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发展历程及运营问题——以Y机构为例

鲁兴虎，侯 月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211106)

中国大陆地区的社会工作专业恢复重建始于1987年，呈现出显著的“教育先行”特点。从社会工作专业发展历程来看，高校社工专业教师既要履行服务信息沟通、专业人才培养以及专业理论指导等职责，还承担着为社会服务机构提供专业示范以及扩大社会工作的社会认知度与认同度，促进专业制度建设的使命[1]。为了达成社工专业教育和社工实践领域之间的联结和优化，高校教师领办社会工作机构成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一种选择。这既是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发展的一个现状，也是中国社会工作教育特有的现象。高校教师本是专业知识的传递者，在创办了社工机构之后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有更深入的理解，往往能推动当地社会工作的发展，可以发挥引领示范的作用。因此，高校教师领办的社工机构对教育的影响是巨大的，有助于推动内地社会工作的职业化、服务专业化。近年来，国内很多学者关注了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运营与发展问题，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还设立了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专业委员会并多次召开会议研讨这一问题。本研究就是在此背景下，以Y机构为例，对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发展与运营进行实证研究，期望为日后有志于开办社工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人士以及现有的机构运营者提供经验。

一、研究现状

(一)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出现的背景与原因

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是中国社会工作专业发展与制度改革两方面综合作用的产物，其中制度层面的因素影响力更大。在国外，社会工作专业是因特殊社会问题的出现自下而上、自然生成的；而中国社会工作从一开始就是在政府主导下发展起来的，是自上而下形成的[1]。进入21世纪，我国政府开始推行社会管理创新，从管理逐步转向治理。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机构通过提供服务参与社会治理，政府则通过购买社会服务为社工机构实施服务型治理提供条件[2]。本土化专业社工机构也因此大量诞生。

与此同时，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实践教学和就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国家相关政策的推动也促使高校教师开始创办社工机构。王思斌从制度层面对此进行了解析：一是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使国家对非营利组织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二是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促生大量民生问题，发展非营利组织是必然选择；三是教育系统出现了教师领办社会服务机构的有利变化[3]。另外，王思斌还认为高校教师创办社会工作机构的动机有七个方面，即获得实务经验、落实学生实习、提供社会服务、促进学生就业、留住专业毕业生、发展学科专业和探寻多元发展[4]。易松国创办了深圳首家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他认为高校教师创办社工机构的原因有三，分别是配合政府的社会工作试点、为了推动社会工作发展、作为教学平台和未来准备[5]。可见，社工教师主要基于行业发展、学科发展、学生实习与就业这三个层面的考虑去创办机构。

(二)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运营问题

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运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一般民办社工机构遇到的问题既有共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的一面。共性问题体现在专业社会认同度低、机构资金来源单一、行业相关制度建设欠缺等方面。从社会认可度来看，公众对社会工作专业与社工机构的认可度有待提高。部分地区的公众对社会工作认知有限，甚至存在认知偏差；而多数机构的服务提供者均以年轻人为主，服务能力需要时间沉淀，影响到公众对社工服务与社工机构的接纳[6]。从资金来源看，机构过度依赖政府资金，自身缺乏“造血”的能力，缺乏拓展筹资渠道的能力。因此，当政府成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购买方”时，机构的发展定然受到限制[7]。对政府资源过度依赖也容易带来另一后果，即政府拨款不及时，机构出现欠薪或无力开展服务的情况[8]。从制度层面看，社工机构的发展困境与制度构建困境互相影响。一方面，大部分省市对社工机构的发展缺乏强大的财力支撑和机制保证；另一方面，制度构建困境的产生是因为社工机构服务的独特性与差异性未明显呈现以及社会工作行业标准不够明晰[9]。

特殊问题主要表现在机构创办人高校教师身上。王思斌从学校教育制度和教师本身两个角度分析了高校教师创办社工机构交叠与错位的现象。他认为，之所以出现“叠错”现象和问题，是因为教师进入的社会服务实践领域和教学研究领域要求不一，从而造成了困顿[4]。而教师创办社工机构的贡献、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得不到学校考评体系的承认，使他们陷入跨域实践的困境[3]。

