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里亚特方言的发展进程

杨 帆

（圣彼得堡国立大学 经济学院，俄罗斯 圣彼得堡199034）

一、研究现状

学术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了一场研究现代蒙古语族的热潮，许多学者认为蒙古语族的诸多语言是由一种共同的原始蒙古语发展而来的，这个共同的原始语言就是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语或者更早的语言。元朝灭亡后，蒙古民族的语言开始分散，至今形成蒙古语族的各支：蒙古语（布里亚特方言、卡尔梅克/卫拉特方言）、达斡尔语、东乡语、土族语、保安语、裕固语、莫戈勒语，蒙古语是蒙古语族中使用人口最多、最古老的语言，是整个语族的祖先语言。

布里亚特方言是本文的调查对象，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蒙古国、中国境内。20世纪早期，西方学者不能在苏联和蒙古国成立后继续进行实地考察，导致西方关于蒙古学的研究受到很大限制；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也不允许西方学者在中国考察少数民族，所以蒙古学中的布里亚特研究更多的是由中国、蒙古国、俄罗斯/苏联学者完成的［1］。

俄罗斯的蒙古学研究最初仅研究分析布里亚特①和卡尔梅克，当时开展的是关于佛教的研究，后期才深入语言、历史、文化等角度。苏联时期的蒙古学研究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尤其是对蒙古、卡尔梅克、布里亚特（在苏联早期，卡尔梅克人和布里亚特人被认为是蒙古人，卡尔梅克和布里亚特方言属于蒙古语言的一支；1957年苏联整改，卡尔梅克、布里亚特、蒙古及其方言才被分开）的语言、文化、历史等方面的比较研究位居世界前列，在此基础上经过持续演化最终形成阿尔泰学。俄罗斯的蒙古学研究是由俄罗斯民族学、历史学、社会学家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科瓦列夫斯基（Μаκсим Μаκсимович Ковалевсκий）创建的，他创立了第一个欧洲蒙古教研室，意图培养更多的蒙古语翻译人才。之后在语言研究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匈牙利蒙古学研究者卡拉·捷尔吉（Кара Дьердь）用俄文出版的《蒙古人的文字与书籍》（Книги монгольскихкочевников）［2］，对蒙古人的文字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研究，其中涉及对布里亚特的描述。语音和修辞学研究方面，俄罗斯学者研究成果颇丰，例如蒙古学研究者托达耶娃（Б.Х.Тодаева）的著作《现代蒙古语语法书》（Грамматика современного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языка，Фонетика и морфология）［3］、桑哲夫（Г.Д.Санжеев）的《蒙古语比较语法》（Сравнительн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монгольских языков）［4］，都系统地从语音学、形态学等方面研究蒙古语。

除了语言方面的显著成果之外，俄罗斯学者更多地集中于文化历史方面的研究。20世纪40年代左右，苏联伊尔库茨克（Иркутск）流派创始人之一的历史学家库德里亚夫采夫（Ф.А.Кудрявцев）出版了《布里亚特蒙古简史》（История бурят-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народа）［5］，以上下两册的篇幅系统地介绍了布里亚特各个时期的历史发展情况。苏联历史学家尼马耶夫（Д.Д.Нимаев）的《布里亚特民族的起源问题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Проблемы этногенеза бурят и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бурятской народность），详尽地调研和阐述了布里亚特人的诸多历史和起源情况［6］。苏联布里亚特研究学者巴萨耶娃（К.Д.Басаева）的《布里亚特的家庭关系模式》（Бытовых отношениях бурят и Семья и брат у бурят）研究了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布里亚特人的婚姻情况并且分析了家庭模式变迁［7］。法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哈马永（Р.Н.Амайон）则以蒙古为例阐释了中亚地区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萨满教的发展趋势［8］，为研究布里亚特人的宗教提供了丰富的依据。这些都显示了俄罗斯研究者对布里亚特人研究情况的具体演变过程。

