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的期刊编辑思想与办刊实践

陈矩弘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胡愈之的期刊编辑思想与办刊实践

陈矩弘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胡愈之在长期的期刊编辑生涯中,形成了独特的办刊风格和编辑思想。他强调刊物的个性和风格,注重刊物内容和栏目设置上的创新;重视作者资源的培育;坚持为读者服务的办刊理念,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主张刊物的装帧设计要实用和美观,刊物的形式和内容要和谐、协调。

胡愈之;编辑思想;期刊

胡愈之 (1896-1986),浙江上虞人,现代著名编辑出版家,新中国首任新闻出版署长。他于 1914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做助理编辑,开始走上编辑岗位。办刊是胡愈之一生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 30-40年代,他先后主编了《东方杂志》、《世界知识》、《月报》、《风下》等一系列期刊,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文拟通过对胡愈之办刊实践活动的考察,对其期刊编辑思想进行总结和探讨。

一、注重刊物内容和栏目编排上的灵活创新

编辑思想是“编辑出版活动反映在人们意识中经过思维而产生的结果。”[1]编辑的思想来源于其编辑实践中。胡愈之在期刊编辑工作中,能够在遵循办刊宗旨,保持刊物整体风格稳定的前提下,做到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善于把刊物办出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1932年他出任《东方杂志》主编后,在第一期复刊号上就明确宣告办刊宗旨,在于抗日救亡,创造民族新生。与此相适应,他对刊物内容进行了较大的革新,取消了“文艺情报”、“拆散百科全书”、“新语林”、“世界一角”等一些文艺性、知识性内容的栏目,新辟“东方论坛”,发表有关时事政治的短论,将国际时政内容大大增加。另外,他还在 1933年的新年专号上开辟“新年的梦想”专栏,登载各界人士对未来自由民主、幸福美好生活憧憬的文章。通过这些措施,他使《东方杂志》由原来“以介绍高尚之学术文艺为原则”[2]的综合性期刊一变为一本既紧密结合当前国际政治,又具有一流学术水平、文理交融的革命进步刊物。对此,茅盾曾给予高度评价,称胡愈之“想在商务这个顽固堡垒辟出一块进步的阵地来,把《东方杂志》变成一个进步思想的刊物。”[3]

“西安事变”之后,胡愈之敏锐的洞察到当时的国内形势,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定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而对此政策的宣传又非常重要。为宣传抗日救亡主张,胡愈之创办了以《月报》为名的文摘。当时文摘性刊物在国外早已流行,在国内还是一个创举。从表面看,《月报》所刊载文章都采摘自国内外报刊,它“注重客观的介绍,避免主观的批评”,“可以登载各方面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主张,独不许有它自己的意见主张”[4]。实际上,刊物具有很强的政治倾向性,胡愈之通过《月报》巧妙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使国民党当局无法兴师问罪,他灵活地运用编辑策略,在刊物的同一期上,既刊登蒋介石的文章,又刊登毛泽东的文章。文摘反映了人民的愿望,被誉为出版界“一朵灿烂的奇葩”、“造福人民的知识乐园”[5],深受读者欢迎。可见胡愈之很善于利用期刊开拓进步的舆论阵地。在保持期刊整体风格不变的前提下,他常常通过开设新栏目、巧妙编排文章等方法拓展言论空间。

1945年底,胡愈之远下南洋,来到新加坡创办了《风下》周刊。在胡愈之主持下,《风下》的内容设置和栏目编排同样颇具特色。它辟有许多由名家主持或供稿的专栏,如“哲学漫谈”、“人物介绍”、“每周新书”、“每周一课”等,请郭沫若、茅盾、陶行知、黄炎培、沈钧儒等人为之供稿。《风下》鲜明的政治主张、清新的语言、泼辣的文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人们评价其内容“丰富生动,敏锐泼辣,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战后南洋华侨社会中独树一帜,发行遍及各地。”[6]发行量很快达到近万份,在当地南洋华侨中影响巨大。

二、强调编辑与读者之间的沟通和互动

胡愈之的编辑思想中,始终贯彻着为读者服务的编辑理念。在刊物的创办过程中,他注重从编辑内容和形式上满足各种读者的需求。20世纪 30年代,国际形势风云变换,德、意法西斯上台,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步伐。国内国民党统治者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中华民族处于危亡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胡愈之等革命进步人士审时度势,于 1934创办了《世界知识》期刊。事实证明,《世界知识》的出版非常及时和必要。《世界知识》高擎爱国、进步的旗帜,用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分析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在人民群众中普及国际知识,帮助他们认识世界,认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和国际反法西斯运动。

