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村民文化适应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基于黔东南三个侗族村寨的跨时段研究

范莉娜 张 晶 陈 杰 费广玉

[提要]本研究以黔东南三个侗族传统村落为案例地，对比分析了2015年和2019年村民文化适应状况及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与2015年相比2019年村民呈现出一种与全球化及现代化进程相悖的变化趋势，即侗族村民文化适应中的多元文化偏好降低，对自身本族原文化的认可非但没有被现代化洪流冲淡，相反传统文化的力量普遍增强。与此相伴的是，文化适应压力减小、自尊水平提高和对当前生活满意度的提升。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传统村落村民文化适应各维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作用、影响程度、影响方向和显著性都在发生动态式改变；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民族传统村落当前对主流社会的适应还只流于表面层和物质层，与促进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现实与时代要求尚有距离。因此，无论是基于稳定提高脱贫质量、提升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意愿目的，还是站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都有必要考虑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的文化适应问题，也急需加强对个体文化适应能力和压力管理能力的培育。

一、引言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存在大量少数民族群体及聚居地，这些民族社区保持着文化遗产的种种特征，以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传统村落村民在面对日益丰富的文化多样性而努力维护自身原文化时可能发生的故事。自上个世纪以来，我国社会发生了持久且深刻的变革，作为一个个亚文化群体，民族传统村落村民在接触主流文化时，势必存在一个持续的、动态的文化适应过程。在不断的跨文化互动中还会产生文化适应压力和文化冲突[1]。这种压力和冲突对适应者心理造成的影响非常广泛，包括疏离感、抑郁、焦虑等等[2]。***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此了解文化适应与心理健康的关联对于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将2015年和2019年在贵州黔东南三个侗族传统村落收集到的少数民族个体文化适应和心理健康数据进行对比研究，并借鉴已有相关结论对以下三个问题加以分析： 第一，随着时代变迁，近年来民族传统村落村民文化适应及心理健康状态如何；第二，跨时段下文化适应内部结构对村民心理健康的影响有何改变；第三，村民当下是否需要进行文化适应。如此，一方面可以继续检验和论证文化适应理论及模型，揭示不同时段村民文化适应内部结构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另一方面，有利精准锁定特定人群，关注民族传统村落少数民族群体除物质脱贫以外的精神层面福祉改善问题，推动后发地区社会发展，最终为引导人们特别是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村民不断增强文化适应能力，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进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一定理论和政策依据。

二、文献综述

(一)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是当不同群体及群体中的个体在持续的、面对面的跨文化接触时产生的变化[3]，通常用这个概念来解释跨文化环境里个体的原文化与新文化相碰撞会发生些什么[4]。有研究者曾对黔东南侗族村落村民文化适应维度进行过实证分析，在所划分的三个维度中，有两个维度是基于外在行为层面上的表现，包括社会交往交流、日常生活行为，而另一个维度是基于内部主观认知层面的民族认同[5]。这与Kim和Abreu(2001)对文化适应的认知、行为、情感三维度解释[6]，以及Cheng和Hsu(1995)对台湾原住民文化适应维度[7]、Reynolds(2012)对美国原住民文化适应维度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8]。Wagner(1985)认为，语言是人们交流的工具，不仅对于彼此交流的社会群落构成和分布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决定着人们是否能够参与到集体的各种活动之中[9]。对于把唱歌“当饭吃”并贯穿婚丧嫁娶一生的侗寨村民来说，唱侗歌就是他们重要的社交工具。因此，语言和社会交往是学者们经常使用的两个指标[10]，此其一。其二，个体的生活行为偏好一直以来也是学者们研究文化适应方面问题的重要维度，其通常代表适应新文化的一种工具符号，有利于个体在生活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境中与人沟通、发挥出自身的优点并产生作用，从而促进其社会文化上的适应[11-12]。其三，民族认同被认为是文化适应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指处于新文化系统内的个体在参与互动过程中所产生的心理文化取向变化，包括个体对某一文化群体的肯定、认同、归属感和自豪感等[13-14]。因此，在民族聚居区这样一个地理边界中，民族认同关系着个体对原有文化和主流文化的情感依赖，是个体能否融入新文化过程的终点[15-17]。