我国对布里亚特人的研究也侧重于历史、语言、民俗、文化等方面。宝敦古德·阿毕德的《布里亚特蒙古简史》阐述了截至20世纪80年代的布里亚特历史溯源②。我国对布里亚特语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语音语义的比较分析方面，例如，阿拉坦利用声学实验展开了对巴尔虎-布里亚特方言的长元音、短元音、复合元音的系统定量对比研究［9］；巴雅尔其木格从语音方面研究分析了俄罗斯、蒙古国、中国内蒙古地区布里亚特方言中的元音和辅音。

学者们也聚焦对布里亚特文化的研究，例如服饰文化［10］。包路芳分析研究了布里亚特人的服饰变化，阐述了布里亚特人服饰随着生产方式的不断变迁而体现了时代特色的各种特点［11］。一些学者关注对布里亚特婚俗的研究，常世伟采用田野调查及文献调查的方式研究了锡尼河流域的布里亚特人的婚俗（尤其是礼物的流动方面）［12］。饮食文化研究方面，恩和琪琪格总结和分析布里亚特人的饮食文化，得出饮食文化始终保持特点的结论［13］。布里亚特宗教研究方面，塔尔干对比分析研究了中国和俄罗斯萨满教的发展情况［14］，马克思也研究分析了萨满教的传播［15］；色音从文化和哲学的角度分析和阐释了中国和俄罗斯萨满教的产生、发展、消亡［16］；郭淑云通过综合分析各国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总结了萨满教产生和发展的历程［17］。

蒙古国的文献研究更多侧重于关注文化和文字发展现状以及蒙古国和其他国家使用布里亚特文字等方面的差异。蒙古国语言学研究生采尔纳米德（Б.Цэрэннадмид）认为，使用布里亚特方言的人口数量正在减少［18］；在中国上海留学的蒙古国研究生图雅研究了蒙古国和中国的蒙古族的文化差异，认为中国的蒙古族具有东方性，蒙古国的蒙古族具有西方性［19］；蒙古国国立大学教师乌云格日勒（Д.Оюунгэрэл）等人在《蒙古和中国文化关系新方向》（Монгол Хятадын соёлын харилцааны шинэ хандлага）一文中指出，中国和蒙古国的文化合作近年来不断充实和发展，鼓励两国在历史方面展开合作［20］；蒙古国学者苏米亚（Б.Сумьяа）的《蒙古国的游牧文化》（Монголын нуудлийн соёл оршихуй）具体描述了蒙古国文化的历史变迁过程［21］。

综上所述，学者们对布里亚特侧重历史研究，按阶段分析布里亚特方言的文献数量较少，更多侧重于研究俄罗斯的布里亚特方言或者中国布里亚特方言的各自发展情况，很少有学者详细阐述整个布里亚特方言在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总体发展情况，只有何峻芳分析了截至20世纪80年代布里亚特方言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各个时期的研究情况［22］。我们认为，研究布里亚特方言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本文就中国、蒙古国、俄罗斯的布里亚特方言的发展情况展开论述，涉及布里亚特方言的形成、使用、发展的情况。

二、布里亚特的历史沿革

布里亚特人的祖先早期生活在贝加尔湖沿岸。公元85年至公元90年，北部匈奴和东胡因战败而加入鲜卑族。从此，蒙古地区的古蒙古语开始兼收其他语种的词汇，例如满语（朱日其德语）、土耳其语、鄂温克语（哈木尼干语）等。公元12世纪和13世纪，布里亚特被并入蒙古帝国，成为成员之一。布里亚特方言在长期的交流中，将《蒙古秘史》的一些词汇保留至今。

1622年，沙俄军队跨过乌拉尔山入侵布里亚特人聚居地，遭到布里亚特人的激烈反抗，经过长达三十年的拉锯战，最终以沙俄建立尼布楚要塞控制布里亚特地区而结束。1675年，通古斯即鄂温克首领钢特木背叛清廷，向沙俄投降；同年，清廷派人同沙俄在尼布楚附近开战。局势紧张之际，布里亚特人开始迁移，迁移的方向大致有三个：第一个方向是南下归附清廷，到达西吉嘎尔（今齐齐哈尔）附近；第二个方向是俄国的锡勒格河北部、尼布楚河、巴尔虎金以及贝加尔湖附近的浩里草原等地；第三个方向是迁入哈拉哈蒙古，成为属民。

