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互嵌关系格局下跨民族友谊研究的本土化反思

梁 静 杨伊生

[提要]民族互嵌关系格局在我国具有深厚的历史、地域、经济、政治和文化基础，是符合我国民族工作大方向的关系框架。民族互嵌能够得以实现，跨民族的交往、接触方式与质量是重要保障，其中跨民族友谊是一种理想的族际接触形式。当前，国外跨种族友谊研究的对象、内容、方法与结果并不完全适合于我国国情及民族心理研究本土化的背景。因此，本研究基于我国民族工作实际，对国外跨种族友谊研究与我国国情的切合性进行反思，同时对我国跨民族友谊研究的相关成果进行梳理总结与提炼，在此基础上从民族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角度提出我国跨民族友谊研究的未来发展思路。

引言

2014年9月，***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民族工作要推动建立相互嵌入式的社区环境和社会结构[1]。此部署一经提出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民族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都在很大程度上将民族互嵌的总体部署纳入到研究范畴之内。民族互嵌作为我国多民族地区民族关系的真实写照，对我国的民族团结、长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民族互嵌能够得以实现，除了必备的制度、地域、历史、经济、文化等条件外，民族间的交往、接触方式与质量更是使其得到有效保障的重要条件。Pettigrew(1998)[2]指出，跨民(种)族友谊满足了Allport(1954)[3]提出的良好族际接触的条件，是非常理想的族际接触形式；我国学者[4-6]亦强调了跨民族友谊对于改善我国民族关系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具有的独特且重要的作用。

我国跨民族友谊研究虽然处于刚起步阶段，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研究要完全借鉴国外经验。这是因为，由于社会结构、传统文化、内外群规范等各不相同，国内外关于跨民(种)族友谊的研究也存在很多相异之处。当前，国外跨种族友谊研究多以黑种人与白种人或亚非拉裔美国人与本土美国人为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与研究结果虽然有可资借鉴之处，但并不完全适合我国国情下的跨民族友谊心理。我国自秦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在地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往频繁，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由来已久。此种民族关系中生发的友谊在观念、数量、质量、性质、互动方式、动机等多方面均有别于西方的跨种族友谊。此外，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存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之别，文化价值观引领下的友谊观、自我表露内容与渠道、公平正义观念等均有所不同。再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等为人处事基本准则亦与西方过于强调权利义务的交际理念有所不同。跨民族友谊作为民族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话题，不可能抛开本土文化而空谈其心理结构和特点。如果我国的跨民族友谊研究依然照搬西方的话语体系，势必导致研究结果无用武之地，难以适应中国民族关系和传统文化的现实条件。因此，跨民族友谊在我国民族关系格局和文化背景下的本土化研究反思势在必行。跨民族友谊研究的本土化应遵照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路径，将不同形态的心理学整合为学术创新的资源，实现自身的理论建构[7]。本研究基于以上思考，首先对我国民族互嵌关系格局及其与跨民族友谊的关系进行系统梳理，其次反思国外跨民族友谊研究对我国的适切性，再次分析我国当前跨民族友谊研究的发展现状，最后从民族心理学的角度提出适合于我国民族关系格局及国民性格的跨民族友谊研究展望。

一、我国民族互嵌关系格局与跨民族友谊研究

(一)民族互嵌关系格局的界定

国内众多学者对民族互嵌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剖析，多数学者认为民族互嵌包括建设社区环境和塑造社会结构两个方面。其中，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为多民族交往交流提供了物理和人文的空间基础，而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则为此提供了稳定的多元社会形态[8]，进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深层次内涵[9]。张少春、李静等亦提出，建设互嵌式社会应该从社区建设走向共同体乃至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10-11]。无论建设民族互嵌式社区环境还是形成相应的社会结构，本质上都是建立一种关系格局。就互嵌式社区环境而言，起核心作用的是社区内不同民族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地域关系和人文关系；就互嵌式社会结构而言，其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关系的体现，反映着不同民族之间的成员类型、所占资源及民族文化等要素的关联性，乃至不同民族之间的认同、意志、性格等精神层面要素的互融性。因此，互嵌式民族关系格局是在各民族充分交往交流交融基础上形成的新型民族间关系的总体框架，这种关系格局下所形成的社会结构要素间链接点多、利益相关性强[9]，且该关系格局下亦可细化出各民族之间的地域关系、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等。民族互嵌关系格局在我国具有强大的历史根基，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当前我们要建设的是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新时代民族互嵌式关系格局，此关系格局的构建可以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阂，有利于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12]。

