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连南北，兴盛漕运——南京周边运河史话

文/王 凯 编辑/李颜岐

勾连南北，兴盛漕运
——南京周边运河史话

文/王 凯 编辑/李颜岐

江苏扬州，高邮湖与京杭大运河一堤之隔，大帆船让人联想到昔日的漕运。 摄影/谢光辉/CTPphoto/FOTOE

数百年来，以南京为中心的水运体系，同样是相应时期大运河的组成部分。作为六朝古都，南京因其政治中心地位而成为历代漕运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南京运河的兴建勾连南北，兴盛漕运，对今日南京的河道水系影响深远，更在区域政治经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江苏南京高淳县，固城湖大桥。胥河西起固城湖口，东至朱家桥，全长30.6公里。 摄影/阎建华/东方IC

南京作为三国、魏晋南北朝及明朝割据政权或统一政权的都城长达400余年，这期间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使之成为相应的漕运目的地之一，由此而兴起的运河兴建与运用，不仅对今天南京的河道水系影响深远，更在区域政治经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数百年来，以南京为中心的水运体系，同样是相应时期大运河的组成部分。受地形和山系走向的影响，南京周边运河一般呈东西向分布，西至安徽芜湖当涂，连接长江支流水阳江；东至镇江，与江南运河连通；再利用南北向的秦淮河，构成了东西向与长江平行，南北沟通太湖的十字状水路运输体系。

据《水经注》记载，南京运河的始建可以上溯至春秋时期，这一论断尚缺乏当时史料的佐证。而依据现代地质学、地理学的相关记载，我们可以为运河起源期提供大致的界定。同时，根据水道形成的时间顺序，对南京古代运河体系进行梳理，也可以为认知长江-太湖流域运河系统，分析其技术与历史价值提供新的视角。

胥河

胥河通过堰埭工程体系的建设，实现了分水岭的跨越，连通了长江支流水阳江和太湖两个流域。然而，运河筑坝利于水运，却阻碍了上游水阳江泄洪，不同历史时期筑坝还是拆坝，引发了上下游诸多的水利纠纷。不同时期的堰坝遗址，见证了胥河在江东运河中的地位，以及水利工程与利益各方冲突、协调的历史。

胥河又名胥溪、厉水、中江、中河，今称东坝。相传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伐楚，用伍子胥之计开凿成功，故而得名。约在9世纪，胥河形成了相应的工程体系。这条运河于今东坝一段“三五里颇高阜”处成功切岭，并连接上下游自然水道而成此河。1917年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在东坝实地考察后，于《扬子江下游地质篇》中指出：“中河乃人工开凿之河道”，“此河亦必属世界最古运河之一”。

胥河西起固城湖口，东至朱家桥，全长30.6公里。胥河通过堰埭工程体系的建设，实现了分水岭的跨越，连通了长江支流水阳江和太湖两个流域。北宋时，这条与长江、太湖和江南运河连通的水道成为了重要水路，年运输量达二百石。胥河筑坝使得太湖西部的洪水问题尖锐起来。东坝地处太湖防洪关键位置，筑坝利于水运，却阻碍了上游水阳江泄洪。因此，不同历史时期筑坝还是拆坝，引发了上下游诸多的水利纠纷。明清以来胥河水运、灌溉与防洪的冲突和协调中，坝的存废贯穿始终，留下不同时期堰坝遗址，见证了胥河在江东运河中的地位，以及水利工程与利益各方冲突、协调的历史。

鲁阳五堰是胥河上兴建最早的水利工程。南唐以后，海平面降低，长江来水减少，胥溪河道淤浅。唐末五代时期，不得不增筑堰水坝来维持航运，最著名的当属唐末时期修建的鲁阳五堰。唐昭宗景福二年（893年），杨行密在宣州被孙儒围困五月有余，其部下台濛在东坝至溧阳河口约48里的河段上，作鲁阳五堰（即银林堰、分水堰、苦李堰、何家堰和余家堰），改善了河水湍急状况，让船只得以挽拽越堰而过，“卒破孙儒”。鲁阳五堰建成后，层级蓄控水位，通过拦河坝集中高差，水运过程中，两坝之间平水过船，过坝时卸载，拖船过坝后，再装载。南唐末年（975年），因商贩运输木排过坝困难，哄骗官府废掉了五堰，使得太湖水患加重。北宋时，五堰得以重建，自此直至清末，五堰均由地方政府管理，不仅提供牛拖船，更设税关。据宋代水利学家单锷在《吴中水利书》里记载，宋代每堰“制牛于堰上，挽泄船筏。于固城湖之侧，又常设监官，置廨宇，以收往来之税。”

