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山祠堂建筑形制研究

丁 娜

（合肥学院建筑工程系，合肥230601）

0 引 言

徽州祠堂是指徽州地区的古祠堂建筑，始建于宋代，大兴于明代中期，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徽州地区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行政区域，虽然历史变更较多，但整体上稳定。屏山村属于徽州，地处黟县县城的东北处，据载曾是黟县最大最富饶的村落，明清时期祠堂多达十八幢，由于历史原因，现已遭严重破坏，现村里保存情况较好的祠堂有庆余堂、光裕堂、咸宜堂、御前侍卫祠堂和道光堂，除庆余堂建于明朝，其余均建于清朝。

1 屏山祠堂概况

祠堂，又称祠庙、祠室、家庙，汉以后，“庙”属皇家专用，直至宋仁宗庆历元年，才正式允许官员建立家庙，因士庶不可随意建庙，故以“祠堂”名之。明中叶为了加强宗亲之间的凝聚力，祠堂大量兴建［1］。

祠堂主要用于祭祀，藏谱、修谱以及管理宗族事。《屏山舒氏宗谱》中“志道公祭文”中记载：“祖荫光此宗祊祭，丁祭，戊时蒸时，当云礽云集捧豆捧觞。”“祊”是指祠堂门内的祭祀。“云礽”指远孙，比喻继承人、后裔。“豆”是一种用于盛放的高脚盘。藏谱、修谱是族内的大事。繁杂的修谱工作在祠堂内完成，修好的家谱按照规定收藏在各个祠堂内，不随便示人。《屏山舒氏宗谱》中记载：“谱修异备共刊刷二十四本发存各祠以避免遗失，大长房的氏求堂，外屋的序伦堂，里屋的康公祠（内进庆余堂外进光裕堂）分别匣存一本；外长房的振继堂，外二房的大本堂，外三房的祚裔堂，外四房的继善堂，里长房的衍庆堂，里二房的咸宜堂，里三房的显德堂……”［2］从中可以看出家谱的收藏具有严格的制度，并且具有可查性。此外，祠堂还是进行宗族议事、举行重要仪式的活动场所。

祠堂一般按照规模的大小分总祠、支祠和家祠。总祠由共同祖先的后代们一起修建，建筑规模最大；支祠是为各个支系的高祖而建，规模次之；家祠的修建并不普遍，多在自家的堂屋上放置祖先牌位进行祭祀。

2 屏山祠堂总体布局

我国古代村落的平面布局在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形成向心式的聚居模式，房屋围绕着中心建筑或者空地做环形布置，这种以血缘关系的聚居生活模式一直影响着我国的村落格局。屏山村是依血缘关系聚居的村落，这种血缘关系就反应在屏山村祠堂与民宅的布局上。祠堂是家族荣辱的中心，是村民共同的核心建筑，地位相当重要。民宅以祠堂为中心向心分布，随着家族地不断壮大，这种向心的中心分布愈加明显，控制着整个屏山村的格局。

如图1，2所示，庆余堂、光裕堂、咸宜堂周边道路系统发达，方便族人快速到达。但是祠堂周边的民宅虽然方便到达祠堂，但是祠堂与民宅在内部并不连通，这体现着祠堂平面形制的独立性。屏山祠堂门前均设有类似梯形开敞的前广场，这一点与婺源豸峰村的祠堂不同，豸峰村的成义堂在八字门屋之后的第一进院内设有三开间的牌楼门。屏山祠堂的前广场四通八达，一是在祠堂举行重要的仪式活动时，供族人驻足停留；二是祠堂建筑社会地位的象征；三是平时供村民生活娱乐。在屏山村建筑物多有损毁的现在，门前广场为古祠堂的辨别发现提供了一种有利的方法。

