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中人性的扭曲

辛 敏， 华 燕

(上海理工大学 外语学院，上海 200093)

伊丽莎白·乔丽(1923—2007)是澳大利亚 当代女性作家代表人物之一，其小说《井》(1986)获得了当年澳大利亚最高文学奖——迈尔斯·弗兰克林奖。但长久以来，对其作品的研究却尚未从心理学角度出发。

“正如詹姆士·依得玛(James Idema)所说，‘人们认为澳大利亚作家伊丽莎白·乔利的小说和故事晦涩难懂、怪诞离奇、滑稽可笑、哀怨有趣。她描写那些行为古怪、孤独寂寞、烦恼痛苦的人们，通常是失败者和不成气候的人。’”[1]118然而这“小人物”痛苦的根源确源于强权专横的父权制社会。本文通过分析小说主人公心理“扭曲”的事实，并对其根源进一步挖掘，企图呼吁社会更加关注女性的人格心理发展。

一、强大的超我

“超我”是理想化和典范化的“自我”，它代表着道德和良知，其主要职能就是在监督、管制及约束自己的行为。超我大部分是无意识的，它试图通过罪恶感和亏欠感，迫使自我接受社会文化道德规范。在当时父权制社会中，数千年的男权思想对人们思想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某些文化和社会的习俗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做一个男人或女人”[2]64，这就导致了一种“集体潜意识”，以及对男女生理性别的一种社会身份认同。海斯特作为这一文化习俗中的一员当然也不例外。

受制于以父权为代表的超我。“她们在父权文化下受到压迫，不能像男人一样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她们没有受到法律的保护和社会的重视……人们竟然乐于接受对妇女的剥削。”[3]84亚里士多德也曾说过：“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她缺少某种特质，我们应该看到，女性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因而在折磨着她。”小说主人公海斯特生活在单亲家庭，父亲掌管着家里的所有财产，他把钥匙串成一串，挂在胸前，一切都是他说了算，作为女孩的海斯特是不受重视的，如文中所说“希尔德·赫兹菲尔德作为少女海斯特的家庭教师第一次和海斯特见面，立刻就宣称这小女孩的双眼是她见过的最漂亮的眼睛……不过赫兹菲尔德小姐这番有些出人意外的个人化评论之前，并没有其他人注意到这一点。”[4]143为了能有一个儿子，海斯特的父亲霸占了赫兹菲尔德，而且最终导致了她的死亡，然而对这一结果，海斯特得到的只是轻描淡写一般，“老太太什么也没有解释。她只是说赫兹菲尔德小姐提前离开了，而且不再回来了。”所有的生活照旧，好像从来就没有过赫兹菲尔德一样。即使当发现最疼爱自己的“最亲的朋友”——赫兹菲尔德处在生命垂危、急需帮助之时，潜意识中出于对父亲的畏惧，她毅然选择“用毯子蒙住自己的头”来逃避现实。男权社会长久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不断对她的自我施加影响，并对其进行管制、约束，以便她的行为能够符合当时社会的女性道德规范要求。即使是作为从城里来的博登夫人，在为庆祝购买海斯特家农场的派对上，她也是“……微笑着，站在自己丈夫的身边，摆出一副女主人的姿态”。这些无不说明在男权社会这一意识形态下，女性属于“第二性”，是男性的附属品，没有地位，更没有自己的独立意识。

在婚姻方面，人们普遍接受的是长久以来的定式：男女结合。海斯特尽心尽力地去满足、保护凯瑟琳，她“想要给凯西营造一个家……”，可是尽管如此，凯瑟琳也从来没有放弃跟男人结婚的梦想，不管是她爱看的“校园罗曼史”[4]15，还是后来发现井里的那个男人，她都渴望有一天穿上婚纱走进教堂。在博登家举办的派对上，博登太太也劝海斯特不应该让凯瑟琳离群索居，认为她会思念一个男人，会想要结婚。“那些总去教堂的人，也希望别人都去教堂。吃素的人总想着要让吃肉的人变为素食主义者……那些被困在婚姻围城里的女人总是不遗余力地要让别的女人陷入类似的陷阱”[4]129，这些话虽是对海斯特的心理描写，但却是作者对于当时世人婚姻观念最形象的描述。因此，对这一普遍观念的描写，也为海斯特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二、滋生的本我

