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明化”理论探索基层精神文明建设机制——以江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例

张 伟，雍 花，岳 洁

(1.南京工程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211167；2.南京工程学社会治理研究所，江苏 南京，211167；3.南京市江宁区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江苏 南京，211122)

2018年7月6日，中央深改组研究通过《关于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件要求“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牢牢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提升人民精神风貌”。在具体内容上，主要包括学习实践科学理论、宣传宣讲党的政策、培育践行主流价值、丰富活跃文化生活、持续深入移风易俗。2018年8月21日，***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不断提升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在全国多个县市试点之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开始在全国开展。本文所调查的南京市江宁区在2018年12月份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席制度，2019年1月初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动员大会， 江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揭牌，成为南京市的第一家。本文在调查分析这一案例的基础上，综述了中国近代以来多次精神文明建设事件的研究，应用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所提出的“文明化”理论，深入讨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机制与路径。

一、“文明”东渐背景下的历次精神文明建设

埃利亚斯简明扼要地区分了文明与文化两个概念，他认为“文明”是指一个过程，至少是指一个过程的结果，它所指的是始终在运动，始终在“前进”的东西[1]。“文化”指那些已经存在的人的产品。“文明”使各民族之间的差异有了某种程度的减少，因为它强调的是人类共同的东西；与之相反，“文化”强调的是民族差异和群体特性。文明(civilization)一词在19世纪中期开始在西方兴起与流行。依据civilization这一概念，西方建立起世界“文明阶梯”的社会发展图式，形成了“文明社会”“半文明社会”“野蛮社会”的分野。由此，“文明”的西风开始东渐传播，并从不同途径传入中国。1896年甲午战争之后，经梁启超等人在《时务报》上的大力推介，这一概念才真正为中国人所知晓并逐渐接受[2]。

近代以来中国先后多次在全社会推动以“文明”为核心的行动，比如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改革开放初期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文明礼貌活动。虽然这些行动的主导者、内容和方式有差异，但通过“自上而下”地传播某些“文明”理念、规范和行为却是相同的。

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由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主导的以系统的方式、自上而下地进行的社会改良行动，从1934年到1949年，历时15年。研究者认为，新生活运动是国民政府将“礼义廉耻”作为主要道德标准与行为准则，以提升民众日常规范、改善社会环境而倡导的，具有一定政治色彩和强制约束力为特征的重要社会运动[3]。对于运动的效果，总体评价认为，“这种以政府主导的推行系统对于新生活运动有利有弊，难以达到预设的社会动员效果。”[4]对于新生活运动效果有限的原因，研究者认为一方面是在运动的实施方法上，南京国民政府在新生活运动中用警察等强制性国家权力结合传统的德治话语来规训民众日常生活，但这一规训机制并不能纳入法治的框架，也未能为现代国家介入民众日常生活设定明确的道德和法律界限[5]；另一方面是因为在新生活运动的理论建构中，蒋介石将“外国”的“现代文明”视为反映中国“传统道德”的镜像，不可避免造成了该运动的内在缺陷，使之无法真正动员民众[6]。不过，也有研究者指出在一些具体层面，新生活运动还是采取了有效的传播方式，取得了一些成效。例如，新生活运动期间家庭卫生观念与知识的传播主体主要是具有西医背景的医师和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对于更新和变革时人的家庭卫生观念与知识有一定效果[7]。

“五讲四美三热爱”是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场影响深远的精神文明建设行动。这场精神文明建设行动取得了许多显著成效，全国组成50多万个青少年服务队和学雷锋小组在城乡开展“为您服务，助人为乐”活动，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称赞。研究者认为“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的本质是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对当前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能够提供有益借鉴[8]。还有的研究提出，这一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对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9]。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精神文明行动的基本过程、影响因素和效果，但由于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框架，通常只能就事论事，较少形成更具指导价值的规律性认识。为了系统分析和总结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载体的当代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机制与制约因素，本文将应用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的“文明化”或文明的进程理论提出改进和完善的思路。

二、“文明化”理论的基本观点与分析框架

埃利亚斯被称为20世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21世纪的社会学家，他的主要著作《文明的进程》曾经风靡西方世界，一时掀起埃利亚斯热。就其主要讨论的“文明化”理论而言，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文明的形成有其阶段，有方向，但却是没有计划的。埃利亚斯认为，从长期来看，文明的进程是有方向的，朝着人的情绪愈益得到控制、社会愈益整合的方向前进。不过，虽然每个人都有目标和计划，但文明演变的方向和过程却取决于个人目标和意图的相互交织。由此，文明进程有时是浪潮式的奔涌，有时却又是退潮；前进有之，后退有之，但总体却是摇摇摆摆向前挺进。这一文明进程观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启示是，需要有长期眼光，宏观把握时代的突出问题与发展潮流，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助推文明的进程。