人们在文化适应过程中一般会产生文化适应压力，反映的是接触新文化的个体在面对原文化和新文化之间差异时，认知、情绪、行为方面所产生的迷茫、失措和困扰[18]。这种困扰经常会表现出一系列压力，如心理上的焦虑、抑郁和疏离感或身体上的不良症状。文化适应压力是一种可能导致适应不良的现象，包括个人健康状况降低、身份困惑或无法妥善处理各种日常生活中的问题[19]。

(二)文化适应与心理健康

国内现有研究中，关于民族传统村落村民文化适应对其心理健康的研究比较有限。对于少数民族心理健康的分析，学者们通过测量发现主要为抑郁、焦虑等，心理健康总体水平低于一般主流人群，心理健康问题较为突出[20-22]。地处偏远聚居区的少数民族通常世代生活在相对封闭的村落，面对逐步开放的外部世界、现代化的城市文明对其原有生活习惯必然会形成巨大文化冲击，容易产生“文化休克”和心理失衡。最早研究者用行为模型来预测文化适应对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23]，该模型认为，基于文化基础上的知识、态度和信念会引导人们做出对某种行为方式的选择或拒绝，而这种行为选择是影响人们健康状况的重要因素[24]。当个体面对新文化，由于原先文化习惯改变或丧失而新文化尚未成型、确定，个体会遭受不同程度的文化冲击，产生各种负面情绪，甚至会进入抑郁状态[25]。Berry(1980)的压力模型认为当面临文化冲突时，个体最初做出的心理反应会降低其心理健康水平，但随着文化适应的逐步开展，心理健康状况也会逐步改善[26]。实证研究中，文化适应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定论[27]，并且文化适应内部不同维度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是不同的[10]。

三、数据与方法

(一)案例地选择

本研究选取贵州黔东南从江小黄侗寨、黎平黄岗侗寨和肇兴侗寨为样本，主要基于以下三点考虑：一是案例典型性[28]，本研究关注民族传统村落村民文化适应状况，三个侗寨均具有典型性，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观察点；二是纵向数据可获得性[29]，五年来村落正式组织中的村两委会稳定，非正式组织中村规民约在村寨内所起的作用也很稳定，可保证变量数据的可获得性；三是研究便利性[29]，研究组成员与三个侗寨同在一个地区，具有深入实地进行调研的便利性。

本研究所选的三个民族传统村落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都因深处崇山峻岭之中而保留着古老的民风民俗。从江小黄侗寨是天下闻名的“侗歌之乡”，寨子里有侗歌队将近30支，全村742户共3339人均系侗族。黎平黄岗侗寨已有800多年历史，全村368户共1719人，因交通不便，可达性较差，寨子现在仍保存和延续着祖辈传统的生产生活习俗，被外访者称为“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肇兴侗寨是中国最有名的少数民族旅游村寨，也是全国最大的侗寨，入选过“全球最具诱惑力的33个旅游目的地”，距今已有860年的历史，目前全寨有1100户共6000多人，99.5%以上人口为侗族。

(二)数据收集

为了提高研究信度和效度，本文采用多来源数据进行“三角验证”[30]的方法。第一，深度访谈：从2015 年7月开始，研究团队每年暑假以蹲点调研方式来跟踪和回顾村民文化适应过程，进行深入的、分层次的面对面村民访谈。第二，问卷发放：研究团队分两个时段向三个村落村民随机发放问卷并进行收集。第一个阶段是2015年7月—8月，获得有效问卷526份；第二个阶段是2019年7月，获得有效问卷243份。第三，文献资料：通过CNKI、Elsevier Science Direct、SAGA等数据库检索相关文献。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为保证数据的真实性与可靠性，采取与一些关键访谈对象保持交往和验证的方式进行[31]。