1736年，清政府大力推行佛教，大量布里亚特人在孩童时期出家成为喇嘛，研究藏文佛经；藏传佛教在沙俄西伯利亚布里亚特人之间迅速传播，沙俄政府给予佛教合理的法律地位，同时在该地区渗透基督教。萨满教遭到双重的冲击，语言方面的表现是布里亚特方言受俄语的影响开始俄化。1880年，能够掌握布里亚特方言的布里亚特男性约占布里亚特人口总数量的50%；布里亚特人对布里亚特文字基本依靠佛教的传播而习得。1880年，阿纳杜玛地区和浩里杜玛地区开办俄语学校，开办学校的费用由该地区的布里亚特人承担，布里亚特人开始拥有接受以俄语为授课语种的高等教育机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沙俄的一些布里亚特知识分子开始宣传泛蒙古主义计划，这些布里亚特知识分子在哈拉哈蒙古、内蒙古、青海、唐努、吐瓦等地区积极奔走宣传泛蒙古化，并未成功。后来这一思想被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意图将布里亚特蒙古、内蒙古、青海等蒙古地区变为日本国的殖民地，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这一主张没能成功，最终被赶出苏维埃俄国的国土。在此期间，苏俄时期发生的一系列战争和革命使上层阶级忧心忡忡，密谋裹胁一些普通牧民迁移到哈拉哈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地区，经过同呼伦贝尔当地政府协商，呼伦贝尔当地政府同意接收并将他们安置在锡尼河附近。布里亚特蒙古人民共和国于1923年成立，部分布里亚特人在这里得到了解放；当时的内蒙古以仁钦道尔吉为首在锡林郭勒盟建立了布里亚特旗，在这种情况下，迁移至此的布里亚特牧民只能学习一些藏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到日寇的逼迫，锡尼河地区出现了三次布里亚特牧民越过大兴安岭迁移到岭南地区的事件：第一次迁徙，布里亚特牧民移居到黑龙江省杜尔伯特县；第二次迁徙，布里亚特牧民移居至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附近；第三次迁徙，布里亚特牧民迁居至霍林河附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锡尼河附近建立了第一所小学，内蒙古地区的布里亚特人的文化和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国家政策的保护，使布里亚特方言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③。

三、布里亚特方言的分类及分布

原始蒙古族不是短期形成的，早期蒙古语由阿尔泰语古语演变而来。成吉思汗前期，各地使用不同的方言；到成吉思汗时代，东乡语、保安语、莫格勒语等开始分离。随后历经多年的战争和演变，各民族的土语差别增加，形成了不相通的语言。随着元朝的灭亡，仅有一小部分民族保留了蒙古民族身份，另外一大部分保留了自己原本的文化特色，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形成今天的蒙古语族民族。其中最主要、最古老、人口数量最多的当属蒙古族，使用的语言是蒙古语。蒙古语分为喀尔喀方言和察哈尔方言两种，喀尔喀方言是蒙古国的标准语，察哈尔方言是中国蒙古族的标准语［23］；布里亚特方言在中国是蒙古族的方言。

本文分析对象是布里亚特方言，不具体阐释卫拉特方言。

2016年人口分布数据显示④，俄罗斯约有四十三万六千布里亚特人，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二十万六千九百人）；中国有近八千布里亚特人；蒙古国有四万多布里亚特人。布里亚特方言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的布里亚特共和国，布里亚特方言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国语。此外，讲布里亚特方言的还有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州和外贝加尔边疆区⑤。蒙古国的布里亚特方言，同俄罗斯布里亚特方言和中国布里亚特方言同源，分布于蒙古国的东北部和北部。

四、布里亚特方言的发展

布里亚特方言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建立阶段、标准语的形成和发展阶段、21世纪的发展阶段。

