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吴 慧
超越自我的反省——评亚历克斯·米勒的《别了,那道风景》
吴 慧
(上海海关学院外语系,上海 201204)
大屠杀是人类共同面临的一道心灵沟坎。之于亡者的痛苦或许瞬间消失,之于存者却是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亚历克斯·米勒的《别了,那道风景》再次以震撼人心的力量征服了无数读者,看似简单的故事却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大屠杀的间接参与者们要摆脱“共谋犯罪”、“群体内疚”的阴影,必须勇敢进行反思,直面过去的历史,以积极的心态迎接未来,拥抱和平宁静的生活。通过对作品的理性分析,从历史反思的角度与读者分享阅读该小说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从而实现对小说主题的全新理解。
自我反省;群体内疚;大屠杀;共谋犯罪
如果说1973年帕特里克·怀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令世人对历史并不算悠久的澳大利亚文学刮目相看的话,大器晚成,作品并不算多,但部部品质堪称精良,屡屡问鼎澳大利亚本国文学大奖,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声名渐起的亚历克斯·米勒,则引得了更多的国内外文学评论家对他的关注,其创作广度的不断拓展也赢得了众多读者对他小说的喜爱。从引入神秘的东方文化要素,将写作的切入点放在几代中国移民身上的《祖先游戏》开始,米勒将他的文学创作才华全部倾注到作品的创作中。从描写历史事件外部细节的精准入手,步步深入,将深挖作品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始终作为创作的最高要求,以声、色、味全方位的描写深深打动读者的同时,也让自己的作品在创作深度上逐步走向成熟。近几年,他创作的作品更以对小说中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见长,为澳大利亚当代小说对世界文学的贡献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创作于2005年的小说《别了,那道风景》,曾在中国为米勒赢得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奖。由此可见,米勒的小说在文学领域中的地位绝不可小觑。新西兰每日新闻报对他的这部小说作了如下评说:“正如人们对米勒最优秀的小说《别了,那道风景》所期望的那样,这部小说改变了读者们的内心生活,对于两获迈尔斯·富兰克林文学奖的米勒而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大奖只是时间问题。”获得如此高评价的《别了,那道风景》究竟是凭借什么再次打动读者呢?笔者拟从历史反思的视角来审视这部在澳大利亚乃至世界文学界引起广泛关注和热议的作品,以期让更多的中国读者了解这部作品,并对小说的主题能有全新的认识。
众所周知,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当人们回顾历史时,有时会为之骄傲和自豪,有时又会为自己所属群体过去的行为而内疚,尤其当个体认识到自己所属群体应该为群体成员做过的不正当的伤害另一个群体成员的事负责时,就会在心里产生内疚感,而这种内疚感就是近年来社会心理学和文学的重要研究主题——群体内疚。群体内疚可能源于性别和种族差异所导致的一个群体比另一个群体拥有更多的利益和权利,也可能源于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各种伤害(包括种族屠杀和灭绝)。亚历克斯·米勒的《别了,那道风景》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展开的主题凝重、充满哲思的小说。所以,透过这部小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尽管集体内疚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状态,但它也会带来积极的社会效应。例如,通过转变对受害群体的负面态度,如道歉或补偿,来改善群体间的关系,增进群体间的和解与和谐。因此,对这部小说的多视角解读,不仅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为避免大屠杀灾难在人类社会的再度发生,有必要通过对小说中历史事件及场景的反思,获得文明得以完善和发展的力量,也使整个人类社会更接近真理,获得美德,充满自信地面向未来。那就让我们来认真解读这部小说的深刻意蕴吧。