3 屏山祠堂门楼

门在民居建筑中起着界定内外空间的重要作用，无论是民宅还是祠堂，门都是民居建筑设计重心所在。民宅大门（如图3）都是双开门扇，其门洞与立面墙体的比例约1：15～1：20［3］，门洞上方是装饰性的门罩，用以增大门与墙之间的比例，高度低于院墙［4］。屏山村民宅的门罩分为门楣式与悬柱式两种。其中门楣式门罩主要分布在次入口的门头上，而悬柱式门罩（图4）则主要分布在主入口的位置。徽州祠堂的主入口是门楼，一般分为屋宇式、八字式和仿牌坊式三种。徽州祠堂的门楼多采用屋宇式来增加祠堂主入口的气势，如龙川的胡式宗祠、南屏叶氏支祠等。还有屋宇式门楼因屋角向上高高翘起，形似凤凰展翅，在造型上与普通民宅区分明显，有利于突出祠堂的核心地位。而屏山村祠堂目前保留情况良好的祠堂门楼（图5～8）均是仿牌坊式门楼。仿牌坊式门楼最早起源于华表，成对出现的华表上横置一块阑额就形成了最早的牌坊式门。华表笔直而高大，由它变化形成的仿牌坊式门楼在高度上远超其他两种门楼形式，不仅可以突显祠堂的核心属性，而且易与民宅立面形式相呼应。

屏山祠堂的门墙构图比例比民宅略小，丰富的砖石雕通过自身材质、颜色的对比，不仅丰富建筑立面层次，还保持了村落整体环境的有机统一。与民宅悬柱式门罩立面相比，祠堂门楼开间更宽，主体多为三间五楼，装饰上更是有立体的明八仙和半立体的暗八仙，不仅如此，屏山祠堂还是徽州地区仅有的五彩门楼。在古代，民间建筑未经批准不准施彩。舒家在明代出过功臣，皇帝特许其子孙祠堂在门楼上施彩色，才形成了如今屏山祠堂门楼的样貌。斗拱是皇家建筑的专属品，不允许在民宅建筑使用，但祠堂除外。所以祠堂门楼上装饰的木斗拱或者单面砖斗拱既丰富了祠堂外立面，同时也在周边民宅中脱颖而出，但整体体量与造型又与环境相融合，这种对立统一的建筑立面处理手法与现代建筑各自标新立异地标榜自己是地标性建筑的处理手法很是不同，值得现代建筑师去研究与学习。

4 屏山祠堂平面空间

徽州地区地处偏远的山区，山区气候湿润，故当地早期民宅的建筑形式主要为“干栏式”，后中原发生战乱，大量的中原人士迁入，不仅带来了中原文化与先进的建造技术，还影响了当地的建筑形式。民宅建筑由“干栏式”发展为“楼上厅”，即当时人们的主要活动场所在楼上，故楼上空间开敞，层高较楼下大。随着人们的生活起居由楼上转为楼下，楼上空间渐渐萎缩，楼下空间尺度放大，由此徽州的民居建筑开始走向定型化。屏山现存的民宅建筑多建于明末清初与清朝（图9，10），多为两到三层。楼下空间开阔，楼上空间低矮狭小。民宅两进三开间，第一进是门厅，门厅当心间的平面形式为“U”型，中间门槛较高，其上方为屏风门，供地位较高者进出，两侧门槛较低，主要用于日常通行。第二进是民宅的主体空间，多为“一明两暗”式。一层的明间为敞厅，左右两间是厢房，楼梯位于敞厅的后侧或天井的一侧，通过以小衬大的对比手法，来突出明间敞厅的宽敞。二层的明间多用于供奉祖先的牌位，两侧的暗房因狭窄多作储藏交通之用。三层主要用于储存物品，少用于居住。民居的这种平面布局，既在空间格局上满足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中轴对称要求，又能有效地分割空间，方便使用。

