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吴 畏,都红雯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贸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中国1978—2008年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因果相关性检验
吴 畏,都红雯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经贸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金融和贸易在共同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已显现出两者的内在相关性,而其在我国的相互作用效果并不明显并具有特殊性。深化对我国金融及银行信贷规模指标与国际贸易指标因果关系的探讨,可为研究金融发展理论在我国国际贸易领域的实际应用提供一个有益途径。在通常使用的格兰杰因果分析基础上,格维克分解检验对样本短期因果效应的剖析可强化分析结论。基本的分析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银行信贷规模发展为国际贸易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我国金融发展仍显不足,尤其是融资不均衡现象长期存在。
金融发展;信贷规模;国际贸易;格兰杰因果检验;格维克分解检验
1911年,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阿罗斯·熊彼特提出“一国之金融部门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意义”,开创了研究金融部门与实体经济部门关联作用的先河。70年代,又是美国两位经济学教授罗纳德·麦金农和爱德华·肖,分别发表了《经济发展中的货币和资本》和《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篇论文,共同确立了金融发展理论。90年代以来,随着内生模型和计量分析应用的完备,金融发展理论的检验和应用达到了崭新的阶段。
早期的研究和现有较成熟的结论,均是西方学者依托发达国家的长期数据样本取得的。Kletzer和Bardhan(1987)对 HO模型引入了金融因素,以检验国际信贷市场对国际贸易趋势确实具有影响;Baldwin(1989)证明,金融部门可以很好地分散风险,从而提高一国贸易比较优势;Cartiglia(1997)从信贷约束如何通过资助教育和外生收入分配的途径分析,解释了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产生的原因;Beck(2002,2003)还证明,一国制成品出口贸易比重和制成品贸易顺差额与金融发展程度成正向相关,且金融部门发展还可从多种角度刺激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提升;Svaleryd、Vlachos(2005),Greenaway、Guariglia和Kneller(2007)等人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金融视角作出了理论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中介体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性[1]。我国贸易发展十分迅速,进出口总量从 1978年的 355亿元人民币增至 2008年的 179 921.5亿元,增幅达到 500倍。工业制成品出口于 1994年突破千亿美元,于 2007年突破万亿美元,使得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由 1978年的 46%上升至 2008年的 95%。另一方面,货币量和商业银行信贷规模也高速增长。以M2为例,2008年M2供给量达到 475 166.6亿元,是 1978年的 400倍,为贸易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流动性基础。同步的高货币化程度、高信贷规模与高速的国际贸易增长,为研究中国样本下两者相关性的研究提供了丰富材料[2]。近年来我国学者从各方面检验中国样本,验证金融发展理论在国际贸易领域应用的重要价值。例如,白当伟、王练文 (2004)以韩国的实例分析了金融发展和国际贸易的相互关联;陈建国和杨涛(2005)以面板数据方法分析我国金融发展对 22个行业出口的结构升级的作用[3]。
本文采用 20世纪 90年代以来经典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一般标准选择指标对象①指标数据依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计算得到。。整体金融深化程度 m2/gdp、整体银行信贷水平 c2/gdp是该领域最早提出的描述金融深化程度的指标,前者描述货币化比重程度,后者衡量国内银行部门总体信贷规模;私人部门方面 privy(私人部门获得信贷②表中私人部门获得信贷用短期贷款中“城镇企业贷款、个体工商户贷款、私营企业贷款及三资企业贷款”之和表示。/GDP)、priva(私人部门获得信贷 /总信贷)分别从私人部门受信贷支持程度和信贷规模的角度体现了信贷支持私营部门的状况;货币量m0(流通中的现金)衡量流动性显著水平;bank(存款货币银行对非金融部门信贷 /非金融部门获得的总信贷)衡量银行业中存款货币银行功能;exto(贸易进出口总额)、hex(出口的工业制成品 /出口)、open(贸易进出口总额 /GDP)则分别衡量国际贸易总体规模水平、衡量国际贸易出口结构、衡量国际贸易依存度 (开放度)。
为避免伪回归,首先进行单位根检验,以检验序列平稳程度。对各原序列的单位根检验表明,原序列均是不平稳的。然而分别进行一阶和二阶差分后,得到下列结论,其中①代表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②代表该序列进行了二阶差分,具体如表 1所示。
表 1 平稳性检验
从表 1可以看出,虽然各原序列本身不平稳,但是各序列可以在 1%的临界值达到 1阶或 2阶的差分的平稳,即至少可在 99%的置信区间拒绝原假设,c2/gdp、m2/gdp、hex与 open为 1阶单整,m0、priva、privy、bank与 exto为 2阶单整。同阶的单整序列,是进行 Granger因果检验与 Geweke分解检验的前提条件。依据序列单整的阶数,该 Granger部分主要讨论货币化程度、银行部门总体信贷规模、出口结构和贸易依存度 (c2/gdp、m2/gdp、hex与 open)的关系,以及货币流动性、私人获得信贷规模、存款银行提供信贷与进出口总额 (m0、priva、privy、bank与 exto)的关系。
如表 2所示,1978年到 2008年整体的银行信贷水平、金融深化程度是贸易依存度 (开放度)的Granger原因,但整体银行信贷水平、金融深化程度对出口结构的提升不存在的 Granger原因,且整体银行信贷水平、金融深化程度相互之间亦不存在显著的 Granger原因关系。
由于总体信贷的规模扩大和货币化的加深对进出口规模的扩大裨益明确,说明我国金融规模的扩大从长期看对贸易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亦符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贸易规模在金融规模的持续支持下呈现同步增长的客观现实。另一方面,金融规模的扩大并没有显著促进制成品出口的增长,说明以适应贸易结构升级为目标的深层次的金融深化程度仍显不足。
表 2 货币化程度、银行部门总体信贷规模、出口结构和贸易依存度的检验结果
如表 3所示,货币流通量在 3.49%的概率上构成了出口量的 Granger原因,且高货币流通量可能降低的流动性约束对私人部门获银行信贷的影响也是正面的,但货币流通量对出口量的 Granger因果性不是通过私人部门获银行信贷的途径传递到出口增长,即私人部门获银行信贷的能力不是出口的Granger原因。
