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即“易”——林语堂“入西述中”策略研究

卞建华，石 灿

(青岛大学外语学院，中国 青岛，266071)

翻译因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异”而生，又因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同”才得以进行。在多元文化共存的当下，翻译在中西人文交流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如何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用世界听得懂的声音，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智慧，是学界同仁共同关注的问题。林语堂是中西交流史上杰出的学者，其创作、翻译、批评、研究，多栖并行，建树颇丰。作为最早以英文向西方世界阐释中国古典文化的先行者之一，他秉承“中西融通”的文化观念，坚持“入西述中”策略，倡导在充分消化吸收双重语境中文化质素的基础上，以易于目标语接受者理解的方式重塑中国经典，兼顾中国文化异质性与异域传播，读者遍布全球各地，影响极为广泛，在国际上享有文化使者的美誉。黄忠廉指出，“林译功在千秋，他改变和丰富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迄今为止，任何译家对英语世界的影响都难以超越林语堂。”[1]乐黛云也评价说：“林语堂……创造了至今无人企及的中西方跨文化流通的实绩。”[2]林语堂作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典范”，其丰富的“入西述中”实践对于当下中国文化外译具有很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研究。

一、相关概念界定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唐代贾公彦曾云“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3]。贾公彦在一千多年前下的翻译定义既指出了“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又指出了转换的目的是“使相互理解”，达成有效地交流。可见，翻译即是“改变、转换”，也就是说，“变”是翻译的常态，不变，是翻译的例外情况。王一川在《中国经典的现代重构——林语堂“对外讲中”写作研究》序言中提出“对外讲中”和“入西讲中”两个概念。前者“意味着我们向外国居民讲述中国，传者着眼于向受者传达中国，重心在传者；入西讲中，突出的则是传者移居到受者中间，面对或贴近受者需要而讲述中国，重心在传者与受者的互动”[4]。鉴于林语堂在20世纪所做的工作，主要是面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读者，用英语陈述、叙说、述评、描述、论述、综述中国故事、中国智慧、中国文化，我们以上述两个概念为基础，采用“对西讲中”和“入西述中”两个概念，“对西讲中”主要是一种单向度的信息传递，侧重立足于中国语境向西方语境的自我描述，重在完成“一场叙述”。而“入西述中”指译者站在西方语境之下，传递来自另一种语境的信息。“移步”入“西方语境”，强调的是讲述者与接受者的双向互动，而不是单纯讲述者与接受者的单向“听”授。而正是采用了“入西述中”策略，“使林语堂的中国文化研究著译作品得以超越一般的‘对西讲中’水平而开掘出新的文化亲和力及历史深度。”[4]

二、基于中西融通的文本选择及译介策略

林语堂的中西融通文化观、“翻译即创作”译学观及其寻求“中西融通”的目的构成了其“入西述中”实践的基础。他在《谈中西文化》一文中指出，“处世哲学社会制度终归东西不同。……西方主动，东方主静；西方主取，东方主守；西方主格物致知之理，东方主安心立身之道；互相调和，未尝无用。”[5]的确，中西民族之间除了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历史传统不同之外，两者的审美心理、思维方式、阅读期待乃至部分大脑功能等都不尽相同。因此，林语堂在“入西述中”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读者导向或读者友好意识，从选材、创译到出版等各个环节，都精心策划，用心揣摩，并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有的放矢地译介。

林语堂在中国文化对外译介过程中，对文本的选择目的性明确、涉猎面广泛。梅中泉曾用“涉猎的非凡广度，阐释的非凡精度，开掘的非凡深度，行文的非凡自由度”[6]5-11来评价林语堂系列著译作品，并从学科、内容、文体、创作方法涉猎之广度探讨了林语堂文本特有的品格。林语堂治学文史哲三管齐下，总是以全球意识甚至超全球意识研究相关学科，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的，均力求全面透彻地了解，因此，其著译作品内容特别丰富，如《京华烟云》堪称现代中国之百科全书。林语堂涉猎过散文、评论、传记、小说、诗歌、戏剧、教科书、词典等各种体裁；其著作讲究精确、言之有据，深度挖掘、域外关照，其行文方式“言必己出，把圣贤和八股先生置之度外”[6]5-11，其行文方式的特有价值就在于“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其实，与林语堂同时代的国学大师大有人在，他们的论著也被译成了外文，却并没有像林氏作品那样引起广泛关注，究其原因，就在于林语堂的选材和译介方式正好契合当时西方社会人们的文化需求和接受心理。林语堂提倡“幽默”，主张“性灵”，提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说法。在诸多文学流派中，他对性灵派古典文学作品情有独钟，选择的题材多半是表达中国人旷怀达观、陶情潜兴的生活方式和浪漫高雅的东方情调的文本，崇尚中庸之道，致力于中国经典重构，即按照目标读者的阅读期待以及自己对原文的消化和理解，对中国文化加以重新编码和阐释，使其焕发出现代灵性。