(三)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发展策略

易松国将中国不同地区的社会工作发展水平分为较发达地区、次发达地区以及欠发达地区三类，提出这三类地区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发展策略要“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机构而异”[10]。苏巧平提出了高校背景社工机构的运作策略：一是服务购买方与服务使用者的需求并重；二是直接服务与社会倡导并重；三是服务专业性和管理规范性并重；四是开展实务与进行研究并重[11]。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未来发展方向与创办教师的选择紧密相关。周玉萍认为最终高校教师要么逐渐退出机构，要么转向机构运营放弃科研[12]。易松国也认为高校教师创办社工机构应该有退出机制；理想的情况是在创办初期着力在内部培养机构的管理队伍，在机构步入正轨以后，教师逐渐退出机构的管理[5]。

二、研究案例状况及研究方法

Y机构成立于2014年，由一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教师联合相关专业多位教师共同发起、区级民政部门批准成立的一家综合性、专业性社会工作服务机构。2015年，该机构成为创办教师所在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实践基地。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Y机构实行“督导+专业社工+实习社工+志愿者”的服务队伍结构模式。至2021年，该机构拥有专职社工13人、兼职人员8人。其中有社工师证书者6人，有MSW学位者1人，MSW在读2人。自2014年起已承接40余项社会服务项目，服务范围主要包括困境青少年保护、社区社会工作、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社工培训、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主要的服务项目涉及青少年服务、社区治理服务、老年人服务、妇女家庭服务等。

本文通过半结构式访谈收集研究资料，访谈对象包括1名创办教师(F1)、1名中层管理者(F2)、2名一线社会工作者(F3、F4)，访谈内容主要涉及机构的成立缘起、组织架构、项目管理、资金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服务开展情况、未来发展方向等。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下文按照以上顺序，即F1、F2、F3、F4对提及的受访者进行匿名化处理。

三、Y机构的发展历程

(一)机构创立初始阶段(2014—2016)

在这一阶段，Y机构没有专职工作者，项目的运营、管理和开展主要依靠MSW学生。机构内各项制度还未成形，工作重心在于生存，更关注服务的开展，内部管理居于次要地位，处于初级运营状态。

1.机构创办缘起

中国的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社会的快速转型以及社会阶层的不断重组与分化，引发了结构性的社会矛盾，弱势群体利益受损，社会冲突事件频繁[13]。转型时期解决社会问题的现实需求极大地刺激了社会工作专业在这个阶段的发展，更是要求社会工作专业增强对社会冲突的意识，自觉承担起“冲突调解者”的使命角色[14]。社会工作的最初使命是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基本职能是向困难群体和有需要的人群提供专业化服务，通过服务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Y机构的创办教师便是怀着这样的信念，希望通过社会工作服务去改善困难群体的生存境况。

“在社区调研时，我们接触到了一些困境儿童，看到了他们面临的各种问题。正好跟那个区的妇联也有接触，了解到妇联、基层街道和社区在这方面有需求，于是我们就讨论合作，成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所以回过头来看，我们机构的创办，实际上还是因问题和需求而起，我们通过创办机构的方式，回应地方的需求，尝试解决一些社会问题。”(F1)

2.项目获取

社工机构主要依靠政府购买服务获取日常运营所需要的经费。高校教师作为社会工作研究专家掌握知识资本，专业性、公信力和社会声望使得他们更容易获得政府部门的信任和支持，这也促使Y机构在获取项目资源上具备天然的便利。

2014年，Y机构注册成立，机构的启动经费来自当地妇联，项目的服务对象是上文提到的某街道困境儿童群体，但经费只有几万元。随后的两年中，Y机构主要运作的社会服务项目都是与困境儿童群体相关的。由于第一年取得了较好的服务成效，到2015年，Y机构得到了项目落地街道的大力支持，项目经费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服务范围也有所扩大。到2016年下半年，依靠之前的项目积累，Y机构通过招投标获得了两个困境儿童保护领域的社会服务项目。