第二，“相互依存网络的固有能动性”是推动文明的内在力量。埃利亚斯认为，日益密切的社会协作是接受文明行为的基础。这是因为，随着功能分工的日益复杂化，相互依存和相互作用的链条也会越来越长。这样的行动链条需要一种可靠的、可以调解的、可以监控的行为加以配合，否则链条就会运转不灵。“下层的本能规范，行为模式，其整个的仪态，随着其在整个分工网络中的职能的重要性不断增加，愈益接近其他集团的仪态，特别是愈益接近中产阶层的仪态，其部分的自我强制与禁忌不管是出自从其自身阶层‘跳出来’的渴望，还是出自对其先前所缺少的某种较高威望的追求，也可能是因为其对情绪联结与持久的远大眼光的社会依赖性还没有达到同时的上层那种必要抑或可能的程度。”[10]

第三，“文明化”的行为是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两种进程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文明的进程》的副标题是“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研究”。所谓“心理发生”是指包括举止表情、心理结构、情感表达等人类的个性结构的长期发展，人类行为方式的变化。而“社会发生”是指社会结构的长期发展，即社会在等级、阶级、阶层方面的差异、权力结构和社会制度结构的变化。埃利亚斯提出，心理发生和社会发生作为文明进程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10]。经过调控的、“文明化”的行为又会翻转过来促进社会的进一步分化或者说多元化，所以说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两种进程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

第四，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是文明成功传播的重要条件。埃利亚斯认为，人的行为举止，有文明与不文明，上层和下层之分。首先为行为调节新潮所感染的总是社会的上层，知识在以后他们雅致的行为方式才耗散于中层和下层。不过，这种扩散是有条件的。“文明标准每一次对另一阶层的传播浪潮都是与该阶层的社会力量的增长，与其生活水平和比其高的阶层的生活水平相接近，或至少与其生活水平朝此方向上提高联袂而行。为了培养和保持更为稳定的超我机制，以前需要，现在也需要相对高的生活水平和高度的安全感。”[10]

第五，个人需求与社会要求相协调一致是文明的“最佳均衡状态”。埃利亚斯将这种“最佳均衡状态”称之为“幸福”或“自由”。实现这一状态的条件是，在国际和国内的紧张关系解决和克服之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节限制于必要的禁律，以保持社会功能的高度多元化，很高的生活水平，保持工作的高效率[11]。

综合上述埃利亚斯关于“文明化”的主要论述，可以抽象表现为一个总体模型(见图1)。从这个模型中，我们可以提出“文明化”或精神文明建设成功的主要条件：(1)要顺应时代的文明进程提出文明建设的内容；(2)要发挥社会网络在文明化中的重要作用；(3)要重视基层群体在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同步变化；(4)要在提升基层群体收入水平的过程中实现文明化。

从这四个条件，我们可以明白，在20世纪30年代发动的新生活运动之所以成效甚微，主要是因为没有发动群众的网络关系，没有重视群众心理的自愿转变和持续提升群众的收入水平。相反，20世纪80年代的“五讲四美三热爱”精神文明建设运动之所以成效显著，就在于精准把握了当时人生观、价值观的突出问题，广泛发动了群众特别是青年人的参与，重视对群众心理上的引导。在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的背景下，全社会形成了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借鉴这些历史案例，我们应用这一模型框架和基本要求对江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的成效与有待改善的地方进行初步分析。

三、江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进展与初步成效

江宁区积极高效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区级层面建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街道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社区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在纵向管理上厘清了管理体制。区、街和社区都行动起来，开展各类活动5 000多场，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来，在江宁区营造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氛围。从总体来看，江宁文明实践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紧扣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重点围绕基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谁来做、做什么、怎样做等问题，以全区域为整体，以区、街道、村(社区)三级为单元，以志愿服务为基本形式，打通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运行机制、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的工作机制、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引导机制；整合人员队伍、资金资源、平台载体、项目活动，把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打造成兼具思想政治引领、传播党的声音、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培育文明风尚、提供惠民服务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宣传教育阵地。

具体而言，江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取得的成效主要包括以下多个方面：

(1)高效快速地打造了三级服务阵地和活动平台。江宁新时代文明实践总体来看行动非常迅速，从调研到部署，从文件发放到行动落实，非常迅速地完成了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整体统筹工作，区级依托融媒体中心建立了区级平台，各个街道建立了服务所，社区也建立了服务站。

(2)开展了“进村入户面对面、文明实践手拉手”活动。在此项活动中，坚持领导带头、全面覆盖、文明实践和志愿服务，通过志愿服务的社会化发展、项目化运作，实现文明志愿服务的常态化、制度化。把科学理论送上门，把党的政策送上门，把主流价值送上门，把文明生活方式送上门，把群众生产生活需求带回来，把群众困难诉求带回来，促进各项工作落实、促进群众满意提升。