三、林语堂的“入西述中”策略

林语堂摒弃机械的“忠实观”，秉承“译学无成规”“翻译即创作”的译学思想，在融化、吸收中国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导读整合、互文类比、阐释注释、萃取拓展、亦译亦写等策略，将中国智慧创造性地介绍到西方语境，表现出强烈的“读者意识”，这些“入西述中”策略完美地诠释了其“翻译即创作”的译学思想。

(一)导读整合

在著译作品中，译者用前言、引言或序言来引导读者的阅读是一种常见的方法。其功能通常是介绍内容、作者生平，或解释翻译的动机、版本的选择等。林语堂在其著译作品之前大多增加了前言、序言，对相关主题进行导读和介绍，并对其译介的典籍融汇于心，重新排列整合，以便为目标读者提供更加有利的解读语境。

例如：林语堂著译作品《老子的智慧》(TheWisdomofLaotse)一书于1948年由美国兰登书屋出版公司(Random House)出版[7]10。为帮助读者理解文章的主要部分，林语堂补充了一些材料，首先介绍了老子与孔子的区别，“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中崇敬老子的人比尊敬孔子的还要多。因为孔子的学说固然通达明理，但论思想深湛机妙则当属老子”[8]1-3旨在强调老子思想的浪漫性，道教思想正是当时西方浮躁社会的人们所需要的学说。他同时指出，庄子的思想可以用来解释老子的思想。林语堂写道，历代各家注解精芜驳杂，窃以为若以老子最伟大的信徒，道家最伟大的阐扬者——庄子的学说注释《道德经》，以他们思想之几乎同一以及时代的接近而言，这远当较韩非的《解老》《喻老》或他人的注释为接近老子原意，而道家之由最初被称为黄老之学转而被称为老庄之学，虽与庄文的雄奇跌宕，恣睢横虐有关，但主要恐怕还是两者思想的根本和观念的性质是相同的缘故[8]1-3。

接着，系统阐述了老子思想的产生背景和道家思想的具体内涵。然后，对老子思想进行了高度赞扬。最后，阐述了其翻译动机和特点。

林语堂将《道德经》原本的上下经八十一章分为七卷，即：道的性质、道的教训、道的摹描、力量的源泉、生活的准则、统治的理论及格言，借以帮助读者掌握每卷各章的主要观念。他指出，最初四十章阐述老子哲学的原则，其余各章则叙释其于人生各项问题之应用。在每一章老子语之下，分别系以庄子说，以庄解老，颇有层次。他评述《老子》的章句，只是和所有编辑一样，只限于指出其与经文的关系或其要点，而不表示自己的意见。林语堂以《庄子》的《天下篇》为绪论，目的是使读者知道老庄时代的学术背景，特别是庄子自己对老庄两位的哲学观念的描述[8]1-3。谈及翻译，林语堂说，在这本书里，他修订了其在1942年《中国和印度的智慧》中的一些译文，《庄子》的部分，有些是新的移译，所选译注释《道德经》的章句虽然都是片段，但相当代表庄子的文笔和思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引言中，林语堂介绍了读者在阅读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并建议了具体的阅读方法。林语堂对道家和儒家思想的系统而准确的理解、消化、总结、归纳、提炼与重述，反映了其对中西文化的深刻理解，为目标读者提供了准确的阅读指导，促进了文本与读者的交流。

此外，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苏东坡传》(The Gay Genius)等著译作品中均有精彩的前言进行主题导读，内容丰富多样，极具研究价值。

