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的提要纂修思想——基于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的比较

温庆新

[提要]《四库全书荟要》直接为乾隆及宫廷人士“憩此观书”的“阅览”服务。《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为实现“圣人所必察”，不仅强调书籍的“经世致理”思想，亦保留“怡神悦目”的消遣作品。而《四库全书总目》主要面向“天下”士人，侧重对采进文献政教意义的强调，从而以人心教化角度批评不利政统的作品。此类差异在二者的“小说家类”提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到《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变化表明清代统治者逐渐对当时“天下”文献的价值秩序及其文献秩序进行强化整合。

《四库全书荟要》始修于乾隆三十八夏，至乾隆四十三年修成，历时五年有余，随后纂成《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以下简称《荟要总目》)。学界逐渐重视对《荟要总目》文献价值与学术批评思想的研究，取得了若干成果。但对先于《四库全书总目》纂成的《荟要总目》之提要纂修思想的探讨及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异同，研究相对匮乏。因此，本文拟以“小说家类”提要为中心，将《荟要总目》与《四库全书总目》进行比较，以便探讨《荟要总目》的提要撰写思想及其有关“小说家类”的品评意见。

一、乾隆“随时浏览”与《荟要总目》提要纂修的“经世致理”

《荟要总目》对采进文献的版本选择、价值判断及内容提要，多有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同与相异者。甚至，纂修《荟要总目》的意图与《四库全书总目》相较而言，亦同中有异。据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初一日《上谕》所言：朕几余懋学，典册时披，念当文治修明之会，而古今载籍未能搜罗大备，其何以裨艺林而光策府？爰命四方大吏，加意采访，汇上于朝。又以翰林院署旧藏明代《永乐大典》，其中坠简逸篇，往往而在，并勅开局编校，芟芜取腴，每多世不经见之本。而外省奏进书目，名山秘籍，亦颇裒括无遗。合之大内所储，朝绅所献，计不下万余种。自昔图书之富，于斯为盛。特诏词臣，详为勘核，厘其应刊、应抄、应存者，系以提要，辑成总目，依经史子集部分类众，命为四库全书，简皇子、大臣为总裁以董之。间取各书翻阅，有可发挥者，亲为评咏，题识简端，以次付之剞劂，使远迩流传，嘉惠来学。其应抄各种，则于云集京师士子中，择其能书者，给札分钞，共成缮本，以广兰台、石渠之藏。第全书卷帙浩如烟海，将来庋弆宫庭，不啻连楹充栋，检玩为难。惟摛藻堂，向为宫中陈设书籍之所，牙签插架，原按四库编排。朕每憩此观书，取携最便。着于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盖彼极其博，此取其精，不相妨而适相助，庶缥缃罗列，得以随时浏览，更足资好古敏求之益。著总裁于敏中、王际华专司其事。书成，即以此旨冠于荟要首部，以代弁言。钦此。[1](P.108)

可知，《四库全书荟要》纂修的直接意图是为乾隆“随时浏览”之用。乾隆《题摛藻堂》(戊戌)亦言：“复于应钞之中，择其尤精者，录为《荟要》，列架弆摛藻堂内，以备临憇阅览。此堂原为御花园贮书之所，己巳秋，即命以经史子集四部分置，并有诗，盖已为之兆矣。”[2](P.319)所谓“以备临憇阅览”，亦指明《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是直接为乾隆“阅览”服务的。由于摛藻堂“原为御花园贮书之所”，故而，纂修《四库全书荟要》是面向包括乾隆在内的特定读者群。《四库全书荟要联句(并序)》(庚子)曾指出：“绎酌史炊经之义，相期理见根源；预吹笙鼓瑟之欢，共勉言无枝叶。戒之在得，余方切瞻仰，而惟凛持盈。择焉必精，尔尚体力行，而益勤数典。”，并注曰：“皇祖于康熙末年曾命南书房翰林拟宝文以进，众皆拟延龄永庆诸吉祥语。因指示‘戒之在得’四字，镌成大小宝，御笔每押用之。今偶一瞻仰，深悟斯言，所该甚大。帝王持盈保泰之意，亦不外是。我子孙所当奕世钦承耳。”[2](P.321-322)可见，《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是为延续清廷的统治，以便“子孙所当奕世钦承”。而且，《四库全书荟要》纂修完成后，一份贮于宫中摛藻堂、一份贮于圆明园味腴书室，两处皆是面向皇子与宫中人员的官方藏书之所；故而，《四库全书荟要》的阅读对象主要是乾隆、皇子、各大臣等彼时的上层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荟要总目》与《四库全书总目》二者虽皆为“稽古右文、聿资治理”的政统服务，然《荟要总目》以“取其精”而优于《四库全书总目》的“极其博”，多有不同之处(说详下)。