3.项目执行

Y机构在发展初期没有专职社工参与服务，但是创办教师所在学校有丰富的人力资源可供机构使用，在整合人力资源方面优势突出。

首先，创办教师自身就是优秀的专业人才。在机构缺乏专职人员，或者在机构工作人员遇到较为复杂的个案且不具备处理这方面问题的知识和能力时，创办教师都会作为一线社工亲自上阵。除此而外，教师作为管理者，负责把握机构的整体发展方向和项目的整体运作；作为督导者，在专业层面给予一线社工指导；作为资源链接者，向项目购买方争取条件和资源，使项目开展更加顺利。创办教师对服务的专业性要求也更高。

“我在社区探访的时候会把我们的一些想法和体验，传递给社区或社会组织……我们会告诉社区社工，社会服务应该怎么做？做了以后会有什么好处？结合社会治理，社工可以做什么？又可以给社会治理带来什么？我们主要想在工作中，推广这样一种专业性的理念。作为高校老师办的机构来说，我们不能只做活动，必须带有一定的社工专业理念在其中，这也是我们所说的一种‘差异化’，也是相较于其他社工机构来说一个重要的特色。”(F1)

其次，MSW学生作为一线社工或志愿者参与项目服务。虽然社工专业学生起初可能实践能力不足，但是他们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理论知识，具备一定的专业素质，在创办教师的带领和培养之下，成长进步空间很大。Y机构当前的副总干事在硕士研究生毕业时就直接到机构任职，最终成长为机构的得力干将。

“我们每年会有MSW学生参与机构的工作，包括定期的小组社工活动，针对特殊案主开展个案介入等。他们也以这个平台和项目为支撑，完成他们的专业实习和毕业论文。”(F1)

“我整个研究生期间全程参与了困境儿童项目……研三的时候，L老师邀请我留在机构协助他管理，将机构发展壮大，就顺理成章留下了。”(F2)

再者，社会工作专业的其他教师同事可提供技术支持。在初创阶段，Y机构没有专职人员，院系有三位教师参与过一线服务；他们同时作为督导，为机构内有需要的社工志愿者提供技术和心理支持；在机构遇到复杂问题时，也作为智囊团给予了策略性建议。

最后，学校的志愿者社团可为机构引入志愿者资源。一线社工在开展服务活动时，有时需要志愿者的协助，Y机构充分利用了学校不同类型的志愿者社团，招募他们参与到活动中。这些大学生志愿者素质较高，在进行志愿者管理时也更为方便。

“近几年暑假我们机构都会举办暑期夏令营，已经连续开展了4年，夏令营的志愿者主要来自我们理事长任教的大学。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都是素质很高的学生，很有主意，策划的活动内容多样化，我们看着很有意思，孩子们也都很喜欢。”(F4)

(二)成长发展阶段(2017—至今)

在这一阶段，Y机构开始招聘专职员工，逐步建立内部管理制度，重视项目管理、人员管理和资金管理，走向规范化运营。此时，Y机构所在城市愈加重视社会组织的培育，社工机构的注册数量、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的数量、项目经费都有快速增长的趋势。Y机构的生存压力加大。

1.机构竞争力的提升

机构竞争力的提升主要体现于项目设计及获取等方面。首先，在项目方案设计上，高校教师长期深耕于学术领域，撰写的项目书所具有的学理性和专业性更强，对项目的把握程度与文件响应程度更高。在通过参加投标以竞争项目资源的初期，Y机构的项目书主要由创办教师主笔，以增加成功竞标的概率。在拿下几个大项目之后，创办教师开始培养和训练机构内的其他社工撰写项目书，并让他们参与汇报。

