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土家族作家田宗文流寓沅湘及其诗歌创作

何荣誉

（湖北民族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田宗文与其叔田九龄皆为容美田氏诗派的开创者，为容美土司家族文学的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其文学发展注入了开放、融合的基因，在明代土家族文学乃至少数民族文学史上享有较高地位。

田宗文，字国华，系田九龄次兄容美宣抚使田九龙之子。其好学耽诗，作《楚骚馆诗集》。其侄田楚产收集遗诗，“从笥中仅得五、七言律、排律、绝句若干首，誊脱就帙，丐湘山太史言于简端，以付剞劂”[1]242。清人张旋均在《湖北先贤诗佩》中曰田宗文遗诗200首。然《田氏一家言》卷十一《楚骚馆诗集》仅收录79题83首，另有31题诗文脱落，只载其诗名。此外，《长乐县志》卷十五载其《怀故园诸兄即以见寄》1首，亦附于《田氏一家言》卷十二“对答诗”。据最新发现，上海图书馆珍藏有《田国华诗集》一卷，由田楚产之子容美宣慰使田玄于天启七年（1627）整理，在《田氏一家言》的基础上新增41首。从目前史料来看，其诗绝大部分是流寓沅湘后所作，多悲音，有身世之慨。

考察田宗文的流寓与创作，有几个问题必须明晰：一是流寓时间和流寓原因，二是流寓心态与文学创作的关系，三是流寓后的交游与创作。因此，下文将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

一

田宗文何时借居沅湘？因何事而流落他乡？由于文献资料的阙失，已经难以了解真相。

但是根据现有资料可以推断，宗文至少在1577年或稍后就已在湘，而流寓的原因极可能与容美土司争储有关。

在考察田宗文流寓时间及原因之前，先须明了其生卒年。其生卒年虽不详，但仍可推知大概。据田楚产为其集所作跋曰：“余叔国华性敏好学，尤耽诗，冥搜玄索，追踪先哲，轶驾时流。其志伟，其养粹，翩翩乎风人韵士也。奈何数奇命，不逮颜氏子，或以为天生彦俊，若寄宝于人，取不越宿；又或以为作诗之若溃靡、精灵，要不可解。”[1]242楚产拿田宗文与颜渊作比，可知两人年寿相仿。陈湘峰等曾考证其生卒年，曰：“年寿不超过二十八岁。因宗文有佚诗存题为《答鹏初燕市晤魏太常懋权王省元囧伯》。魏懋权，万历十三年（1585）卒，则最迟在1585年以前，田宗文已到澧州，与孙鹏初等人有了较多的诗文交往。此时，田宗文的年龄无论如何不会低于十八岁，那么，他的卒年不会超过1595年。又，田宗文有《哭云梦师二首》，而云梦师孙斯亿卒于1590年。可见，田宗文的卒年应在1590年至1595年之间。”[2]陈氏以孙斯亿卒年为依据判断宗文亡于1590年之后，这是准确的。据陆可教《云梦山人孙兆孺墓志铭》记载，孙氏生于嘉靖己丑（1529），卒于万历庚寅（1590），得年六十二[3]。然以为宋文卒年在1595年之前则显得宽泛。据《容美宣抚使田九龙世家》载：“公以万历丁亥岁（1587）摄事，癸巳年五月卒，年三十五。配向氏，桑植安抚向世禄长女，生男三人，曰楚产，次楚先、楚材。”[1]91虽然此处并未言明“公”指何人，但是可以肯定不是田九龙。从《容美宣抚使田楚产世家》可以知道，楚产为宗愈长子。由此可知，此“公”为宗愈。既然宗愈亡于万历癸巳，即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又令楚产搜集宗文遗编，可断定宗文已亡。另宗文诗集中有《挽六季父四韵》，知其卒当在田九龄后。田九龄诗中有挽吴国伦《哭川楼诗》，而据李维桢《河南左参政吴公舒恭人墓志铭》载，吴国伦卒于万历癸巳六月二十有三日，即万历二十一年六月[4]。综合这几个信息可以推断，宗文生年当在1564年左右，卒于1593年六月后。