德国教授奥托·马克斯在其爱妻逝世后,感觉自己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他想以在汉堡大学一次国际会议上完成论文《人类社会从古至今持续不断的大屠杀现象》的宣讲作为自己人生的谢幕,然后回家自杀,可偏巧他的这篇粗制滥造的论文,引起了来自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原住民教授维塔的强烈不满,她向马克斯发出了一连串的质疑,并以“抛开我的民族不谈,这个人怎么能奢谈大屠杀?”结束了对他的声讨。也正是这“声讨”,将马克斯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维塔就像是一位“新秩序”的黑公主,在他要离开这个世界的一刹那,出现在他面前,让他感觉到在匆匆结束自己的生命之前还必须要面对一些问题。维塔坚持认为她的叔父可以帮助马克斯走出精神困境。于是,马克斯这位汉堡大学的史学教授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开始了他的自我拯救之旅,与维塔的叔父道佳尔德,一位原住民文化顾问,一起住在了昆士兰的一个偏远小镇。像马克斯一样,道佳尔德也有一些未完的事情要做,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当数他要将自己的曾祖父戈纳帕武士的故事保留下来,而且是用文字书写下来,他觉得从事史学研究的马克斯教授是做这件事最合适的人选,完成这个任务之后,他还要返回自己的家乡去看看。读者不难看出,道佳尔德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他不愿回避什么。正如他所说的那样:“我是唯一还知道那些事的人。如果不把真实情况写下来,等我死了,这段历史就永被埋没了。故事是我的祖父告诉我的。祖父是从他的父亲,我的曾祖父那儿听到的。事情是曾祖父干的,他告诉了自己的儿子。现在,除了我,没有任何人知道事实真相。”这其中的“那些事”就是指他曾祖父屠杀白人定居者的故事。原以为替别人写下这个故事会是一件容易的事,可马克斯却突然意识到替别人将口述的故事记录下来绝非易事,哪怕一字不漏地写下来,也还是会感觉不对。这倒是印证了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曾说过的话:“创作故事是深入自我灵魂中的工作。那是完全漆黑的世界,生死不明,混沌不清。”显然,对于村上而言,写故事就是探索灵魂的奥秘,而对米勒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故事中的史学家道出了米勒的心声:“写故事确实和讲故事大不一样,即使我把道佳尔德说过的话一字不差地记下来,并且严格避免添枝加叶,歪曲原意,也不行。……我很快发现,完全以旁观者的身份去‘记录’这个故事,肯定写不出什么好东西。随后几个夜晚,我越是深入到故事情节之中,道佳尔德故事的精神和我自己故事的精神在我的想象中越融合在一起变为一体,直到我就是武士戈纳帕,他就是我。”史学教授将故事定名为《大屠杀》,故事的完成让他有如释重负之感。因为大屠杀是困扰他一生的一个话题,可是他的父亲,乃至整个国家的历史使他始终不敢涉略这一话题,他不敢面对父亲曾经参加过法西斯战争并可能犯下罪行的历史,而写完有关戈纳帕的故事,他却有种终于写完了他自己那本关于大屠杀的书的感觉。与道佳尔德的相处,为马克斯教授形成了一面自我反省的“镜子”,这面镜子将他自己先前的错误清清楚楚地照了出来,并给了他改正错误的机会,两人的相处形成了彼此的参照,只是两人对于事件的态度不同罢了。至此,小说作者圆满实现了小说人物的自我反省,成功地跨越了横亘在教授内心多年的有关大屠杀的那道坎,道佳尔德陈述其曾祖父屠杀白人定居者时的尊重事实的态度,为他带来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淡定和冷静,而理智也让马克斯教授有了顿悟,他多年来刻意回避有关二战历史研究的态度,与道佳尔德相比显得那么狭隘和猥琐,这也是他多年来作为史学教授只肯专注于12世纪的历史,满足于从历史文献的“残羹冷炙”中寻求所谓研究成果,而始终没有真正的成就感的原因所在。尼博山之旅让教授乃至米勒本人都清楚地意识到了,探寻道德上的清白,如同爬上远征岭上的峭壁一样令人恐怖。大屠杀在澳大利亚人的想象中一直是一道坎,这是一道很深的伤痕,这道伤痕的切肤之痛绝不亚于德国人在二战中参与大屠杀,而后代深受其苦的程度。米勒读懂了这其中的内涵,并尝试以故事叙述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从而让它变成了一种经历或体验。于是,所有的读者也就不再是局外人了,米勒的此种做法也以作者的身份诠释了故事叙述者与作家之间的本质区别,也正是道佳尔德直面其家族屠杀白人定居者的态度从灵魂深处拯救了马克斯教授,使他终于有勇气面对父亲过去的历史,在回德国后去书写他父亲经历过的那场战争,探索他们家多年来讳莫如深、闭口不谈的秘密。无论是以小说的形式还是历史的形式,总之,于他个体而言,他终于找到了前行的动力和目标,因为通过反省他已从精神世界的阴影中走出来了。
