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8-31
李 平,鲍艺雯
(南京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 南京,210095)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出现了现代学术思潮。此后,随着西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逐渐传入东方,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译介中常常表现出一种现代性与传统性的碰撞与交融。现代性是一个含义丰富的概念,涉及不同的领域,“是对中国古代社会、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的超越和改造,是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国现代文化、中国现代文学的召唤和创造。”[1]7与传统性的文学作品不同,现代性的文学作品聚焦于现代人的内心世界,善于表达人们对现实社会的体悟。
作为一位在教会背景中成长起来的双语作家以及翻译家,林语堂学贯中西,通晓英汉两种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在翻译实践中一直坚持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林语堂挑选了20篇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对其进行改编与翻译,命名为FamousChineseShortStories,中文书名为《英译重编传奇小说》(以下简称《传奇小说》)。这些小说极具艺术性,其目标读者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了解不够深入的外国大众。因此,林语堂一方面希望能将西方先进的现代性融入这些作品,另一方面又希望能通过这些英文译作向外国读者传播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
深入探究林语堂编译的这些小说可以发现,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在其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本文试图以林语堂对《促织》一文的改写与翻译为例,分析译作中体现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融,最终探讨这一现象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所产生的影响。
本文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分别以主题词“《英译重编传奇小说》”“《中国传奇》”以及小说的篇名进行检索(检索时间为2021年2月27日),经筛选后得到相关文献46篇。根据每年的文献量绘制的柱形图如图1所示。
图1 《传奇小说》英译研究文献量统计
由图1可知,第一篇相关文章诞生于1989年,但是直至14年后才真正得到学界的关注,相关研究文献主要分布于2003至2019年。2011年,相关研究的文献量增长到4篇,之后几年有所下降,但于2015及2016年达到峰值7篇,随后几年相关发文量稳定在2~4篇左右。总体看来,林语堂英译《传奇小说》相关研究的发展较最初有了一定的提升。
借助NoteExpress文献检索与管理系统对这46篇文献进行关键词数据分析生成的关键词词频云图如图2所示:
图2 《传奇小说》英译研究关键词词频云图
从图2可以看出,相关研究围绕林语堂展开。主要关键词除了研究对象“《中国传奇》”与“《英译重编传奇小说》”外,还有“改写理论”“改编”“《莺莺传》”“《中山狼传》”“编译”“叙事学”以及“变译”等,这些出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也向我们展示出了相关研究热点。
个案研究是相关研究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莺莺传》”和“《中山狼传》”是受关注较多的篇章,因而在词频云图上出现频率较高。此外,关键词词频云图上还有《碾玉观音》《虬髯客传》《叶限》《白猿传》等。而与《促织》联系紧密的文献仅有4篇。韦节国[2]率先关注到林语堂对《聊斋志异》中《小谢》《书痴》《促织》三篇志怪故事的编译。李海军、蒋凤美[3]更深入地探讨了这三篇故事的改写,指出林语堂选用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受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影响。陈涛[4]对《中国传奇》中《薛伟》《张逢》和《促织》这三个与“变形”有关的故事展开了讨论,认为林语堂对这些作品的翻译“体现了他形变与神不变的自由追求”。林雅玲[5]从选题标准、改编手法以及改编意涵三方面对《传奇小说》进行了分析,提到了林语堂对《促织》一文中角色形象的重塑。