(三)变量设置

1.因变量

本研究因变量为心理健康，借鉴Liebkind等(2000)学者的研究成果，通过三个板块的测量来获取[32]。

(1)生活满意度

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是Diener等 (1985)发展起来的，也是现在测量心理福利的重要维度之一，它反映了个体对当前生活质量的一种感知和判断，表现出一种正面的情绪和积极心态[33-34]。Diener的生活满意度测量由五个题项组成(例如，“我目前生活得不错”)，备择答案采用 5 级李克特量表，回答选项从“1=非常不同意”到“5=非常同意”，最终将 5 个题项加总后的均值作为生活满意度的衡量指标(α2015=0.77，α2019=0.80)。分值越高，代表民族传统村落村民个体生活满意度越高。

(2)文化适应压力

本研究采用的文化适应压力量表由14个项目组成，分为三个子量表[32]：沮丧(例如，“我认为我的生活是失败的”)(α2015=0.77，α2019=0.80)、焦虑(例如，“我感到紧张和内心颤抖”)(α2015=0.79，α2019=0.70)和症状(例如，“我食欲很差”)(α2015=0.60，α2019=0.71)。子量表取自以下来源：Beiser和Fleming(1986)；Mollica、Wyshak、de Marneffe、Khuon和Lavelle(1987)；Robinson、Shaver和Wrightsman(1991)等[35-37]，经研究人员修改。回答选项采用4 级李克特量表，同时进行正向赋值(在过去的12个月中，从“1=很少或没有”到“4=大部分时候”)。分值越高，村民的文化适应压力越大。

(3)自尊

使用Rosenberg’s(1986)的10题项自尊量表(例如，“总体上，我对自己感到满意”)来测量少数民族个体整体自尊[38](α2015=0.82，α2019=0.91)。回答选项从“1=非常符合”到“5=非常不符合”。分值越低，村民的自尊水平越高。

2.自变量

本研究自变量为文化适应。以SL-ASIA文化适应测量量表为基础，参照Reynolds(2012)、范莉娜(2018)对原住民文化适应调查研究，将三个民族传统村落村民文化适应设置为三个维度： 社会交往交流、日常生活行为、民族认同[39-40]。社会交往交流的调查数据主要反映个体对方言、朋友交往的偏好程度，分别通过“在家时使用的语言”、“朋友的族群偏好”等6个问项来测量(α2015=0.81，α2019=0.88)。日常生活行为的调查数据主要反映村落居民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偏好程度，分别通过“食物偏好”、“服装偏好”等四个问项来测量(α2015=0.74，α2019=0.68)。民族认同的调查数据主要体现自己侗族身份内在的、主观的认知，分别通过“民族身份认同”、“民族自豪感”等3个问项来测量(α2015=0.70，α2019=0.73)。根据三个子量表中所有15个题项加总后的均值作为文化适应衡量指标(α2015=0.86，α2019=0.88)。所有测量条款采用五级李克特量表来进行：“1=完全的侗文化偏好”、“2=侗文化导向的双文化主义”、“3=真正的双文化主义”、“4=汉文化导向的双文化主义”、“5=完全的汉文化偏好”。分值越小代表侗文化偏好程度越强，分值越大代表汉文化偏好程度越强，分值在中间，代表双文化主义。

3.控制变量

个体间差异是民族传统村落村民群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选择性别、年龄、年收入、文化程度、所住村落等人口相关研究中常见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四、结果与分析

(一)村民文化适应与心理健康的跨时段比较分析

利用三个侗寨2015年和2019年数据对村民文化适应及心理健康状况进行比较研究。通过跨时段均值比较发现，2019年三个侗寨村民的文化适应(M=1.98)比2015年(M=2.18)侗文化偏好更强，文化适应的三个维度均值都变小，说明这里的侗族个体比起五年前在语言上用方言的意愿更强，社交上也更偏向与本族人交往；在日常生活行为上更青睐吃侗族传统食物、穿侗族传统服饰和住吊脚楼；对本族的文化、价值观更为认同，也更以自己是侗族为荣。

