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确权中的证书作用：机制、条件及实证检验

丰 雷，张明辉，李怡忻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2）

1 引言

安全有保障的地权既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也是改善穷人福利、保障公平分配的重要手段。政府在促进和推动土地有效配置和公平分配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个主要方式就是土地确权，即通过土地登记注册，给产权人发放与不动产登记簿①不动产登记簿是指记载不动产上的权利状况并备存于特定机关的簿册。根据中国《物权法》第16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政府在摘录官方簿册中的主要信息后向居民颁发土地产权证书，起到方便交易、提升效率、保障权益的作用。内容一致的正式资格证明文件，对其合法权利给予证明和确认[1]。正规化的财产权不仅仅是发放凭证、注册登记的过程，关键是它提供了一种程序和规则，使得人们围绕资产的保存、使用和交换达成共识，对资产形成一致意见的法律表述，从而发挥资产创造资本的功能[2]。财产权利的法律凭证包括契据、证书、合同、执照、保险单等[3]，证书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4-5]。登记机构记录于不动产登记薄，且颁发给产权人的证书②世界上有三种主要的登记制度，各国的登记制度大都从这三者中衍生出来，一是权利登记制，二是托伦斯登记制，三是契约登记制度，只有托伦斯登记制颁发证书（这里特别感谢一位匿名审稿人指出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不是登记制度的作用，而是财产权利法律凭证（证书）的作用；同时，本文所探讨的土地证书是经过登记机构统一注册颁发的、具有法律效力的财产权利凭证，兼具了登记机构的不动产登记簿和由产权人持有的财产权凭证的职能。，是由产权人持有的财产权凭证，得到国家的司法保障，是不动产登记簿③本文建立的文献数据库包含的主要是以证书（land certificate）作为关键变量的论文，同时包含了“land registration”或“land titling”，因此，本文探讨的证书（land certificate）是经过登记机构正式注册的、涵盖了不动产登记薄（land register）的职能。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2，4]。

然而，产权正规化改革以及证书发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是否具有积极作用仍存在广泛争论。目前学界的研究结论是错综复杂、难以定论[6-7]。大量文献支持证书的有效性，认为正规化的地权是减贫，促进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增进社会包容、性别平等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基础[1，8-9]。同时也有大量文献指出，证书绝非“万能”，确权颁证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不完善[3]，发证本身既不能促进土地投资[10]、增加土地信贷[11-12]、促进土地市场发育[13]，也不能提升农民地权安全感[14]，甚至可能引发更多冲突和矛盾[6，14]。对于中国实践的研究结论也是如此。中国政府稳步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确权登记颁证是重要举措[15]。大量研究表明，中国确权工作卓有成效，土地证书的发放能够减少土地调整、提高地权稳定性[5-17]，增强农民的地权安全感知和信心[18]，并促进农地投资[19]和土地流转[20]。同时也有不少研究提出质疑，认为证书在提高地权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并无显著影响[20]。

那么，问题一：已有文献中到底是认为证书有效的多，还是无效的多？问题二：为何有关文献的结论差异如此巨大？哪类文献更倾向于认为有效？目前有少数关于地权安全和证书作用的综述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审查[7，21-22]，但是这些研究要么侧重对证书作用机制和条件的阐述，仅对部分重点文献进行整理，缺乏对该领域大量文献的总体把握和定量分析；要么虽进行了定量分析但更关注一般化的地权安全而非具体的证书作用，且用于分析的文献数量过少，也未对分歧原因作深入系统的讨论。本文通过对大量相关文献的系统整理和深入分析，尝试对上述两个问题进行解答。

2 证书的作用：文献梳理及描述分析

2.1 文献数据库构建及样本分布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200篇英文文献和20篇中文文献的农地证书作用文献数据库，是目前所知的该主题分析最大的文献数据库。文献筛选的步骤是：（1）使用谷歌学术和EBSCO、Elsevier、Springer、Web of Science等外文电子期刊数据库，以及世界银行（World Bank）、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等国际组织网站，筛选出全文中包含“农地（rural land）”以及“土地确权（land titling）”/“土地证书（land certificate）”/“土地登记（land registration）”，并且包含“作用（impact）”/“机制（effect）”/“影响（influence）”等关键词的期刊论文、工作论文和研究报告，共2 250篇；（2）通过对已有检索文献的相关引用进行“滚雪球”式搜索，并将其中的高引论文和最新综述论文与“证书作用”主题相关的参考文献重点筛选出来，共97篇；（3）通过阅读上述文献的全文后，最终筛选出以“证书作用”为主题，且“证书”作为自变量的文献，共200篇；（4）以中国知网为主，收集整理由CSSCI收录的与“农地确权”和“证书作用”高度相关的中文文献，共20篇。