同时，乾隆亦曾多次入摛藻堂以观《四库全书荟要》丛书，如乾隆四十六年题诗言：“含经堂左厢，《荟要》个中藏。四库贯今古，万籤贮缥缃。虽云稡精秘，尚自浩汪洋。六部天人备，千秋治乱详。百家纯与驳，诸集否和臧。元以钩而获，腴其味则长。宁输二酉富，只为万几忙。那得闲无事，于斯枕葄偿。”[2](P.338)所谓“那得闲无事，于斯枕葄偿”，就是乾隆入摛藻堂进行《四库全书荟要》阅读的记载。又，乾隆四十七年题诗言：“《荟要》收四库，味腴沃一心。六经言与行，诸史古和今。子已分粹驳，集犹资斟酌。如云踰尝鼎，厓略在精寻”[2](P.319)，言其观《四库全书荟要》以“精寻”的阅读体验。另据题《味腴书屋》(癸卯)一诗所言：“全书浩渊海，荟要聚魁殊。个里足真味，于焉饫道腴。惟余励宵旰，那解辨精粗。一例束高阁，芸编笑负孤。”[2](P.341)所言“个里足真味，于焉饫道腴”云云，就是乾隆于味腴书屋阅读《四库全书荟要》时的欢愉心情与丰硕体会。不过，由于史料的匮乏，现今已无法深入还原乾隆阅读《四库全书荟要》的详细过程；但乾隆以“宵旰”概括其阅读《四库全书荟要》时的勤奋，仍可见及《四库全书荟要》对乾隆了解历代文治思想与学术源流的重要作用。同时，这也不妨碍我们基于乾隆的阅读过程以探讨《四库全书荟要》及《荟要总目》的书籍史意义。从上引《御制诗》可知，此类阅读意图主要是“千秋治乱详”，并进一步了解“百家纯与驳，诸集否和臧”的情形。有鉴于此，《荟要总目》的纂修不仅对文献的版本选用与文本誊录要求极为严格，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十八日《多罗质郡王永瑢等奏议添派覆校官及功过处分条例折》就指出：“此次恭进缮写《荟要》各种书内，经我皇上几余偶阅，即指出错字二处。臣等承办之总裁及分校、誊录，踈漏之咎，实无可辞。”[1](P.167)这也是乾隆对《四库全书荟要》进行“亲为评咏”的阅读实例。而且，选入的文献必然要以反应历代政教得失为主，且应是便于乾隆及皇子等人从中快速寻求相关历史经验与教训，最终利于统治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对此，乾隆曾说：“全成四库尚需时，要帙粹抄今蕆斯。摛藻先陈真是速，味腴继贮亦非迟。有如尝鼎一脔美，只傲储编二酉奇。稽古右文缅祖训，牖民迪世有深资。”[3]直接指明《荟要总目》的主要意图是“缅祖训”以“有深资”。正如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上谕》所言：“朕博搜载籍，特命诸臣纂辑《四库全书》，弆藏三阁，又择其尤精者为《荟要》，分储大内及御园，用昭美备”，知其编纂目的包含“用昭美备”，以此齐备历代学术思想的衍变主流。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四库全书荟要》有关文献的收录标准与《荟要总目》的提要纂修，均十分注重甄别政教意义之于彼时统治的正面启迪者，亦重视突显清代圣朝气象、乃至美化乾隆的书籍文献。比如，《荟要总目》经部总目叙云：“自《录》《略》以来，首重经训，莫之能易焉。名儒传习，代不乏人，演绎涵泳，日益浩富。矧以我朝列圣修明，综群言而衷一是，使六籍奥旨，炳焕万古，以为经世致理之本，又非徒以诵说解诂而已也。皇上典学懋修，于诸经义训，既皆有所发明，布在海宇，乃者收罗群籍，登之四库，复诏荟其精要，插架禁中。凡所编辑，慎之又慎。”[4](P.101)就是以“矧以我朝列圣修明”的实际政统需要与“综群言而衷一是”的学术源流清理为指导，以符合乾隆所谓“典学懋修”的思想。因此，此处所言“经世致理”，体现了试图满足乾隆治国、为文过程中寻求历史教训与理论指导的迫切需求，从而对乾隆所谓“于焉适枕葄，亦欲励尊行。设曰资摛藻，犹非识重轻”[2](P.319)，进行呼应。所谓“励尊行”与“识重轻”，强调对历代圣贤优秀品行举止的一种承继，以便察言观行，随时依历史经验进行策令的调整。