本我是最原始的、无意识的心理结构，由遗传的本能和性欲构成。它无视逻辑、理性和社会习惯风俗，无时无刻不在追求快乐，即遵循着“快乐原则”[5]145。浪漫于同性爱中的本我。海斯特父亲在世时，海斯特的本我一直处于抑制状态；她父亲死后，海斯特“仿效父亲的做法，用一条金链子把所有的钥匙串起来挂在脖子上，一心一意地照看着庄稼和牲口”[4]8，海斯特成为了事实上家的主人，她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是否变卖房屋土地，开始尽情地与凯瑟琳挥霍金钱以获得快乐，实际上此时的海斯特心理的本我迅速发展。以至后来，在超我与本我的矛盾斗争中，本我得到加强，超我的统治地位已被动摇，自我在调和本我与超我间的矛盾斗争中也开始渐渐发展[6]100。在第一次把凯瑟琳带回家时，她宣称凯瑟琳是她的，可是当她发现凯瑟琳与乔安娜通信时，内心产生的嫉妒与恐惧让她害怕，“海斯特暗想，自己必须尽一切努力克服对这段友谊的恐惧”[4]21，这是海斯特心中的超我，即她所接受的异性恋爱的社会道德规范培养的自制力。慢慢的，随着海斯特本我的逐渐发展，她对凯瑟琳的感情已经越来越明显地显露出来。她喜欢单独跟凯瑟琳在一起，不受别人打扰；看到凯瑟琳扭动的身躯，她会非常盼望与其一起“夜夜笙歌”；尤其是当她看到乔安娜给凯瑟琳的信上满是亲吻和拥抱的符号时，会感到一种威胁与担忧，甚至感到受伤和恼火……在博登家的聚会上，看到凯瑟琳跳舞，“她最细小、最隐秘的肌肉都调动起来。尽管看不见，她的心跳也加快了。她的呼吸急促起来。在保守的衣着之下……专属自己的内心狂热”[4]84，到此时，海斯特的同性恋倾向表露无遗，且发展到了极致。这个阶段的本我在与超我的矛盾斗争中，显然已战胜了超我。

然而，在海斯特所处的男权制的社会，女人与男人的结合才是正常现象，因此她的这种情感超越了社会对婚姻的认同观念，不仅不被社会所接受，而且是被社会所诟病的。但是从另一方面，“酷儿”理论解释说“欲望是社会俗成的，而不是天生固有的，人的性恋不能单纯的分为异性恋和同性恋两类，因为性欲是动态的，不同的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甚至在一周内不同的时候，对性的要求是不一样的，除了异性恋和同性恋外，人的性恋还有其他很多构成成分……”[6]187，这个理论批判了异性恋理论在身份上的排他性，强调在种族的背景下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不稳定性。这主要表现在海斯特在传统意义上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性欲的颠覆，尽管主人公对此也仍有点惶恐。海斯特虽生为女性(生理性别)，但在实际生活中却表现出种种男性气质：理性的、霸道的、主动的、有保护能力的、果断的，这些表现在第一次见到凯瑟琳时，海斯特就宣称“不过她是我的”[4]11，看到凯瑟琳给修道院的女孩写信时，“她很快就意识到自己对凯瑟琳的独占欲”[4]16；当凯瑟琳因开车撞到人，吓得哭时，海斯特果断而又理性地立即决定把尸体带回去扔到井里，以保护凯瑟琳，她尽一切努力让凯瑟琳高兴舒服……。生理与社会性别的不同，使得海斯特在情感的选择上具有不同众人之处，这些情愫来源于其幼年时期特殊的生存环境，荣格认为“女性不能充分认同其母亲可能导致男性特质，这些男性特质使她预先有追求男性化以及同性恋的倾向”[7]29。海斯特从小跟父亲一起长大，孩提时代的她特别喜欢“我以性命向你挑战”这样的话[4]171，并“时常挥舞着她的太阳伞，假装那是一柄长矛”[4]172。心理学上认为“幼儿行为的性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其对玩具和活动的选择上”[8]27，海斯特身上的“阿尼姆斯”情节使其更倾向于男性化的活动。然而作为对幼年海斯特社会性别影响起核心作用的父亲，其长久以来对海斯特的忽略及其专制的行为，为海斯特提供了唯一观察和模仿的类型，出于对父权制的崇拜，这些男性气质从小就被培养出来，后来好不容易有了赫兹菲尔德的陪伴，那是她最快乐最难忘的时光，赫斯特菲尔德会关心她真正内心所想、所要，可是却由于父亲的原因，重新继续她孤独寂寞的生活，使其形成了“内倾型”的性格。佛洛依德认为人格的发展是基于个人的童年经验。海斯特小时候的成长经历使她变得孤僻古怪，而又独立精明，这些也都与当时社会对女性的气质定义相佐。因此单只责怪其不合常规的情感是武断的，也是屈服于强大的社会对性的超我认同。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海斯特的性取向打破了传统观念和实践中性的二元对立，解构了人类自认为正当的性行为。

