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点多维要素共生特征与整治策略——以贵州省江口县鱼粮溪村为例

冯德东，冯应斌，龙花楼，3，徐雨利

（1.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4；2.贵州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3.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北京 100101）

我国长期以来的城市发展偏向和城乡二元体制约束造成了人减地增、布局散乱、用地粗放和生态环境脆弱等“乡村病”问题[1]，引发乡村空间格局剧烈变化。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居民生产和生活的重要载体以及土地利用的重要组成类型[2]，对其进行空间整治重构成为优化村庄用地结构与布局、改善乡村人居环境的突破口。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农村居民点空间形态及转型重构已经成为乡村地理学和土地科学等领域的研究热点[3]。理论界多基于中宏观尺度[4]，将农村居民点置于乡村地域系统演化过程[5]，分析乡村人口迁移[6]、土地利用转型[7]及产业结构调整[8]等变化对乡村聚落形成、转型与发展的影响，构建起基于人口、土地和产业等关键要素维度的乡村发展分析框架[9-10]，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随着新时期城乡融合进程加快和乡村地域系统演变，学界逐渐发现：农村居民点整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11]，农村居民点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决定了从单一视角或维度对其进行分类探究无法全面深入地认识其形态和结构[12]，将多维度特征加以组合比对则有助于辨识农村居民点布局特征与类型之间的有机联系[13]。因此，要想解决其存在的现实问题，必须打破从单学科、单维度视角分析问题的研究现状。基于多学科交叉方法的农村居民点多维特征与空间整治成为优化乡村地域系统和重塑乡村空间布局的突破口[14]。

实际上，农村居民点是由人、地、业等多元要素相互联系、作用和依存而成的有机生命体，该现象在生物界称为共生。共生概念最早由德国真菌学家DE BARY在1879年提出，指“不同种属生物出于某种联系而生活在一起”，强调成员间延伸的物质联系[15]。20世纪中叶以后，共生理论被广泛应用于生态、经济、管理、农业等领域并取得显著成效[16]。在乡村领域，学者们从农户共生认知[17]、“三生空间”[18]、地域环境[19]以及“人—水—土”[20]等方面有效论证了农村居民点多要素所具备的共生特征；认为农村居民点作为千百年来人地互动形塑出的独特地理事物，其存在与发展遵循着共生系统进化基本原理；并基于共生视角提出了村域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的整治路径与重构策略[16,21]。但当前研究多侧重对宏观尺度多要素共生特征的揭示与验证，而基于微观多维度的农村居民点内在要素识别与相互关系的综合探讨相对匮乏[22]，掩盖了农村居民点不同维度空间的特征与差异，无法全面提供农村居民点用地整治所需的多维度综合信息，不利于指导当前村庄整治实践[13]。综上，本文基于共生理论，从“人”“地”“业”“房”维度构建农村居民点多要素共生概念框架与作用机理，以贵州省江口县鱼粮溪村为例，解译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演化过程及其特征，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整治策略，以期助力新时期乡村空间重构与振兴。

1 农村居民点多要素共生机理分析

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是构成共生系统的3个核心要素[23]。共生单元指构成共生体或共生关系的基本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基于共同利益或目标而形成的发展共同体；共生环境由共生单元以外所有因素的总和构成，是共生关系及共生模式发生的场所；共生模式是对共生单元间的物质信息交流、能量传递等相互作用行为、方式和强度的有效归集和呈现，主要有寄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3种模式[15]。上述3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影响着共生系统的动态变化。其中，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环境是重要外部条件，共生模式是关键。

1.1 要素识别与内涵界定

作为复杂的人地关系和社会生态系统，农村居民点是由外部环境牵引下乡村内部多尺度要素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地域空间[24]，这种特质决定了其构成要素的多样性和多尺度特征。长期的理论与实践探索表明，不同尺度下农村居民点构成要素的内涵、结构和功能有所不同。宏观尺度上，构成农村居民点系统的要素主要有地形、地貌、水文等自然属性类要素和人口、政策、文化等社会属性类要素以及产业、建筑、设施等自然与社会交叉属性类要素。而在村域微观尺度上，农村居民点的核心构成要素则可细分为4小类：一是“人”要素，是指对农村居民点施加影响的各类行为主体，由村集体、乡贤精英、农户等多元本地参与者构成，其中以农户为主；二是“地”要素，是指农村居民点斑块中除住宅以外的、与其密切关联的周边耕地、林地、基础设施、河流等其他土地类型；三是“业”要素，是指在村域内由多元主体综合利用各类乡村资源和要素而形成的乡村产业集合，其共同构成了乡村经济的各行各业，本文主要从村域产业发展状况（产业规模、类型、结构等）及其对主体产业选择与转变的影响（农户就业方式、地点、行业、观念及收入变化等）两方面分析该要素变化对系统演化的作用过程与机制；四是“房”要素，指农户宅基地或农户住宅，常以规模、结构及成新度等指标表征。