布里亚特方言发展的第一阶段是建立阶段。

公元10世纪至11世纪，贝加尔湖附近聚集着最初的布里亚特人以及突厥和通古斯人等的祖先。各种方言在长期接触中相互影响，布里亚特方言出现了新的咽头音“h”，导致布里亚特方言整个体系发生变化，摩擦音和塞擦音体系得以重建，这也是布里亚特方言受其他方言影响的表现之一。

13世纪蒙古帝国开始衰落之后，布里亚特方言形成了独立的雏形。这一时期的布里亚特人使用的是统一的旧蒙古文书面语。前贝加尔湖地区13世纪至16世纪使用蒙古语的人口数量大大增加，前贝加尔湖地区的蒙古集团逐渐壮大。

17世纪，布里亚特人向三个方向（清廷、俄国的浩里草原、哈拉哈蒙古）的迁移，导致不同地区的布里亚特方言受到当地语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17世纪后，清朝在蒙古大力传播佛教，在“喇嘛无国籍”的口号下，大批藏族喇嘛和蒙古族喇嘛涌进布里亚特地区，沙俄政府也同清政府相呼应，承认佛教的合法性。在此期间，布里亚特人的寺院木版印刷类图书得到发展，这些寺院出版了由藏文翻译而来的佛教经典作品等；同时，世俗文学也有所发展。

18世纪和19世纪，主要记录布里亚特各地区的历史年鉴等得以出版。布里亚特用旧文字制定法律、处理公文、往来书信，用旧文字出版教学参考书、原本改编的作品、东方作者翻译的作品、民间口头创作作品等。在布里亚特方言的形成和发展时期，不同地区的布里亚特人来往比较密切，并未特别明显地受到汉化或者俄化的影响。

布里亚特方言发展的第二阶段是标准语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在此期间，各国的布里亚特人形成了自己的标准语。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各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生存状态，社会矛盾激化，各国分别发生了改革或者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出现了用布里亚特方言创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主要以戏剧、小说、诗歌等形式反映当时尖锐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在此之前，阐述布里亚特人起源的作品、佛教翻译文学作品、历史志作品广泛流传在布里亚特人群之中，文化发展较为活跃。随着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变化，语言学界出现了对泛蒙古主义⑥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⑦不加区分的批判，规范语言的工作被迫停止。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布里亚特方言开始向独立的文字发展，布里亚特共和国在1931年实现了从旧蒙古文向拉丁字母的转变，1939年实现了从旧蒙古文向俄文字母的转变。20世纪30年代前期，布里亚特方言的书面语向拉丁字母转变并且在布里亚特人中广泛传播；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一整套国际的和俄语的术语将标准语中一系列“意识形态上有害的术语”取而代之，使标准语发生改变，即旧蒙古文在1939年开始向俄文字母转变。长期的双语环境使俄语对布里亚特方言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语音方面，学者们借用俄语字母，在保留原语音结构的基础上形成标准的布里亚特方言（尤其是布里亚特方言的书面形式）。布里亚特标准语语音系统中原本没有的借用语字母发音［в］［ф］［ц］［ч］［щ］［к］与新词一同出现，元音和辅音结合的规则也将绝对新颖的事物带入词语的发音机制之中。

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是布里亚特方言标准语的形成阶段。在此期间，布里亚特的学者加强了对“布里亚特语-俄语”和“俄语-布里亚特语”双语辞书的出版，布里亚特方言标准语已经基本形成。布里亚特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在1992年通过了《语言法》，对布里亚特方言赋予布里亚特共和国国语的地位。

1915年中国北洋政府、外蒙古自治当局、沙皇俄国在恰克图签署的《中俄蒙协约》规定：中国是蒙古国的宗主国，蒙古国拥有自治权，中国不能在蒙古国驻军。随着条约的签订，俄国实际上控制了蒙古国，自此，蒙古国受到俄罗斯的影响有所增加。1921年获得革命的胜利后，蒙古国建立了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均受到苏联的广泛影响。蒙古国20世纪20年代的文字改革试图让文字拉丁化，这一尝试并未成功。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中亚各共和国放弃自身的文字而改用俄文字母，蒙古国于1941年在俄文字母的基础上创立了新蒙古文（即西里尔蒙古文）并且延用至今。