表 3 货币流动性、私人获得信贷规模、存款银行提供信贷与进出口总额之间的检验结果
Granger检验的初步结论,不仅表明,国内良好的货币流动性确实可促进进出口总量的提高。另一方面,我国国际贸易的进出口总体规模也成为私人信贷增长的统计学原因。
表 4 贸易对私人信贷的因果作用检验结果
由表 2和表 3反映的因果关系方向,建立回归模型:
根据模型式反映的,改革开放到 2008年,金融因素在统计学意义上成为贸易发展的原因。国内商业信贷规模增加和金融货币化促进了我国的贸易开放程度,流动性扩张促进国际贸易规模扩大。这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情基本一致的。而在此期间,贸易发展对金融发展的反向作用不明显。
Geweke(1982)提出的分解检验方法可反映指标极短时期内的因果效应,补充了 Granger因果检验只能得到指标样本的长期因果关系认识,是深化 Granger检验结论的重要途径[4]。
其中,利用 A IC或 SC准则可确定 p和 q,n为样本个数,d为两配对模型自由度之差。
可以看出两模型构造的内在关系。Geweke分解检验的原理公式表现为 Granger因果检验原理的多重构造应用。其特点在于,Geweke检验既再次讨论了反映长期因果方向的 Granger结果,又描述了极短时间里两者可能的双向因果强弱[5]。
表 5 对贸易结构影响的 Geweke检验结果(Y=hex)
表 5反映了银行信贷水平、金融深化程度不是提高出口结构工业比例的 Geweke分解检验结果,这与前面的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相吻合。同时,Geweke分解检验还从反面和即期时间验证了工业制成品出口的扩大带动了货币深化、刺激了信贷调整,从而强调了国际贸易的深层次改革迫切需要金融体制的进一步改革相配合。
表 6 对贸易总额影响的 Geweke检验结果(Y=exto)
表 6的 Geweke分解检验印证了之前的 Granger因果结论:其一,进一步在即期强调进出口规模扩大的现实需要拉动了对私人部门信贷的发展;其二,Bank指标部分地表明我国金融结构尚不完善,只能在比较低的水平上支撑着目前进出口的持续;其三,存款货币部门给予私有部门的信贷支持在短期内就对贸易产生了良性效果。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本文得出了若干统计学意义上的结论。
首先,整体的银行信贷水平、金融深化程度是贸易依存度 (开放度)的 Granger原因。我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具有长期的相互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策主导的银行信贷、金融发展为国际贸易的增长创造了有利条件。短期内,存在金融深化促进贸易发展。
其次,我国整体银行信贷水平与金融深化程度目前对出口结构的改变不构成统计原因,整体银行信贷水平、金融深化程度相互之间也不存在显著的 Granger原因关系。
再次,货币流通量对私人部门获银行信贷的能力也构成了 Granger原因,但货币流通量对出口量的Granger因果性并没有通过私人部门获银行信贷传递到出口增长,即私人部门获银行信贷的能力不是出口的 Granger原因。融资不均衡将成为国际贸易结构调整的深层制约。同时,国内良好的货币流动性确实可促进进出口总量的提高,但私人部门的信贷水平与流动性难构成直接关联,也未能成为促进贸易的明显动因。
虽然,Granger检验与 Geweke检验均只是从统计学意义上分析了各指标序列间的因果关系,但仍反映了客观上的两者关联。建议加大对我国非国有企业的信贷满足,以促使广大私人企业扩大出口规模,从而改善贸易结构;同时,建议金融改革应侧重于对广大中小企业为代表的私人部门的融资扶助,及时为产业转型结构调整提供金融资本和政策保障。
[1] 谈儒勇.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经济研究,1999(10):53-61.
[2] 阳佳余,包群,赖明勇.金融发展、贸易开放与经济增长[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66-104.
[3] 陈建国,杨涛.中国对外贸易的金融促进效应分析[J].财贸经济,2005(1):83-86.
[4] John Geweke.Measurement ofLinearDependence and Feedback Be tweenMultiple Time Series[J].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1982,77(387):304-316.
[5] 沈能.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的动态演进分析——基于中国的经验数据[J].世界经济研究,2006(6):53-58.
Causal Correlation Tests between China's F inance Development and its I nternational Trade Growth from 1978 to 2008
WU Wei,DU Hong-wen
(School of Econom ics,Hangzhou Dianzi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310018,China)
There occurs an internal correlation in finance and trade while both of them play the same role in promoting the growth of economy.However,their interactive effects in China are not clear and have their own features.The thorough study of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dicatorsof commercial credit develop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developmentmay provide an effective way to test how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ory works in China’s international trade.Based on the commonly used Granger causality analysis,Geweke decomposition of cause test can reinforce the explanation of its conclusion,which shows that the increasing growth of the bank credit from 1978 help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hina.However,there still some flaws in China’s finance,especially the problem of the imbalances in financing.
finance development;credit scale;trade development;Granger test;Geweke test
F831.0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
1001-9146(2010)04-0026-05
2010-08-05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09CGJJ014YBX)
吴畏 (1985-),男,四川资阳人,在读研究生,国际贸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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