祠堂是民居中的公共建筑，由当地民宅发展变化升华而成。屏山祠堂因举行公共活动的实际功能需要以及祭祀祖先的精神功能要求，需要更为开阔宏大的建筑空间，因此在空间处理方法上不同于民宅，不仅以对比来增加空间的宽敞感，而且增加实际建筑尺寸使空间更为开阔。屏山祠堂因祭祀活动主要集中于一层，故一层的层高明显大于二层。为了使得祠堂建筑在高度上与周边民宅保持协调统一，屏山祠堂层数仅为两层。进深是两到三进，开间数为奇数，三或五间。第一进为门屋，平面处理方法与屏山民宅门厅当心间一致，均为“U”型，虽然祠堂门屋受损情况较为严重，门槛和屏风门有的已经消失不见，但是从留存下的石柱础和木柱上的构造，依然能够看出痕迹（图11）。第二进是祠堂的享堂。由于祭祀仪式强调纵轴线上的空间秩序，寝殿是供祖先安歇的地方宜静，故祠堂楼梯在民宅的基础上只能选择设置于享堂当心间的一侧，以突显纵向主行进路线，祠堂二层主要是用于编修家谱、议事等，在古代以“左”为尊思想的影响下，屏山祠堂的楼梯就固定在享堂当心间的左侧了（图12）。

5 屏山祠堂建筑装饰

古代建筑在建造之初完全是为了满足其使用功能，随着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建筑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开始追求审美。在“家国同构”的传统思想的统治下，屏山祠堂的建筑装饰是民居建筑的集大成者。祠堂的内部装饰为家族祭祀活动服务，重在简单精美大方，主要集中在柱子、斗拱、梁架上。柱既是承重构件也是装饰构件，在民宅建筑中，柱的尺寸较小，柱下的柱础也少有装饰，多为简单的方形石块，祠堂则不同，无论是总祠还是支祠，祠堂内的柱径明显大于民宅。纵向比较祠堂的门屋、享堂与寝殿，很显然，以享堂的柱径最大，这一点与祭祀仪式主要在享堂举行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庆余堂、光裕堂、咸宜堂柱径约450mm。祠堂的内部装饰为家族祭祀活动服务，重在简单精美大方，主要集中在柱子、斗拱、梁架上。庆余堂内全为梭柱，中间粗两头窄的圆润柱形，梭柱下装饰有覆盆形的精美石柱础，既保护木柱防止受潮，又起美观装饰效果。祠堂的梁架上雕刻有装饰形图案，其上方的平盘斗是雕刻为莲花瓣状的形式，这些装饰不是华而不实，是力学与美学的完美结合，丰富着祠堂的内部空间。而民宅的装修重在细节的复杂上，主要集中在门窗与梁架上，如有庆堂左右厢房的套窗上雕刻有八仙过海、琴棋书画等栩栩如生的阳雕。

6 结 语

祠堂与民宅是古民居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通过对屏山民宅与祠堂分布关系的探讨，这种以“礼”建立的宗族关系，表现在村落布局上是建筑物之间的退让，从而形成门前广场。屏山祠堂门楼与平面空间形制是在民宅的基础上进行发展演变，最终在封建礼制的影响下升华形成。祠堂是古民居的核心，任何民宅的规模、装饰都不能逾越，同时祠堂又能与周边民宅相互辉映，形成良好的街巷空间。民居建筑一方面表现为正要素，限定街巷广场空间，另外一方面，广场空间以及天井庭院，可以当成是街道空间的延伸，以周围的建筑群体作为背景，空间表现为正要素，屏山村建筑与巷道广场之间的这种互为图底的关系，表现为“退让”精神，对现代建筑与环境关系的处理有着启发作用，对区域内的整体规划有着良好的借鉴意义。

1 王其钧.传统民居的厅堂与祠堂［J］.新建筑，1996（4）：56－58.

2 丁娜.安徽屏山祠堂研究［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13.

3 单德启.安徽民居［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

4 肖宏.徽州建筑文化［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12.

5 欧阳彦红.洞口县宗祠建筑形制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2.

6 杜红玲.徽州祠堂的布局和建筑特点分析［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14（2）：74－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