200篇英文文献的样本分布如表1：从研究时间来看，涵盖了1956—2018年的大量文献，证书作用的研究数量呈不断攀升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论文数量占总数的95%，可见，确权证书有效性越来越成为学界讨论的热门题目（图1）。从研究地区来看，非洲、亚洲、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研究分别为89、47和41篇。从研究方法来看，有94篇论文是定性分析，14篇是统计描述分析，92篇是计量分析。定性分析（47%）与计量分析（46%）的文献比例大致相当，描述分析占7%。从作用机制来看，证书经济效应的文献最多，162篇（81%），社会效应的次之，54篇（27%），环境效应的最少，22篇（11%）；部分文献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中的两个或三个方面。可见，证书的经济效应是已有研究的焦点，证书的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

2.2 总体研究结论

借鉴LAWRY和HIGGINS等人的分类方法[7，22]，本文将200篇英文文献根据证书作用效果划分为“正影响”、“无影响（或混合作用）”以及“负影响”三类，并将“正影响”视为“有效”，将“无影响（或混合作用）”和“负影响”归并为“无效”。

表1 证书作用英文文献的样本分布Tab.1 Sample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 English concerning the role of land certificate

图1 证书作用英文文献的年份分布Fig.1 Publishing year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in English concerningthe role of land certificate

总的来看，尽管目前相关文献对于证书的作用仍存较大争议，但是认为证书“有效”的比例显著更高（为67%），认为“无影响”和“负影响”的文献比例分别为27%和6%，也就是说，认为确权颁证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绩效、社会公平和环境可持续等具有积极作用的结论可以认为是目前的主流观点。结论为“无影响”的文献一般认为确权登记颁证无法达到改革预期的目标，需要相应地在配套制度、农户认知、技术条件等方面进一步改善；结论为“负影响”的文献数量较少，基本观点是确权颁证不仅无法获得正效应，反而会进一步加剧产权不安全、土地权利不平等问题，对大规模确权持反对意见（表2）。

2.3 分类研究结论

首先，从研究方法来看，定量研究对证书作用持肯定态度的比例更高，有效与无效的文献比例大致为3∶1，定性研究中有效与无效的比例则大致为1∶1。计量分析中有69篇认为有效（75%），统计描述分析中有11篇认为有效（79%），均高于67%的总效应比例。而单纯的定性分析中则有近一半的研究认为证书无效（41篇，占44%）（表2）。

其次，从作用机制来看，对证书经济效应持肯定态度的比例更高，有效与无效的文献比例接近7∶3，对证书社会效应的研究文献中有效与无效的比例则大致为1∶1。农地产权正规化改革以及确权颁证的目标大致归为三类：提高经济效率、改善社会福利以及维护环境可持续性[24]。在研究证书经济效应的162篇文献中，证书有效、无显著作用、有负效应的比例分别为67%、30%和3%；在研究证书环境效应的22篇文献中，分别为73%、18%和9%；在研究证书社会效应的54篇文献中，为56%、22%和22%。可见，研究者对证书具有正向经济效应（和维护环境可持续性）的共识度更高，分歧更多是在社会效应方面（图2）。

第三，从地区差异来看，证书作用的空间差异显著，在非洲的研究中认为证书无效的占近一半（49%），其中7%的文献认为有负影响；在亚洲的研究中认为证书有效的比例最高（83%）；在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研究中认为有效的也为大多数（74%）（表2）。

表2 证书作用英文文献的总体研究结论及研究方法和地区分布差异Tab.2 General conclusions, research methods and regional variation of research in English concerning the role of land certificate