(二)跨民族友谊与民族互嵌格局的关系

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互嵌式民族关系格局并不等于“混居”[13]，互嵌的实现需要各民族认知上的同步、情感上的共鸣、行为上的支持。跨民族友谊便是从认知、情感与行为多角度实现民族互嵌的重要纽带。跨民族友谊是指来自不同民族的个体或群体在尊重对方民族习俗和文化的基础上，通过自我表露及文化交流等渠道建立的互惠亲密关系[6]，具有跨文化交融性、跨群体转换性和高度普遍性等特点[6]。民族互嵌与跨民族友谊都是实现中华民族大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二者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其中，民族互嵌关系格局是方向与结果，跨民族友谊则是途径与过程。民族互嵌强调交往主体间的平等性和互惠性[9]，跨民族友谊亦强调不同民族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平等交往和互惠互利。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的建立不仅要形成“地域共同体”，更主要是形成“精神共同体”[11]。在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行动导向[14]下，跨民族友谊的初步形成阶段往往依靠地缘、学缘及业缘等，但是，随着其发展成熟必然离不开友谊双方在认知与情感上的共鸣，亦可以认为友谊双方形成了“精神共同体”。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讲，民族互嵌式关系格局与跨民族友谊的基本建设目标一致。跨民族友谊作为民族个体或群体间交往的亲密形式之一，必然将对方民族文化符号与价值进行适当吸收与内化，同时将本族文化与对方交流，最终实现文化共享及涂尔干所言的“有机团结”[15]。由此而言，跨民族友谊因深厚的民族互嵌历史根基而生，同时又成为滋养互嵌沃土的重要养料，其与民族互嵌关系格局相生相护、相辅相成。

二、国外跨民族友谊研究切合性反思

国外关于跨民族友谊的研究较多，但因社会性质及社会结构的差异，其研究内容和结果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关系存在一定差异，因此本研究对其切合性进行相应反思。

(一)跨民族友谊研究取向的切合性

严格来说，国外的跨民族友谊应该界定为跨种族(人种)友谊，主要指不同种族(例如，黑人与白人、拉美裔与亚裔及非裔等)个体或群体之间的友谊。其研究涉及两种取向：其一，认为跨种族友谊只是一般性友谊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表现而已，完全符合一般友谊所必须满足的条件，即相近、相似、互惠、情感卷入等[16-18]，此种取向更多地用一般性友谊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跨种族友谊[19]；其二，关注到跨种族友谊与一般性友谊的不同之处，认为跨种族友谊除了需满足一般性友谊的条件外，还具有自身的独特结构、启动模式、影响因素、功能作用与研究方法等[20-21]。国内关于跨民族友谊的研究更多倾向于后者，研究者普遍关注友谊双方的民族文化、民族性格、交往方式等核心因素[4][22-23]。国内外关于跨民族友谊的界定虽然有一定相似之处，如均涉及内群体与外群体的关系认知与转换问题且均倾向于融合目标，但是国内跨民族友谊研究由于受我国制度体制及社会氛围的影响，与国外跨种族友谊相比如下特点更加凸显：(1)更加强调“群-我”关系在跨民族友谊中的作用；(2)更加强调友谊双方的共同价值观念(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上位认同(国家认同)；(3)更加注重不同民族逐步发展融合的社会变迁过程，重视跨民族友谊形成与发展的历史与社会基础。