二、“圣人所必察”与《荟要总目》“小说家类”遴选作品之意义

现以《荟要总目》“小说家类”提要为中心，并以《四库全书总目》相关提要进行比较，以便进一步分析《荟要总目》“经世致理”的纂修思想及与《四库全书总目》的异同。

《荟要总目》“小说家类”作品遴选凡7部，包括王嘉《拾遗记》、任昉《述异记》、刘义庆《世说新语》、段成式《酉阳杂俎》、王定保《唐摭言》、孙宪光《北梦琐言》、陆游《老学庵笔记》。上述作品主要是明代之前的小说。据乾隆《四库全书荟要联句(并序)》所言：“经史以逮乎子集，折衷于列圣之谟。周秦以及乎元明，大备于本朝之典。”[2](P.321)可知《荟要总目》采录文献的时限往往集中于明代之前。究其原因，在于认为“元明”时期的典籍亦备见于“本朝”，故多可忽略。而据《老学庵笔记》提要前的“臣谨案”所言：“张衡《西京赋》曰：‘小说九百，本自虞初。’然初所著《周说》九百四十三篇，惟见于《汉志》，自隋以来皆不著录，则其佚久矣。踵而为之者，代不发人，卮言丛说，其流寖广，谨编择如右。古者街谈巷议，必有稗官主之，其用意盖与瞽献诗、工诵箴等。虽有丝麻，毋弃菅蒯，其言虽小，可以喻大者，固圣人所必察矣。”[4](P.337-338)此文可以当作《荟要总目》“小说家类”小序而观。据序中所言，《荟要总目》“小说家类”纂修之意即是“固圣人所必察”，明确将“小说家类”的功用等同于“瞽献诗、工诵箴”。另据《国语·周语》所言：“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之有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5]据此，“瞽献诗、工诵箴”的传统，是使得普通百姓可藉借“百工谏”之阶传达民意，以使君王可以见时得失与体察民情，最终“斟酌”以促政行。因此，《荟要总目》“小说家类”提要将小说家言与“瞽献诗、工诵箴”相等同，实系意图通过所选小说作品起到类似“瞽献诗、工诵箴”之流的裨益时政的作用，以从“小说家言”中见治国大道，从而对彼时统治者有所启迪。不过，因历代小说源流实繁以至于“卮言丛说”，故而，可见及“喻大”者并不多。这就是《荟要总目》“小说家类”仅甄录《拾遗记》等7部作品的根本原因。