历史上的蒙古人主要使用传统蒙古文（即回鹘体蒙古文）。蒙古国20 世纪40 年代改用西里尔蒙古文后，国内有人倡议恢复使用传统蒙古文，这一倡议直到1991年才正式提出恢复使用传统蒙古文的方案。蒙古国文字改革后，蒙古国人听传统蒙古语发音，书写新蒙古文。蒙古国的布里亚特人更多地传承了传统蒙古语的布里亚特方言，没有随着新蒙古文而变化，很多布里亚特人无法阅读关于布里亚特各个方面的历史书籍，蒙古国文字改革导致布里亚特人的文化开始缺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地区迎来了因内战而迁徙至此的部分布里亚特共和国民众，当时的政府接收了这些布里亚特人。当时的政府势力在呼伦贝尔地区影响有限，该地区仍然使用满文。由于布里亚特人不懂满文，当时的副都统衙门便准许布里亚特人使用布里亚特方言读写公文，这是布里亚特方言首次在呼伦贝尔地区公务中使用。

1727年，沙俄同清政府缔结的《布连斯奇条约》将蒙古人的土地划分给两个国家，该区域的居民演变为呼伦贝尔草原的巴尔虎蒙古族人和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布里亚特人。布里亚特人迁徙后，当地青少年文化水平大幅度下降，牧民基本成为文盲，布里亚特方言的传承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期，日本军国主义在此建立一些中小学校，向部分布里亚特青年讲授布里亚特方言和日语，为伪满洲国提供参战的军事人才，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布里亚特人口数量锐减。

1945 年，苏联红军解放了呼伦贝尔地区。中国共产党于1947 年成立中共呼纳盟，筹建锡尼河小学，1953 年，该区域的文盲率得到了降低。1947 年，我国在内蒙古地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始搜集、整理、翻译、出版布里亚特的文化遗产。在此背景下涌现了英雄史诗《江格尔》等著作［24］，这些著作被翻译成少数民族文字、汉字、多种外国文字，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语言文化的发展和传承。我国在内蒙古很多地区建立双语学校，成立民族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各县市也注重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大型会议都用蒙汉双语同时下达文件，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公章、门牌、布告等均使用蒙古文和汉文书写，少数民族文字得到很大程度的保护。

布里亚特方言标准语形成和发展阶段，俄罗斯、蒙古国、中国布里亚特方言的变化，见表1。

21世纪初，俄罗斯、蒙古国、中国的布里亚特方言各自进入发展的新阶段，即第三阶段。

1989年俄罗斯联邦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俄罗斯联邦有417425名布里亚特人，其中361369人以布里亚特方言为母语，约占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口总数量的86.6%；2002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人口总数量为445175 的布里亚特人之中，有368807 名布里亚特人讲布里亚特方言，约占布里亚特人口总数量的82.8%。由于疫情原因，我们暂时无法得到俄罗斯202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俄罗斯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俄罗斯共有218557 名布里亚特人，其中130500 人讲布里亚特方言，约占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口总数量的59.7%，这些布里亚特母语者分布在布里亚特共和国、贝加尔跨海地区的阿金斯克布里亚特自治区、伊尔库茨克州的乌斯特·奥尔达布里亚特区。

布里亚特方言的使用方面，布里亚特共和国在2008年审批通过了第80号法令以保护布里亚特方言，强调布里亚特方言作为第二语言的地位，规定一年级至九年级学生的布里亚特方言最低词汇量，规定将布里亚特方言的语法编入学生的教材中。自2017年以来，布里亚特共和国政府每年都从国家财政中划拨资金，为国家提供十个名额来培养布里亚特方言专家，并且在九十多个幼儿园进行试点，这些措施虽然得到落实，但是效果并不理想，讲布里亚特方言的儿童和青年的数量持续减少。2016年至2018年布里亚特方言水平监测数据显示，接受调查的42235名布里亚特学生之中，有48%的学生不能精通自身的母语，即布里亚特方言，因此，布里亚特方言的使用情况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进一步关注⑧。