陈湘锋以为宗文到澧州的时间当在1585年以前。这个结论仍显得宽泛了些，忽略了一篇宗文创作更早的诗歌，即《艾和甫先生谪西宁有赠》。艾和甫，《明史》载为和父，即艾穆，湖南平江人。万历五年（1577），其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贬西宁。《明史》卷二百二十九《艾穆传》载：“时吴中行、赵用贤请令居正奔丧，葬毕还朝，而穆、思孝直请令终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贤杖六十，穆、思孝皆八十加梏堣，置之诏狱。越三日，以门扉舁出城，穆遣戍凉州。……九年，大计，复置穆、思孝察籍。”[5]艾穆被贬时，有很多友人作诗相送，部分收入艾氏《终太山人集》卷十。其中，以云梦山人孙斯亿的诗最多，田九龄亦作《西宁曲八首》相赠。由此观之，宗文赠诗当在1577年或稍后。该诗“白云不尽思亲泪，落日长悬去国愁”[1]244之句，表达了对艾穆遭遇的深切同情，且情感慷慨悲凉。综而言之，宗文此时应已在湘，或为求学。

田宗文流寓沅湘乃因谗被逐，或与土司政权内部斗争有关。自田宗文曾祖父田秀始，历世爵、九霄、九龙，至侄子田楚产止，容美六任土司中有三任亡于非命，几乎每任土司司职期间都有激烈的内斗。这在严首升撰《田氏世家》中皆有记载。

田秀为其庶长子百里俾因争储所弑。同时被杀者还有应袭嫡长子田世宗等兄弟五人①。当时，田世爵尚在襁褓之中，为其乳母夫妻二人送至桑植，乃幸免于难。嗣后，百里俾在狱中被人毒死。田世爵继位后，深度反省家庭遭遇大难的原因，以为乱贼之祸始于不明大义，故以诗书教化子辈。遇有不嗜学者，则严加痛斥。诸子如九霄、九龙、九龄皆因此成就高才。虽如此，萧墙之乱仍难杜绝。据《容美宣抚使田九霄世家》载，九霄于嘉靖三十八年（1576）应袭司位，但为人刻深峻鸷，民皆畏之，“居官数年，每叱驭出门，民皆闭户，鸡犬无声”[1]89。不仅如此，九龙因随父抗倭有功，且才略瑰奇，名望颇高，为兄所深忌，因善藏其用，耕读于外而得免祸；九龄也因才名见忌避居兰澧。

九霄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卒。其时长子宗周早夭，幼子宗易因病而废立。九霄临终托事于九龙，然因宗易尚在，未就。不久，宗易病卒。宗易虽卒，然留有一子楚鄂。虽时有子孙争位，最终九龙以为当立楚鄂。然而，楚鄂势力单薄，仅以九龙支持而维系现状，但背后波涛暗涌，少不了几番争斗。由于《容美宣抚使田九龙世家》记载的阙失，之后史料不详。但是田舜年有一段话值得关注，曰：“号令不正，使少峰而在，尤且靡宁，况茕茕孤孙，当强叔悍伯之间乎！天道人心，势必侈口于长房矣。又使楚鄂，若具中人才，执刚独断，则八峰之贻厥孙谋，不亦危乎？此仁人孝子，不敢以私而废公之论也。”[1]92九龙如何上位？楚鄂是否因才情平庸而不能服众，为九龙的亲信或儿子们所逼迫让位，或者被杀？俱不可知。想必中间也有一番周折。田舜年所谓“号令不正”当应有所指。

田九龙上位后，发现子嗣为储位明争暗斗，为稳定局面，于万历十五年（1587）立长子少峰宗愈为嗣。宗文流亡沅澧或在此时。然宗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卒，又立宗愈子楚产。然而这又引发了儿子们的不满。《容美宣抚使田楚产世家》载曰：“初八峰（注：田九龙号八峰）存日，以己年老。微窥庶子，有中怀叵测。预为少峰请给冠带摄事。少峰早亡，又为郢阳请给冠带，以备储嗣。及八峰年益髦。庶长子宗元，谋夺嫡。果如料，预嗾其同母弟宗恺出居荆州，以为外援，而己与宗武等，居中为应。诬指宗愈为庶出，而公非嫡家孙。讼论纷纭，连篇累牍。虽有舍把，如田楚皋、田大玉抵死持论于上，捶楚备至，身无寸完，终不能夺。然而钱神罗织，莫可谁何，纡回十余年间。公携妻子避居忠峒，盼盼然视其恣睢狂逞，徒日夜切齿拊心而已。”[1]92九龙庶长子田宗元伙同弟弟宗恺篡位，虽未果，亦逼得楚产在外避难十余年。田宗元、田宗恺并未因此而获罪。及田九龙辞世后，其因犯众怒而被杀。