“2016年底开始想规范化运营机构的时候，机构的竞争力还很弱。为了能中标，我亲自撰写项目申报书，亲自去汇报阐述项目。只要是我去投标现场参加陈述的，基本上这个项目就稳了。”(F1)

“项目书写起来并不难，我们刚开始学习的时候是把老师写的申报书当做模板，去模仿。框架好学，但不同项目的侧重点不一样，最难表达的是项目的核心理念，要尽力去满足购买方想要达到的效果。这种就得靠经验的积累，我一开始每次写完申报书，老师都会在核心部分帮我修改，会对着招标公告给我一条一条分析。”(F3)

其次，在投标的汇报环节，高校教师基于长期授课的经验，对项目的陈述、临场的把控会更加流畅自然。同时，Y机构的创办人作为高等院校社工专业教师，社会身份自带一定程度的影响力，高校平台也为机构提供了一种信用保障。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说，在这样一个评标体系里面，专家更愿意去降低招标以后项目执行不力的风险，所以高校背景为专家们提供了降低风险的背书。

2.专职社工专业能力的提升

高校教师在学校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学生，作为教育者，始终怀有培养人才的崇高理念。Y机构创办的初衷之一也是希望能够为社会工作行业添砖加瓦，培养出更多能够引领行业发展的人才。

“我们机构每个季度都有督导培训，有时候是L老师自己讲，有时候他请别的机构有经验的老师来讲。平时我们服务过程中遇到难题，L老师也会抽时间给我们分析以后遇到相似的情况应该怎么做……会训练我们自己做决定，学会独当一面……”(F3)

创办教师除了在理念上更加重视员工的培养，也拥有更多的资源可供培养人才。一方面，教师在创办社工机构的历程中，快速积累了自身的实务经验，对专业理论知识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便于对机构员工进行培训，还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机构的培训成本。另一方面，Y机构的创办教师加入了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高校教师社工机构专委会，经常与其他教师就行业、机构的发展问题进行讨论与交流，也带领过机构员工去其他发展较好的机构参观学习。

3.经费管理逐步优化

成长发展阶段的Y机构有专人管理资金使用，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购买项目经费。资金使用主要分成三部分：一是日常行政开支；二是人员工资；三是服务费用。行政开支主要指场地租金、机构督导费、办公用品、水电费、物业管理费等。目前Y机构实行项目制管理方式，机构内员工分布在不同项目点，主要是街道、社区及民政部门。由于项目点提供办公场所，机构无须再租赁办公场地，可以节省行政开支。

政府购买服务中，因为人员费用和服务费用是项目资金分配的两块主要组成部分，所以人员开支在社工机构的财务开支中占比很大。Y机构具备的项目执行人员的优势，社工学生、教师同事、校内志愿者社团对机构的支持，实际上降低了机构的用人成本。一方面，Y机构招募社工学生作为志愿者或兼职工作人员为服务对象提供直接服务，只要支付少量的劳务费。另一方面，每个项目的开支几乎都包含督导费、专家培训费，创办教师自身或其同事可以提供免费的督导服务，或者象征性地收一点劳务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节省了Y机构的人员开支，从而可以将有限的经费更多地用于服务对象。

此外，创办教师的科研经费可以作为机构运营资金的补充。Y机构的创办教师有横向课题与机构的项目交叉重叠，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课题项目的经费可以为机构运营提供补充。尽管科研经费所占比例较少，但在机构运营困难之时亦能起到“雪中送炭”的作用。

“刚开始没什么经费，我向学院申请了一间办公室用作机构的办公场地，后来经费慢慢多起来之后我才到外面租办公场所……我机构的很多日常办公用品的开销是从横向课题里出的，包括我现在机构里用来运营的资金许多都是我做的各种调查项目的劳务费。”(F1)