宋末元初，胥溪河河道年久失修，逐渐淤塞。明太祖朱元璋定鼎金陵，为使苏浙漕运由胥溪河经胭脂河入秦淮河，避开长江风险，下令疏浚胥溪河，并在原银林堰处建造石闸，既便利通航，又可节制水流，这一石闸被命名为广通镇坝。因其坝址在固城湖东，后称东坝，亦称上坝，为太湖和水阳江两个水系的分水坝。朝廷专门设有巡检司、税课司，负责石闸管理和对来往船只收税。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后，江浙漕运改由镇江渡江沿大运河北上，胥溪河运道逐渐荒疏。永乐元年（1403年），遂改石闸为土坝。

南京周边区域运河与自然河流的沟通。 绘制/王凯

到了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沿坝居民又在坝东10公里处原分水堰址增筑一坝，名为下坝；而东坝则为上坝，合称东坝之上、下坝。下坝的兴建，也为东坝起了升水护坝的作用。至此，胥溪河被截为三段：固城湖口到东坝为上河，东坝至下坝为中河，下坝至朱家桥为下河。

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水阳江发生特大洪水，固城湖水位高达13.26米（解放以来，固城湖最高水位是1999年的13.07米），高淳、溧水、宣州、当涂诸县大批圩田沉没。宣州众多圩民于五月初十鸣鼓乘舟来到东坝，拆坝放水。洪流奔腾东泄，上游各处水患得以缓解。而道光三十年（1850年）十一月，又将土坝改为石坝。清咸丰元年（1851年），重建下坝为石坝，坝中安置了两个相同的铁质“爬虾虫”，以示镇坝。由于胥溪河上有坝，影响了水上运输。为建芜申运河，1986年，国家批准兴建下坝船闸，1991年6月正式投入运行。

在胥溪河上造坝，坝就成了太湖流域与水阳江流域的分水坝，水阳江大水时，必须建坝以保太湖平原安全；坝下游太湖流域溧阳、宜兴一带干旱时，又要拆坝放水支援下游抗旱。一千多年来，上下游百姓一直为拆坝或是建坝而困扰。1958年6月，太湖湖西高地旱情严重。镇江专署根据水利部1954年批准的《太湖规划》中“同意将东坝改造为节制闸”的精神，提出开通东坝引上游水济湖西地区抗旱的措施，经江苏省抗旱会议研究决定予以实施。溧阳、高淳两县组织民工8000余人，于7月7日动工拆坝，7月31日开通放水。1958年10月，胥河上动工兴建茅东闸，1960年8月竣工。1963年冬动工开挖茅东引水河，1964年春竣工，供下游县境及邻县40万亩良田灌溉。为了保证下坝的安全，在拆除东坝后，又在原东坝坝址处下游3.6公里处兴建了封口坝，以截断胥溪河。工程于1959年4月开工，汛前完成。该坝在下坝船闸建成后，连同下坝一起被拆除。

清代徐杨《姑苏繁华图》中描写的宋代漕粮运输繁忙景象。 摄影/文化传播/FOTOE

兴建茅东闸并开通茅东引水河后，解决了东坝下游的灌溉问题。1991年兴建下坝船闸，既解决了水阳江与太湖之间的水上运输问题，又解决了下游的防洪问题。至此，从唐末时建“鲁阳五堰”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拆除下坝的一千多年时间里，胥溪河上拆坝建坝那循环往复的历史不复存在了。清朝诗人胡杨祖留下了《胥河怀古》：“秋光天际碧天虚，袅袅风情一棹徐。空余寒浦流胥岸，无复荒城忆阖闾。”这是胥河永久凝固的历史。

破岗渎

运河的开凿可以说是东吴时期南京成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必然选择。破岗渎是公元4世纪时东吴都城建业与东南诸郡沟通的重要水路，对维系孙吴政权的粮食供给，支持统一霸业战争发挥过重要作用。

破岗渎位于今句容市春城镇的小溪村至南塘庄，西端在今南京市江宁区与秦淮河连接，东端在今镇江丹徒与江南运河连通。破岗渎是公元4世纪时东吴都城建业与东南诸郡沟通的重要水路，对维系孙吴政权的粮食供给，支持统一霸业战争发挥过重要作用。