(二)跨民族友谊心理结构的切合性

从现有文献来看，国外几乎没有学者针对跨种族友谊的整体心理结构进行专门研究，只是依据一般性友谊的行为与认知，侧重性地研究跨种族友谊的某一方面。例如，侧重于跨种族友谊质量与数量的研究，以一般性友谊质量量表或访谈提纲、同伴提名法等为工具测量跨种族友谊质量[24-25]，另外仅有为数不多的研究者关注跨种族友谊认知和情感方面[26]，而国内关于跨民族友谊的研究也多在国外相关研究理念的基础上进行，还没有对跨民族友谊心理结构进行深度剖析。从现有研究工具来看，能够专门针对跨民族友谊心理结构的量表几乎没有，研究者们大都采用一般性友谊质量或一般性友谊观的问卷施测，没有形成关于跨民族友谊的完整体系与结构。显然，仅仅对跨民族友谊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有可能导致结构效度偏低，因此，应充分考虑我国不同民族的群体行为特点、民族性格、文化风俗等影响跨民族友谊的群际因素，同时结合不同民族个体的感知、态度、应对方式等人际交往心理要素，对跨民族友谊的心理结构进行深度探究。

(三)跨民族友谊影响因素的切合性

为了清晰表述，我们将国外跨种族友谊影响因素的研究整理如下：一为环境因素，有研究者认为教室和社区的种族多样性、居住方式等影响着跨种族友谊的质量，并且种族越多样化越能够促进跨种族友谊的发展[21][24][27]；二为文化因素，国外研究者指出多元文化主义能够预测跨种族友谊的发展[28]，此外，亦有研究者认为友谊中的自我表露(友谊质量的重要维度)因文化规范、文化价值观而异[25]；三为族际交往方式，例如拉丁美洲人在对外交往中的自我表露比美国白人要少，进而其跨族际友谊不同于美国白人；四为个体因素(生理、心理)，研究者指出个体年龄、性别、民族、社会领导能力、自我表露水平等均影响跨种族友谊质量、数量及其发展趋势[29-30]。针对以上研究应当指出的是，受国内外主流文化及不同民族亚文化差异性的影响，我国跨民族友谊影响因素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例如，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和”、“谦”、“人情”、“面子”等本土化心理元素对跨民族友谊的影响独具中国特色，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跨民族友谊产生的背景、发展渠道等。此外，我国作为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多民族间的关系各有差异，因此不同民族间的关系基础也是影响跨民族友谊的重要因素。

(四)跨民族友谊功能作用的切合性

国外关于跨种族友谊的功能作用整合为三个方面：一为对个体社会性的影响，研究者发现，拥有高质量跨种族友谊的个体往往具有更强的社会交往技能、跨文化能力，以及更高的心理幸福感[31-32]；二为对族群关系的影响，跨种族友谊最突出的功能就是改善族群关系、减少种族偏见，该观点得到众多研究者的证实[26][33-34]，我国学者也充分认识到了跨民族友谊对族群关系的重要影响[35]；三为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学界认为良好的跨种族友谊能够促进少数民族融入主流社会[36]，促使其具有更加积极的社会心态[31]。如上所述，跨种族友谊功能作用的研究结果在我国的适切性较强。此外，我国的跨民族友谊研究亦可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相结合，探索新时代跨民族友谊的中国化功能，真正发挥其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和谐交往交流交融的作用。

(五)跨民族友谊研究方法的切合性

国外关于跨种族友谊的研究方法，主要涉及质性和量化研究两大类。质性研究方法包括访谈、观察等，以访谈法为主。研究者们倾向于运用半结构性访谈提纲研究跨种族友谊的质量及影响机制[24]，研究结果选用开放式编码技术进行处理[24][26]；量化研究方法包括测量法、实验法和干预法等，其中以测量法为主。截至目前，对于跨种族友谊的实验研究和干预研究并不多。从测量指标的角度，Davies(2011)等人概括了几类跨族群友谊的评估方式，包括跨族群朋友的数量、与外族群朋友在一起的时间、社交网络中外族群朋友所占的比例及与外族群朋友的亲密性等，[26][37]但这些测量指标均侧重于跨民族友谊表层行为，而对深层心理机制关注不足。在国外少数的实验与干预研究中，基于扩展接触原则的实验性干预[38]等较为具有代表性。国内跨民族友谊的研究不能局限于某一种方法，而应该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内容综合运用质性和量化研究方法以提高研究效度。