而将《荟要总目》“小说家类”小序与《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小序相比，可知：一是，《四库全书总目》关注“小说家类”作品在历代的源流衍变，从而将“小说家类”作品分为“叙述杂事”“记录异闻”及“缀辑琐语”三派；而《荟要总目》“小说家类”小序则以“其流寖广”等语，略微带过。二是，《四库全书总目》关注“小说家类”作品“诬谩失真、妖妄荧听”的内容书写，且将“小说家类”作品的功用细分为“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三类，从而以学术评价的方式予以定位；[6](P.1182)而《荟要总目》因主要面向彼时宫廷人士，故其在“小说家类”小序中，直接突出“固圣人所必察”的政教意义。虽说《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小序亦强调“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的教化意义，但它不仅面向乾隆等宫廷人士，而且主要面向“天下”士人、以便“嘉惠学林”。这就决定《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小序有关小说作品的实际用途与功用强调，并不比《荟要总目》“小说家类”小序来得直接与突出，从而导致二者有关具体作品的提要撰写内容与书写方式，多有差异。

具体而言，《荟要总目》“小说家类”的作品甄选意图，又可细分为以下两大类：

(一)“属文之用”“怡神悦目”与《荟要总目》“小说家类”作品的意义导向之一

《荟要总目》有关《拾遗记》提要指出：“绮《序》称：文起羲、炎以来，事迄西晋之末。然第九卷记石虎燃龙至石氏破灭，则事在穆帝永和六年之后，入东晋久矣。绮亦约略言之也。嘉书盖仿郭宪《洞冥记》而作。历代词人取材不竭，亦刘勰所谓‘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者欤？《虞初》九百，汉人具著于录。此本既六朝旧笈，今亦存备采掇焉。”[4](P.332)就强调《拾遗记》为“历代词人取材不竭”的“有助文章”之用。但是，《四库全书总目》在《荟要总目》的基础上，指出《拾遗记》“其言荒诞，证以史传皆不合。如皇娥燕歌之事，赵高登仙之说，或上诬古圣，或下奖贼臣，尤为乖迕。绮录亦附会其词，无所纠正。”[6](P.1207)就从知识讹误与诬妄的角度予以鄙薄。二者直接阅读对象的差异，导致《四库全书总目》对《拾遗记》的价值评判甚于对此书流传接受过程的考察；《荟要总目》则试图指出此书对于乾隆等人识别历代人文典故的“助文章”之用。如果说《荟要总目》对《拾遗记》“助文章”之用的强调仍不够明显的话，那么，《荟要总目》对《述异记》的强调就更为明显。云：“晁公武《读书志》曰：‘昉家藏书三万卷，天监中采辑先世之事，纂新述异，皆时所未闻，将以资后来属文之用，亦博物之意。《唐志》以为祖冲之所作，误也。’此书大抵取诸小说而成。……其书殆亦可资多识。”[4](P.333)《荟要总目》引用《郡斋读书志》之语，认为《述异记》可为后人写作的素材来源，亦可据此以广闻见，袭为文章典故、文采之用。而《四库全书总目》对《述异记》的关注重点仍旧转到“此书之剽《文选注》”[6](P.1214)之类的知识讹误与作者诚信等学风问题。

据此而言，由于《四库全书总目》形成了一种依彼时政统的需要而建构的隐含文献价值区分、进而进行文献秩序与社会秩序建构的评价体系与认识视角[7]，故而，《四库全书总目》“小说家类”提要的侧重点与关注内容，必然会靠向相应的政教思想与现实需求，从而更加关注“小说家类”作品诸如“诬谩失真、妖妄荧听”等内容书写及其负面意义。虽然《荟要总目》在《唐摭言》提要中亦指出此书“殊失其真”[4](P.336)的缺陷，但其更关注此书之于阅读者的借鉴意义、甚至“谈助”之用。比如，《荟要总目》认为《世说新语》所记“上起后汉，下迄东晋，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4](P.334)。可以说，《荟要总目》对“属文之用”的强调，其实是为乾隆等人“临憇阅览”的消遣行为服务的，希冀借此“临憇阅览”培养皇子等其他人士“好古敏求”的阅读习惯与品行养成。对此，《荟要总目》“杂艺”小序曾说：“前史志艺术者条目猥繁，至于博弈杂戏，罔不备载，抑亦鲜所别择矣。孔子言‘为之犹贤乎已’，正为‘无所用心’者极加针砭，岂徒使游戏之辈得所籍口哉？惟夫涉略文艺，可以怡神悦目，涤除俗虑，为益良厚，故曰艺也而进乎道。”[4](P.342)可见，并不是所有“博弈杂戏”之类的作品皆可被著录于《荟要》中。所谓消遣娱乐的作品，主要是那些“可以怡神悦目，涤除俗虑，为益良厚”的作品。因此，《荟要总目》对消遣娱乐的强调，是在相关作品具有“涤除俗虑，为益良厚”的基础上而延展的，以便实现“怡神”与“正心”并重。据此看来，基于此类编纂策略下的书籍遴选与归并，才能满足乾隆所谓“以备临憇阅览”的需求，从而获得“腴其味则长”的愉悦感，以便保证在整个阅读过程中形成“个里足真味”的精神享受。