(二)互文类比

互文性是“语篇的一个基本特征，构成语篇分析的重要方面，指语篇生成过程中各种语料相互交叉的、复杂的、异质的特性。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联系，与之相关的其他文本就是互文(intertext)”[9]208。互文性分“宏观互文性和微观互文性，前者指一个文本的整体写作手法与另一个或多个文本具有相似或相关之处，是文本在宏观上与其他文本的联系。微观互文性是指一个文本的某些词句或某些段落的表达与另一个或几个文本相关”[9]208。而“互文翻译就是译者在翻译一部文学作品时广泛参照和利用相关互文资源，在借鉴其他文本的基础上力争产生精品译文”[10]11。类比是基于两种不同事物或道理间的类似，借助喻体的特征，通过联想来对本体加以修饰描摹的一种文学修辞手法。

在阅读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著译文本时，确实可以感受到同时期和不同时期的经典格言、文化负载词、历史典故和诗词曲赋的多重交织[11]。这种互文性特征在林语堂英文作品中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林语堂把一些相关文本或文本片段或隐或显地植入到自己的行文中，对圣哲思想的相互印证、解读和对比，如《老子的智慧》《孔子的智慧》中对庄子、孟子等人论著的借用；对前人译文的借鉴，尤其是典籍的翻译，如《孔子的智慧》中《中庸》部分，直接修改并借鉴了辜鸿铭的译文，在《老子的智慧》中，对亚瑟·威利(Arthur Waley)《道德经》以及对翟里斯(H.A. Giles)《庄子》译文的借用等；对相关研究资源的吸收和利用，主要集中在借鉴前人(如G.G. Jung等)对典籍的解读等[10]12。

在《老子的智慧》中，为了便于西方读者理解老子思想，林语堂常用西方读者熟知的西方思想来做类比[7]12。他还把老子和庄子与西方的著名人物进行类比。

例1 Laotse was like Whitman, with the large and generous humanity of Whitman; Chuangtse was like Thoreau, with the ruggedness and hardness and impatience of an individualist. To go back to the period of the Enlightenment, Laotse was like Rousseau in his harking back to nature; Chuangtse was like Voltaire in the sharpness if his sting[12]17.(若说老子像惠特曼，有最宽大博大慷慨的胸怀，那么，庄子就像梭罗，有个人主义粗鲁、无情、急躁的一面。再以启蒙时期的人物作比，老子像那顺应自然的卢梭，庄子却似精明狡猾的伏尔泰[13]183。)

《老子的智慧》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以庄释老”，即通过庄子思想来解释老子思想。林语堂重视老子与庄子的比较，增加了老子与庄子的时空对话。

例2 The fundamental basis of thinking and the character of ideas of the two philosophers were the same. But whileLaotse spoke in aphorisms, Chuangtse wrote long, discursive philosophical essays. While Laotse was all intuition, Chuangtse was all intellect. Laotse smiled; Chuangtse laughed. Laotse taught; Chuangtse scoffed. Laotse spoke to the heart; Chuangtse spoke to the mind[12]183.(一般来说，老庄思想的基础和性质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老子以箴言表达，庄子以散文描述；老子凭直觉感受，庄子靠聪慧领悟；老子微笑待人，庄子狂笑处世；老子教人，庄子嘲人；老子说给心听，庄子直指心灵[13]102-103。)

林语堂认为老子和庄子这两位哲学家有着相同的思想，但又有不少相异之处。这种比较研究是林氏独有的。他又说，“《论语》之美正如英国18世纪包绥艾(Boswell)所写的《约翰森传》(LifeofSamuelJohnson)一书之美妙动人一样。而与孔夫子在一起的那批人物，其弟子和朋友，也和约翰逊周围那些人物一样富有动人之美。……孔夫子与约翰逊的武断偏执之论，永远有动人的力量，因为这两位先哲把自己的见解都表现得那么确定无疑，那么坚定有力，其势堪称咄咄逼人。”[13]102-103林语堂把其弟子子路比作圣徒彼得，把子思与孟子比作使徒约翰，把荀子比作使徒雅格，而且着眼于共通的品格，把孔子和约翰逊这两位不同时空的人联系起来。

像这样的互文和类比现象在林语堂的著译作品中比比皆是，可见，林语堂译介中国文化、传播中国智慧、描述中国人物时，非常重视通过互文和类比的方法，为目标读者搭建恰当的认知空间，帮助读者在熟悉和陌生信息之间建立有效关联，降低读者理解陌生信息的难度，从而唤起读者的共情，提高信息传播效果。