运河的开凿可以说是东吴时期南京成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必然选择。古代都城选址大多注重山川险峻、易守难攻、交通便利的地理条件，并有经济等方面的考虑。从地理条件来看，金陵有着“龙盘虎踞”的地理优势。秦淮河与太湖的分水岭分东、南、西三面屏障金陵，大江横其北为“天堑”，秦淮河绕其南，提供舟楫之便。从经济基础来看，金陵地处长江下游，位于长江三角洲的顶端，它的后方是具备极大发展潜力的太湖平原、水阳江和青弋江圩区，拥有发展农业生产的优越自然条件。从政治方面看，崛起于东南地区的孙吴政权，主要得利于吴（今江苏苏州）和越（今浙江绍兴）士族的支持，建都于此亦是必然。东吴建国于此，只要于秦淮河向东开挖一条运河，便形成了与长江、太湖之间东南西北的水路连通，建康的区域政治中心地位自然确立。念及破岗渎的这段历史，可谓是：孙吴金陵来建都，校尉陈勋凿岗渎。全线构筑十四埭，沟通秦淮与太湖。

苏州木渎古镇。木渎，别名渎川，胥江，雅称香溪。据《江苏交通史话》记载，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初，吴王阖闾命伍子胥督役开凿胥溪。苏州胥门和胥口之间的胥江，就是古胥溪的起始段，伍子胥就是在这里开挖了胥河。 摄影/孙同超/FOTOE

《建康实录》卷二记载：“赤乌八年使校尉陈勋作屯田，发屯兵三万，凿句容中道至云阳西城，以通关、会船舰，号破岗渎，通会市作邸阁，仍于方山南截淮立埭，号曰方山埭。今在县东南七十里。”孙吴政权先于赤乌二年（239年）筑赤山塘；三年，使左台御史郗俭监筑建康城内运渎，自秦淮抵仓城；四年凿青溪、开潮沟；五年遣校尉陈勋于方山南，截淮立埭。八年作屯田，发屯田兵三万开凿破岗渎，沟通秦淮河与徒阳运河。破岗渎自淤乡（今被句容市二圣桥水库淹没）向东经小溪、何庄庙、毕墟、鼍龙庙、城盖、吕坊寺、南塘庄下接宝堰河，长三十多里，鼍龙庙至城盖地势最高为切岭段，东西各设七埭，东七埭入宝堰通济河，西七埭经赤山湖下接秦淮河。漕运船只走这条梯级水运航道，比起由太湖经徒阳运河、京口入江至建业，航程缩短且安全不少。正因如此，吴以后的晋朝及南朝宋、齐、陈无不全力经营破岗渎，这条运河也成为两晋及南朝最为繁忙的水路。

破岗渎穿越茅山丘陵，中间为高岗地带，东西两头地势低下，因此在运河沿线修筑了十四座埭，其中下七埭在今江宁界，形成梯级航道，使船只能越岭航行，其中方山埭位于方山西南，是破岗渎的西部起点，也是十四埭中最大的一个埭。水道之上，帝王巡游，王公谒陵，商旅贸易，十分兴盛。东晋永初三年（422年），时年38岁的谢灵运被贬离京师建康，任永嘉（今温州）太守。是年夏历7月，赴任时，邻里乡亲一直把他送到方山，谢灵运写下一首不朽的诗篇《邻里相送至方山》：“祗役出皇邑，相期憩瓯越。解缆及流潮，怀旧不能发。析析就衰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为盈，遇物难可歇。积疴谢生虑，寡欲罕所阙。资此永幽栖，岂伊年岁别。各勉日新志，音尘慰寂蔑。”字里行间，于运笔疏淡处透露出依依惜别之情和郁郁不得志的悲观情绪。

据《金陵记》记载，南朝梁都之时，建康已有居民二十八万户，人口过百万，所需粮食大都经破岗渎运进，这一时期正是破岗渎的全盛时期。为适应水运的需要，沿河兴建了大批仓储、驿站、粮库、官邸。据《赤山湖志》记载，当年的“句容乡（今春城一带）六朝时出迹甚多，境内的小其（溪）诸村为破岗渎古道，今之纪盖、陈盖（城盖）即当时邸阁之遗址”。破岗渎经过的何庄庙，当年即桃花馆，春季两岸桃花争妍，南与茅山相望，一山一水，别有风光。南朝宋武帝刘裕在南京受禅登基，全家从京口经破岗渎迁往南京，十三岁的皇太子刘义符，经破岗渎之旅，印象极深，对船只过埭着了迷。永初三年（422年）刘裕病逝，刘义符登帝位，在皇宫华林苑大兴土木，开沟浆土，堆土成埭，筑成皇宫内院中的“破岗渎”，曳船过埭，寻欢作乐，成为趣谈。元嘉二十六年（449年），宋文帝刘义隆到丹阳祭祖谒陵，经破岗渎返回京都，乘坐龙舟，百里路程，畅游五日，观破岗渎运河景观。