(六)跨民族友谊培育措施的切合性

国外关于跨种族友谊培育的研究主要体现为环境的改善与调整，此外，亦提出相应的干预措施。研究者从一般性友谊发展的角度指出，当个体或群体之间积累的相似点超过他们积累的差异时，他们之间更有可能形成友谊[16]；跨民族友谊亦如此，当不同民族的个体或群体经历共同的学习/工作等体验时，其相似性会上升，发生跨民族友谊的频率也相应提高。因此，增强班级或社区的民族多样性，让不同民族的个体在共同的环境中充分接触有助于跨民族友谊的形成和发展。此外，也有研究者提出，不同民族学生的校外接触及电子联系，亦有利于跨民族友谊的维持[27]。关于跨民族友谊的干预研究主要涉及三种模式：直接接触、扩展接触和想象接触[38]。其中，直接接触有时会引起群体间焦虑，想象接触也存在缺乏互动的弊端，因此，目前西方学界较为推崇扩展接触的干预方式。我国对跨民族友谊的干预应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同时，考虑我国民族间个体或群体接触的氛围和模式，挖掘适合于我国群际接触心理特点的跨民族友谊培育措施。

三、国内跨民族友谊相关研究的现状分析

通过中国知网等学术期刊网站，以“跨民族友谊”“族际友谊”“族际交往”“族际互动”“跨民族关系”“跨民族交往”等为主题词和关键词进行搜索，并筛选出与跨民族友谊相关的国内文献65篇，其中，理论性文献22篇、实证性文献43篇。在综合分析所筛选文献的基础上，对我国跨民族友谊相关研究的现状进行了整体性梳理。

(一)直接以跨民族友谊为主题的研究偏少

在搜索到的文献中，直接以跨民族友谊(或族际友谊)为主题的研究文献仅10篇(其中包括5篇实证类和5篇理论类)，且最早一篇文献发表于2013年，说明我国关于跨民族友谊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其余55篇文献都是以“民族关系”“族际关系”“跨民族交往”等为主题的，因其涉及一部分民族间友好关系的内容，本研究暂且将其视为跨民族友谊的相关研究。但必须澄清的一个问题是，跨民族友谊研究与民族关系等选题的研究存在一定差异。首先，从研究侧重点来看，跨民族友谊研究可以关注到不同民族个体之间的交往，弥补了以往相关研究中更多关注民族群体间交往现象而对民族个体心理与行为关注不足的问题。其次，从研究内容的所属范畴来看，跨民族友谊的核心研究内容是“友谊”，而非其他交往现象，友谊现象从产生、发展到友谊双方将彼此纳入“自我”概念，是一个复杂漫长且微妙双向的心理过程，这是以往跨民族交往及民族关系研究中难以触及的研究领域。综上所述，跨民族友谊在我国的研究意义重大却成果稀少，尤其心理学领域的研究者有必要开展专门以“跨民族友谊”为主题的心理机制研究。

(二)对跨民族友谊的理解和界定不尽相同

目前，国内学界对跨民族友谊的概念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从涉及人群来看，有研究者从个体人际的角度界定并测量跨民族友谊[23]，亦有研究者从群际的角度对跨民族友谊进行诠释[5]；从行为方式来看，有研究者从相对集中的角度认为跨民族友谊指不同民族双方较为亲密的朋友关系，其包含的基本要素与一般性友谊基本一致。但是，亦有研究者从较为宽泛的角度理解跨民族友谊，认为民族之间的接触即可以被界定为跨民族友谊[39]，甚至有研究者从更加宽泛的角度将民族间个体或群体的交往意愿、行为及频率概括为广义的跨民族友谊[40-41]。由此可见，由于我国跨民族友谊研究处于起步阶段，学界对其界定和理解还存在见仁见智之处，未来研究亟需统一概念及其可操作性标准，以保障研究的可比较性、可重复性和理论体系的延续性。