苏联解体后，蒙古西里尔字母的使用开始受到明显的非议，一方面是因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蒙古国受到西方的影响加重；另一方面是因为文字改革导致蒙古国民众无法通过西里尔字母感受自身的民族文化积淀，这一点在蒙古国布里亚特人的生活中体现得比较明显。蒙古国政府2020年3月颁布的《蒙古文字国家大纲》规定，从2025年起，蒙古国在国家公务中将同时使用西里尔文和传统蒙古文，为全面恢复蒙古文做准备。随着蒙古国对传统蒙古文的大力宣传，布里亚特方言开始积极使用传统蒙古语中的词汇，尤其是古后置词汇。诸多专家经过调研认为，大量的老蒙古文语法和词汇等将出现在蒙古国的布里亚特方言之中［25］，因为老蒙古文是布里亚特方言的重要来源之一，蒙古国大力恢复老蒙古文，为布里亚特方言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也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布里亚特方言的恢复。

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考察团分析了全国各地方的民族和语言研究情况。当时全国四百多个社会团体被划分为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苏联作为独立民族群众的布里亚特人、卡尔梅克人、在国际上属于突厥语族的图瓦人，在中国被划分为蒙古族人。在蒙古语族之中，只有蒙古族保存了本民族的文字，中国大多数其他蒙古语族民族和语言都变成无文字的民族和语言。布里亚特人至今保留着传统的古蒙古文化，尤其是古蒙古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在21世纪，给予少数民族经济、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优惠，在一定程度上为布里亚特方言的传承提供了良好的便利条件。

21世纪的发展阶段，俄罗斯、蒙古国、中国的布里亚特方言发展情况，见表2。

表2 21世纪的发展阶段俄罗斯、蒙古国、中国的布里亚特方言发展情况

五、布里亚特方言的现状及应对策略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2009年将布里亚特方言列入濒危语言名单之中。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布里亚特科学中心（Buryatia Science Center of the Siberian Branch of the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的一项公开研究表明，每年大约消失6908个布里亚特方言使用者，即每天消失19个布里亚特方言使用者，依此估算，布里亚特方言可能在六十三年以后消失（436000÷6908=63.1）。

布里亚特方言不是俄罗斯幼儿园和学校的教学语言，而是被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研究。2019 学年至2020学年，学习布里亚特方言的学生数量占布里亚特人口总数量的50%。作为一种教学语言，布里亚特方言在布里亚特州立大学（Buryat State University）和布里亚特共和教育学院（School of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 of Buryatia）的特殊院系和研究领域中才被用作教学语言之一，布里亚特方言的教育体系并不完善。

蒙古国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以恢复传统蒙古文，传统蒙古文与现代蒙古语口语严重脱节，字母变化复杂，变化多，需要较长时间学习，导致蒙古国推行传统蒙古语的难度极大。这种情况势必影响不同地区的布里亚特人使用布里亚特方言，政府面对此种窘境也无能为力。

中国的布里亚特方言更多地传承了传统蒙古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外来语，但是同俄罗斯和蒙古国相比，中国对布里亚特方言保存完整程度最好，这无疑得益于中国优秀的少数民族政策。

我们需要遵循科学方法来改变语言的使用情况。人类大脑中的“布罗卡”区在人类四岁至十二岁最灵敏，存储的语言会被灵活掌握，被大脑认作“母语”。十二岁之后，大多数人的布罗卡区被关闭，新学习的语言被储存到记忆区域，人类在某种程度上运用新学习的语言需要从记忆区域提取，成年人需要耗费更多的精力学习某一门语言才能使之达到母语的水平。这一理论为我们改变布里亚特方言的现状提供了更多的灵感，只有从娃娃抓起，才能快速扭转布里亚特方言消失的困局。