1.2 多要素共生形式

“共生既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15]。“人”“地”“业”“房”4维要素按照一定的共生规律组合并发生作用，在村域内形成具有共生结构和共生功能特征的农村居民点形态。主要表现为：（1）各维度要素内部多单元共生。一是多元主体共生，村组织与农户、农户与企业、企业与村组织以及农户与农户之间常以协商或竞争方式配置资源、共创价值及分配利益，从而实现共同进化；二是多类土地共生，在村域土地综合系统中，“宅基地、耕地、林地、水域”等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通过交换物质流和能量流逐渐形成稳生机制；其中以宅基地共生最具代表性，每户宅基地都是共生单元，邻近的宅基地组成“共生斑块”[25]，实现晒坝、院落等空间资源共享以及农具、服务设施、信息、劳动力等资源有效流通[16]；三是多种产业共生，二三产业往乡村空间渗透与聚集强化了乡村“农、旅、文”多元产业的内在联系，形成了基于产业集聚和产业融合的产业共同体。（2）4个维度要素交互共生。譬如，农村异质主体行为诱发乡村住宅形态与功效混杂化，乡村住宅多样化亦能影响多元主体转型发展（“人—房”共生）；耕地、河流等自然因子约束乡村住宅空间分布，而随着时间推移乡村聚落逐渐与自然环境相融形成如梯田聚落、水乡聚落等人地融合景象（“地—房”共生）；乡村产业调整会带动乡村住宅结构、功能与形态发生转型，这些转变亦会通过反馈效应对产业发展予以影响（“业—房”共生）。

1.3 农村居民点“人—地—业—房”共生机理

共生要素和共生模式的形成与变化都是在一定的内外共生环境“笼罩”下开展的。农村居民点，在某种程度上是农户根据村域环境、政策环境、农户条件等多方博弈后，自身需求与意愿在村域空间上的一种表达，常被视为具有诸如新陈代谢等生命特征的有机生命体[16]。一般地，农村居民点共生环境按宏观要素属性可分为自然地理、政策制度以及经济文化等多元类型，按空间距离关系则可分为村域内部环境与村域外部环境；共生环境会对共生要素产生持续的动态影响，但不同属性和不同空间的共生环境在不同阶段影响共生要素变化的方式与效应并不相同。其中，外部宏观环境主要通过溢出效应、虹吸效应及同城效应等多重效应实现要素资源再分配，进而对乡村共生系统的长期历史演变过程起宏观调控与引导作用；而村域内部环境则通过各类直接活动刺激乡村共生要素，以此对某一时期内乡村共生系统发展产生直接影响作用，且这种影响往往表现为趋势性的变化或转折。在这种复杂的多元共生环境共同管控与调节下，村域“人”“地”“业”“房”相互关联、耦合和协调（图1），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将带动其他要素向特定方向发生转变，引导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模式持续转型[9]。