不过,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值得学者关注。首先,近几年林语堂英译《传奇小说》相关研究的发文量仅为个位数,而《促织》的相关研究则更少,说明关注程度不够。其次,相关研究没有区分《中国传奇》与《传奇小说》。《传奇小说》作为林语堂编译的版本,应当是研究的对象及主要依据。而张振玉翻译的《中国传奇》译本,研究者可以参考,但不宜直接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译本对原文不忠实。最后,虽然研究的热点问题集中在改写、改编等方面,但研究不够深入。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传奇小说》中《促织》这一具有代表性的译本为例,探索其中体现出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融,希望能够促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中西方文化的熏陶之下,传统性与现代性一直影响着林语堂的思维与创作。他曾自称是“一捆矛盾”,这与他受到西方基督教思想和东方佛道思想的双重影响有关。他生于牧师家庭,他的基督教信仰与生俱来。林语堂在教会学校完成小学、中学、大学教育,毕业后到西化背景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教书,后来又去欧美大学留学,大量接触了西方文明。但在充分了解中国的佛道文化后,他将视野转向中国文学,开始对基督教神学产生怀疑,不能完全认可基督教的教义,甚至一度自称异教徒。
在这样的情况下,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探讨了中西方文化的异同,认为西方重逻辑、东方重情理,并直接指出近情精神是人类最高尚的理想,也是中国能贡献给西方最好的一件事物[6]。他的“近情”就是指“切近情理”,亲近他人的感情。但是,提倡近情文学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脱离了基督教思维。林语堂后来重回基督教,认为基督教教义中也存在着至善的观念,相信上帝也是可以近情的。可以说,林语堂眼中的上帝不仅展现出了西方的人文情怀,更拥有儒家的仁爱之心以及道家的和谐之思。不难看出,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交融对林语堂的思维方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如何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重新焕发生命力是林语堂一直思考的问题。他在《论现代批评的职务》中就指出,中国之所以经历了千年思想上的沉寂,是因为中国文人只求有学问、会做文章,却没有自由的批评思想。西方文化中就有真正的批评,而现代文化是一种批评的文化。中国人也不应该墨守成规,而是要勇于批评[7]。正因如此,林语堂敢于批评东西方文化中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部分,却从不全盘否定,能辩证地进行思考。
林语堂在翻译中对许多传统文学作品进行了现代诠释。阅读林语堂的英文译作,我们常常能感受到这一点,而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融也与他推崇的中西融通之道息息相关。在《孔子的智慧》中,他既看到了孔子思想的普世意义,发现了其中蕴含的人文思想,又向西方读者展示了儒学思想的内涵[8]。这说明,林语堂在翻译中不仅传递了中国人的审美与趣味,也考虑到了读者的接受度,融入了西方的现代性思维。
林语堂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却有着深深的中华文化情结,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对现代社会是有价值的。因此,在翻译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时,他能直面东方传统思想中落后的部分以及西方现代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在批评中追寻思想上的革新,促成传统性与现代性的融会贯通。林语堂独特的文化背景促成了他英文译作中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的现象。
在《传奇小说》的导言部分,林语堂写道,“我挑选了一些我认为最具普遍吸引力的作品,这些作品更符合现代小说的主旨。”①[9]XIII他指出,“要达到小说的预期效果,读者阅读时的基本想象应该不受阻挡,且不需要详细的解释。我选择了一些没有这种阅读困难的小说,这样预期效果就很容易或很可能达到。”[9]XIII入选《传奇小说》的作品具有普遍吸引力以及现代性,在编译时不会因为主题相差过大等原因而对读者的理解造成影响。
同时,林语堂也提到,“在把这些小说译成英语的过程中,我并没有把我的职责局限于翻译。有时我发现翻译是不可能的。语言差异、风俗习惯的差异,是理所当然的;作品中的人物,也需要根据读者的恻隐之心来解读;最重要的是,要用现代小说的节奏和技巧来讲述——所有这些因素导致这些小说有必要以新的版本重述。”[9]XVIII考虑到中西方的文化差异以及外国读者的接受度,林语堂采用现代小说的叙事节奏与技巧对这些小说进行了编译。虽然他在翻译时对小说的一些内容进行了增删与改写,但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文的中国传统特色。
在《传奇小说》中,林语堂将编译的小说分为六大类,包括《虬髯客传》《白猿传》等冒险与神秘小说,《碾玉观音》《莺莺传》等爱情小说,《西山一窟鬼》与《小谢》等鬼怪小说,《叶限》与《促织》等童话故事,《书痴》《中山狼传》等讽刺小说以及《定婚店》《南柯太守传》等幻想与幽默小说。这些小说既蕴藏着传统文化价值,又具有现代文学作品的特点。翻译目的是使译文读者在阅读后更了解生活,唤起他们的爱心与同情心。由此可见,林语堂在一开始选择翻译文本时,就已经考虑到它们需要兼顾传统性与现代性。