小说更深一层的含义在于,作者米勒通过对“家乡”及“土地”概念的诠释实现了种族反省的目的。正如他在小说中所写的那样:“归属”、“家”,这样一些概念不是通过争论,出示证据乃至事实就可以确定的,它们深不可测,好像一个个谜,其真谛不是理性的,而是充满诗意的。它们的不确定性不会变成事实和证据。二战中他父亲究竟做了什么使身为德国人的马克斯教授不能承受之重,但他舅舅在他童年时对他说的那番话,应该足以让他知道他存在的意义所在。正如他在日记中写的那样:“这是我们的土地,我们一定要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它。……这土地是我们的!我们就是这块土地!”他舅舅希望他能最终成为土地和祖国的儿子。而他却始终摈弃现实,沉湎于12世纪美不胜收的历史文献之中。但在书写戈纳帕故事的过程中,他不止一次感觉到了快乐,有生以来第一次摆脱历史学条条框框的束缚,尽情抒写了深埋在内心的进退两难的心情,并找到了一种平静,甚至是一种可能性,“令人惊讶的是,我所做的这一切已经不再属于我个人。而这种惊讶要比失望更刻骨铭心。写完这个故事,我非但没有觉得自己得到了什么,反而觉得失去了很多。我不知道该如何弥补这个损失,或者如何填补留在心中的空白。”书写戈纳帕的故事,让马克斯教授知道了白人进入澳大利亚让许多原住民在自己的家乡成了被放逐的人,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正因此,戈纳帕武士才下令他的族人杀了十九个白人定居者,这是以Cullin-la-Ringo大屠杀为原型的,而对这段历史并非所有世人都很清楚。所以,米勒花了大量笔墨进行了实写,以填补人们对于这段历史想象的空白,而这段历史对于身居澳大利亚的人而言是清楚的,无可回避的。身为文化顾问的原住民道佳尔德毫无保留,直言事实,旨在要体现澳大利亚作为一个国家对于历史事实的态度,同样在家乡经历了被放逐的人道佳尔德读罢史学家写完的故事后,“开始冷眼旁观尼博山这个‘流放之地’冷漠的世界,希望回到自己的家乡。”一吐为快、如释重负之后的马克斯教授似乎找到了前行的方向,其实,那不止是他个人前行的方向,也是整个民族的,因为接受现实毕竟为事物的向前发展找到了依托抑或基础,至于说采取何种表现形式来叙述只是选择的问题。“只要你不回避,只要你是与你的民族融为一体的,无论身处何处,都能感觉到它跳动的脉搏,绝不会因为它的过失而拒其于千里之外。”实际上,人也是无法断绝自己与祖国的那种联系的,人也无法因自己民族历史上的不光彩事件而回避它,就超然于其外。历史也许不能给自我的存在一个现成的答案,然而它却在冥冥之中暗证了这世间人与事的因果关系。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原本是有关一个民族的历史事件的反思,会如此深地触动另一个民族史学家的原因所在,“历史反思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它会让许多‘被迫遗忘’的时刻重新获得了生命,如同剥洋葱一样,在一层层剥落的过程中,会有着意料不到的惊喜和发现。”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有关戈纳帕武士的故事叙述,标志着澳大利亚民族的自我反思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马克斯教授对父亲参加的二战的思考于他代表的那个民族的反思又何尝不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呢?只是米勒对于人们熟知的二战历史采取了虚写的方式罢了,因为熟谙人的内心世界的他,很清楚世人对于这一段历史的想象绝不缺乏填空的资料和佐证,这也再次体现了他写作手法的娴熟。沿着小说情节展开的轨迹,读者们自然不难联想到米勒撰写这两个民族不同阶段历史并进行思考的用意所在,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人类没有太多的时间彼此憎恨,憎恨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米勒是在以其力作警示世人:大屠杀存在的历史很长,对于直接参与者及其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所带来的精神创伤是巨大的,要疗好这份伤痛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
小说中“共谋犯罪”概念的提出,使小说中人物的反省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也使小说的内涵和意义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何为“共谋犯罪”呢?“共谋犯罪”原本是一个法律概念,是指“二人以上在就犯罪的实行谋议后,其中一部分人实行了,包括没有直接实施行为的全体共谋者都成了共同犯罪”。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大屠杀便如影随形,这一方面是由于人类贪婪的本性所致,即对资源及财富的渴望与追求使人类不惜嗜血,残杀同类以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只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残杀同类的手段和方法与先前不同罢了;另一方面,人类中的那些野心勃勃者想以大屠杀的方式满足自己称霸一方,留名历史的野心。“但文明程度的提高必定会令那些良知尚存的人们痛定思痛,对和平宁静生活的追求和想往势必会令他们对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不光彩事件心存愧疚,并想用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方式让自己从先人们的阴影中走出来。”