图1 农村居民点“人—地—业—房”共生系统概念模型Fig.1 A conceptual model for the symbiotic system of “farmers-land-industry-housing” i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1）“人”是系统变化的行为主体，居于核心地位，其规模、结构及分布变化会对其他要素产生负向抑制和正向激励双重影响：一方面，乡村人口流出与非农化引发乡村土地、产业和住宅全面衰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向城镇，“弃农务工”“离乡进城”的人口变化趋势引发农村耕地粗放经营与撂荒、粮食安全受损以及宅基地闲置等问题；另一方面，多元乡村主体渐现激发其他要素全面复苏，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企业、农民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出现带来了耕地高效利用、多元产业融合及宅基地流转等新局面。（2）“地”对系统活动起着物质基础和区位约束作用，为主体行为、产业发展和住宅改建活动提供空间保障。土地在为村域人口、产业与住宅等发展需求落地提供空间载体的同时，也会通过资源供给、环境规制、承载力限容以及区位约束等方式影响其他要素形成与演化过程。（3）“业”是共生系统有效运转的催化剂以及各要素有机衔接的润滑剂，表现为村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农村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质态转变将重新配置村域土地资源利用方式与格局[9]、产业功效提升推动农村住宅形态和功能向多功能混合利用方式转型[26]。（4）“房”在共生系统承担着“中转轴”和“展示柜”的作用，是连接村域农户、土地和产业的场所。宅基地具备居住、生产及社会保障等多样功能，这种多功能性通过反馈效应将村域产业调整、农户生计转型与土地利用变迁相关联，并将这些复杂的多要素压缩到宅基地单元中，进而在单元中以决策博弈方式对上述要素作出响应，形成共生闭环。

2 案例村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村概况

鱼粮溪村位于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闵孝镇东部，是边江大坝（贵州万亩大坝之一）重要组成部分及省级重点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素有“江口粮仓”之称。2020年全村共1 150户4 753人，其中60岁以下人口占比82.48%；村庄交通相对便利，距集镇2 km、距高速路口8 km，303省道和305省道穿境而过；村域自然气候宜人、四季恒温、地势连片平坦、水资源丰富、森林覆盖率达65%，具备优越的山地农业生产条件。目前已初步形成鱼猪养殖、果蔬种植、农民培训及休闲旅游等多业态并进格局，2021年人均收入超1.3万元，荣获“贵州省高素质农民培训基地、贵州省十百千乡村振兴示范工程”等称号。近年来，该村通过扩大产业规模、统一流转土地、宅基地整治及引导多元主体合作，激活了人口、土地、产业、住宅等关键要素内生力，促使村域生产生活空间发生巨大变化。鱼粮溪村作为贵州省果蔬示范基地和产业发展示范村，产业蓬勃发展使村内人口、土地和住宅等要素的关联与互动愈发紧密，其“产业兴村”模式是贵州山区优势村庄典型代表。综上，在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背景下选择该村作为案例对山区村庄振兴具有示范作用与借鉴意义。

2.2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包括村域地理空间数据、社会经济发展历程资料以及问卷访谈数据。其中，村域地理空间数据有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由江口县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提供；村庄社会经济历史资料来源于村委提供的历年文本资料、政府网站与新闻媒体公布的历史信息以及村民（尤其是老人）、村干部等受访人对村庄历史沿革和今昔对比的访谈回忆；问卷数据由5名调查人员于2020年9月采取全样本与随机抽样相结合的实地调研方式获取，包含2方面内容：一是基于村庄遥感影像与人口名单，采取参与式制图法绘制出村域每户农户居民点地块，并与村干部、各村民小组长深入访谈交流，获取每户农户的住宅位置、人口与就业等基本信息；二是采取随机抽样方式选取村民进行入户问卷访谈，内容涉及农户家庭收支状况、家庭土地与宅基地利用情况、家庭生计活动等详细信息。本次抽样调研累计获得有效访谈问卷97份，其中村民45人，村干部（村委干部和村民小组长）共15人，农村个体商贩（小卖部、路边水果摊、餐饮店、农家乐等）16人，驻村企业工作人员21人；每次访谈时间为30～60 min不等，并对部分不同身份的典型访谈者以微信、电话等形式进行了二次回访。

2.3 研究方法

当前识别共生模式的主流量化方法是测算共生度并根据其阈值进行相应划分，但该方法多依赖于时间序列数据，且在指标、阈值选择上存在争议。而质性分析则能有效避免以上问题，质性分析是“以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主要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它具有探索社会现象、对意义进行阐释、以及发掘整体和深层社会要素结构的作用[27]。

本文基于随机抽样访谈案例，采用质性分析方法刻画鱼粮溪村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模式及其演化过程，以期有效揭示不同类型模式下人口、土地、产业及住房4个关键要素的复杂机理关系。首先对随机抽样访谈对象按“人员类型+受访顺序”方式进行编号以代替真实姓名（V为当地村民，O为村干部等体制精英，T为商贩等创业能人，E为企业工作者），保证受访者的匿名性[28]；接着结合村庄社会经济数据与信息分析鱼粮溪村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模式演变过程；最后借助遥感数据及全样本农户与地块数据佐证质性分析结果。