本文主要探讨的是童话类小说《促织》,出自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林语堂在英译本的导言部分提到,他对蒲松龄的小说改编较少,但是,在实际翻译中却对《促织》做了较大的改动,这些改动也反映了林语堂翻译活动中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的现象。原作者蒲松龄对成名儿子吉弟的着墨很少,但林语堂在译文开头就展开了对吉弟的描写,更增添了许多细节,如“Kiti was an extremely impressionable child.”(吉弟是个特别敏感的孩子。)[9]218“He was small for his age, about the size of other children of nine or ten.”(就他的年龄而言,他长得矮小,和别的九十岁孩子差不多大。)[9]218“He still retained many childish ways in his looks and smiles.”(他的容貌和微笑里仍然含有孩子气。)[9]219“Kiti loved crickets as only boys can love, and, with a child’s keen enthusiasm and poetic imagination, he found in the beauty and delicacy of the insect something utterly perfect, noble and strong.”(像别的男孩子一样,吉弟也很喜爱促织;他怀着孩子般的热情和富有诗意的想象力,从促织的秀美灵敏之中,发现了一种具有完美、高尚、矫健的特性。)[9]219林语堂笔下的吉弟极富童心与热情,从小就喜欢促织。与自己的真实年龄相比,吉弟还显得很稚嫩,但后来却帮助父亲完成了捉促织这件大事,改变了家庭的命运。这离不开他个性中的敏感细腻以及与促织相似的“完美、高尚、矫健”,而这几种特质也更接近现代性赋予人的品格。
林语堂通过增译,在译文中展示了一些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例如,将原文中的“会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10]179展开为“Some heads of villages had taken the occasion to extort money from the people to buy crickets for the emperor, calling it the ‘crickets’ levy.’ Mr. Cheng could have collected one or two hundred dollars from the villagers, pocketed half of it, and with the other half bought a cricket from the town. He, however would do nothing of the kind. If it was his duty to submit a champion, he would go and catch it himself.”[9]221大意为:有些村长借此机会向村民收取促织税,说是为皇帝买促织,其实这钱最后都入了自己的口袋。吉弟的父亲原本也可以向村民收一笔钱,拿一半去买个促织,另一半收入私囊,可是他却不肯。他认为,捉促织是自己作为村长的职责,不应该贪图村民的钱财。这里的增译更凸显了成名作为村长对村民的关爱以及他廉洁的品德。清正廉洁正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之一。
不仅如此,林语堂还在译文中增添了许多突出中国“慈”“孝”等亲情观念的情节,成名与儿子之间的父子之情相较原文也得到了升华。原文父亲成名独自去寻找促织,而林语堂在译文中却将这一过程改为由成名和儿子吉弟共同完成。林语堂更增加了几处对吉弟心理的描写。在外出寻找促织的第一天,“They had found no worthy champion, but they found each other as champions.”[9]220就是说,成名与儿子虽然没能找到一只勇敢善斗的冠军促织,却觉得彼此就是心中的冠军,体现了他们父子之间深厚的感情。在被母亲告知父亲寻找促织是为了给皇帝上供之后,吉弟就开始担心父亲,“Kiti shared his father’s anxiety and felt important because his child’s pastime had now become a dignified, grown-up affair.”[9]222他认为自己也该与父亲一同承担责任,将寻找促织看成了一件大事。再次出发与父亲一同找促织后,“Kiti now felt it was his responsibility to catch a champion fighter for his father, and for his mother as well because he had often heard her complain about being poor.”[9]222吉弟能感受到父母的不易,要为父母寻找一只冠军促织,从而帮助家庭摆脱贫困,此处体现了他的孝顺懂事,而这也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美德之一。