(三)学科分界明显

国内关于跨民族友谊的相关研究分布于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学科，但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并不十分紧密，而是呈现出各自安营扎寨的相对封闭状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注重揭示跨民族友谊作为自变量所产生的因变量(如族际态度等)变化，更加注重跨民族友谊或接触促进社会融合的结果；民族学、社会学研究则较为注重揭示民族间的友谊交往过程，重视从细节的角度面面俱到地揭示族际关系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及其可能的影响因素。此外，在研究方法方面体现出来的学科分界也十分明显，如心理学研究多采用问卷法，个别采用实验法，而民族学研究多采用社会调查法和个案研究法。诚然，各学科的研究格局和研究方法无所谓对错之分，但难免存在偏颇之处，今后国内跨民族友谊的研究中应该注重学科间的交融互动。

(四)研究的理论视角丰富多样

现有关于跨民族友谊、跨民族关系等研究的理论视角呈现出丰富多样的特点。基于心理学领域有关跨民族友谊的研究视角相对宏观，不仅仅局限于某个地域某个民族的具体情况，而是将问卷调查或实验研究的结果推广到更大范围中去，其研究多以族际接触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等为理论依据。而基于民族学领域的族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视角相对聚焦，往往采用局内人和旁观者交叉的视角对某个具体区域的族际关系进行深度和细致的探索，如对怎雷村共食习俗的族际互动、玛纳斯县庄浪户村族群关系的研究等，其研究理论多以美国社会学家米尔顿·M·戈登的“同化模型”为蓝本。研究的理论视角是指导研究逻辑、研究方法、研究视野的框架体系，其并无好坏对错之分，但却存在适合与不适合之别。民族心理学领域的跨民族友谊研究，应在心理学理论体系之下，适当借鉴民族学的理论思维，将人际层面的友谊心理特点与群际层面的友谊互动过程进行多视角融合性研究，以还原各民族交往的原生态心理机制。

四、我国民族互嵌关系格局下跨民族友谊研究的本土化展望

基于以上对我国民族互嵌关系格局及其与跨民族友谊关系的梳理，以及国外研究适切性和国内研究现状的分析，从民族心理学本土化研究的角度提出跨民族友谊研究在我国的发展思路。

(一)跨民族友谊内涵与外延的本土化界定

与国外的跨种族友谊相比，我国跨民族友谊双方并不存在人种特征方面的生物学差异，而其主要差异是在各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文化摩擦与融合的结果，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心理现象。因此，国内跨民族友谊的内涵与外延不能完全借用国外概念，而应该以本土化研究的视角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如前所述，本土化的跨民族友谊内涵与外延更加注重文化、价值观念和社会历史因素。从内涵的角度而言，要澄清三个问题：一是从亲密关系的心理表征来看，不同民族的个体或群体之间何种亲密关系可以被认为是跨民族友谊？因受一般性友谊观影响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界定标准，研究过程中要做到兼顾与整合；二是从文化适应心理的角度来看，不同民族两两组合(如：蒙古族-汉族；蒙古族-回族等)的跨民族友谊中，文化互动的差异性如何体现并研究？我国56个民族均具有自身的文化特色，在民族互嵌关系格局的整体框架下，两两民族个体或群体之间均具有形成跨民族友谊的潜质，如此我国将形成三千多组不同民族组合的友谊，每组友谊因受双方文化的影响一定有别于其他民族组合的友谊，这也将成为我国跨民族友谊研究的一项本土化问题；三是跨民族友谊的心理结构与机制问题，不同民族之间的友谊是否存在全国普适性的结构与心理机制？如果存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共同体意识等是否已经成为影响跨民族友谊的重要因素？此外，是否可以对三千多组跨民族友谊进行整合归类进而总结出我国本土化的跨民族友谊心理类型？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过程也必然带动关于跨民族友谊内涵与外延的完善。今后跨民族友谊研究的本土化，第一步就是澄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其次才可以考虑后续研究工作，否则研究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跨民族友谊微观与宏观研究的本土化衔接