(3)打造了四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实践品牌。江宁区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助推创新创业、培育新型农民、服务新江宁人、关爱弱势群体四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实践品牌。在推动创新创业方面简化审批环节、优化落户政策、强化创业孵化辅导，合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培育新型农民方面引导和培训返乡创业者、拆迁安置农民、经营大户等群体，提升发展理念、增强实用技能、投身乡村振兴；服务新江宁人方面打造审批最快、效率最高、服务最好办事流程，指定发放江宁生活指南，让新江宁人创业更省心、生活更舒心；在关爱弱势群体方面织密兜牢因病因灾返贫、老年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群体民生底线，使得江宁发展更有温度、幸福更有质感。

(4)调动了广大干部和部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以禄口街道为例，南京市江宁禄口街道坚持把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来抓，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不搞花架子”、不铺张浪费的原则，将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设在街道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在茅亭社区成为区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试点社区的基础上，明确城市型试点社区和农村型试点社区，初步建立了1个实践所、30个实践站、N个实践点的三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网络[12]。

(5)社会组织等文明实践力量初显效能。现在街道、社区和他们合作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的活动越来越多，未保、为老、志愿、专业、综合性的社会组织都参与到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新时代文明实践参与力量日益多元，激发并逐步调动了多方的力量。同时，各街道、村(社区)参照五大实践平台类别，依托基层干部、乡贤、社区骨干等人员，组建了相关志愿服务队。部分街道、村(社区)注重发挥公益组织、居民自治组织等社会力量，将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网格化等有机衔接，精准对接服务需求，推动社会志愿服务向常态化、平台化、专业化发展。

(6)初步营造了文明实践的服务氛围。服务场所悬挂江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街道层面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社区层面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标识标牌以及江宁区新时代文明实践LOGO都已经设计好并打造完成，在群众生活中营造了文明实践的氛围，走出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第一步。

在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过程中，江宁区也采取了许多有特色的做法。一是采取社会化的运作方式。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运营由管理责任主体负责，可以组织志愿者自我管理或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社会化运作方式，由有资质的社会组织承接运营，并签订协议书，鼓励各级职能部门和社会组织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点)开展各类志愿服务。二是采取讲、选、助、办、育、连多种方式。结合基层党员冬训、文化与文明讲坛、社科理论基层行、百村巡讲等活动采取群众点单与志愿者接单相结合方式，组织志愿者和群众讲文明；依托“1+N”精神文明建设推选活动，树立典型，表扬先进，营造“大爱江宁文明新城”的浓厚氛围；围绕七助项目，对社会弱势人群进行帮扶；结合农时、节庆，举办丰富的文化活动；对新江宁人加强培育和服务，让新江宁人感受到“来了就是江宁人”的博爱包容氛围；联动各个部门，协同推进，让文明实践无处不在。三是强化“互联网+”思维进行传播。依托区融媒体中心，强化“互联网+”，采用大数据分析，进行精准推送，以新媒体形式及时呈现文明实践的服务内容和效果。

四、江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人的行为举止，有文明与不文明、上层和下层之分。应用“文明化”的理论模型，我们发现，由于试点时间不长，在江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建设和运行上也表现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缺乏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思维和具有时代鲜明特色的话语体系。新时代文明实践是应对社会大发展时期新要求的战略行动，也是顺应时代文明浪潮的主动行为，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在有些领导干部看来，快速出成效很重要，因此，有些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就变成了硬件的比拼，因为硬件建设得好容易展现工作成效，大家都愿意在这方面花大力气。同时由于缺乏深度的理论研究和总结，对于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把握不够，在宣传活动中不够精准，缺乏本土的文明实践话语体系和接地气的实践口号的提炼和挖掘。

(2)社会网络在传播文明行为中的关键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是充分调动党员和群众参与的活动，在运行中写在文件上的部门、人员很多，但是真正能够投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的人员很少。在实施环节我们发现，基本还是政府部门在唱独角戏，群众没有动起来，“N”个队伍是否能够长效自主运转也是一大挑战。同时，在城市化进程中，人们居住也越来越集中，但是心与心的距离越来越远，群众参与各类活动的积极性越来越低。所以，文明实践最需要解决的就是发动、调动群众的问题。没有群众的参与就无法凝聚群众，群众没有凝聚起来就不好引导群众，没有对群众的引导就无法以文化人，最后难以实现成风化俗的转变。