(三)未来转型阶段

Y机构未来如何转型，关键在于创办教师的选择。目前，Y机构正处于平稳发展时期，创办教师希望走“小而精”的路线，但机构抵抗风险的能力还不够强，因而创办教师仍然要花费很多精力在机构管理上，等待合适的接班人出现。Y机构的创办教师希望将来能扮演经营顾问的角色，只针对机构的管理进行指导、诊断等。当机构在具体运营中出现分歧或需要特定技术及知识的支撑时，教师进行介入，而不是直接做一线的工作。这种形式既可以节省教师的精力，又不会脱离实际，教师有更多时间进行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高校老师在机构里面扮演的比较理想的角色，应该是类似企业里‘高级顾问’，或者上市公司里‘独立董事’的角色，并不具体参与机构的经营和运作，也不用管理人员和费用，而是参与项目投标、督导和结项过程中涉及技术层面的内容。”(F1)

四、高校教师领办社工机构的运营问题

(一)政社关系平衡具有挑战性

随着近年来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体量的增大，民办社工机构的总量也在逐年上升，Y机构所在城市也出现了“僧多粥少”的局面。面对资源之困和服务项目竞争加剧，Y机构也不得不做出一些行动。

“在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得益于‘自上而下’地推动，政府是项目购买的主体，要想机构走得长远，与政府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是必然的……领导有事找到我，我都亲力亲为……摩擦也有，有时候他们会提一些不太合理的要求，我会想个法子去应对……不同的领导诉求也不一样，部门换新领导了，有些事情可能要重新来做。”(F1)

L教师的行动反应可以说是基于机构生存的角度，为了机构长远发展而采取的策略性措施，暗含了将机构放置于弱势地位的想法，以服务者的态度去维系和政府领导的关系[15]。

在与政府领导的接触过程中，创办教师采取的策略通常是迎合，尽力满足其需求，包括机构需要配合政府承办一些活动，增加他们的工作政绩、免费或者无偿为街道社区或有关领导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虽然机构适度地牺牲自我可以赢得政府的信任，但是如果有完善的政府购买体系和监管体系，所有相关方做到各司其职，这种自我牺牲应是可以降到最小甚至避免的。

(二)教师多重身份致角色冲突

高校教师要区分“教校”和“机构”双重场合、区分“老师”和“管理者”的双重核心身份，学生也要意识到从学生身份向员工身份的转变。在学校方面，高校教师扮演着教学者、研究者、学生实习与就业安排者的角色，有些教师还是学科负责人、学院的行政管理者。在机构方面，高校教师又扮演“成立机构的操办者，项目申请者，与资源占有者、服务使用者建立关系的责任人，机构法人和雇主，机构行政管理者，员工和服务评估者，各种非意料事件的责任人和处理者”[1]。教师若不能分清在不同场合之下所应扮演的角色，就会出现角色冲突和关系边界模糊的情况。

角色冲突分为角色间冲突和角色内冲突，发生在创办教师身上的主要是角色间冲突，有两方面的表现。第一，创办教师扮演的角色丛中的几个角色同时对其提出履行角色的要求，就会发生角色间冲突。比如高校教师作为学科负责人和机构项目申请者，在同一天既要应对学科评估的检查，又要出席一个重要项目的投标答辩；作为教学人员和机构行政管理者，在同一时间段既要上课又要处理机构的突发状况，结果只能选其一。若不能处理好多重角色冲突矛盾，高校教师可能出现精力耗竭的情况。第二，“学校教师”和“机构管理者”的身份同时对创办教师提出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角色行为要求，也会出现角色间冲突。“学校教师”要求其传道授业、为人师表，容许学生犯错，宽容有加，师生之间有一般情感性联系；哪怕是作为学科负责人或学院行政管理者，在学校的日常管理过程中对待其他教师也不会区分严格的上下级关系。而作为“机构管理者”，即使做民主型领导，以关心人为管理工作重点，内部也有明确的职级、层级区分，遵守制度规定，讲求明确分工，相互之间情感性联系较少。