胡愈之在编辑思想上将读者放在重要的服务对象的位置上,通过与读者互通声气,表示自己对读者的尊重和重视。如他通过编者按和编后记与读者交流感情,倾谈心事。在 1933年到 1935年期间,由于邹韬奋出国流亡,《生活》周刊实际由胡愈之负责主编工作。他保留了《生活》原来的“读者信箱”专栏,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经过不懈的努力,《生活》周刊的发行量增加了,扩大了读者群。后来由于国民党的查禁,当《生活》周刊不得不停刊时,胡愈之还发表《最后几句话》,他说:“我们相信,本刊和读者诸君告别,只是一时的告别,而不是永久的告别,只是文字的告别,而不是精神上、意识上的告别。本刊与国内外数十万读者,正如韬奋先生所说‘已成为精神上的至友,声应乞求,肝胆相照’。”[7]话语中无不充满着强烈的读者情怀!

为了加强编辑与作者和读者的沟通和互动,胡愈之在主编《东方杂志》期间,新辟“作者·编者·读者”专栏,并规定:“编辑必须认真答复与接待读者的来信来访,记者听到群众的反映和要求须及时汇报,读者指名要见编辑主任由胡愈之亲自接待。”[8]

当然,由于遵循办刊方针或其他原因,对读者的意见也不是一概采纳,对此,胡愈之也从不敷衍,而是坦率地申明缘由。在“一·二八”事变后,为把《东方杂志》办成抗日救亡的舆论阵地,胡愈之在复刊时把几个属于软性内容的栏目,如“拆散百科全书”、“世界一角”、“新语林”等取消了。许多读者因此而向编辑部写信,要求续登并增加软性内容的分量。对此,胡愈之在第 29卷第七号的“作者·编者·读者”栏目中,向读者表示“深深的抱歉”,并说:“我们不愿意使《东方杂志》变成坊间流行的庸俗读物,失却学术上的固有地位。我们只能从编辑方面,力求引起读者兴趣,但不能过分偏重软性文字,这一点请读者谅解。”[9]

由此可见,胡愈之很重视和读者之间的情感交流,在遵循办刊宗旨和原则的基础上,充分尊重读者意见,反映读者的心声,对于读者的建议能认真对待,合理满足,能及时与读者进行沟通。这无疑会促进期刊编辑和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扩大期刊在广大读者中的影响力。

三、善于团结作者队伍,重视作者资源的培育

一本期刊的质量高低,与其作者队伍有直接的关系。作者队伍是重要的出版资源,只有占有丰富的出版资源,才能保证刊物的质量和使刊物具有鲜明的出版风格。善于联系众多方面的作者,并与作者团结协作,并肩战斗,是胡愈之编辑思想中的又一重要特点。

胡愈之在主持《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期间,不仅自己撰写了大量关于国内外时政评论的文章,还非常重视向国内外一流学者约稿。从 1924年《东方杂志》第 24卷至 1927年的第 27卷这四卷的作者群中,就“有大师梁启超,哲学家胡适、张东荪、范寿康、金岳霖、贺麟,有文学家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徐志摩、沈从文、梁实秋、洪深、袁昌英、陈学昭,教育家夏丏尊,社会学家陶孟和、潘光旦、俞颂华、陶希圣、李璜,历史学家陈垣、张梦麟,经济学家马寅初、周宪文,语言学家赵元任,法学家周鲠生,自然科学家竺可桢、杨铨、翁文灏、胡先骕,地理学家张其昀,新闻学家戈公振,画家刘海粟、黄宾虹、丰子恺,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潘公展,共产党人瞿秋白、张闻天等等。”[10]作者阵容之强大,由此可见一斑。正是由于胡愈之善于团结广大作者,才使得《东方杂志》能得到诸多作者的热诚惠稿和大力支持,从而一跃成为当时国内一流的学术刊物。

在新加坡创办《风下》周刊期间,胡愈之为了把刊物办出特色,除请郭沫若、茅盾、陶行知、黄炎培、沈君儒等人供稿或主持栏目外,还有巴人、汪金丁、卢心远、沈兹九等流亡南洋的文艺界人士,也都是《风下》的骨干作者兼记者。正是因为具有丰富的作者资源,这份杂志才办得有声有色,成为“一份历久不衰,始终受欢迎的读物。”[11]

