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为命运买单

文/时香丽 编辑/任 红

谁为命运买单

文/时香丽 编辑/任 红

周末懒散地在家中晃悠，有意无意间来到了书柜跟前。说是书柜，其实根本没有几本书。前几年搬家时除留下几本自己认为以后也许还会再看的书以外，其余该扔的不该扔的全都扔了，这两年连书店都少去。不多的几本书歪歪斜斜地散乱相依着，显得落寞而可怜。随手在书柜上翻找，竟然发现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瞿秋白随想录——坦荡人生》，书名当然是后来的编纂者加上去的。当初那么多装帧富丽的所谓名著都毫不迟疑地扔掉了，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目的留下了这样一本不起眼的书？百思不得其解。然而就在我的随手一翻间，我的思绪就被它牵绊住了，想必当初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改变了它被扔掉的命运吧。

以瞿秋白的志趣和才华，他本应该成为一个卓有成就的文学家或翻译家，然而他最终留给世人的身份却是一位“不彻底”的革命者。

魏景山作品——《瞿秋白》。 摄影/沈井韦/CFP

如果他不留下近两万字的《多余的话》，谁又能否认他革命的自觉性和纯粹性？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就应该是一个完美高大的革命烈士形象了。但就在他生命快要走到终点的时候，他却要“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对他充满矛盾的内心进行彻底的剖析，以求获得“揭穿假面具的痛快”。我反反复复地品味着《多余的话》，感受着那种在矛盾中挣扎的煎熬和隐忍，咂摸着人生不能由自己做主的痛苦与无奈。瞿秋白如此，自古以来，又有多少人不是如此？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坦承自己其实根本上不是一个“政治动物”，而只是一个“半吊子文人”，有着文人优柔寡断随波逐流的必然个性。他最初的理想无非是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一生，根本没有“治国平天下”的远大志向。走上革命道路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有一半原因是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在历史潮流的裹挟下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政治舞台上，吃力地扮演着一定的角色。“像一匹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走在险峻的山坡上”，“这种无可形容的重压和欲罢不能的疲劳”，使他对政治产生了倦怠。他早就想卸下重负，做一点文字工作，“以度余生”，但“仅仅是为着体面，一直没有勇气自己认识自己”，直到身陷囹圄时，他才得以沉下心来，认真面对自己的三长两短，对自己在政治家与文人之间的摇摆，进行实事求是的剖析，对自己的“懦弱、躲避、讲和气”的文人性格给革命事业造成的损失，进行诚恳的自我批评。让人们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清楚地看到人性某些最本质的东西。然而，他的这种襟怀坦白，这种贵族式的忏悔，在那黑白不分的年代，一度为他招来了“投降变节”、“宛转求生”的骂名，虽然现在不会再有人骂他“叛变”、“晚节不终”，但依然把他归位在灰暗、颓唐、消沉的情调中。当然，也有研究者为他鸣不平，称许他“不仅清醒着，思考着，批判着，忏悔着，而且行动着，实践着，奋斗着,奉献着。他不仅在精神上富有着，而且脚踏实地地在人间站立着，他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领袖中磊落的人才中的过去时代的贵族，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然而，逝者已逝，无论后人如何评价，也改变不了他自己不能掌控的、“二元人物”的命运。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出生在“世代读书，世代做官”的书香世家的瞿秋白，因为年少时家境破落，一度产生过“厌世”“避世”的想法。先是研读诗古文词，继而研究老庄、宋儒、佛经之类的经典，随后又研究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长期渴望解决社会人生问题的瞿秋白，才被一股强大的来自社会最底层的革命热情所感召，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发生了兴趣，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去，和革命志士一起创办《新社会》旬刊，参加李大钊创建的社会主义研究小组。1923年，从苏联考察回国，参加了中共中央的工作，开始了职业革命家的生涯。

然而出生于绅士世家的瞿秋白，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骨子里的绅士意识却始终没有被涤荡干净。“我的绅士意识——就算深深潜伏着表面不易察觉罢——其实是始终没有脱掉的。”虽然他也想要去磨练自己，以非常强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但“终究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战士”。这种绅士意识，使他始终想做一个“平凡的文人”，甚至在从事政治工作时还对文学眷恋不舍，而汹涌澎湃的革命潮流却将他推到了革命领袖的位子上。于是他不得不拖着一个“士的阶级”的思想包袱，蹒跚前行。当他身陷囹圄时，回首往事，这种绅士意识再次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冲撞，使他不得不重新认识自己。这种本能的流露，使各种指责纷至沓来。36岁的短暂人生，并没有因为他的从容就义，而被高度肯定。至今思来，还忍不住为他感到不平和委屈。不过，作为一个对政治毫无兴趣也没有英雄主义情结的人，更觉遗憾也更感伤怀的，还是他那身不由己的命运。一味地想，假若他不是出生在那样一个书香世家，天生一个读书种子，他的身上也不会深深烙上文人的痕迹，他的灵魂也就不会如此痛苦；假若他的世代做官的家庭不是中道衰落，也许他一生都会过着风花雪月的绅士生活，也不会饱尝人生大起大落的酸楚；假若他不是刚好选择了学习俄语，他也就不会到世界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去，也许他就不会从政，他的人生就不会是这样一个悲剧。但“假若”永远只能是“假若”，造化弄人，命运就给他安排了这样的人生，谁能为他的命运买单？回望他远逝的背影，除了命运还有谁可以真正主宰他那孤独而高贵的灵魂？

“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

花开花落，世事更替，瞿秋白告别这个世界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不知道当年从容赴死时的他可否想到，他在狱中写成的《多余的话》，在多年以后，依然“有香如故”，被许多一如他般无政治兴趣的文人研读，并在研读中感叹着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职业与志趣的背离。自古至今，人生不能如愿者十之八九，作为社会人，职业的选择往往是对各种客观因素进行妥协的结果，生存的需要总是逼迫着人们去从事他所不熟悉、不擅长的事情。过去如是，现在如是，想必将来也依然如是。人生在世，有几人能做得了自己命运的主？在滚滚向前的人挤挨着人的历史潮流中，如果你还没有倒下，如果你还能往前走，至于脚下是什么路有谁还会像瞿秋白那么在乎？重要的是不能倒下。

“历史的误会”在一代一代的重演，而像瞿秋白那样明明知道留下白纸黑字对自己身后一点好处也没有的“错误”，却很少有人再犯了，这是社会的进步还是倒退，没有人会在意。但这种“误会”的痛苦和无奈却一成不变地折磨着无法左右自己命运的人们。

命运这个神秘而诡异的东西，虽然看不见摸不着，却总是明确地让人感知它的存在，你越想驾驭它，它越和你背道而驰，也许你以为你已经掌握它了，多年以后再回首，它还在你力不能及的地方乜斜着眼睛看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