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母亲河”就是保护中华民族(下)—— 长江大保护的水文化随想

◎ 文 | 尉天骄 编辑 | 田宗伟

“母亲河”只是文学修辞吗？

我们的歌里唱到：“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家里盘着两条龙，是长江与黄河。”把长江和黄河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比喻之中包含的温热情感，人人都能体会到。然而，有时候真如哲人所说：熟知非真知。“母亲”这个称呼，叫起来那么亲切，但是不是真正唤起了儿女对妈妈的伦理情感呢？

细细体会，把河流称为“母亲”，文化内涵至少有几个方面：其一，河流如同“母亲”，是有生命的。《荀子》说过：“水（火）有气而无生。”意思是说，水（和火）虽然有气息，却没有生命。从水文化角度看来，这个观念需要深化和修正。《荀子》把水的流动看成“气息”，无疑是对的，认为水没有生命，却不符合事实。火会燃烧，但熄灭后归于沉寂，谈不上生命的长度。水（尤其是河流）却并非如此。从历时维度看，每一条河流都有历史演变的进程，最初的成形就好像新生儿呱呱落地，接纳众水、河道变迁就是生命的发育成长，润民田、利舟楫、惠泽万物就好比成人在承担起社会责任，这就是她的生命延伸。其二，“母亲河”既然有生命，这生命就可能是健康的，也可能是患病的。而现在，“长江病了，还病得不轻”，河流污染，水土流失，生态退化，湖泊萎缩……已经成为严峻的现实。其三，如果把人类视为河流的子女，那么应当承认，“母亲”总是比子女更早来到世界。长江生成的历史，学界各说不一，即使按照最小的数字，也已经流淌了300万年，而考古发现长江流域最早的古人类化石是200万年前的“巫山人”。人类没有出现之前，长江已经存在了数万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母体，赋予人类以生命，孕育了长江文明。其四，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但“母亲”并不是只有人类这一个“独生子女”，长江同时还是其他物种的母亲—植物、动物、微生物，甚至包括土壤，都需要“母亲河”的乳汁来哺育。不应当把长江理解为人类独享的资源。但是，人类处在生命链的最上端，对长江母亲的“乳汁”有着享用的优先权，如果攫取式地从长江取利，就会阻断“母亲”对其他物种的哺育和滋养，结果是原有的生态平衡被打破，最终也让人类生活得不那么美满幸福。据估计，目前长江的原有鱼类已有接近九成不见踪影。2018年6月2日，在央视《朗读者》的舞台上，78岁的刘仁俊教授讲述了他和长江女神“淇淇”的故事，让听者无限感慨。“淇淇”是一只可爱的中华白鱀豚，被誉为“长江女神”“水中大熊猫”。目前这一珍贵物种已被宣布“功能性灭绝”。我们都但愿这不是真的，祈望“淇淇”不是人类见到的最后一只中华白鱀豚，希望人类依然生活在自然和谐的生态环境之中。其五，关于“母亲河”，还有一点也不容忽视：她既然是主体，就意味着不是只供人类使用、消耗、开发、获利的客体对象，她自己也拥有不可忽视的生存权利，“母亲河”需要基本的水量和良好水质来涵养自身。

大江图 绘画/张诚

当然，河流“母亲”与人类社会的母亲也有区别：“母亲河”的生命比子女更为长久。孔子临水而感叹，“逝者如斯夫”，就是体会到了人的生命短暂而江河长流不息。从这个意义上看，长江“母亲”的生命长度不仅无可置疑地超过个体的人，还超过“代代无穷已”的整体人类。

“母亲河”，养育了我们几千年的“母亲河”，不能只叫在嘴上，更不能愧对她，而需要怀有感恩、崇拜、孝敬之心，全身心关爱她，呵护她！

生态问题的水文化理解

长江大保护的重点是生态环境的恢复。水对于生态的影响，是科技领域的课题，更是现实生活时时可见的事实，联系着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古人甚至认为水环境的巨大变化与国运兴衰连为一体，《国语·周语》就说：“伊洛竭而夏亡，（黄）河竭而商亡。”水文化研究，当然需要关注由水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洞庭岳阳 绘画/张诚

水文化是在人水关系中产生的文化。人水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概括地说，就是四个字——人水和谐。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说过一句经典名言：“水德含和，变通在我。”意即，水的基本品德是可以与人类友善共存的，而能不能与水和谐相处，关键看人类的作为。人水和谐的对立面是人水冲突，短暂的冲突可能较快归复和谐，但长期的持续性冲突，必然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伤害。在长江面前，人类最初是享用者加膜拜者的双重身份，后来，改造自然的力量增强了，就想着要成为征服者和获利者，并且想获得更多利益。目前，除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水多”（洪水）这一矛盾，今天更突出的是“水少”、“水脏”的难题。

