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效率视角下城镇化发展的耦合协调性研究

储金龙，章君吉

（安徽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在经济社会建设中发挥重要的引擎作用，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到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四十多年间城镇化率由17.9%达到63.89%[1-2]。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使得人们享受其红利，但同时，由于过多关注经济的增长，忽略社会、经济、生态的共同发展，导致了一系列资源利用低效、环境恶化[1，3]等负面影响。健康的城镇化应是质量与效率协调并进的过程，传统粗放、低效的城镇化开发路径已经严重阻碍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因此，探究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互馈机制及耦合协调发展，成为近年来研究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热点。

当前，国内外学者针对城镇化质量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在概念界定上，虽尚未形成统一定论[4]，但众多学者以构成要素[5]、结构关系[6]等视角为切入点，阐释了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内容及意义；在研究尺度上，学者分别从全国、省域、市域等尺度[7-9]针对城镇化质量的概念、核心内容等做了有益探索；在研究内容上，主要涉及城镇化质量的测度[3，6]、时空演化趋势[10]、影响因素及驱动机制探究[11]、城镇化质量与环境资源[12]等的关系。目前，学者对于城镇化质量所涉及的不同层级间的“机制-过程”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探寻城镇化高质量路径打下坚实基础。其中，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受社会、经济等多维体系的共同制约，导致不同的评价尺度与研究单元、地域条件对于不同测度因素有着不同的互馈效应，所反映的空间分异也因此产生较大改变。一般而言，省域尺度多反映城镇化的整体发展，而忽略内部由地理空间、发展阶段不同影响政策的有效制定，而市域与县域尺度常常是土地管理、政策施行的基本单元，有利于探究城镇质量的整体空间分异。城镇化效率反映社会综合投资的科学性、精准性，需考虑经济、社会、环境等制约因素的有效配给[13]，以期利用有限的资源实现最优的配置，以获得更大的效益。目前，关于城镇化效率的研究多侧重于定性探讨，对于其不同时期发展效率的有效测度鲜有研究。DEA 模型作为经济学中经典的效率测度手段，已经在土地利用效率[14]等方面取得较多成果，而针对城镇化主题的研究主要包括城镇化效率[15]、城镇化过程中单个要素效率[16]的测度及城镇化效率与经济发展[17]等的关系。利用DEA 测度城镇化效率，能够准确识别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有效连接，为今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科学预测手段。

长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三大城市群之一，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其内部部分城市的紧缩现象愈发凸显，城镇化质量与效率难以并行发展。基于此，为解决今后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耦合协调问题，本文尝试从以下3 个方面进行研究：基于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5 个维度选取评价指标，利用AHP 与熵值法测度各研究单元2010、2014、2018 年城镇化质量演进过程与空间分异；利用DEA-BCC 模型，测度2010、2014、2018 年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投入产出效率；借助耦合协调模型，探究不同年份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互馈关系，以期为今后政策制定、高质量发展路径确立提供有益参考。

1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长三角城市群面积达35.8 万 km2，其中心区面积22.5 万 km2，2019 年城市群集聚了全国16.2%的常住人口，创造了全国近24%的经济总量，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全国的1.5 倍，各项建设在全国遥遥领先。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及《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出台实施，该区域城镇化发展的典型示范意义更加凸显。本研究关注其中心区27 个城市，包括浙江9 市、江苏9 市、安徽8 市以及上海市（图1）。

图1 研究区概况

1.2 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主要包括经济、社会、生态等数据，均源于2011～2019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以及各市的统计年鉴。其中，极少数统计年鉴缺失的数据采用插值法[11]预测和完善。为消除不同量纲数据对评价结果的影响，采用极差标准化法[18]对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

2 研究方法与指标体系构建

2.1 研究方法

2.1.1 指标权重确定

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分为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两种。其中，主观赋权法主要包括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法等，客观赋权法主要包括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参考相关研究[19-21]与研究区实际情况，为了准确反映各指标权重，本研究采用主客观赋权结合，以确定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权重。限于篇幅，具体计算公式参考相关研究[22]。

2.1.2 DEA-BCC 模型

DEA 作为一种非参数分析模型，能够很好地体现不同区域效率的差异，其包括BCC 模型和CCR 模型，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修正得到，其优点在于将CCR 模型下的技术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考虑到投入量比产出量更易控制，因此选用投入导向型DEA-BCC 模型[23]，以期更真实地反映各地区城镇化效率。公式如下：

式中，α表示决策单元的有效值，Y、x0、y0均为常数项，iλ表示权重系数，i 取值为（1,2,…,n），xi、yi表示决策单元的投入和产出。s-、s+表示松弛变量。

2.1.3 耦合协调模型

借助耦合协调模型[24]测算城镇化质量和城镇化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公式如下：

式中，C表示耦合度，0 ≤C≤1；u1和u2分别代表2 个系统的发展水平；T为2 个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D表示协调度，0 ≤D≤1。本研究认为城镇化质量和效率同样重要，因此取β=δ=0.5。

