形势、力量对比都在发生较为深刻的变化。可以说，世界正在加速重整，新的秩序和规则还在形成过程中。在这个当口，很难想象出现什么极具行动力和决断力、足以预期未来成效的国际共识。真正决定有效性的，将是下一个阶段的现实格局。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的推动合力，或领导者正在重新孕育之中。在这个格局到来之前，在新的推动合力、领导者出现之前，应该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进环境保护，推进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理性认识峰会成果

曾经被寄以厚望的“里约+20”峰会如期开幕，又如期闭幕了。对于峰会的成果，政治家们为了能够今后继续谈下去，为了彼此都有些颜面，才在最后时刻达成妥协——如果这个妥协达不成，那么政府机制的谈判就将彻底决裂——这对于推进环境保护、推进可持续发展都是十分不利的，尤其对于亟待资金、技术支持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

公民社会不必过于悲观

谈判过程是极其艰苦的。6月14日下午，77国集团（发展中国家集团）将正在进行的一场磋商会“叫停”。77国集团谈判代表表示：若不在“行动措施”（包括资金支持和技术转让）的谈判上有所进展，他们将拒绝进行绿色经济的“小组磋商”会议。而谈到对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技术支持问题，欧盟的一位代表竟然说：“谁有钱，就找谁去！”大有“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拼命架势。经过再三谈判，相互妥协，在峰会成果文件中写上了强调建立5130亿美元可持续发展资金的文字。还有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欧美国家一直力图将其改成共同无差别的原则。尽管相对于1992年地球峰会而言，对于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的强调弱化了，但毕竟保住了。

关于峰会的成果，中国筹委会代表团团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杜鹰22日说，本次大会最终达成的成果文件，内容全面、基调积极、总体平衡，反映了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关切。尽管这些关切，是以前早就确定的，而且原则性、政治性远超实质性、操作性，但正如杜鹰所说，最终文件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使国际发展合作指导原则免受侵蚀，维护了国际发展合作的基础和框架。因此，峰会在谈判环境激烈、复杂的情况下，能够在原则性、政治性上再次取得一致，不能说不是积极的成果。下一步的关键是如何行动，正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所说，“'里约+20'峰会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未来，不只是宣言，更是切实的行动。”

关于这次峰会的成果，巴斯夫大中华区管理董事会董事长关志华在接受本刊采访时表示，“在今年的“里约+20”峰会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积极采取行动，以便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寻求更加可持续的发展。”“企业界期望作为解决方案供应商获得认可。这与1992年召开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里约地球首脑会议时有很大不同。20年前，企业界并未发挥作用；如今，企业需要证明其公信力、严肃性，及其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由此可见，此次峰会还是有些实质进展的。

“里约+20”峰会不是结束，而是开始。让我们共同期待未来，不只是宣言，更是切实的行动。

可持续发展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机制、系统

对于这次峰会成果的不甚理想，青年里约小组和不少民间组织认为是公民社会对政府间谈判压力不够。对此，陈迎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压力够大了吧？最终仍然没取得实质进展。”实际上，如果冷静回首过往的20年，就会得出可持续发展困难与进展共存的现实。这在6月6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全球环境展望5》报告中有客观反映：尽管有8个项目非但没有进步，反而继续恶化，但毕竟有40项取得了进步，有4项取得了显著进步。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郇庆治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与人类现代文明的绿色进化与变革相伴随的相互学习过程，绝非只是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国家学习或西方国家将现成模式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过程，是一条长期探索道路基础上的更高发展阶段和目标，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要认真、严肃对待的复杂、系统的难题。“表面上看（本次峰会）不像斯德哥尔摩会议之后那样收获颇丰，但这主要是由于一个两极化世界中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切实困难(可持续的基本前提是发展的相对平衡)，而且的确还是有一些实际进展，尤其是在共识聚合和阐发以及公众意识培养方面。”郇庆治说。

中国要知道自己的处境

在本次峰会上，国际社会基于不同的目的对中国寄予厚望：发展中国家（不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地区）希望中国能当带头大哥；发达国家希望中国和他们承担共同无差别的责任。“中国政府应该时刻想着自己的处境。”陈迎表示，尽管这次把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写进文本，但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会越来越大，“欧美国家认为，情况变化了，中国强大了，就得和他们一道负共同无差别的责任，这样的论调，也来自最不发达国家（地区），中国等于是腹背受敌。”

不容置疑，的确，中国有着对于可持续发展最强有力的承诺，但这股力量目前并没有转化成强有力的国际领导力。同样，被寄予厚望的基础四国并未形成统一的政治立场并施加影响。“金砖国家在积蓄实力、扩大影响。在时机成熟之时，它们会在新的国际格局中担当起新的责任。传统大国的领导地位，也不太可能被完全取代，未来很有可能将是一种协调制衡的新格局。”徐楠如是说。这种新格局，就是旧秩序消失后，新秩序最终形成的结果。现在新秩序正在形成之中——也就是说，可持续发展的合力正在重新孕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