2019年三个村落村民的心理健康水平也与2015年有差异。首先，2019年(M=1.52)村民文化适应压力比起2015年(M=1.54)稍有缓解，从文化适应压力内部结构来看，各维度的增减方向不同。村民觉得沮丧的频率略有增长，但焦虑和症状的频次略有降低。总体而言，2019年村民文化适应压力比较稳定，压力值也偏小。其次，2019年，村民的生活满意度(M=3.77) 要比2015年的生活满意度(M= 3.39) 高。再次，2019年村民的自尊水平(M=2.60)比2015年(M=3.66)更强。具体见表1。

表1 变量设置与样本情况

(二)文化适应对村民心理健康的影响分析

以文化适应三个维度为自变量，以沮丧、焦虑、症状、自尊、生活满意度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1.社会交往交流对村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表2可以看出，2015年三个侗寨村民的社会交往交流维度对其心理健康并无显著影响，到了2019年，村民的社会交往交流维度对文化适应压力中的症状有显著负向影响(p<0.01)，即村民在社会交往交流中双文化偏好越强，越愿意并能够与外来群体进行沟通交流，其文化适应压力的症状就会越轻，所感受到的压力就越小。社会交往交流维度对个体自尊也有显著负向影响(p<0.01)，即村民与主流群体交往交流越多，自尊会变得更强。

表2 社会交往交流对村民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2.日常生活行为对村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表3可以看出，2015年三个侗寨村民日常生活行为维度对其心理健康有诸多影响，其中对文化适应压力中的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p<0.01)，即在日常生活行为方面村民双文化偏好更高时，他们文化适应压力中的焦虑感知程度越低，反之越容易焦虑，而到了2019年，这种影响则变得不再显著。2015年，村民日常生活行为偏好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负向影响(p<0.001)，当村民侗文化偏好越强，则生活满意度越高。而2019年这种影响变为显著正向，即村民在日常生活行为上双文化偏好越强，对生活的满意度会更高。2015年村民日常生活行为偏好对症状和自尊皆没有显著影响，但2019年这一维度对两者都出现了显著正向影响，当村民日常生活行为越偏好主流文化时，其文化适应压力中的症状会加重，自尊也会降低。

表3 日常生活行为对村民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3.民族认同对村民心理健康的影响

从表4可以看出，无论是2015年还是2019年，三个侗寨村民民族认同维度对其文化适应压力的三个组成部分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即当村民更认可自己侗族族群身份和侗族价值观，并以作为一名侗人为荣时，村民文化适应压力中的沮丧、焦虑、症状等水平将越低，在跨时段的变迁中没有太大变化。在2015年和2019年的数据中，民族认同对生活满意度都有显著负向影响(p<0.001)，当村民对侗族族群的认同更强时，他们的生活满意度会更高。而两个时间段中民族认同对自尊的影响不同，2015年村民民族认同对其自尊有显著负向影响，到了2019年这种影响变成显著正向，对自己的族群身份及本族价值观越认可，自尊水平越强。且从表4还可看出，文化适应的民族认同维度在2019年对心理健康的影响强于2015年。

表4 民族认同对村民心理健康的回归分析

五、基本结论

本研究对黔东南三个侗族传统村落小黄、黄岗、肇兴2015年和2019年村民文化适应和心理健康数据进行了对比，跨时段剖析了村民因跨文化接触而感知的文化适应、心理健康及两者之间关联。五年的时间尽管不算长，但村民的适应及适应结果却有较大变化，通过实证分析检验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一)关于村民文化适应的跨时段变化

2019年三个侗寨村民的文化适应在社会交往交流、日常生活行为、民族认同三个维度上均比2015年数值降低，说明村民无论在方言使用、朋友结交、日常生活行为还是自己的身份认同上，侗文化偏好程度比起五年前更强了。在中国现代化、城镇化大发展的今天，这个结果与现代理论预期并不相符，甚至是文化适应研究全球化思维的一个悖论。Berry(1997)提出，当个体不愿意保持自己原文化认同而接受主流文化时是一种同化状态，当个体既保持着自己原文化认同又愿意和主流文化接触则处于整合状态，当个体既注重保持自己原文化认同却又避免和主流文化接触则处于分离状态；居民的整合和同化意味着文化适应程度好，分离则意味着文化不适应[41]。Kim(2014)也认为，跨文化适应过程是个体面对压力不断学习与转变，并逐步成长的动态过程[42]。从本研究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村民反而采取与主流文化分离的态度来规避学习与转变，这是否意味着，对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村民而言，可能还未真正做好心理准备去拥抱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那么在这一进程中，个体下意识回归传统，与现代文明保持距离的原因又是什么？这的确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二)关于村民心理健康的跨时段变化