3 理论分析：证书的作用机制及条件

3.1 证书作用机制：一个分析框架

早期研究多从微观视角、经济效应方面提出证书的作用机制分析框架[8，21]。BESLEY最早建立了地权稳定性对投资、流转、信贷影响的理论模型[8]，FEDER& Nishio进一步提出了土地证书对这三方面影响的理论框架[21]。自此，投资、流转、信贷成为证书作用研究最为广泛的三个经济机制。PLATTEAU提出了一个地权演化理论（Evolutionary Theory of Land Rights，ETLR）[24]，纳入国家作用，首次建立了土地制度变迁的需求—供给分析框架。然而，一个更完整的证书作用机制理论框架的构建工作远未完成，目前的前沿研究主要有：证书对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25-26]；证书不同作用机制间的“非线性”互动关系研究[22，27]；个体认知变化及其地权安全感知的影响[28]；证书有效的条件分析[7，22]；从优化模型拓展至博弈模型[29-30]、家庭生产模型[27]等多样化建模。本文整合上述研究，提出涵盖微观与宏观两大视角，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方面的证书影响作用机制框架（图3）。

首先，明确将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纳入分析框架，从而涵盖宏观与微观两大视角。正式的书面产权证明文件将社会经济中有关资产所有权表述的大量分散、孤立、琐碎的信息整合起来，促使资产在更大的范围内流动，从而增进资源配置效率[2]。统一、动态的土地登记系统是国家提供制度供给的重要举措，其意义在于：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具有经济优势的农

图2 证书作用英文文献的经济效应差异Fig.2 Economic effect difference of research in English concerning the role of land certificate

图3 证书作用机制：一个分析框架Fig.3 The mechanism of the role of land certificat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业发展策略的制定[31]；取代传统的权威土地分配者，作为更精确且可持续的权属确认方式，减少土地冲突和纠纷；为行政管理提供更多可用信息，夯实土地税收基础，减少因法院诉讼而产生的公共开支[24]。

其次，区分证书的地权安全效应在法律上与感知上的差异。证书增进地权安全的效应既包括法律上的影响，也包括对个体认知的影响。前者是指正式规则的建立对地权安全所提供的保障，后者则是提高了农民对地权安全的感知[32]。法律上的地权安全也需要通过影响农民地权安全感知从而影响农民的决策和行为[33]。

再次，不仅涵盖证书对经济、社会、环境三方面作用，而且考虑不同作用机制间的相互影响。农民认知安全的提高能够促进土地投资和流转以及环境保护[34-35]，法律安全的提高则影响信贷获取[36]，社会方面则受到二者的共同影响[37]。进一步地，土地投资、流转和信贷也存在交互作用关系，同时，环境保护也受到土地投资和流转的双重影响[8，39]。

最后，强调对证书有效的条件分析。证书有效的条件可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1）国家的可信承诺是证书有效的基础条件[40]；（2）自发需求充分是证书增进土地投资、流转、信贷以及促进社会公平稳定和环境保护的前提条件[35，41-42]；（3）市场发育成熟从而证书得到市场认可是证书促进土地流转及信贷获取的必要条件[23，43]；（4）相应的分配、监管和违约处理机制等配套制度安排则是证书提高信贷获取、保障社会公平稳定的重要条件[44-45]；（5）证书与非正式约束的协调一致是提高妇女权益、减少社会纠纷、保障公平等的关键条件[6，30]。

3.2 经济效应作用机制及条件

土地证书作为地权安全的保障和依法颁发的权属凭证，能够降低农民的失地风险，增强农民的地权安全感知[7，46-47]，激励农民在土壤保护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投资[11，48]，增进农民土地流转积极性 [17，35，49]。

第一，证书的投资效应渠道有三个。一是增强农民的地权安全感知，提高投资意愿。土地投资一般无法在当期获得回报，证书通过降低失地风险，增强农民的地权安全感知，提高农民的土地投资[48，51]。二是通过促进流转提高了投资回报率，提高农民投资积极性。证书促进土地流转[17，52]，使得土地从低效使用者流向高效使用者，增加土地产出[20，23，27]，农民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率，并因此追加土地投资[17，53]。三是提高土地融资能力，增加土地投资的资金来源。以土地证书作为信贷的抵押品，能够增加农民在正规渠道获得信贷的能力，为土地投资提供资金来源[8，38]。