吉弟所化的促织太小,曾一度受到质疑。原文对此的描述极为简单:“翼日进宰,宰见其小,怒呵成。成述其异,宰不信。”[10]180而林语堂在译文中进行了增译。当成名捉住小促织时,“He would not dare to offer it to the magistrate.”(他不敢交给县官。)[9]225当成名提议让小促织与村里最善斗的促织比试一番时,促织的主人“took a look at the little cricket and covered his mouth in laughter.”(看了一眼成名的小促织就捂着嘴笑起来。)[9]225当成名把小促织送去给县官时,“The magistrate was far from impressed and was very skeptical.”(县官对小促织没有什么好印象,并且非常怀疑它的能力。)[9]226之后,巡抚进献小促织也冒着很大的风险,想到可能会因为小促织的失败而受到嘲讽,“He trembled at the thought.”(他一想到就浑身发抖。)[9]229将小促织献给王爷时,尽管巡抚已经写了一封三千字的信讲尽了小促织的不同寻常,但王爷看了小促织与信之后,仍说了一句“My friend is mad.”(我这个朋友疯了。)[9]229这些补充侧面反映出人们对小促织的战斗力极为不信任甚至蔑视。通过编译,林语堂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里的成年人心思缜密,颇为复杂,不愿意相信一只看似渺小的促织能拥有那么大的能量。而吉弟却是全文唯一一个天真热情、富有童心的角色,因此他化为了那只小促织。即使面对所有人的不认可,他仍在自己的小小世界里不断斗争,最终帮助了父亲,甚至可以说是拯救了父亲。在这里,吉弟可以被视作一个英雄式的人物,这样的角色也经常出现在现代文学作品之中。正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碰撞塑造了他,也成就了他。
在故事接近尾声之时,蒲松龄写了一个近乎大团圆的结局:“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抚军亦厚赉成。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10]180这段话的大意为:县官一高兴,就免了成名的差役,又让成名中了秀才。过了一年多,他儿子的精神复原了,说自己变成了一只促织,善于搏斗。巡抚也重赏成名。不出几年,成名就拥有一百多顷田地,许多楼阁以及成百上千的牛羊。每次出门,比世代做官的人家风头更甚。在原文中,封赏直接给了父亲成名,吉弟之后才醒来;而译文中林语堂写道,“Later he became ahanlinand was able to support his parents in ease and comfort in their old age.”(后来吉弟做了翰林,能够轻松养活父母,让他们安度晚年。)[9]230此处的改写削弱了原文中成名平步青云后的洋洋自得,既没有与林语堂上文增译的展现成名清廉的片段相冲突,又将重点落于吉弟对父母的孝心之上,前后呼应。
同时,原文对于吉弟魂化促织又醒来后发生的事一笔带过,但林语堂在译文中却用大段笔墨描写了吉弟醒来后的场景以及他与父母的对话。例如,吉弟的母亲边擦眼泪边说:“My darling child, you are well again!”(我的宝贝儿子,你病好了!)[9]227又如被父亲问到是否得了全国冠军时,吉弟只答道“I only thought of you, father.”(我一心只想着您,父亲。)[9]229这种母慈子孝的氛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传递给我们的,相信外国读者在阅读译文时,也同样会有所动容。
原文最后一段蒲松龄批判了“官贪吏虐”的社会现象,抒发了对封建官僚制度的愤愤不平,他对《促织》的评价充斥着尖锐而深刻的讽刺。译文最后一段,林语堂也对整个故事做出了评价,写道:“成村长现在是一位自豪的祖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讲述儿子的故事,而且越讲越好。他总是以这样一句话作为结尾:‘尽孝有多种表现方式。做人要心地善良,天地之神灵会保佑那些孝顺父母的人。’”[9]230与原作者蒲松龄不同,林语堂考虑到西方读者,在译文中弱化了原文的讽刺意味,修改了故事的立意,使之更正面积极,用成名的话概括出他编译《促织》所要表达的中心思想——中国传统美德“孝”和传统道德观念“善有善报”——这也与他之前增译的情节相照应。当然,由于深知外国读者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够熟悉,除了增译之外,林语堂也删去了原文的一些情节,如吉弟母亲找来巫婆占卜吉凶的片段。
总之,林语堂对该小说的改写与翻译十分成功。鉴于现代短篇小说的特点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完全遵照原文翻译可能很难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因此林语堂选择了编译的方式。这种编译既是一种翻译,也是一种再创作。通过增译、减译等亦译亦写的方式,林语堂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中西方的文化壁垒,实现了翻译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碰撞与交融。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这种深沉持久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中华五千年的文明,这五千年的文明为我们带来了无数的文学典籍。尽管中华传统文明在西方人眼中古老神秘,极具吸引力,但真正了解这些经典的外国人却屈指可数。由此可见,只有在翻译中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结合,中国文学经典才能走近外国读者,真正在西方传播。正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碰撞,使西方先进的思想通过翻译作品传递至中国,同时也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走向了世界。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碰撞越激烈,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也就越密切。