2.2 指标体系构建

在构建指标体系时，充分结合已有成果[25-26]及两系统特点，并考虑到人口、经济、土地等要素与城镇化息息相关；同时，更多的人口流入城市，对医疗、教育、环境等也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本研究的城镇化质量目标层从人口、土地、社会、经济以及生态5 个要素层选取21 个指标；城镇化效率从投入和产出两个层面展开，投入指标体系从城镇化过程中的资本、能源、土地、劳动力4 个维度构建，产出层面以经济效益表征；最终形成城镇化质量和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综合指标体系（表1）。

表1 城镇化质量与效率耦合协调度研究指标体系

城镇化质量和城镇化效率二者相互影响，相辅相成（图2）。城镇化质量可以通过人力、物质资本等提升城镇化效率，城镇化效率则可以从要素投入产出的结构优化、经济效益等推动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城镇化发展包括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等的全方位发展，而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由于过度关注发展速度，导致了资源低效利用等问题，阻碍了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在注重提质增效的新时期，城镇化既要关注发展的质量，充分考虑人口、经济等的城镇化，也要重视发展中各要素投入产出的结构优化，推动城镇化高效率发展，进而产出高效益，更好地支持推动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图2 城镇化质量和效率耦合协调机理

3 结果分析

3.1 城镇化质量评价

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值由2010年的0.223 4 上升到2018 年的0.242 7，呈现缓慢上升态势，说明城市群城镇化总体向好发展，且势头相对稳定，各项城镇化政策得到有效实施。从空间上来看（图3），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这与各地的城镇化政策、发展重点等有关。

图3 2010、2014、2018 年城镇化质量评价

研究期内，上海、南京、无锡等8 个城市的城镇化质量指数始终高于城市群的平均指数，说明不同城市依靠其发展优势，不断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其中，上海作为国家的经济、科技创新等中心，具有绝对的发展优势；杭州、苏州、合肥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规划助力下，发挥科创集聚效应，协同深化一体化发展；南京、苏州、无锡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充分借助其历史文化优势，助推城镇化进程；宁波作为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无锡受益于繁荣的民族工业、温州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经济发展优势显著。

从不同省域来看，由于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贯穿沪苏浙皖，得益于政策实施等，促进了沿线城市的发展，但仍存在一定地区差异。2014～2018 年，位于科创走廊的杭州、苏州、合肥和芜湖较其所在省份的其他城市，发展遥遥领先。不同省份应紧抓长三角一体化和G60 科创走廊发展机遇，不同城市则需关注各自发展的重难点，在人口、土地、经济、社会、生态方面加快开展补短板、强弱项工作，推进长三角城市群协同发展。

3.2 城镇化效率评价

从综合效率来看，截至2018 年，城市群城镇化综合效率均值已上升到0.932，综合效率达到有效值1 的城市占比上升到66.67%，说明城市群城镇化综合效率总体呈现上升态势，资源配置较为合理，各项发展态势良好。从空间上来看（图4），综合效率达到有效的城市呈现由东向西的扩张趋势。从纯技术效率来看，城市群均值从0.955 上升到0.956，DEA 达到有效的城市数量增加到20 个，可见城市群的投入和利用总体较为合理。从规模效率来看，其均值由0.942 增长到0.973，整体呈现增长态势，说明城市群规模集聚整体水平较高。其中，规模效率达到有效值1 的城市已发展到2018年的18 个城市，说明这些地区已达到规模最优，对城镇化进程中的投入要素利用率较高；而规模效率低于平均值的城市，说明其仍存在资源利用低效的情况，未来需要适度减小资源的投入规模，注重精细化发展。

图4 2010、2014、2018 年城镇化（综合）效率评价

3.3 耦合协调度评价

根据评价视角和研究侧重点不同，已有研究对耦合度和协调度进行了不同阶段的划分[27-28]。考虑案例地实际，本研究结合既有成果[29-31]，确定耦合度（图5）、协调度（图6）分级情况。图5 的耦合曲线表明：低水平耦合阶段发展较慢，到拮抗阶段发展逐步加快，至磨合阶段发展由快转慢，在高水平耦合阶段发展较慢，但城市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其中，低耦合强度包括低水平耦合阶段；中耦合强度包括拮抗阶段；高耦合强度包括磨合和高水平耦合阶段。图6 的协调度包括失调和协调两种状态，其中失调分为严重、中度和轻度失调，失调程度逐渐降低，表明城镇化质量和效率两系统间的制约程度不断减弱，并呈现不显著的相互促进趋势；协调状态分为勉强、初级、中级、良好和优质协调，表明两系统间的相互促进态势不断加强，逐渐向良好的协调状态发展。

图5 耦合度类型及划分

图6 协调度类型及划分

（1）时间演化特征

2010～2014 年，城镇化质量和效率的耦合度和协调度均呈现上升趋势，发展态势基本保持一致，表明随着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在城镇化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各地积极有序推进城镇化，城镇化质量和效率都处于稳步发展状态，二者良性互动，协同发展。2014～2018 年，耦合度呈现弱下降趋势，协调度保持上升态势，表明质量和效率两系统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下降，但发展的匹配程度仍处于较高的水平。