第二，证书的流转效应渠道有三个。一是增强农民的地权安全感知，提高流转积极性。证书能够降低农民流转土地后的失地风险[17]，提高土地产权人参与土地市场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土地流转[35，54-55]。二是降低信息不对称，减少交易费用，增加农民流转意愿。土地证书通过统一的正规化表述，改善土地租赁市场交易成本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提高农民的流转意愿[43]。三是增加信贷获取能力，加快非农转移，促进土地流转。资金往往是人口流动的重要约束，土地证书可以提高农民的信贷获取能力[56]，促进农民的非农转移[27]，从而增加土地流转[44]。

第三，证书的信贷效应渠道有两个。一是提供合法抵押品，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信贷机构对地权安全程度的认可。农民获取信贷的主要障碍是与信贷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证书保障了土地作为贷款抵押物的合法效力，农民更易获得信贷机构的认可[23，50]。二是合法化土地流转，保障信贷违约处理的可行性，降低信贷机构面临的违约风险。农民违约时需将土地的所有权或使用权转移给信贷机构作为赔偿，而土地的可流转性是权利转移的基础[1，36]。证书为土地流转提供制度保障，降低了信贷机构面临的违约风险，从而增加了信贷供给[44]。

证书发挥作用需要条件，涉及的相关因素越多，可能不满足的条件也越多，因而证书发挥作用就越困难。就证书经济作用的投资、流转和信贷效应这三个途径而言，影响依次递减（分别为71%、67%和48%），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三者所涉及的相关条件和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

（1）对于土地投资而言，涉及个体决策的一个主要相关因素是地权安全感知。有研究认为，证书并非土地投资的必要条件，基本的使用权也足以诱使农民进行土地投资[41]，只有在传统非正式制度的地权稳定性较弱的条件下，证书才能对农户行为产生积极作用[46]。

（2）对于土地流转而言，涉及的相关因素除了地权安全感知外，还包括交易双方及市场环境因素。一是，产权安全感知是证书促进土地流转的中介条件，但具有非完全中介效应[34]；二是，土地流转决策还取决于交易双方的流转意愿[35]；三是，颁证比例越高则土地市场交易效率越高，颁证密度高则有利于降低土地市场的交易费用和信息不对称[57]。

（3）对于土地信贷而言，涉及的相关因素包括农民个体、信贷市场供给、配套制度安排和违约处理机制等。一是，信贷市场环境复杂、风险大，贫困的农民无抵御风险的资本，缺乏贷款意愿[42]。二是，正规化的产权凭证并不是土地作为抵押物的必要条件[58]。信贷机构若确信投资项目可行，且申请人信誉良好，即便没有证书，农民也可获得贷款[21，51]；反之，即便拥有合法证书，仍难获得贷款[40]。三是，低收入者对大额贷款的需求较少，而信贷机构少有提供贫困家庭所需的小额贷款[51]。最后，土地可流转性是保障信贷违约处理顺利执行的关键，也是保障证书信贷效应的必要条件[1]。

此外，国家可信承诺以及农民自发需求是三者共有的条件。仅仅拥有证书并不能保证政府会按照承诺行事，还需要足够的国家能力建设，证书得到政府真正的保障[40]；同时，农民自身具有投资、流转或信贷的实际需求，相应的经济活动才会发生[42]。

3.3 社会效应、环境效应作用机制及条件

证书社会效应的文献主要包括促进公平（特别是女性地位平等）以及减少冲突和维护稳定两大主题。证书对环境和可持续发展影响的文献数量较少，但却是近些年的研究前沿和热点。

首先，证书通过书面登记的形式确认女性合法的平等地位，保障社会公平。一是对家庭的影响。由于女性支出模式往往更偏重家庭福利而非个人消费，且证书能够降低女性生育率从而减少子女数量[25]，因此，拥有土地权利的妇女能够通过影响资源分配对家庭福利产生乘数效应[59]。女性拥有证书也能增加家庭的土地投资[25]以及土地市场参与[35]，从而增进土地产出[60]。二是对女性个人的影响。持有证书能够提升女性在家庭土地决策中的地位[30]，提高妇女的地权安全感知，增加其对政治活动的参与[31]，为女性在分居、离异或丧偶等情况下提供保障[22，60]。实现证书公平效应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妇女对性别平等和土地权属的配套法律、政策内容的认知[25，30]。妇女可能由于正规教育水平过低或传统男权文化思想尚未改变等原因，短期内不能有效感知产权安全的改善和社会地位提升，影响证书在性别平等上的作用效果[29-30]。