研究者指出，中国的民族心理学研究应该根植于宏观的中华民族文化和微观的多民族传统文化[42]。当前，我国关于跨民族友谊的研究亦可以归纳为微观取向与宏观取向。所谓微观取向即研究者关注的视角主要是跨民族友谊发生过程中，友谊双方基于各自本族文化形成的具体心理特点和机制等内容，研究结果相对较为细致且具有一定的个性；宏观取向即研究者将友谊双方所在的民族群体置于更加广阔的大背景中，从更加高远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视角解释分析民族友谊关系，研究结果的共性因素更强但相对不够细致。微观与宏观取向的研究各有千秋，在我国当前民族互嵌关系格局的大背景下，二者所发挥的作用也各有不同。概而言之，微观取向的跨民族友谊研究可以更加关注我国各民族的独特心理特点及行为特征，而不同民族因自身性格及文化差异在友谊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特点必然成为本土化跨民族友谊研究的内容之一。相比之下，宏观取向的跨民族友谊研究应该更多关注我国独特的民族发展历史和民族关系格局。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各民族价值观中必然包含中华民族、国人意识等共同元素。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无论哪个民族的个体均具有与西方人不同的人格特点，中国人特有的内敛谨慎、谦恭有礼在我国各民族个体身上均有所体现。因此，对跨民族友谊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民族关系格局及国人性格等因素必然要进行相应思考。基于此，跨民族友谊微观研究结果如何为宏观研究服务，以及宏观研究如何正确引导微观研究等问题是亟待思考解决的。

(三)跨民族友谊心理结构的本土化建构

跨民族友谊除了外显的可观测行为外，其内部的发展变化特点作为一些潜变量是无法直接观测的，因此有必要对跨民族友谊的心理结构进行相对细致全面的界定与划分。国内的跨民族友谊研究应该考虑我国的实际国情和民族特色，探究跨民族友谊双方个体或群体的本土化认知、情感、行为及动机等，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的“老乡心理”、“差序格局”、“国人观念”等中国人特有的心理现象，探究真正符合我国国情及不同民族实际特点的跨民族友谊心理结构。从相对保守的角度剖析，跨民族友谊结构可以尝试性地分为跨民族友谊观、跨民族友谊情感、跨民族友谊行为和跨民族友谊动机。跨民族友谊观主要指对跨民族友谊的观点、信念等，包括内外群体重新分类的依据、上位认同、相似性和差异性感知、矛盾归因等多方面；跨民族友谊情感主要指跨民族友谊交往过程中的情感投入程度、情感效价、消极情感调控方式等；跨民族友谊行为主要指跨民族友谊交往中的实际行为表现，根据前人相关研究结果，包括跨民族友谊的数量、持续时间、质量(亲密度、自我表露程度、关系稳定性等)；跨民族友谊动机主要指建立与维持跨民族友谊关系的动力性因素，例如利益驱动、文化驱动、兴趣驱动等多方面。诚然，以上关于跨民族友谊心理结构的提法还是比较传统的，今后研究者可以在我国文化背景下通过扎根理论等方法探究不同民族间友谊的本土化心理结构。

(四)跨民族友谊研究的多学科与多理论本土化融合

目前，国内的跨民族友谊研究所涉及学科较多，但各学科间的交融互动并不充分。探索真理的过程不能囿于某一个学科，因此各学科之间的融合互动是跨民族友谊研究的最佳途径。心理学学科有关跨民族友谊的研究更加注重变量与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模型的建构等；民族学与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比较擅长针对某一个点的广泛调查与挖掘，以小见大地诠释一类事物的特点与本质。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等多学科之间的交融互动能够从更加广阔的视角看待跨民族友谊并对其进行相对深入的研究。例如，民族社会学中所采用的入户调查方法完全可以应用于群际层面跨民族友谊心理的研究中。此外，我国古代哲学思想中关于友谊的论述以及历史中跨民族友谊的典型人物形象亦可以启发跨民族友谊的形成与发展机制研究。多理论之间的碰撞与融合亦可以激发跨民族友谊研究的灵感，族际接触理论、社会认同理论、共同内群体认同模型等理论都能够从一个角度对跨民族友谊进行解释与预测，但每种理论又都只能注重一个侧面，因此多学科与多理论的有机融合是未来我国跨民族友谊本土化研究的重要思路与理念。