3 鱼粮溪村农村居民点共生特征分析

3.1 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演变过程

近年来，鱼粮溪村依托优越的地理和区位优势以及上级部门的政策支持，在体制精英带动下，通过土地流转、招商引资等途径积极盘活土地资源、调整产业结构，社会经济得以全面发展。受此影响，农村居民点多维共生要素关联度不断强化，共生系统形态及模式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和差异性特征。基于对不同主体案例的访谈认知，结合村域发展阶段特征与共生理论，整理出鱼粮溪村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演变的寄生、偏利共生和互惠共生3类不同阶段模式（图2）。在不同类型模式下，“人”“地”“业”“房”4 个关键要素的相互作用机制有所不同。

图2 鱼粮溪村农村居民点共生阶段演变过程Fig.2 Evolution process of symbiotic stage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n Yuliangxi Village

3.1.1 寄生模式阶段

在21世纪初中国向外广泛介入全球化以及向内快速推进现代化的战略影响下，城市因作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主要载体而备受青睐，大量政策、资金和项目等资源向城市倾斜，广大农村地区相对被忽视。由此形成的城乡二元模式致使劳动力、政策及土地指标等资源单向流入城市，严重制约乡村发展；在这种复杂且“不友好”的大背景“笼罩”下，农村（尤其是西南地区）普遍面临较差的内外部共生环境与条件，村域发展内生力不足、外驱力欠缺成为当时的常态。调研资料显示，2006年以前，鱼粮溪村经济社会水平低下、基础设施条件欠缺、集体组织薄弱，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该时段村内农户内生发展能力严重不足，产业结构单一、发展程度低，土地与住宅利用效率低下，乡村各关键要素彼此失联、缺乏互动，导致农村居民点系统处于寄生模式。访谈案例显示，“以前村里大家靠种地为生，但由于收入少，大家都跑出去打工，多是老幼病残的人留下，好多房子和土地都没人管理了”（T01）。随着村外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发展，村内人口逐渐外流，引发了宅基地空废闲置、土地资源利用低效和景观破败等系列问题，造成村域环境全面变化。与此同时，留守村内的传统小农户普遍面临家庭本底薄弱、生计资本匮乏等困扰，并希望通过改变耕地和宅基地利用决策与行为的方式来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但囿于有限的家庭存量条件和个人理性认知，农户往往做出加大耕地化肥投入、无序改建住宅等不可持续的有限理性行为，“以前为了多收点粮食，大家就往地里多撒点肥料，时间一久，发现土地肥力不行了，种不出好庄稼了”（V13）。这些拔苗助长式行为虽为农户带来了短期效益，但随着时间推移却造成了村域耕地质量下降、住宅形态混乱等乡村要素受损现象，导致村域居民点共生系统处于一种不健康的发展状态（图3）。

图3 农村居民点多维要素寄生模式Fig.3 Parasitism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elements i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3.1.2 偏利共生模式阶段

2006—2017年，全国、贵州省及铜仁市的人均GDP以年均35.71%、24.90%和22.58%的速率增长，各级各地方政府出台的乡村发展支持政策数量明显增多。城镇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社会政策的急剧变迁促使大量人才、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城市要素下乡，有效弥补了乡村人口流失的不良影响，给乡村发展创建了良性的外部环境。在此基础上，许多条件较好的村庄通过积极响应外部宏观环境变化、充分挖掘和合理开发利用村域资源，营造了正向的村域共生环境，为乡村共生系统进化提供了有效动力。自2006年起，鱼粮溪村在外部市场与政策带动下，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优势，以多元主体介入为支撑，以土地流转、产业调整为杠杆，合力撬动村域转型发展，引导共生系统由寄生模式逐渐转向偏利共生模式。在此期间，以体制精英杨氏（村支书）为代表的乡村能人班子经历多次产业调整失败后逐渐意识到“村庄内部资源有限，村子建设需借助外部资本和企业力量，要以产业为突破口积极招商引资”（O03）。在铜仁市和江口县重点扶持农业产业支持下，村集体以规模土地流转为突破口吸引多家企业入驻；通过资金、技术和管理投入激活耕地、宅基地等闲散资源，采取统筹统管和规模经营等方式相继建立了大棚西瓜、草莓基地、猕猴桃基地等连片产业园区，有效提升了村域产业规模与经济效益，使村域各要素价值不断提升。总的来看，乡村能人与外商、企业等多主体介入是推动系统变化的发起点，耕地流转、宅基地整治与产业发展是促进系统转型的过程行为与路径，而以产业收益为主的效益输出则为该模式的阶段结点。而随着村域共生系统“蛋糕”不断做大，各要素间如何分配“蛋糕”的矛盾却日渐突出：村域产业收益被企业和村集体垄断，这些资金多被投入到土地和产业发展建设中，忽略了农户发展与住宅改造等需求，出现普遍的精英俘获现象（图4）。“村里产业虽搞得热闹，但我们普通农户每年只能分到750元/亩的土地流转费，没有多余收入去干其他事”（V24）。由此发现，构建多维要素利益共享机制是推动共生系统转向互惠共生模式的关键。