(二)人心、风俗、言行教化与《荟要总目》“小说家类”作品的意义导向之二

在《荟要总目》“小说家类”提要中，显著体现“固圣人所必察”之纂修意图者，当属对“小说家类”作品之于人心、时风及其教化意义的关注。因此，人心、风俗及言行教化，成为《荟要总目》“小说家类”作品意义的另一重要导向。比如，《荟要总目》有关《唐摭言》提要言：“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止小说杂家，但记异闻已也。据定保自述，盖闻之陆扆、吴融、李渥、颜荛、王溥、王涣、卢延譲、杨赞图、崔籍若等所谈云。”[4](P.336)《四库全书总目》相关提要大体同于《荟要总目》，惟将《荟要总目》所言“不止小说杂家，但记异闻已”一句，改作“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6](P.1186)。在《荟要总目》中，《唐摭言》虽入录于“小说家类”，但其考订价值是“多史志所未及”，从而具有高于史志诸多作品的史料价值之处；甚至，存在类于“小说家类”其他作品却又不尽相同的特点，故而，称其为“不止小说杂家”。而《四库全书总目》改为“他家杂录”，显然是从“记异闻”的角度进一步贬低此书的史料价值，最终归入“小说家类”以明确定性。《荟要总目》之所以将其归入“小说家类”，恐系因为此书“记异闻”的内容；但此类“异闻”是可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故具有“法戒兼陈，可为永鉴”的劝诫意义。这就具备满足乾隆所谓“临憇阅览”时“味腴沃一心”的消遣娱乐与“识重轻”的教化启迪等双重需求。而《四库全书总目》最终意图是面向“天下”以便“嘉惠学林”、从而实现“世道”与“牖民”的政教意图[8]，故必须剔除或弱化相关作品中的消遣成分，以至于将《荟要总目》定位的“小说杂家”改为“小说家类”中的“他家杂录”，以作部类区分与价值设级。同时，由于《荟要总目》将“小说家类”作品定位为“天子听政”、观察民风的重要窗口，故而，对历代“风气”与“士习”的识别，将有助于清代统治者对清代类似“风气”与“士习”的察觉与预估。这就是“励尊行”与“识重轻”等思想对《荟要总目》编纂思路与作品甄选的典型影响。

又如，《荟要总目》有关《北梦琐言》提要指出：“(此书)所载皆唐及五代时士大夫逸事。每条多载某人所说，以示征信。虽诠次微伤丛碎，实可资史家考证之助。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采掇尤多。”[4](P.337)《四库全书总目》相关提要则改为：“所载皆唐及五代士大夫逸事，每条多载某人所说，以示有征，盖用《杜阳杂编》之例。其记载颇猥杂，叙次亦颇冗沓，而遗文琐语，往往可资考证。故宋李昉等编《太平广记》，多采其文。晁公武《读书志》载光宪《续通历》十卷，辑唐及五代事以续马总之书，参以黄巢、李茂贞、刘守光、按巴坚，吴、唐、闽、广、吴越、两蜀事迹。太祖以所记多不实，诏毁其书。而此书未尝议及，则语不甚诬可知矣。”[6](P.1188)据此，《荟要总目》关注《北梦琐言》有关“唐及五代时士大夫逸事”的记载，而《四库全书总目》则关注相关记载的“猥杂”内容与“冗沓”叙述。二者侧重点的不同，正好说明从《荟要总目》之“励尊行”与“识重轻”的纂修思想衍变至《四库全书总目》之“稽古右文、聿资治理”的编纂指导，对相关书目进行采进文献的意义归纳及批评话语选择、价值定位、关注内容，皆产生了深远影响[9]。