回望历史，长江的人水冲突并非始自今日。中国是一个“治水社会”，关于河流开发，有过符合自然规律的经验总结。《汉书·沟洫志》记载，西汉末年贾让在治河三策中就提到：“上策”是开发水土资源不能破坏河流湖泊的自然状态，应当顺应自然，与之和谐相处。如果侵犯河湖，“民耕田之”，就会使洪水不得安息，造成水灾。但是，历史上总是有着私欲的贪婪，只看眼前利益而不计后果。一个典型现象是围水造田，与水争地，这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长时期。东晋之后，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土地稀缺，南方河流湖泊多，富家大族纷纷占据山林川泽，毁水域增田亩的现象比较普遍，从江浙一带开始，逐渐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后历代不绝，愈演愈烈。到南宋时，已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批评此类行为是贪小利而留远患。以“长江双肾”之一的洞庭湖为例，本来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湖面1.2万平方公里，号称“八百里洞庭”。但从明清以后，围湖造田使得湖中垸圩纵横，到1825年时，湖面缩小了一半，还有约6000（一说5600）平方公里。乾隆年间，即有人大声疾呼：“人与水争地为利，以致水与人争地为殃。”1934年，我国现代水利事业先驱李仪祉先生向国民政府提交报告，直陈围湖造田之弊，力主“废田为湖”，但这些意见未被采纳。到1949年时，洞庭湖水面缩小到约4300平方公里。此后的几十年间，围湖造田不减反增，再加上水土流失的淤塞，用水量增大，入湖水量减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洞庭湖水面只有约2700平方公里，比1949年时缩小了三分之一以上，蓄洪调节能力大为降低。有卫星遥感地图显示了湖面逐年缩小的状况，很直观，也很惊人。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雅士咏唱过！在爱情故事《柳毅传书》中，人们遇到过长江边的一位水神——洞庭龙君。湖中碧波环绕的君山，是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葬地，被李白描写为“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刘禹锡喻之为“白玉盘里一青螺”。那真是如诗如画的水环境啊！前几年的某个秋日，笔者游洞庭湖，访君山，君山周围湖水已经大面积干涸，不需乘船，汽车可以从岸边一直驶入岛上。路两边，荒草丛中，一艘艘破旧的船只匍匐在地面。秋风萧瑟，访古观景的游兴一时间散落一地。

毋庸置疑，长江开发带来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但忘记了对长江母亲保持必需的尊重和谦卑。如果说，古代治水是为了避免“水伤害人”，进入工业、后工业时代，人水冲突主要体现为“人伤害水”。开发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对河流的伤害，于是又不得不吞咽自己酿成的苦果。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就发出过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

“水是生态之基。”水环境退化、恶化了，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生态环境的连锁反应。生态环境不好，人们直接感受到的是物质生活的困难，身体健康的损伤，但同时也一定会给精神生活笼罩阴影。最简单的事实就是，水脏了，喝着不放心，难道看着就愉快吗？这种反应，不是“亚马逊森林里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在德克萨斯州引发一场风暴”那样神奇、玄妙的“蝴蝶效应”，它就是明明白白的影响，实实在在的效果。

试想，如果湖泊水面持续萎缩，那么，“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雄壮之美，只能感慨“此情可待成追忆”，还能出现在生活中和文艺作品里吗？

如果听任长江水质污染下去，蓝藻继续疯狂蔓延，“春水碧于天”“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美好意境，也许只能无奈地在心中怀想。“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的歌声，唤起的是欣悦还是感伤呢？

这样的逻辑关系，不复杂吧？

保护长江需要观念更新

保护长江是一项“合力而为”的社会工程，需要科学技术、财力投入、行政管理和法治措施，同时也是保护、传承和创造文化的过程，应当发挥文化的教化力量。早就有学者指出：“水既有自然属性，又有文化属性。然而，在水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人们往往更加关注水的自然属性，而忽视了它的文化属性。”长江大保护，更加需要融入新的文化意识。

如何平衡人与长江的关系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中华民族河流开发的实践长期受到“天人合一”及“人定胜天”两种思想的影响。人在缺乏能力时，往往是听天由命或祈天祭神；有能力，便战天斗地，改造山河。特别是在科技高度发达的背景下，人们在“改造自然”时过多强调了“让江河听从人安排”，人与水发生冲突，根子在于人对于人水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偏差。建设美丽长江，首先需要更新价值观，确立人对河流的正确态度——人类不能只关心自己在河流中获得的利益，而是要把人水和谐作为始终不变的价值标准，在整体利益上强调人与河流的统一性、和谐性，在生态意义上强调河流利益的基本性和优先性，主动善待河流，关爱长江。

江南春早 绘画/张诚

中国文化的传统智慧是“道法自然”。我们在与长江共处的过程中，已经逐渐懂得了要从自然的征服者转变为自然的自觉调节者，充分尊重河流的演变规律及其与生态系统的关系，重视河流在千万年流淌中形成的“无言的法则”和“沉默的智慧”，追求人与水、与生态的和谐相处。

我们追求“长江崛起”，其实，作为一条大河，她最好的状态是碧水长流，生机勃勃。天行健，河流也应当自强不息。

善待长江就是善待中华民族，保护“母亲河”也是保护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