图4 农村居民点多维要素偏利共生模式Fig.4 Commensalism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elements i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3.1.3 互惠共生模式阶段

“价值共创、收益稳定和收益同享”是共生系统迈向互惠共生阶段的根本标志。鱼粮溪村经过长期发展与积累逐渐形成了“青壮劳力回流、农地集约利用及产业设施完善”的共生格局，并在新时期各类乡村顶层战略的加持下，进一步强化了各资源相互联系与作用的村域正向共生环境，加速了共生模式的第三次蜕变过程。随着鱼粮溪村产业经济快速发展，村域共生系统主要矛盾由“创造效益”向“分配效益”转变，保障系统中农户、住宅等弱势要素的利益分配与公平发展机会成为待解决的关键问题。“2008年以来，平均每年近80%的集体经济收入都用于产业发展，相对忽视了农户就业、住宅改造与耕地保护等问题。直至2017年才出现转折，村委在这年确定了‘重民生、保土地、稳产业、优住房’的协调发展方针，注重合理分配集体经济收益，并开展了多项举措”（O05）。首先，扩展股份合作、土地入股、土地出租等多种土地流转形式以构建“公司+基地+农户+合作社”模式，同时“为了调动村民产业参与积极性，我们将土地租金提高至每年840元/亩”（E02），以此促进企业（公司）、村集体和零散农户的有机联合，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济共同体；其次，借助农田整治、土地用途管制和生态农业推广等手段合理利用与保护耕地；再者，新建基地园区和完善产业配套以优化村域营商环境，通过培育多元业态建成集“产、加、销”与“吃、住、行、游、购、娱”为一体的多功能休闲农业生态旅游示范点；最后，通过开展村庄整治、人居环境改造及“水电路网”设施配套等措施改善住宅环境，引导农户住宅混合利用，挖掘住宅深层次价值。在以上措施共同作用下，农户收入与内生力不断提升、土地的资产和生产等价值持续变现、产业规模与效益稳步提升、住宅利用越发高效合理，由此也强化了人口、土地、产业和住房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与互馈效应，使村域居民点系统迈向“共创价值，共享收益”的互惠共生状态（图5）。

图5 农村居民点多维要素互惠共生模式Fig.5 Mutualism model of multi-dimensional elements in rural residential land

4 基于共生特征的农村居民点整治策略

（1）协调“人、地、业、房”共生单元，保障农村居民点多维要素良性共振。作为共生系统的最基本构成单位，各共生单元间的相互共存状态与发展阶段决定着系统演化路向。应基于村域资源本底条件与村庄发展方向，充分发挥土地资源、聚落景观及生态农业等乡村特色资源优势作用[29]，塑造多维要素协调共生的农村居民点空间格局。依靠招商引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和创新产业模式来提升乡村产业规模与效益，借助产业溢出效应促进村域人口回流、村民就业增收以及土地集约利用，并通过农用地整治、人居环境改造与生态环境治理等手段激活乡村关键要素活力、重构乡村空间格局，从而提升人口、土地、产业与住宅间的耦合协调度与互馈效益，形成以“人”为主体、“地”为基础、“房”为载体、“业”为动能的农村居民点多要素良性共生系统。