甚至，相较《荟要总目》更多关注“小说家类”作品之于风俗人心的积极意义而言，《四库全书总目》更多强调“小说家类”作品之于风俗人心的负面影响。如《荟要总目》有关《酉阳杂俎》提要言：“史称其(段成式)博学强记，多奇篇秘籍。是书足以征之。然语多浮诞，如谓马燧既立勋业、常有陶侃之意，殊为诬妄。至其《诺皋记》载诸鬼神荒怪之事，益无足论矣。……吴曾《能改斋漫录》以为诺皋，太阴神名，出葛洪《抱朴子》，然其为成式本意与否，亦无可考矣。”[4](P.335)《荟要总目》虽然指出《酉阳杂俎》“语多浮诞”的缺陷，但不否认其“足以征之”的文献价值；而所谓“诸鬼神荒怪之事”，仅系批判此书的“无足论”。《四库全书总目》有关提要则改为：“其书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而遗文秘籍，亦往往错出其中。故论者虽病其浮夸，而不能不相征引。自唐以来，推为小说之翘楚，莫或废也。其曰《酉阳杂俎》者，盖取梁元帝赋‘访酉阳之逸典’语。二酉，藏书之义也。其子目有曰‘诺皋记’者，吴曾《能改斋漫录》以为诺皋太阴神名，语本《抱朴子》，未知确否。至其贝编、玉格、天咫、壶史诸名，则在可解不可解之间，盖莫得而深考矣。”[6](P.1214-1215)就将《酉阳杂俎》定位为“多诡怪不经之谈、荒渺无稽之物”之流，从教化意义否定此书的存在价值、乃至史料价值。这种评判紧紧围绕“诬谩失真、妖妄荧听”而展开，最终必然否认含有此等内容的文献的存在价值与流传意义。

小结

《四库全书总目》“凡例”及“小说家类”小序对“小说家类”作品的内涵、特征及意义进行了诸如“叙述杂事”“记录异闻”“缀辑琐语”“猥鄙荒诞，徒乱耳目”等关键词式的体系建构与内涵限定，使得《四库全书总目》不单单关注“小说家类”作品的知识信息，而且关注相关知识信息之于“聿资治理”的重要意义。而纂修《荟要总目》时，并未如《四库全书总目》如此系统强化，更多时候是强调、遴选某一或某类或可资“谈助”、或见“士习”、或见“遗事”、或资考证的作品；对上述作品的评判，亦集中于资考证或见得失的方面。比如，《荟要总目》认为《老学庵笔记》所记“轶闻旧典，往往足备考证”与“记载不诬，有裨史传多矣”[4](P.338)，而不以“猥鄙荒诞”之类话语进行品评。由此，《荟要总目》所选7部小说作品，主要从资“谈助”、裨考证、见“时风”与“士习”、补阙遗闻等方面展开选录与品评，从而兼顾相关作品的消遣意味与教化意图。而不论是消遣娱乐还是政教意义，一反一正，皆属于“圣人所必察”的考虑范围。但消遣意味不在“聿资治理”的主要考量范围，故而，《四库全书总目》有关提要予以弱化、鄙薄，甚至批判相关作品消遣成分的不良影响。上述所言，大概是造成《荟要总目》与《四库全书总目》相关提要同中有异的根本原因。而此类异同之见，不单单局限于“小说家类”作品，亦见于二者有关其他部类及作品的品评中[10]。相关例子极多，不再一一列举。

总之，从《四库全书荟要总目提要》到《四库全书总目》的编纂变化，表明清代统治者逐渐对当时“天下”文献的价值秩序及其知识秩序进行强化式整合，以便通过确定学术批评的视角与评价尺度来限定“天下”文献知识效用的发挥程度，进而对古往今来所有文献的知识进行体系规范与知识分类，最终为“稽古右文、聿资治理”的统治意图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