综上所述，田宗文避居沅湘多年而不得归，与容美土司内部争夺储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他可能无心争储，然由于身份特殊，难以置身事外。故其心伤，而为诗也多悲。

二

田宗文年弱而因谗流寓沅湘十余年，心有不平，这种心态又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其诗多寄托身世之感，并且将之浸入到了对屈原的接受、思亲思乡与求仙以求解脱的主题上。

宗文受屈原的影响很深，其草庐、诗集均以“楚骚阁”来命名。他从屈原的身世看到了自己，故诗常借其以寄托忧愤。离家赴澧州时，其作七律《携家澧浦诸昆季饯行志别》曰：“山川迢遥草菲菲，送别关头客渐稀。世事久弃庄叟梦，去来难辨塞翁机。萧条马色凌风远，历乱鸿声带雨飞。惆怅有谁同吊古，屈原祠畔泪沾衣。”[1]249该诗写出了离开故土、离别亲人时的复杂感情。诗人渐行渐远，回望远方的故土与亲人，一种酸楚的情绪涌上心头。想到自己将要流亡他乡，不禁感慨人生如梦、世事无常。流亡之路何其漫长，而陪伴自己的只有一路凄厉的哀鸿声。料想从此孑然一身，在凭吊怀忠贞之志而屡被放逐的屈原时，只能独自感伤。其为屈原而伤，还是可怜自己？恐在吟叹之时早已合二为一，交融在一起了。其后经过屈原祠堂时，又作《过三闾祠有感》，曰：“纫兰过古岸，选胜吊遗祠。积雨迷芳杜，那能不损思？”[1]254此外，在闲暇之时，他也经常吟诵屈骚以慰己，如《山房秋兴》其一“读罢离骚回首处，潇然一榻白云高”[1]248。不仅如此，他在与友朋的唱和中流露出深深的身世之感，情难自禁时，也是含泪咏《离骚》②。可以说，屈原是宗文心灵的慰藉。

宗文寄居澧州之后，对亲人和故土的思念甚切。然其思乡而又不能归，思亲又不能与之相聚。满心忧愤，无处诉说，故而只能借诗感怀。诗人常以“月”“薄暮”“云”等意象寄相思，以“风雨”“酒”“梦”等意象托身世。《澧上思亲感作》曰：

孤云落日满江干，薄暮思亲泪已残。梦入故园闻雁断，愁来风雨畏途难。舟牵荻月过寒浦，人醉芦烟宿晚湍。咄咄独惭生计拙，莫从莱彩一承欢。[1]250

日落时分，当归家之时，然而诗人孑然一身，远在他乡。身不能归，只能梦归。然而梦也不能遂愿，因与亲人断了音讯，是不是他们早已将自己忘记？诗至此处，情已悲极，诗人深陷孤苦无依的酸楚之中，难以自拔。于是泛舟夜游，借酒浇愁。但是这并不能让愁绪稍解一分。诗人也想同老莱子一样至老都能侍奉双亲，能相伴于弟兄们左右③。宗文渴望与家人团聚，然而，这都成了奢望。尤其是在生病时，其思亲之情更笃。《病起思亲感作》曰“可怜望云日，正是倚门时”[1]257，读之令人断肠。宗文流寓期间，也偶有亲人来看望。但是，思亲之愁不仅未能疏解半分，反倒更添伤悲。如《下澧浦与从弟玉弦维舟有感》④，诗人与从弟乘舟出游，希望能平静惊魂。然古迹名胜如南岳寺、岳阳楼并不能让他提起半点兴致，反倒是一轮孤月勾起无限相思。如果说这首诗显得深沉，那么《至澧浦别从兄国承》则更为悲凉了。诗曰：“南北叹支离，双钩漫解携。相看惊是梦，取笑忽成悲。夜月寒浸席，秋花冷映卮。故园摇落后，回首重堪思。”[1]250宗文日夜思念亲人，然亲人相见后，竟又感觉犹如梦中，显得那么不真实。但是这种不真实却又写得最真实。团聚的喜悦还来不及细细体味，就已经被身世之悲冲散，生出了“寒”“冷”之意。其实他不堪忍受的不是与亲人分离，而是被亲人无故放逐。由此观之，宗文思乡、思亲之情虽然真挚、动人，但是表象，是基于放逐之愤、身世之慨的。因此，其诗深沉厚重。