无论是马克斯教授的反省,还是道佳尔德的反省,最终都上升为全人类的反省,马克斯教授多年来缄默不语,闭口不提其父参加法西斯战争的经历,足以证明人性中都有向善的一面,是道佳尔德毫不隐瞒不光彩历史的态度令教授真正认识了自我,引导他走出了内心的阴暗世界,这也正是整个人类面对历史上的大屠杀应采取的态度,回避是不足取的,只有勇敢直面,用自身的力量阻止悲剧的再次发生才是唯一的出路。小说在这个层面上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作者本人的预测,透过小说,人类对于大屠杀应采取的态度已昭然若揭,在追求和想往和平宁静生活的今天,人们绝不能忘记大屠杀带给人类的伤痛,大屠杀的直接受害者的痛苦或许在他们死去的那一刻就不复存在了,但这一行为的间接受害者们的精神创伤却是极难愈合的。米勒这部小说的深刻性,就在于警示了世人大屠杀的危害性,全人类今后要共同努力奋斗的目标,就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尤其要以积极、勇敢的态度面对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未来。既然精神创伤是人类内心无法承受之重,那就让我们在反思过错的过程中卸去包袱,勇敢前行,以健康的心态迎接未来吧!
[1] 石伟, 闫现洋, 刘杰.对不公正历史事件的情绪反应——群体内疚[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2): 224-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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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rospection Going Beyond Oneself—Comments on Alex Miller’s
Wu H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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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sacre is an insurmountable psychological barrier that all humans have been faced with.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dead, the pain may have disappeared immediately, while for those who have luckily survived, the pain may become the lingering trauma. Numerous readers are again fascinated by Alex Miller’s new novel—. This seemingly simple story reveals a profound truth with its overwhelming power. In order to step out of the shadow of “joint enterprise” and “group guilt”, those indirect participants in the massacre must be bravely faced up with the history with their own introspection and welcome the future with positive attitude. The author of the article expects to share her experience of reading the novel with other readers so as to have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eme of the novel through logical analysis of the novel itself an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intro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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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106.4
A
1009-895X(2013)01-0041-04
2012-11-15
吴 慧(1964-),女,教授。研究方向:澳大利亚文学、英美文学。E-mail: lisa_happy_h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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