（2）空间演化特征

研究期内，城镇化质量和效率的耦合度集中在拮抗、磨合和高水平耦合阶段。截至2018 年，耦合度较高的城市数量上升为9 个，说明这些城市的城镇化质量与效率间的发展条件互相匹配，相互影响和作用程度较强，呈现出高耦合状态。处于磨合阶段的城市为南通、常州等，说明质量和效率在城市中的发展方向仍需调整，有序性需加强。处在拮抗阶段的宣城和池州，其城镇化质量和效率之间的相互促进程度尚不显著。

为进一步探究耦合度的空间特征，借助ArcGIS进行可视化表达（图7）。2010 年耦合度呈现高水平状态的城市有上海、苏州等，耦合度较低的是宣城和池州；2014 年高水平耦合的城市增加了南通和温州，芜湖由高水平状态降到磨合阶段，与其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降低有关，导致城镇化进程中的环境质量的下降；2018 年高水平耦合的城市增加了绍兴，南通由高水平状态降到磨合阶段，是由于这一时期南通大力推进各项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城镇化进程导致对生态等方面的关注不够，进而难以实现城镇化发展的量质齐升。

图7 2010、2014、2018 年耦合度分析

研究期内两系统间的协调度分布在勉强、初级、中级、良好和优质协调五个阶段，且各时期、各阶段的城市数量不等。2010 年，处于优质协调的城市只有上海，这与其既有的发展基础密切相关；处于勉强协调的城市为铜陵，原因在于其矿产资源枯竭、资源配置低效，城市复兴举步维艰。2014 年，各城市经济基础不断夯实，各项建设持续推进，优质协调的城市新增了南京与苏州，良好协调的城市新增了合肥和温州。2018 年，处于优质协调的城市新增杭州，这与杭州市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优势初显有关，借助数字经济的发展势头带动区域间的产业链、人才链、服务链等互通共融，进而推进区域整体的经济发展；已不存在处于勉强协调的城市，说明各城市在发展中不断调整策略，逐渐探索出了适合自己的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路径。

由图8 可知，研究期内城市群的协调度大体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特征，在城镇化进程中，东部沿海地区的带动效应逐渐向内陆蔓延[32]，地区间协调水平差异逐步减小。截至2018 年，达到中级协调及以上的城市占比增长为74.1%，协调度水平呈现上升趋势。但不同省域仍存在差距：浙江省和江苏省的城市均已达到中级协调及以上，而安徽省除合肥市达到良好协调，其余城市均处于初级协调状态，这与安徽省相对落后的经济基础有关。安徽省需紧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契机，精准对接沪苏浙，凸显地理区位优势，构筑互联共通的链接桥梁；激发产创潜力，建构承接转移平台；彰显生态本底优势，协同绿色发展，形成全方位、多领域、深层次的一体化协同发展局面。

图8 2010、2014、2018 年协调度分析

4 结论与展望

4.1 结论

城镇化质量和效率是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影响经济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中心区为案例地，探究城镇化质量和效率的匹配程度，得出以下结论：

（1）2010～2018 年，城市群城镇化质量指数均值由0.223 4 上升到0.242 7，总体呈现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但存在一定地区差异。从空间上看，大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东部沿海城市城镇化质量指数较内陆高，发展质量较好。随着城市群内部互联互通加强、区域合作互助机制建立完善、城市间沟通壁垒破解，区域协调发展向更高水平和更高质量迈进。

（2）2010～2018 年，城市群城镇化综合效率均值由0.901 增长到0.932，其中效率达到有效的城市数量上升为18 个，城镇化综合效率总体呈现上升态势。从空间上来看，效率达到有效的城市呈现由东向西的扩张趋势。在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走集约高效的发展道路，加快要素的投入产出结构体系提升，促进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推进城镇化的高效率发展。

（3）至研究期末，城市群城镇化质量与效率耦合度分布在拮抗、磨合、高水平耦合阶段，其中达到高水平耦合的城市增长至9 个，处于磨合阶段的城市15 个，拮抗阶段的城市2 个。研究期内两系统的协调度分为勉强、初级、中级、良好和优质协调，达到中级以上协调的城市数量上升至20 个，协调度呈现上升趋势，但不同省域仍存在一定差距。当前，我国经济正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经济发展格局和空间结构正发生深刻变化，急需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加快构建高质量发展的动力系统，助推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4.2 展望

长三角城市群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在新发展阶段，长三角城市群内部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仍然凸显，并成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制约。在今后的发展中，沪苏浙皖仍需深入贯彻落实一体化发展目标和要求，充分发挥上海的龙头作用，打破行政壁垒，携手苏浙皖优势互补、信息共享、平台共建，形成一体化空间网络链，增强区域发展的整体效能和核心竞争力，以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助力现代化建设实践。

当前阶段，研究尚存在一定不足：首先，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不断丰富，城镇化发展的量质并重受到重视，对于城镇化质量和效率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应从更多维的视角度量；其次，限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未开展更细致深入的探究，所得结论及相关建议较为宏观。因此，未来将试图从县域尺度开展微观探索，深入挖掘城镇化质量与效率的时空异质性特征、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影响机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