发生在从学生转变为员工(不论是专职还是兼职)的个体身上的角色内冲突对高校教师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工作场合，作为管理者的高校教师可能既希望员工具有研究反思的能力，也希望其能够在专业服务或其他方面的工作能力有所提升。但在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初期阶段，服务的专业性都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要求一线社工具备研究能力对其而言挑战较大。创办教师对员工的这种矛盾的角色期望也会引发冲突。

(三)无法兼顾学校科研与机构管理

易松国曾指出，创办机构对于教师在身体健康、角色冲突、科研产出及职称评定等方面会带来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16]。Y机构的创办教师也面临这样的境况。一方面苦于时间精力不足。尽管发展社工机构也是重要的事业，但教师的本职工作仍然是教学和研究。既要监管机构运营，又要从事教学研究，分身乏术，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囿于高校的教育评价机制。教师将精力过多倾注在一线管理和服务上，导致其难以静下心来研究，科研进程几乎搁置，而“一旦教师放弃科研，又意味着其教育资源将受到影响”[17]。2017年，人社部出台《人社部关于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人社部规〔2017〕4号)，提出“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在兼职单位的工作业绩或者在职创办企业取得的成绩可以作为其职称评审、岗位竞聘、考核等的重要依据”[18]。也就是说，教师领办机构的实践是可以纳入教师评价体系之中的，而现实中高校依旧将论文发表作为社工教师考评最主要的成果，这最终影响到教师的职业生涯发展。

五、反思与讨论

领办社工机构的高校教师承担着理论研究、教育培养、发展实务三大任务，如何做好理论、教育和实务这三者之间的衔接，以达到相互促进的状态，是高校教师需要思考的事情。社会工作的理论、教育、实务三者是紧密相连的。理想情况下，高校教师创办社工机构，经过多年运营，在这一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作为研究学者，他们应当将实务经验转化成学术成果进行推广。同时，将研究成果及经验反哺到教育中，在课堂上及时向学生传递前沿知识、回应现实困境，让学生了解实际的服务情况，提供一线服务指引。这样也可以为实务界培养有胜任力的专业人员，减弱学生在实习时可能产生的理论与现实的脱节感。但纵观整个社会工作领域的生态环境，这三者之间还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从理论与实务的关系看，社会工作理论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提炼，理论知识来源于实践并指导实践；而实务可以拓宽理论的研究范围，也可以对理论进行修正。良性的发展状态下，二者是不断互构的。但从目前专业发展来看，我国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之间关系互动上还存在问题，理论的建构性和开放性不足以实现对实践的吸纳，实践的科学性和规范性也存在不足。高校教师的首要身份依然是研究者、学者，需要架起连接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桥梁，改善专业优势发挥不足的局面。

其次，从教育和实务的关系来看，教育培养的人才最终要服务于社会。当前，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毕业生一般对理论知识和专业方法的掌握比较强，虽强调技术能力的教学，但在实践效能上甚至还不如非社工专业的一般社区工作者，社工专业学生无法利用所学去解决现实问题，可能导致其对专业产生错误的认知，例如认为社会工作是“没用的”。因此，高校社工教师应该进一步加强在实务领域中的参与，给予学生能够发挥效用的专业指导。

再次，从理论和教育的关系来看，高校教师通过研究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从而提升教学水平，提升人才培养能力。但社会工作教育在今天面临着发展滞后、边缘和异化的困境[19]，也就是说，社会工作教育不足以回应社会工作实践的发展诉求。

以上这些问题都需要社会工作教育群体给予高度关注。尤其是领办了社工机构的高校教师实践经验更为丰富，应重视将这些宝贵的经验转化为知识引进课堂，比如介绍招投标程序、讲解政社关系、撰写评估报告等。有发展条件的高校还可以促进本校社会工作教育走一般专业教育和专精教育相结合的道路，将社会工作领域细分，结合当地政府重点推进项目或社会工作专业建设重点发力领域，带领学生将社会工作服务做精、做深。未来社会工作仍应走高校与实践共同推动的发展模式，否则理论与实务脱节的状态仍然会存在，社会工作教育还可能陷入被学术圈和实务界边缘化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