(3)在运行过程中缺乏对群众心理需求的有效做法。群众的心理变化主要是通过日常的服务和活动空间来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是先有文明才有实践，单有硬件设施无法快速唤醒文明行为，还需要政府部门发挥带头作用，立足实际，切实关心群众需求，以居民所需建立街道层面品牌志愿服务项目，做好有温度有情感的宣传工作。每一名党员都是一面旗帜，要挖掘生活在此地的党员，他们对社区的情况较为了解，需充分调动他们的力量参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在空间建设上，有些实践站点并不是服务群众的场所，反而变成了展览馆、博物馆，大部分都是上墙的展示和高科技的设备，造成文明实践的符号化，没有居民的参与和融入，阵地变成文明实践自我展示的场所。

(4)提升群众收入水平的项目缺乏专业能力支撑。虽然江宁着力助推创新创业、培育新型农民、服务新江宁人、关爱弱势群体四个具有地域特色的实践品牌，这些实践品牌将推动群众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不过，就现在各社区的专业能力来看，缺乏真正将实践项目推动成功的条件。文明实践中心提出建立建好用好“需求库”、建好用好“项目库”，从操作层面来看，离开专业团队的运营，这是很难实现的。需求库需要对群众的需求通过科学的研究方法做详细调研梳理，真实反映居民的需求，这是我们所有项目的起点。项目库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设计、实施、监督、评估、宣传等一系列内容，需要按照项目的内容要求开展服务，才能达成项目的成效。没有专业团队，缺失项目管理思维，建立项目效果反馈机制也无从谈起，没有第三方评估，服务成效就很难提炼。

五、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策略

依据“文明化”理论的认识，我们认为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的建设上，不仅需要紧紧围绕基本原则和内容展开，还要发挥创造性思维，大胆地尝试和探索，还要发挥社会网络在文明化中的重要作用，这样才能够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服务模式，可以在宏观设计、中观管理、微观操作、项目运行四个方面逐步完善。

(一)在宏观设计层面，突出对新时代文明进程的鲜明定位

全面理解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战略部署，将文明实践工作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落细、落实，突出思想价值引领，实现整合资源配置、精准务实高效、志愿服务提升、常态持续长久；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与文明实践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实践中确保动员到位；用好党员各类服务平台，形成文明与党建双向提升的格局；扎实推进，提炼群众看得见、听得懂的实践口号。

(二)在中观管理层面，发挥社会网络的文明传播作用

“相互依存网络的固有能动性”是推动文明的内在力量，建议将与群众密切相关的政策讲清楚、讲明白，帮助群众了解政策、掌握政策、用好政策；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坚持开展移风易俗，组织开展好婆婆、好儿女、好邻里等家庭角色推选，培育“美丽江宁人”、道德模范等先进典型，激发群众参与活力，增强相互依存网络的固有能动性；增强群众的话语权、评判权，以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根本标准，看群众是真参与还是“被参与”、是真满意还是“被满意”，把群众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的知晓率、参与率、满意率作为检验试点成效的重要依据，不关起门来搞自我评价、自我认可。

(三)在微观操作层面，满足群众的内在心理需求

“文明化”的行为是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两种进程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重视基层群体在心理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同步变化，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需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发心中的榜样。志愿者要承担起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体责任，让文明实践有支撑、可持续，激发老百姓传统的道德情感，让群众去做群众工作，人人都当志愿者，从而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有长的内生动力。在此基础上，规范志愿者招募和管理，探索志愿服务项目社会化运作模式；建立和改进志愿者实体化激励与管理机制；培育志愿文化，促进社会认同[13]；建立接地气的文明实践站，从设计理念、内部软装、功能布局、活动桌椅、日常管理等方面都要接近群众，营造开放、共享、互助的服务氛围；做好实践阵地统一规划和设计。阵地活动的主体是居民，而不是政府部门，可以借鉴商业综合体的一些设计理念，居民怎么方便怎么设计，居民需要什么就设计什么，而且要及时调整。

(四)在项目运行层面，重视对群众创业与增收的落实

探索建立“社工+志愿者”等多种方式，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工作队伍。区级、街道选择专业运营团队，社区选择本地化的服务团队，建立政府部门之外的多方参与体系，政府部门偏重管理和方向的把握，运营团队负责实施，充分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建立分工明确，参与多元，办事高效的服务团队。对于资金需求量大或者专业性较强的服务项目，可采取志愿服务项目社会化运作。建议按照政府购买社会公共服务的思路，一方面，可以有计划地通过组织优秀志愿服务项目和服务组织评选活动，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项目和组织给予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政府可以根据实践需要设计志愿服务项目，面向志愿者组织进行项目发包，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或期限届满后，引入包括大众评估在内的第三方评估，根据综合评估的结果，提供资金支持。

另外，可以对有潜力成为品牌实践项目进行重点打造，在智力和资金方面给予支持，用1～2年时间逐步培育出有一定影响，行业标杆性的文明实践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