其次，土地证书通过明确土地权利边界，减少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一是证书使得社会就土地边界和归属达成一致性共识，减少遗产继承纠纷、边界划分争议以及土地利用冲突等社会矛盾，从而促进社会凝聚和团结[56]；二是证书凭借统一标准测量所记录的详细、准确的财产信息，能够减轻政府处理土地纠纷时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减少政府开支[15，24]；三是证书还能够作为处罚的凭证，将所有权人转变为承担责任的个体，从而形成尊重所有权和交易行为，遵守法律的社会习惯[2]。实现证书社会稳定效应的条件是国家制度设计和治理考虑周全、执行得力，既要在证书发放前出台统一的执行标准、提高土地登记质量[45]，又要在证书发放后考虑习惯法的原有冲突化解机制并以证书为补充[15，45]，否则，一味强行发证，反而会引起社会分层、精英攫取等负面效应[6，61]，导致冲突加剧[14]。

第三，证书通过稳定地权，给予农民长期收益预期，鼓励环境保护投资。一方面，证书通过给予农民稳定的产权，加大其在保护土壤质量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长期投资，如休耕、种树、使用有机肥等[8，18]。另一方面，在活跃的土地市场环境下，由于对未来租金的上涨预期，农民有动力保护并改良土地，一个主要途径是增加土地质量提升方面的投资[8，39]。证书促进环境保护投资功能的实现需要更广泛的制度改革和良好的治理能力[62]，若能辅以足够的激励措施而弥补森林砍伐带来的可观利润，从而减少森林砍伐的需求，证书就能够对环境产生正效应[62]；反之，若产权正规化主要以推动土地的生产性使用为目的，则可能无法有效维护环境可持续性[26]。

4 计量检验：研究方法差异分析

4.1 目前计量分析文献的主要进展

这里主要从变量测度、计量方法以及内生性检验等几个方面归纳已有计量分析文献的主要贡献。（1）变量测度：证书的代理变量主要有“是否确权”“是否颁证”“证书颁发比例”三类，也有研究引入证书与其他因素的交互项作为自变量，如“证书变量×年份”；（2）计量方法：常用的计量模型包括OLS（30篇）、Probit（33篇）、Logit（15篇）以及ML、GMM、LPM、GLS等估计方法；（3）内生性处理：除使用工具变量外（27篇），主要采用匹配（16篇）与双重差分（12篇）、随机实验（17篇）以及固定效应模型（14篇）。

目前有关证书作用的计量分析文献所面临及解决的主要难题是：（1）证书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对于证书作用内生性原因的讨论众多，处理内生性问题的主要方法包括：一是工具变量（IV）法，常见的工具变量有“如何获得土地”“拥有土地时长”“村庄颁证比例”等；二是实验法，设置控制组（未颁证）与实验组（已颁证），模拟随机控制实验或自然实验（准实验），得到“处理效应”作为证书作用。（2）不可观测的异质性问题。村庄、家庭、地块间存在未被观测到的异质性会对证书有效的结果产生影响。通常采取各层次的固定效应模型或随机效应模型对异质性进行处理，但固定效应模型的一个问题是会导致样本的大量损失，从而导致有偏差的估计[63]。（3）数据的非实验性偏差问题。样本选择是非实验研究中产生偏差的一个常见原因[64]，可以通过内生性转换 Probit（ESP）解决[16]，或加入因变量滞后项采取非线性动态模型[33]等。

4.2 研究方法差异对证书有效性的影响

从样本选择、证书变量测度、计量检验（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等几个方面分析研究方法选择对证书有效性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首先，样本量大于1 000的文献认为证书有效的比例（80%）高于样本量小于1 000的文献（72%）；采用农户级（76%）和地块级数据（71%）的研究认为证书有效的比例高于采用村级数据的研究（68%）（表3）。

其次，采用发证比例作为证书变量的研究认为证书有效的比例最高（86%），是否颁证的次之（81%），是否确权的最少（60%）；采用连续变量的研究认为证书有效的比例最高（89%），离散变量的次之（75%），自然实验的最低（70%）。

