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转基因大豆*

张万科，陈受宜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植物基因组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自1996年转基因作物投入商业化种植以来，国际农业生物技术应用服务组织（ISAAA）每年更新出版《全球生物技术/转基因作物商业化发展态势》。其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全球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为1.898亿hm2，较1996年的170万hm2增加了112倍。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最大，占全球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的50%。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91.3%）主要分布在五大种植国：美国、巴西、阿根廷、加拿大和印度。共有67个国家/地区应用了转基因作物。这一系列的数据标志着生物技术已成为近年来应用最为迅速的作物技术[1]。

从1996年起，我国从大豆出口国变成大豆进口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我国2018年进口大豆8 803.1万t，大部分为转基因大豆。随着转基因作物商业化进程的推进，对转基因技术理解上的偏差，使得转基因食品安全问题成为近年来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

基因是细胞中携带遗传信息的DNA片段，是控制生物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构成基因的基本单元是4种核苷酸（A、T、G、C），不同基因的遗传信息差异包含在这4种核苷酸的排列顺序中。转基因技术是运用生物技术，将克隆的目的基因转入到受体生物的基因组中进行稳定表达，使受体生物获得目的基因参与控制生物性状，如：抗病虫、抗除草剂、抗逆、高产、营养品质改良等。转基因食品是以经转基因技术改变基因组构成的生物为原料加工而成或鲜食的食品[2]。

吴孔明院士指出，与传统育种技术相比，转基因技术是一种更准确、更高效、更有针对性的定向育种技术[3]，因为转基因技术可以打破物种间的生殖隔离屏障，促进遗传物质在不同物种间的交流；同时转基因技术很好地规避了传统育种技术中不可避免的不良基因连锁问题。但是在利用目的基因改变受体生物性状方面，转基因技术与传统育种技术在分子水平上没有本质区别，二者相辅相成。这在转基因大豆应用中尤为重要，因为大豆遗传转化效率受转化受体的影响较大。人们可以在获得单一性状转基因大豆后进行杂交转育，对不同的性状进行聚合。事实上，多基因聚合的复合性状正是当前转基因技术研究与应用的重点。2017年，抗虫-耐除草剂复合性状转基因作物的种植面积占全球种植面积的41%（较2016年增加了3%）。

部分反对转基因作物的人们认为，转基因技术引入的“外源基因”使得转基因食品变得不“自然”了，担心其食用后会改变人的基因。其实，无论是转基因食品还是非转基因食品，都含有大量的基因。一旦进入人体，所有基因都会被人的消化系统分解成生物界通用的4种核苷酸，进而被细胞吸收利用，不再含有任何完整的遗传信息，因此食用转基因食品是不会改变人的基因组成。迄今为止，科学上没有发现通过转基因食品传递遗传物质整合进入人体遗传物质的现象。

转基因食品中“外源”目的基因表达的产物（通常为蛋白质）的安全性是“反转”人士关注的重要问题。在自然界中，转基因现象十分普遍，例如高等植物异花授粉和农杆菌侵染植物伤口等。日常食用的绝大部分作物都是经过人工改造，在物种内或物种间进行遗传物质交流的产物。就转基因大豆而言，我国没有进行商业化种植。进口的转基因大豆仅作为食品加工的原料主要用于榨油与饲料，其转基因成分不被人直接食用。而经过精炼处理后的转基因大豆油基本上就不含蛋白了。

由此可以看出，转基因技术本身是中性的；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取决于所转入的基因及其食用方式。为了加强对转基因生物的安全监督，国务院于2001年颁布实施了适合我国国情并与国际接轨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随后，相关部门依据《条例》先后制定了5个管理办法，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标识管理、加工审批、进口安全管理、产品进出境检验检疫等工作进行了规范[2]。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分5个阶段对转基因生物进行安全评价：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安全证书。针对具体的转基因食品，其安全评价遵循“个案分析”“实质等同性”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转基因食品在组成成分和食用功能上与传统食品无区别，则可认为转基因食品和对应的传统食品一样安全。因此，国际上关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是有权威结论的，即通过安全评价、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都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