2019年三个村落村民心理健康水平皆比2015年普遍提高，表现在文化适应压力更低，自尊水平提高，生活满意度增强，这是村民根据环境发生变化做出的自我调整和适应以及选择的结果。当然，也可以证明随着时间发生推移，村民的良好心态转变和主观幸福感知增强。

(三)关于村民文化适应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跨时段变化

通过对2015和2019年数据的回归分析发现，文化适应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时间的改变，文化适应各维度的影响作用、影响程度、影响方向和显著性都在改变，需要用动态的、结构化的视角去观察。

首先，通过文化适应社会交往交流维度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跨时段分析发现，与2015年相比，2019年村民的双语使用能力和社交群体偏好对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影响，村民更愿意学习和使用汉语，并在社会交往交流中持多元文化态度，愿意与主流群体多接触，对其心理健康也有益。当少数民族个体有更强的与外界交流欲望，试图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什么时，他们就有了想要应对外界变化的心态，这会使得他们安心。

其次，通过文化适应日常生活行为维度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跨时段分析发现，2015年村民在日常衣食住行中更偏好传统时会感受到更大压力，到了2019年生活行为上的侗文化偏好反而降低了个体压力，提升了自尊水平。可见，村民对自己传统文化物质载体的文化自信有所增强。不过，侗文化偏好越强其生活满意度往往越低，而在生活习惯上的跨文化融合程度越高，对生活的满意度越高。说明面对现代主流社会生活方式，村民是向往的，但要从“向往”跨越为“现实”却会给其带来心理压力并感到自尊受损。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前传统村落在面对主流文化物质层面影响时的一种矛盾心理。

再次，通过文化适应民族认同维度对心理健康影响的跨时段分析发现，村民内在的民族认同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比较稳定。在两个时段下，当村民更认同自己侗族身份并以此为荣，也更愿意以侗族价值观作为处世之道时，文化适应压力会更小，生活满意度会更高。2015年村民还会因自己的民族认同而自卑，2019年高本族认同带来了高自尊。从这个结论可以看出，5年过后强本族认同让村民心理健康的各个部分良性发展，由此判断黔东南侗寨村民当前更愿意深植于传统村落乡民社会的小群体之中，在日趋强烈的族群认同里，通过更加认可约定俗成的“地方知识”和“祖辈教义”来获得满足感和适应感。

六、启示

(一)基于个体心理层面的稳定脱贫需要关注文化适应

文化适应作为少数民族个体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之一，关系到村民在现代化及城镇化中的生存和发展。对当前传统村落少数民族来说，其文化适应各维度的发展并不均衡，对心理健康的影响也在动态变化。从实证结果来看，“快速”适应主流社会还只流于表面化和物质化，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传统村落还出现了侗文化偏好更强的趋势，且在这种趋势中获得相对的安全感和适应感。尽管增强个体族群归属感和认同感会更有利于少数民族群体身心健康，但对他们来说，不断增强文化适应能力，促进多元文化融合发展的现实与时代要求尚有一段距离，也还需要时间和心理方面的准备。因此，对少数民族传统村落这样的贫困区域在实施脱贫政策时，除了持续聚焦物质层面稳定脱贫外，心理层面的稳定脱贫必须跟进。