(三)阐释注释

乔治·斯坦纳说，“理解即翻译”，“语言永远处在一个动态变化之中，而在语言的历时和共时现象中，解释或翻译活动始终如一地贯穿其中，即一切交际或交流都是通过解释或翻译来实现的。”[14]由于中西文化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阐释注释型策略成为中国文化对外译介过程中最常用的策略之一。阐释注释型“入西述中”策略，指的是“以具体的中国文化主题为脉络、以‘文内注解’‘文外加注’等解释性策略为手法，对所涉及的文化内容进行‘译介’或‘重写’”[15]。这种策略的使用主要因为原语读者和目标语读者存在语境视差，所以要补偿相关信息，旨在为目标语读者提供更有利的理解环境。由于中英双语存在着巨大差异，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正文中增加了许多脚注来解释正文的含义，据统计，大约有179个脚注，其中有97个脚注直接解释了中国哲学的特殊术语。

例如《老子的智慧》卷四“力量的源泉”第三十章[7]328-331：

原文

不用强

以道佐人主者，

不以兵强天下。

其事好还。

师之所处，荆棘生焉，

大军之后，

必有凶年。

善有果而已，

不敢以取强。

果而勿矜，

果而勿伐

果而勿骄，

果而不得已，

果而勿强。

物壮则老，

是谓不道，

不道早已。

译文

Warning against the Use of Force

He who by Tao proposes to help the ruler of men

Will oppose all conquest by force of arms.

Where armies are, thorns and brambles grow.

The raising of a great host

Is followed by a year of dearth.

Therefore, a good general affects his purpose and stops.

He dares not rely upon the strength of arms;

Effects his purpose and does not glory in it;

在如何认定间接征收的标准问题上，学界的主流观点有两种：一是目的标准，二是纯粹效果标准。东道国为保护文化遗产而作出的限制或剥夺外来投资者权益的行为是否能被认定构成间接征收，涉及如何正确适用上述标准，这对于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重要意义。

Effects his purpose and does not boast of it;

Effects his purpose and does not take pride in it;

Effects his purpose as a regrettable necessity;

Effects his purpose but does not love violence.

(For) things age after reaching their prime.

That (violence) would be against the Tao.

And he who is against the Tao perishes young.

林语堂用脚注说明，前六句诗行，借用了韦利(Arthur Waley)的英译，因为他译得不能再好,并详细解释了“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所表达的含义：The Chinese character for “military” is composed of two parts: “stop” and “arms”. Chinese pacifists interpret this as meaning disapproval of arms (“stop armament”), whereas it may just as well mean to “stop” the enemy by “force”. Etymologically, however, the word for “stop” is a picture of a footprint, so the whole is a picture of a “spear” over “footprints”.(中文的“武”字是由“止”和“戈”两部分构成的。主张和平主义的中国人即据以说这是反对武装的意思，其实“止”“戈”也可以说是以武力制止敌人的意思。不过从语源上来说，“止”只是脚印的象形，所以，整个来说“武”是“脚印”上的一根“矛”。)[7]328-331

可见，林语堂对老庄思想并非简单地、按照通常意义的翻译，对原文一译了之，而是对其加以理解、消化后，采用各种方式进行重述，这种重述不仅明畅可读，而且在注释中，对许多字词的英译以及原文的主要思想加以评论并结合中国语言文化加以阐释、阐发，易于读者理解和接受。

从林语堂的“入西述中”策略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按照原文字面翻译不能使目标读者理解原文内容时，林氏一般采取阐释注释型策略，以帮助目标读者理解译文内容。该策略的运用，源于其对原作的透彻理解，对目标读者阅读期待的深刻了解，对文本交际效果的热切期望。在目标导向翻译策略的统领下，在具体的操作中，林语堂翻译方法不拘一格，灵活多变，时而对原文的内容加以扩充，增加解释的文字，时而用解释性文字加以重述，将原文意义转译，时而增加脚注进一步解释说明，充分发挥了其作为译者、作者、语言学家和文化传播者的主观能动性，有效实施了“入西述中”活动。

(四)萃取拓展

萃取是“对原著的叙事品质和语言艺术、目的语诗学规范和预期读者审美进行综合判断后，在译前或译中甚至译后对原著文本的精选取舍”[16]。林语堂深知，中西文化之间隔膜很深，要想让西方读者对孔子学说感兴趣，必须先萃取中国文化思想中的相关核心概念，用各种方式的译介说明使其领悟到其含义，然后再进一步解读相关思想。