三、迷茫的自我

自我是受知觉系统调节和修改的“本我”，代表着理性和常识。它提倡对欲望、本能和性欲进行克制，以迂回的途径升华原始冲动，它遵循着“现实原则”，以保护生命在本能的泛滥中免遭灭顶之灾[5]145。海斯特的自我在车祸后逐渐显现，其表现是面对凯瑟琳的一系列“歇斯底里”的狂乱。

孤独于负罪感中的自我。车祸之后，海斯特先是尽一切力量去帮助凯瑟琳消灭证据，她理性而又果断，本我的冲动迫使她心甘情愿为凯瑟琳做着这一切。可是在井底的那个“入侵者”打破了她们的安宁并扭曲了她们的关系之后，一切都变了，海斯特不得不重新看待现实。为应对这一突来的变化，海斯特本能地感到焦虑，她开始对凯瑟琳“狂吼”并命令她按自己说的去做，她开始头疼得厉害，并怀疑凯瑟琳，她彻夜睡不着觉，并且会梦到凯瑟琳把她头发绑到椅子上……。在这一焦虑驱动下，海斯特的行为验证了佛洛依德的“歇斯底里神经症”，她做出了失调的症状来避免一些对意识而言太痛苦或者太令人恐惧的体验[7]23，“而海斯特，到了这样的年纪，已经无法容忍夜晚到来的时候，自己独自去睡觉”[4]184，“……海斯特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害怕”[4]202。

此时海斯特与凯瑟琳处于农场偏僻处无人打扰且充满甜蜜快乐的小屋“不复存在”，她真正所有的独立自我精神追求化为了泡沫，也就意味着不符合父权制度所要求的女性人格面具的独立人格意识最终“沉入井底”。

“荒岛上命运容不得你有其他的选择，只有想方设法的活下来。”[4]175此时此刻的海斯特没有了曾经与凯瑟琳之间的和谐快乐，取而代之的是冷漠与仇恨，她就像流浪到孤岛上的鲁宾逊，孤独与无助伴着她，她别无选择只有接受当前的现实。尤其是当伯德先生死后，她觉得自己仿佛“踏上了黑暗的边缘”，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现实满足不了她的需求，她“会找些事情来做，让自己忙忙碌碌，多少也能掩饰一些内心的空虚”[4]207，以此来迁就现实的限制。

四、结束语

由于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主流与边缘、权力与平等、歧视与反歧视等话语和理论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审视并强调女性在当今社会发展中不容小觑的作用及地位，她们的独立人格也越来越凸显。但是，由于几世纪以来的男权社会的影响，在两性关系中，很多女性仍受到不公平待遇，不得不压抑其意识去满足社会文化传统的束缚，尤其以家暴现象为典型例证。笔者认为，一个社会对女性独立人格意识的关注及尊重程度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因此，呼吁社会打破集体潜意识，承认女性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尊重其人格发展，同时也是创造和谐社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1]陈达. 《井》中的长鸣——伊丽莎白·乔利《井》的“另类”主题探析[J]. 山花, 2010(14): 118.

[2]波利·扬·艾美. 性别与欲望: 不受诅咒的潘多拉[M].杨广学,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3]吴晓松. 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娜·德·波伏娃的女性主义思想[J].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 1(1): 84-87.

[4]伊丽莎白·乔丽. 井[M]. 邹囡囡,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5]王一川. 西方文论史教程[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左金梅, 申富英.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7: 10.

[7]贝母·P·艾伦. 人格理论[M]. 陈英敏, 纪林芹, 王美萍, 等,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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