（2）完善村域共生环境，为共生单元相互高效沟通创造条件。鱼粮溪村案例启示，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模式及阶段总是与其所处的经济社会等外部环境变化阶段相对应，通过完善村域内外部环境能有效管控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的形成与演化。农村居民点共生环境复杂多样（村域环境、政策环境及经济环境等），应针对不同环境采取分类策略[30]：一是要整合利用村内资源，理清村域基础设施及地理环境现状与困境，充分挖掘村域自然景观与文化基因并做好规划，加紧生活与生产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二是遵循政策环境导向，紧抓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战略等宏观政策红利，提高乡村吸引力吸引更多的人才、资金、产业、技术等资源要素回流；三是积极响应外部市场经济，以外部市场需求为导向适度调整村域产业结构，借助金融下乡、宅基地流转与混用、建设用地入市等方式刺激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优化递进。

（3）优化共生模式，加快实现农村居民点系统向互惠共生模式转型。互惠共生是共生系统进化的基本方向和根本法则，能合理有效地配置资源。上述案例表明，共生要素高质量发展、共生单元协调互馈以及共生系统稳定增值，是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迈向互惠共生阶段的关键条件。因此，可通过引导农户生计方式多样化转型、统筹土地利用与保护、开发乡村多功能产业模式以及打造美丽宜居乡村住宅来提升人口、土地、产业与产业发展水平；通过拆、改、搬、整等组合手段对农村居民点的空间格局、形态风貌及结构功能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整改，为共生单元协调发展奠定基础；通过创新多元主体合作模式以及多要素利益分配机制将乡村多元主体与多维要素相连接，借此打通村域内部发展障碍与外部市场壁垒，进而构建“价值共创，增益共享”的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基于共生理论，采取质性分析研究方法，以贵州省江口县鱼粮溪村为案例解析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多维要素共生关系及其特征。得出的结论有：

（1）村域尺度农村居民点系统由“人”“地”“业”“房”要素构成，4类要素相互作用、互为支撑：其中“人”为行为主体，“地”为物质基础，“业”为核心动能，“房”为空间载体；这些要素按照一定的共生规律组合并发生作用，便在某个时段内形成了具有共生结构和共生功能特征的农村居民点共生形态。

（2）鱼粮溪村经济社会环境与多要素发展变化共同驱动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由“寄生模式→偏利共生模式→互惠共生模式”有序演进；在此过程中，以体制精英为代表的乡村多元主体借助招商引资、土地流转及规模经营等手段推动产业发展与系统增益，并通过完善利益分配制度将系统收益合理配置至农户生计转型、耕地利用与保护、多功能产业建设以及宅基地整治等方面，进而激活人口、土地、产业和住宅等多维要素内生力，促进共生模式转型与协调多要素发展。

（3）通过整合归纳鱼粮溪村居民点共生模式演化过程以及现阶段共生系统特征，提出从协调“人”“地”“业”“房”共生单元、完善村域经济社会等共生环境以及加快实现共生模式向互惠共生阶段转型入手，实现农村居民点共生效应强化和高质量利用。

5.2 讨论

农村居民点作为乡村人地关系的核心载体，探究要素回流背景下农村居民点系统变化特征与提升路径具有现实意义。本文构建的农村居民点“人”“地”“业”“房”多维要素共生概念框架以及据此提出的农村居民点整治策略，对其他村庄空间治理的参考意义可能有：一是从人口、土地、产业及住房关键要素和共生理论的视角切入具有“知微见著”效果，能有效把握乡村发展多要素的关系与特征，为村域空间治理提供关键视角支撑；二是基于共生特征提炼出的农村居民点“单元（要素）—环境—模式”整治策略框架能为其他村域开展空间治理提供范式参考。但本文仍有以下局限亟待深化：（1）受微观数据限制，本文从质性研究视角开展定性分析，缺乏对农村居民点共生系统的量化研究，后续将通过多个案例比较构建兼具代表性和普适性的村域尺度量化指标体系；（2）人、地、业作为乡村振兴的关键要素[1,10,14]，深刻影响着农村居民点转型与发展；基于“人—地—业”综合分析框架能有效破解农村居民点空间治理问题。但无论“人—地—业”框架亦或农村居民点，都存在尺度多维与要素多样特征，如何将两者升维或降维至统一尺度？同一尺度上两者的构成要素如何识别？这些要素相互作用机制如何？唯有全面理清上述问题，才能构建农村居民点综合分析框架，完善乡村可持续发展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