林语堂不仅拥有文学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等多重身份,更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中国时报》社论这样评价林语堂,“林氏可能是近百年来受西方文化熏染极深而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与学人。其《吾国与吾民》及《生活的艺术》以各种文字的版本风行于世,若干浅识的西方人知有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后知有中国的灿烂文化。尤可贵者,其一生沉潜于英语英文,而绝不成为‘西化’的俘虏, 其重返中国文化的知识勇气及其接物处世的雍容谦和,皆不失为一典型的中国学者。”[11]这样的评价既肯定了林语堂对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所做出的贡献,也承认了他在中西融通中找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平衡。
林语堂曾经自述,“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12]虽然从小接触了大量西方的文化观念,但林语堂一直心系祖国。在其文学生涯中,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思维的结合。林语堂从不在译作中向西方读者强行灌输中国文化,而是意识到,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受阻的真正原因是当时的外国大众不了解真正的中国,他们对于不熟悉的东西有偏见是很正常的。因此,林语堂采用的是一种平等沟通与交流的方式,在这一基础上他的英文译作真正走进了外国读者的心中,从而最终达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目的。
潘文国提出,“典籍英译(乃至所有翻译)的一个重要原则:心里要有读者。”[13]在《传奇小说》的导言部分,林语堂就表明他挑选的这些小说具有普遍吸引力,这说明他也坚持这一原则。在翻译时,林语堂关注普通外国读者,同时兼顾现代小说的主旨。虽然林语堂英文译作的目标群体是外国大众,但在考虑读者的文化背景与理解能力的同时,他也重视传递原作中所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
在林语堂眼中,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值得西方借鉴的东西,而西方的现代文明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这使得林语堂在翻译中国传统文学作品时,使用一定的翻译策略,将西方的现代思想融入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之中,促成传统性与现代性之间的良性互动。传统性与现代性并非对立,它们会在文化交流中进一步交融,最终反过来影响文化交流,从而促进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
文明交流与互鉴在全球化趋势下备受瞩目。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作为文化交流中的关键一环,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文学典籍的外译,林语堂对《促织》这类小说的编译更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翻译与改写的过程中,林语堂充分考虑到了中西方文化的异同,既没有一味推崇中国传统文化,也没有过分沉溺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之中,而是在现代性与传统性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这不仅对中国文化的外传产生了不小的促进作用,也为当今的译者带来了启示。
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大众开始关注中国文学,传统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理应受到重视。在翻译经典文学作品时,译者更应该在尊重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基础上,思考西方读者的文化需求。在世界日益成为一个整体的今天,英文译作中传统性与现代性的交融仍在提醒着我们,需要进一步促进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唯有如此,翻译才能真正为世界文化的蓬勃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注释:
① 现有译本非常不忠实于原文,因此这里的引文均根据原英文进行了重译。例如,本句现有译文为:“所选各篇皆具有一般性,适合现代短篇小说之主旨。”[14]与原文“I have selected those which I believe have a most nearly universal appeal, and which answer more to the purpose of a modern story.”[9]XIII有一定的差别,因此这里进行了重译。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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