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专门萃取“仁”“礼”“君子”“小人”等儒家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在第五章“论语”和第六章“第一讲：论以六艺施教”分别专论，把孔子内容相关而相对零散的谈话集中在一起，使读者比较容易从整体上把握领会其内涵。林语堂在探讨这些核心概念的含义时，根据语境确定其含义，再用相应的英文进行阐释。

1.关于“仁”的翻译

例1 子曰：“仁之难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过易辞也。”(《礼记》第三十二)

Confucius said, “For a long time it has been difficult to see examples of true men. Everybody errs a little on the side of his weakness. Therefore it is easy to point out the shortcomingsof the true man.” (Liki, Chapter XXXII)

例2 子曰：“恭近礼，俭近仁，信近情。敬让以行此，虽有过，不其甚矣。”(《礼记》第三十二)

Confucius said, “Humanity is near to moral discipline (or li); simplicity of character is near to true manhood; and loyalty is near to sincerity of heart. If a man will carefully cultivate these things in his conduct, he may still err a little, but he won’t be far from the standard of true manhood. ” (Liki, Chapter XXXII)

在林语堂看来，“仁”代表着孔子的理想，意思是“仁德”，“仁者”指的正是“真正的人”“伟大的人”或“完全的人”。在很多情况下，仅仅把“仁”译为 “仁慈”(kindness或benevolence)或“仁慈的人”(a kind person or a benevolent person)是不够的，因此，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中有40余处均以“true man”来译“仁者”，以“true manhood”来译 “仁”，并在脚注中解释道“An actual example like this shows how inadequate it is to translate the Chinese wordjenas ‘kindness’ or ‘a kind person,’ or ‘a benevolent person’”[17]145。

2.关于“君子”和“小人”的翻译

林语堂在“论语”导言部分指出，“中国学者从未有人把《论语》再做一番校正功夫，或予以改编，以便使读者对其含义获得更精确的了解。”“除西方学者外，没有中国学者曾编过一本关于孔子对‘君子’一词的诸种解释的书。‘君子’这个概念极为重要，形成了描述‘君子’的诸项品质一个综合性的全貌。”[13]117-118因此，林语堂选取“论语”文字约四分之一，根据思想性质予以重编。为将“仁”解释得更清楚，他从《礼记》若干章选出十数节，作为补充。

例1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3]117-118

Confucius said, “The superior man understands what is right; the inferior man understand what will sell.”[17]147-148

例2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3]117-118

Confucius said, “The superior man is broad-minded toward all and not a partisan; the inferior man is a partisan, but not broad-minded toward all.”[17]147-148

例3 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13]117-118

Confucius said, “A gentleman blames himself, while common man blames others.”[17]117-118

例4 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13]117-118

Confucius said, “The superior man is always candid and at ease (with himself or others); the inferior man is always worried about something.”[17]147-148

在大多数情况下，林语堂将“君子”译为“superior man”，将“小人”译为“inferior man”。这种译法恰恰能体现出孔子本身的阶级观念及对人品修养高下的判别，非常妥帖。不过，若是指“个人修养”这一意义时译为“gentleman”，而与“君子”相对应的“小人”则译为“common man”。

(五)亦译亦写

亦译亦写是翻译原作全部、部分或主要内容并加以评论、阐释和拓展的方法，译写根据特定读者的要求，增加与原作相关的内容，除了阐发和评论外，还包括添加、补充和拓展性创作，加大了译作的信息量和创作的成分[18]152-153，是一种典型的混杂性或杂糅性翻译。译写中包含着“变换”“变形”和“置换”的混杂性，是“译”的“变形”和“变换”，是“译”和“写”的混杂。在译写中，译的部分是主体，是变译活动的立足点和基本框架，写是一种补充手段，没有译，译写就完全变成了创作。因此，就结构而言，“译”是源发点，“写”则是辐射点。换言之，译写文本是混杂文本，是“源发点”和“辐射点”的混合体。

亦译亦写型“入西述中”策略指的是林语堂在援引中国典籍来论证自己文化观点时，不完全依照“原本”进行“对译”，而是保留其中国文化底蕴的“边译边写”“兼写兼译”，是在翻译写作过程中对中国典籍进行过滤式重现。林语堂在论证自己文化观点时善于援引中国典籍，借助精心编制的文本输出中国文化主题和元素，满足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的好奇，同时发挥自己的写作才华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引起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他这种“亦译亦写”的风格无疑是基于对英语读者文化感知力的充分把握。