(五)跨民族友谊研究方法的本土化

到目前为止，国内跨民族友谊研究过多局限于国外现成的方法体系，多采用问卷法进行高级统计分析进而推论跨民族友谊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等。然而，这里必须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是，跨民族友谊的心理机制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多民族互嵌关系格局的大背景下，很难通过分析一些测量数据的结果就能够对其进行全方位有深度的研究。我国本土化的跨民族友谊研究应该选用适合于国情、民族关系特点、国人特点及各民族心理特点的相应方法。例如，对于跨民族友谊基本特征的探索可以选用质性方法，但对于关系改善策略的研究，就应以实验与干预研究结果作为依据。在测量工具的开发与选用方面，首先应该考虑国内背景等相关情况，进而选取被试进行深度访谈，以质性研究的方式初步了解我国跨民族友谊的整体情况及特点；其次，可以选取具有高质量跨民族友谊的个体进行深度访谈或个体叙事、口述史等研究，以探究国内跨民族友谊的独特心理结构及其形成机制。在此基础上，可以采用量化研究方法，编制符合中国民族特色的跨民族友谊相关量表。此外，还可以结合我国文化特色和国人性格设计相关实验和干预方案，探索跨民族友谊的影响因素及影响机制等。

(六)跨民族友谊在我国民族关系格局下的本土化促进策略

首先，自然环境与资源是人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同时也是决定人群关系的重要杠杆。基于亲密关系中的公平理论及正义理论等观点，在资源有限且相对恒定的情况下，各人群间的合理分配与有效合作可以预测人群间的和平共处。反之，不合理的资源分配与各行其是必然预测人群间的冲突与战争。基于此，我国民族互嵌关系格局的构建应该充分考虑对各民族间资源的整体调控与二次分配，使各民族间具备建立友谊的基本条件。其次，文化因素对塑造跨民族友谊心理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视。心理学的发展应该根植于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就是要建立心理学与特定文化的关联[43]。我国民族互嵌关系格局下，可以通过文化引导策略为跨民族友谊的建立与发展搭建中国本土化认知平台。我国古典文化中不乏关于友谊及交往的相关论述，相关教育和宣传部门要善于利用有效的传播材料帮助各民族建立正确的跨民族友谊文化认知及多层次文化认同，以从文化心理的角度促进跨民族友谊。再次，人口素质也是跨民族友谊促进策略中必然要考虑的因素。具有中国特色的各级各类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就是一项非常好的人口素质提升策略，此策略作为改善各民族人口友谊观与民族观的重要手段在跨民族友谊双方的行为与心理方面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为跨民族友谊的形成与发展提供精神保障。

五、结语

民族互嵌式关系格局下的跨民族友谊是一种理想的族际接触形式，对于我国加强各民族团结、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由于受传统文化、国民心理特点、群际关系模式等因素影响，国外关于跨族际友谊的研究经验并不能完全用于我国跨民族友谊的研究中。尤其从心理特点和机制角度出发的跨民族友谊研究，更要考虑我国的本土文化根源。但目前为止，国内心理学界为数不多的跨民族友谊研究的范式却过于依赖国外模式。因此，国内跨民族友谊研究亟待从概念界定、理论建构、学科融合、研究方法、促进策略等多角度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反思。本研究对跨民族友谊本土化有一定的独立见解，但难免存在深度不足、凝练不精等不妥之处，还望起到抛砖引玉之功效，吸引更多民族心理学研究者投入到跨民族友谊本土化的思考与讨论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