最后，考虑内生性的研究认为证书有效的比例（76%）显著高于未考虑的（67%）。其中，采用双倍差分（83%）和随机实验法（82%）认为证书有效的比例最高，工具变量法（67%）和固定效应模型（64%）认为证书有效的比例最低。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研究认为证书有效的比例（76%）略高于未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研究（74%）（表4）。

表3 样本选择差异Tab.3 Sample selection difference

表4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差异Tab.4 Differences in tests of endogeneity and robustness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采用文献分析方法，分析已有文献中认为证书“有效”的比例及其结论差异的原因，探讨证书的作用机制渠道及相关条件，以及不同模型方法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

首先，尽管学界对证书作用仍存较大争议，但认为证书“有效”的文献比例（67%）显著高于“无影响”和“负影响”的比例（27%和6%）；研究结论的分歧主要是由于研究地区、作用机制以及研究方法的差异所致。其中，亚洲研究中认为证书有效的比例最高（83%），拉美及加勒比地区次之（74%），非洲最低（52%）；对证书经济效应持肯定态度的比例（67%）显著高于社会效应（56%），而经济效应中的投资效应（71%）又大于流转效应（67%）和信贷效应（48%）；定量研究则无论是描述统计还是计量分析，肯定证书积极作用的比例（79%和75%）均高于定性研究（56%）。

其次，证书的作用机制涵盖宏观与微观两大视角，包含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大方面。在宏观层面，证书将大量分散信息整合融入标准化的统一登记系统，扩大市场范围，夯实税收基础，便于国家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在微观层面，证书增强农民的地权安全感知，为土地交易和金融信贷提供法律保障，促进土地投资、流转和信贷获取；明确土地权利边界，减少冲突，促进社会公平和稳定，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证书的社会机制效果比经济机制差，而经济机制中的信贷效应又小于流转效应和投资效应，一个重要原因是证书发挥作用是需要条件的，不同机制涉及的条件越多、相关因素越复杂，则证书发挥作用就越困难。

最后，证书作用的计量研究在证书代理变量的选择、内生性处理以及计量模型构建等方面取得较好进展，对于不可观测的异质性以及数据的非实验性偏差等难题也进行了积极探索。实践表明，在样本量更大、选择直接证书变量、考虑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等更为严谨的计量分析中，认为证书有效的比例更大。

由于当前文献中的分析方法存在种种不足和缺陷，使得估计结果与证书真实作用之间仍有偏差，所以证书的现实有效性有可能被目前的文献所低估。并且，证书的作用机制复杂，涉及相关因素众多，不同国家地区各方面差异显著。因此，本文只是一个初步探索，尚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和研究。

一是证书变量及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影响证书有效性的相关因素复杂多样，与证书作用之间也非简单的必要关系。例如，不少研究指出国家治理环境和政策干预性质是证书有效的关键条件[15]，然而自上而下的管理结构以及政府减少土地干预等因素均非证书发挥积极作用的国家或地区所特有[65]。那么，证书作用的相关因素到底有哪些？其中又有哪些是必要条件？相关因素对证书效果的影响可否量化，如何剥离？等等。

二是证书作用机制统一的数理模型构建及检验。已有研究多从单一视角探讨证书作用机制，难以分析各机制间的互动关系[66]。实证分析中的样本选择和内生性检验问题也有待讨论。目前的初步结论是样本量越大，证书有效的文献比例也越高，但该结论受样本量大小分组和总体单位数的影响。此外，采用不同方法处理内生性所得研究结论的差异较大，其中的原因以及更适当方法的选择也有待研究。

三是证书作用的地区差异以及国际比较分析。由于各国制度环境、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导致证书作用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7，15]。目前有关证书作用地区差异的研究仍是案例式的，尚缺乏严谨的理论分析、计量检验以及国际比较分析。确权颁证与传统地权制度不一致往往导致冲突增加，产生负效应[40，51]，二者的互动关系也值得研究探讨。

四是证书在宏观层面的作用以及国家治理和国家能力建设的影响。现有文献多从微观层面展开分析，鲜有证书对整合分散信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等宏观作用机制的研究。证书的作用与国家治理、国家能力建设之间的关系如何？证书是否的确具有整合分散信息并增强国家能力的作用？还是国家能力建设对证书作用的约束更为重要？都需要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