针对俄罗斯、中国、蒙古国讲布里亚特方言的中小学学生的地区调查显示［26］，俄罗斯乌斯季-奥尔登斯基布里亚特自治区约有50%的学前儿童在家讲布里亚特方言，中小学学生主要用俄语同朋友交流；蒙古国一些地区也有超过50%的学前儿童用布里亚特方言同家人讲话，中小学学生同朋友讲话更多地使用喀尔喀语即蒙古国的普通话，大多数学生并不认为自己的母语是布里亚特方言；在这项调查中，中国有远超50%的学前儿童在家讲布里亚特方言，其他环境用汉语交流。该抽样调查虽然带有区域性特征，但是能够说明各个国家布里亚特方言的使用情况。

中国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落实到位，所以中国布里亚特方言的使用最为完整。中国的一些地区实行双语教学政策，既能够保证布里亚特人不会忘记自己的母语，也有利于布里亚特人学习汉语以便更好地融入社会，有利社会稳定。教育方面，我国对以本民族语言答卷的高考生给予政策性优惠，使以布里亚特方言答卷的民族高考生能够获得更多的高等教育资源，有利于布里亚特人提高整体社会地位。

俄罗斯和蒙古国虽然也对布里亚特人实行双语教学，但是执行方面稍显欠妥，政策福利方面带给人民的福祉较少，导致布里亚特方言流失严重。俄罗斯和蒙古国一些布里亚特人为了更好地生存，不得不学习带给他们更多生存机会的语种，例如喀尔喀蒙古语和俄语。

未成年人是各国的未来，只有抓好未成年人的教育，布里亚特方言的现状才会扭转。中国的布里亚特人的人口数量少于俄罗斯和蒙古国布里亚特人的人口数量，布里亚特整个族群的大转变需要蒙古国和俄罗斯当局的努力，加强三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沟通，相互学习，才能抵抗语言被同化的尴尬局面，才能为人类多样性创造更多的可能。

六、结语

布里亚特方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最初的建立阶段到形成和发展阶段，再到如今的新阶段。每一阶段的发展都展示着布里亚特人的变化以及各国为保护布里亚特文明做出的努力。保护人类文明的使命任重而道远，我们除了紧抓中小学学生的教育以扭转布里亚特方言在未来几十年可能消失的局面之外，还应当注重布里亚特人之间的相互交流。俄罗斯、蒙古国、中国应当大力促成本国布里亚特人同其他两国布里亚特人之间的活动，除了提供更多的保障之外，还应当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努力为本国的布里亚特人提供更多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保障，保证民族多样性，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研究布里亚特方言和布里亚特人不仅对蒙古学有重大意义，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多样性具有深远的影响。布里亚特人作为人类历史的见证者，语言和历史等各方面作出的贡献不容忽视。保护人类文明的遗产不仅是国家的责任，而且应当落实到人，唤起布里亚特人的自豪感和认同感，是文化长青的根本。

［注 释］

①布里亚特在中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布里亚特人讲的语言属于蒙古语的方言；布里亚特被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布里亚特人讲的语言是布里亚特共和国的国语；布里亚特在蒙古国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布里亚特人讲的语言是一种方言。本文不涉及民族问题，仅研究布里亚特人和他们讲的语言（文中统称“布里亚特方言”）。

②宝敦古德·阿毕德《布里亚特蒙古简史》，呼伦贝尔盟历史研究会1985版，第2页至第68页。

③宝敦古德·阿毕德《布里亚特蒙古简史》，呼伦贝尔盟历史研究会1985版，第2页至第68页。

④布里亚特人的人口分布，参见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513557773657426100.html.

⑤此处的“分布地区”采用俄罗斯著名语言学家巴巴桑·齐列诺夫（Бабасан Цыренов）的观点。

⑥是由现代意义上俄罗斯哲学和东正教神学的奠基人弗·盖·索罗维约夫（В.С.Соловьёв）于1905年发表的诗作《泛蒙古主义》（панмонголизм），他的历史哲学观点等同于黄祸论。

⑦是指资产阶级的民族观点和解决民族问题的纲领与原则，是资产阶级最基本的民族政策。

⑧О Стратегии развития бурят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http：//docs.cntd.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