例如，在《生活的艺术》(TheImportanceofLiving)第九章第七节“食品和药物”(OnFoodandMedicine)[19]520-521，528-529中，林语堂主要阐述了中国人的食疗和养生之道，他说中国人对于食物，向来抱一种较为广泛的见解，所以对于食品和药物并不加以区别。凡是有益于身体者都是药物，也都是食物。他首先译介了孙思邈所说的话：An early medical writer, Sun Ssemiao(sixth century, A.D.)says:“A true doctor first finds out the cause of the disease, and having found that out, he tries to cure it first by food. When food fails, then he prescribes medicine.”(古代医学家孙思邈(第6世纪)说：“谓其医者先晓病源，知其所犯，先以食疗，不瘥，然后用药”)，然后又译介了元代太医院某大夫忽思慧于1330年写的中国第一部完整的饮食卫生和食疗专书《饮膳正要》，认食物为基本的养生法。该书序文原文如下：善摄生者，薄滋味，省思虑，节嗜欲，戒喜怒，惜元气，简言语，轻得失、破忧沮，除妄想，远好恶，收视听，勤内顾。不劳神，不劳形，神形既安，病患何由而致也？顾善养性也，先饥而食，食勿令饱，先渴而饮，饮勿令过。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盖饱中饥，饥中饱，饱则伤肺，饥则伤气，若食也，不得便卧，即生百病。

林语堂先把这段引文翻译为“He who would take good care of his health should be sparing in his tastes, banish his worries, temper his desire, restrain his emotions, take good care of his vital force, spare his words, regard lightly success and failures, ignore sorrows and difficulties, drive away foolish ambitions, avoid great likes and dislikes, calm his vision and his hearing, spirits and worry his soul?There fore he who would nourish his nature should eat only when he is hungry and not fill himself with food, and he should drink only when he is thirsty and not fill himself with too much drink. He should eat little and between long intervals, and not too much and too constantly. He should aim at being a little hungry when well-filled and being a little well-filed when hungry. Being well-filled hurts the lungs and being hungry hurts the flow of vital energy.”然后，他又加以评述道：“The cook book, like all Chinese cook books, therefore reads like a pharmacopoeia.”(所以这本烹调书，也和其他的中国烹调书一般，实等于一本药方书)。接着他又继续举例说，在上海的河南路走走，去看看卖中国药物的铺子，很难讲这些铺子里边究竟是药物多于食物，还是食物多于药物。如“桂皮和火腿，虎筋和海狗肾及海参、鹿茸和麻菇及蜜枣”、虎骨木瓜酒、生地炖童鸡、加了金鸡纳皮的冬菇甲鱼汤，这些都是有益于身体、富于滋养的，不过很难区分究竟是食物还是药物。通过这样引经据典、举例说明，加上林语堂的阐述，西方读者对于中国的食疗、食补及其与西方药物的区别能够有较为清晰的概念，易于理解、了然于胸。

四、结语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探讨了林语堂在“入西述中”过程中采取的灵活多变的策略，如导语整合、互文类比、阐释注释、萃取拓展和亦译亦写型策略等，这些策略是林语堂文化观、翻译观和文化译介目的在实践层面的体现。林语堂具有多维身份，他不仅是中西文化大使，而且是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家和编辑，因而其文化观、语言观、文学观、翻译观四位一体，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这就赋予了其更开阔的中西文化交流视野、更深刻的多元文化思想、更自由的“译者主体性”、更强烈的读者友好意识，也获得了更多目标读者的了解、理解、共鸣和接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起到了促进中西文化文明交流互鉴的作用。考察林氏的“入西述中”活动，我们并不讳言其在中国文化外译过程中的部分缺失，也会看到其历史局限性。不过，这是中西方文化由隔膜走向共融的过程中，必然要经过的一个阶段，我们在评价林语堂当时的译介目的和策略时，须尽力把其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探究其传播中国语言文化的目的、策略及得失，只有这样才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当下，面对世界全球化过程中的“逆全球化”声音，林语堂的“入西述中”实践启示我们：不应简单地我行我素、一厢情愿或自说自话地“走出去”，而是应瞄准西方受众及其特定文化需要，作出有针对性的清晰筹划，制定合理的措施，采取合适的具体策略，助力中国文化走进西方受众的心里[20]。

注释：

① 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苏格兰作家，著有《约翰逊传》和《科西嘉岛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