除了能团结广大作家、学者外,胡愈之还注意发掘和培养青年作者。胡愈之十分关心青年作者的成长,对于青年作者的稿件,只要稍有可取之处,必耐心地为之修改,并尽量予以刊载,这无疑给广大青年作者以极大的鼓励。他关心和培养青年的一个突出事例,是 1947年在新加坡以《风下》周刊编辑部为基础,创办了一个自学青年辅导社,用以帮助广大自学青年成才。参加辅导社的学员每人每月要交作文两篇,由名家认真批改,并将好的作品推荐到报刊发表。这对他们帮助很大。当年参加自学辅导社的青年,有的现已成为有名的作家、学者。

当代著名作家叶圣陶在谈及胡愈之的长处时,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自觉精神;二是组织能力;三是博爱精神;四是友爱情谊。胡愈之正是以其“视友如己,热血心肠”的品性结识了当时文化界的诸多名人并成为终生挚友。也正是这些人的鼎立相助,才使得胡愈之在办刊过程中显得游刃有余,能源源不断地获得优秀的精神产品。

四、主张刊物内容和形式上的和谐统一

胡愈之认为,优秀的出版物,应该是思想内容,文字插图,标点行格,排版式样,封面装帧都是配合得很匀称,很恰当的。刊物的内容和形式要能求得一致,表达出一种期刊的独特的风格,这样才真正算得好的期刊。因此,胡愈之不仅重视刊物的内容,还很注意刊物的形式与内容的协调。他说:“封面图案设计要配合书的内容,也正像衣服要配合人的身段……。当然,封面、装帧和印刷,不应当只求美观,不注意到实用和经济。为了读者大众的利益,书的印制要适合于实用,并且不太花费,这是必要的。但是照顾到实用和经济,仍然是可做到美观的,美观有时不一定要花钱才能做到。”[12]

在胡愈之看来,一个成熟的编辑要有独特的编辑风格,要有和谐的美学思想,要注重出版物形式与内容的和谐、协调,这样才能给读者带来美感。在对待刊物的形式上,胡愈之认为要做到美观实用,要为读者着想,他认为,经济实用和美观并不矛盾,可以在讲求实用的同时又做到美观。

胡愈之的期刊编辑思想,是在其长期的办刊实践中形成的理论结晶。他的期刊编辑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很多观点至今仍闪烁着真理性的光芒。在出版业进入 21世纪的今天,胡愈之的期刊编辑思想对于我们当前的期刊出版工作仍具有启示意义,值得我们去深入发掘并加以继承和发扬。

[1] 吴平.编辑本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130.

[2] 王云五.关于《东方杂志》的回忆 [C]//王云五.旧学新探.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82.

[3] 茅盾.商务印书馆编译所[C]//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九十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83.

[4]、[5] 于友.胡愈之传 [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3:185,187.

[6] 费孝通,夏衍.胡愈之印象记 (增补本)[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5:200.

[7] 苑红.论胡愈之的新闻思想[J].工会论坛,2003(1):84-85.

[8] 庞政梁.胡愈之的编辑风格[J].巢湖学院学报,2003(1):122-127.

[9] 张新华.胡愈之的办刊艺术[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1(1):35-42.

[10] 范岱年.胡愈之和《东方杂志》[J].出版史料,2007(1):4-10.

[11] 胡愈之.南洋杂忆[C]//胡愈之.胡愈之文集 (第 6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315.

[12] 胡愈之.读了《关于书的几个问题》[C]//胡愈之.胡愈之文集 (第 5卷).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450.

On HuYuzhi's Idea of Journal Edit ing and Practicing

CHEN Ju-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Hangzhou Dianzi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310018,China)

In the long-term journal editing career,Hu Yuzhi has developed a unique style and idea in journal editing.He stressed that the journals should have its personality and style,focusing on the innovation of the content and columns setting,emphasizing on the importance of training authors,persisting that editors should have a fir m idea to serve readers in managing their journals.In addition,he advocated that the design of journals should be practical and with an artistic look.Finally,he held that the form and the content of journals should be har monious and coordinated.

Hu Yuzhi;editing idea;journal

G232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

1001-9146(2010)04-0057-04

2010-07-22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高教研究课题 (ZC1030)

陈矩弘 (1973-),男,江西石城人,讲师,出版文化与出版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