魏晋南北朝时破岗渎作为长江中下游的重要运河，成为各割据政权必须控制的关键水道。在政权频繁更替的战乱时期，所有企图据有建业的武装力量都把控制破岗渎水运视为决定战事胜负的重要举措，水路的争夺相当激烈。这里发生过“苏峻反晋”、“刘骏伐劭”、“刘休若平乱”、“王敬则伐齐”等多次战事，或决埭放水，阻军前进；或切断水路，焚烧粮仓，断粮断援。据晋书《毛宝传》记载，东晋咸和三年（328年）苏峻起兵反晋，攻占京城，俘晋咸帝囚于石头城。晋刺史陶侃、温峤等联合举兵攻打苏峻于建康。陶侃遣晋将毛宝率军东出焚烧苏峻囤积在破岗渎的存粮，牢牢控制破岗渎，终因城内粮食匮乏，外无援兵，军心大乱，苏峻战死，苏逸大败，晋咸帝获救。

胭脂河及天生桥，江苏南京溧水天生桥风景区。摄影/刘建华/FOTOE

梁天监年间（502～519年），为避太子萧纲讳，改破岗渎为“破墩渎”，随后废破岗渎，在破岗渎南边另凿上容渎，其线路与之平行。上容渎在今华阳镇东北的下甸村五道坝过岗，顶上分流。向东南三十里，设十六埭入延陵界；向西南二十五里，设五埭注句容河入江宁秦淮河。陈永定年间（557～559年）因上容渎淤塞严重，又将其废掉，复修破岗渎。隋平陈后，南北统一，开皇年间（581～600年），迁都西安，政治中心北移。古运河的航运功能废弛，逐渐衰落湮废。

胭脂河

洪武二十六年八月，朱元璋决定开凿胭脂河，特命崇山候李新负责开河事宜。胭脂河可使苏南、浙北的粮草避开长江风险安全运到南京，朱元璋亲命一位侯爵大臣督办此事，可见此运河对明王朝的漕运是十分重要的。

大明王朝定鼎南京后，第一次作为中国大一统王朝首都的南京城市人口急剧增加。尽管南京四郊多为鱼米之乡，但仍不能满足城市人口的消费，需要不断从外地调集粮食物资运来南京；作为首都，朝廷的大量军粮奉米，也需运来南京。明朝开国有两条主要的漕运路线：一是从江南各粮仓出发，沿大运河北上至京口，入长江，再逆江运至南京；二是由杭州湾入海北上，由吴淞口入长江，再逆江运至南京。这两条漕运路线虽能解决运粮需求，但均需绕道费时费力，且漕运船只入江、入海，航行的安全难以保证。事实上，在明朝建立的最初二十多年间，漕运船队因风浪沉没或被海盗抢劫的事故时有发生。因此，开辟更为安全、可靠、便捷的内河漕运路线，成了关系到大明朝王祚基业的一件大事。而南京城南百里处的溧水县城西一带是石臼湖水系与秦淮河水系的一个分水岭，只要在这里开凿一条运河，将秦淮河与石臼湖两个水系沟通，江南的漕粮就可先通过江南密集的水网统统进入太湖，然后经春秋时期伍子胥开凿的沟通太湖与石臼湖的胥河，进入石臼湖，再进入秦淮河，最后运抵南京。

洪武二十六年八月，朱元璋决定开凿胭脂河，据《明太祖实录》记载：“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八月丙戌，命崇山侯李新，往溧水县督视有司开胭脂河”，开凿的原因就是“两浙赋税漕运京师、岁费浩繁。一自浙河至丹阳，舍舟登陆，转输劳苦；一自大江溯流而上，风涛之险，覆溺者多。我颇怜悯。今欲自畿甸疏凿通河，以通于浙，俾转输者不劳，商旅者获便。”朱元璋亲命一位侯爵大臣督办此事，可见此运河对明王朝的漕运是十分重要的。