(二)基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需要关注文化适应

当群体处在一种以地域为限，自我封闭且自给自足的状态时是可以生存并繁衍生息的。此时，并未建立关联的群体之间能够做到“各适其适，各美其美，各不相干”。但是，伴随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以“地球村”自居的时代下群体间相互隔绝的藩篱早被打破，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已是历史与现实之必然。中华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历程中不断融合，最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大格局。费孝通(1989)说过：“一个社会越是富裕，这个社会里成员发展其个性的机会也就越多。相反，一个社会越是贫困，其成员可以选择的生存方式也越有限”[43]。在民族问题研究中这一规律同样适用：少数民族聚居区经济越发展，现代化程度就会越高，各民族群体凭借自身独特资源，依托外部一体化经济市场环境去挖掘和发展本民族比较优势的机会也就可能越大。在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各民族人民生活里共同的东西会越来越多，如通用的语言、通用的信息等等，但这并不妨碍各民族群众运用自己的文化特点去做好发展这篇大文章。反而是，文化适应越强越擅于在跨文化交往交流中获益。

(三)基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关注文化适应

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总书记指出：“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44]。当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村民达到文化适应状态时，一方面能保持并增强其文化自信与本民族认同，另一方面也能使其积极接触并主动学习主流文化，以更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对待文化变迁，增强国家认同。这对构筑“一体依托多元，多元离不开一体”格局，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四)增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村民文化适应能力能够促进其对美好生活的创造力

当民族传统村落有陌生人来到时，跨文化适应过程就启动了，这是一个持续动态的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在与外来人口面对面交流时，个体会承担着某种程度上的跨文化转换，即使村民没有这样的计划、意图或主动地去进行跨文化交流，适应问题也会自然而然、无可避免地发生。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文化适应能力，才能在多元文化融合与发展的洪流中共享现代化和全球一体化带来的红利。面对日新月异的世界，以前熟悉的事物都在发生改变，这对很多人来说，不适感和挫败感必然存在，这也是社会文化适应的一种现象或结果，它代表个体在遭遇外界环境挑战时村民内在能力的印证[45]。通过文化适应能力视角，我们可以分析判断一个人是否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生活，在变化的环境里能否应付自如并感到舒适，以及能否在参与现代化、全球化活动中发挥作用。

文化适应能力的不断增强能够有利传统村落村民展开日常活动，并更好满足个人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创造。在这种能力下，个体也会对跨文化交往交流后的新生活感到满意，更加充满自信和自尊，乐于与他人交往交流。有效的跨文化交往交流也会使自身在特别的环境或情境中做出最优的行动选择从而获得更多参与当地经济发展，改善生活水平的机会。研究已经证实，缺乏这种社会适应能力，除了个体在进行跨文化交往交流时自我意识不足外，还会带来一种脱离感[46]。

(五)增强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村民文化适应能力能够促进其以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未来

无论愿意与否和准备如何，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村民在进行跨文化交往交流过程中，其个体生活环境必然与往昔不同，也必然会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刚开始时需要快速学习新文化，但在熟悉的日常生活和人际关系被打破时又会不自觉地“回头看”，寻找自己已知和熟悉的东西，也常常会对自我“是否往前走”“怎样往前走”产生怀疑，特别是当不能较好地进行自我协调时就会在内心产生焦躁不安甚至绝望。当然，人类具有将自己遇到的跨文化适应压力予以屏蔽或分离的自然本能，以达到避免或隔离压力的目的。这也是当前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村落尤其是与外界隔离程度较深的村落村民喜欢采用的一种方式。然而，每一次退缩都意味着会错过学习新文化的机会，反而陷入到对现在和未来的迷茫和恐惧之中。一个人愿意经历个体转变绝不是因为对原有文化身份和认同加以否认，而是因为对可能改变的环境和出现的新生事物持开放包容的心态。所以，在面临跨文化适应压力时要进一步意识到，压力不仅是文化适应阶段合理且正常的一部分，更是适应的必要条件，能够帮助个体在最沮丧的时刻形成新的认识，而且挫折越深，心灵的觉醒就越深刻、越敏锐，对新的自我适应的感觉也就越快。因此，对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村民加强文化适应压力管理能力的培养，能够促进其以更加豁达、开放、包容的心态面对现实并适应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