江苏南京夫子庙雪景。 摄影/常鸣/FOTOE

胭脂河位于溧水县境西部，流经今洪蓝、在城两镇，跨秦淮河及石臼湖两个流域。河道北起一干河的沙河口，向南至石臼湖，全长15.3公里。河的中部为切开石臼湖与秦淮河的分水岭——胭脂岗切岭，南北两端逐渐进入圩区。胭脂河工程需要在一条长约5公里、高25～30米的胭脂石岗上开凿，在爆破技术不发达的古代，工程的难度可想而知。李新采取了“烧蔴炼石，破块成河”的办法，这在缺乏爆破技术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个好办法。据《溧水县志》记载，工程建造中，开山时先用铁钎在岩石上凿缝，将麻嵌入石缝中，浇以桐油，点火焚烧，待岩石烧红，泼上冷水，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使其开裂，然后将石块撬开，搬运出去。“焚石凿河”使得山岗岩石夹杂着紫红，犹如妇女用的胭脂，胭脂河之名便由此而来。其实，这是由于岩石中含有的铁质被氧化的结果。

根据《明史》所载，洪武二十六年九月，李新受命凿河，第二年河成。“西达大江，东通两浙，以济漕运，民甚便之。”在劳力安排上，据有关史料记载，动员了六郡民工数万人“穷日夜凿之”，“役而死者万人”，虽确实人数已难稽考，亦可想见当年工程规模之大和工期之紧迫。在近代浚复河道时，近岸不远的堆土区，还散布有当年切岭时运上来的巨大石块，重的竟达数十吨。在没有起重机械的条件下，巨石的搬运全凭服役民工协力拖曳而出，可以说，整个工程皆由六郡广大工役的血汗凝成。更有老者相传，在天生桥东北冈阜之下有“万人坑”遗址。今时今日来回顾这段历史，不免无限感慨。

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帝都迁往北京，此后，江浙漕船复由京口渡江北运，胭脂河随之失去其作为航道的重要作用，逐渐湮塞。《明史·河渠志》记载：“正统五年（1440年），胭脂河者，溧水入秦淮道也。苏、松船皆由以达，沙石壅塞，因并浚之。”此时距明初开凿此河仅四十七年，河道已间有淤浅。万历二十五年（1587年）夏，由于大水，胭脂岗崩裂数百尺，河道被填塞不通。到清嘉庆年间，“胭脂河运废，而水未尽涸”（见《江宁府志》）。光绪八年《县志》称：“胭脂河……地踞高阜，淤塞已久，今河道断绝。”据此推断，胭脂河淤塞断流当在明末清初。

17世纪胭脂河维修中断，300多年后，直到1966年才由政府主导开始重新整治，并于同年更名为“天生桥河”。天生桥河建套闸（上下闸），按六级航道标准建造，1972年完成。天生桥河建闸后，在引水抗旱、分泄洪水、开展航运和引清水入南京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开凿胭脂河时，由于工程建造者的匠心独具，巧妙地将两处石质最硬、地势最高的地方留下来作为桥，将巨石下方凿开石孔以通舟楫，著名的天生桥由此而来。据《溧水县志》记载：“以巨石面留为桥，中凿石孔十余丈，以通舟楫，桥因势而成，故名天生。”天生桥长34米，宽9米，厚8.9米，桥高35米，在以后的几百年里，这里成为溧水县向西的唯一陆路通道。当年开河其实留下了一南一北两座“天生桥”，一座是现在的天生桥，另一座在今天生桥闸闸址处。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开河过程中两岸交通不受影响，另一方面减少了一定量的石方工程，同时又节约了开河后建桥的资金，可谓一举三得。嘉靖七年（1528年）春，“天生桥南桥忽崩摧，盖岁受风雨剥蚀，抑轮蹄蹂躏之久且众也”（嘉靖《高淳志》）。巨大的岩石桥面崩落河中，使河道淤阻更加严重。

如今为了保护文物，桥上铺设了木地板，要看到天生桥的全貌，只有到其上游或下游的岸边，或者乘船才能看清楚。我们应好好地保护它，让子孙后代不仅能看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能看到我们祖先的精工杰作。

结语

南京作为六朝古都，曾经处于国家或区域的政治中心，作为漕运目的地的时间长达600多年。历史上的南京运河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构成，见证了三国两晋南北朝及明朝的兴衰，今天运河或者堙废，或者经过重建被赋予了新的水利功能。这些古代水利工程不仅值得我们研究，更应该得到尊重。保护好这些文化遗产，是当代水利工作者应尽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