这还可以从山水纪游诗、友朋唱和中体现出来。其登高而忧故国，如《重登太岳绝顶》：“失路怜风雨，登临万里秋。……故国何处是，极目不胜愁。”[1]255行旅而思乡，如《已丑岁下湘江谒云梦师》“荻花牵别思，枫月动乡愁”[1]255。与友朋倾诉乡思，如《奉呈殷夷陵海岱公》“猿啼旅梦醒巫峡，花发乡心满石湖”[1]246，《宿伸公房别伸公》“朔风吹客思，暮霭上僧衣”[1]251。与师友倾诉衷肠，如《饮孙公习孺长啸亭感》：“竹里聆长啸，风前自苦吟。世情谈转剧，慷慨各沾襟。”[1]253

田宗文的身世之悲不仅体现在思乡思亲，还有求仙。前者是对身世之慨的直接抒发，后者则是慰己之作。他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求仙欲望，另一方面又表达了求而不得的痛苦。

最能体现其求仙欲望的是《短歌行约玄璞子炼药君山》。诗曰：

我闻玄璞子，家在会稽山。观日沧海上，餐霞天姥间。寻仙兴不尽，忽到洞庭湾。洞庭潇湘多白云，君山之上气氤氲。鼎湖丹灶云边古，瑶瑟哀音月下闻。玄璞子，吾与尔为期，行吟竹枝相追随，君山老人实可师。有身不就黄金药，寂寞空为世所悲。[1]257

诗歌将洞庭、君山的云气缥缈，与相关传说故事相融合，使得整首诗仙气升腾。诗中虽非描绘眼前之景，但让人如同身临其境，由此亦可感知诗人对仙境的欣欣向往。还有《登山以雨留山院》，诗人为“避世”而登山，遇雨得以留宿仙院，为此其高兴地永夜放歌以寻仙人赤松子。但是，不管诗人的兴致有多高，都不能掩盖其身世之感。其《登遇仙楼》曰：

飞楼缥缈思悠悠，仙客虚无野客游。芳草寒云人代谢，红尘赤日古今愁。薜萝梦绕空中月，风雨心悬故里秋。多难不堪摇落后，潸然双泪俯江流。[1]247

因人世多难，世人多希望登遇仙楼求仙以解脱。然而仙人早已远去，而游客仍怀遇仙之愿，这注定只能失望。诗人虽感慨人事代谢，但是红尘依旧，现实与历史在此刻交汇在了一起。诗人借咏古人而言今人，由今人而及自己。很自然，诗人的身世之悲又涌上了心头，感伤不已。求仙就是为了求得心里的平静，排遣内心的苦闷。但是求而不得，则越想求之，“长生吾所慕，从此欲栖玄”[1]253、“浮生无住著，相对不知还”[1]259。这种纠结深刻反映出诗人内心的挣扎。

综上所论，宗文对屈原的咏叹、思乡思亲、求仙等都是表象，其背后的本质都是流寓沅湘所产生的愤慨，皆源于身世。

三

田宗文流寓沅湘不仅影响了其心境，还改变了他的交游圈。在与友人的交游过程中，其文化心理也有变化。

田宗文到澧州后，得到了六季父田九龄的特别关照。这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获得心灵安慰，二是被引介进入其师友圈。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田宗文心情十分低落，曾向田九龄感慨人世变幻无常，曰：“世事变迁惊岁月，人情翻覆失疏亲。”[1]243田九龄虽如田宗文一般，同为天涯沦落之人，但仍不时予其宽慰和激励。如《夏日寄澧浦国华》曰：

风尘褦襶思空阑，五月披裘岂为寒。玉树自牵两地长，荆花谁共故园看。漫怜世上名空好，不信人间路转难。读罢离骚偏惆怅，莫将余恨负纫兰。[6]248

此诗犹如长辈的垂训，既有理解，也有鼓励。田九龄激励宗文发扬屈原的高洁品行，面对困窘局面，仍要保持坚贞之质，不负高洁品质，不可一味哀怨自怜。他又劝其“暂破风尘涕，终谋海岳身”[6]124。此外，他又有“凭君莫话人皆醉，昭代于今渐解醒”[6]299句，给其以希望。田九龄还经常约游宗文，冀此能使之心境归于平和。如“寄言已辨登山屐，五岳真图拟纵观”[6]288、“何当共尔搜蓬岛，直跨神龙赴远游”[6]220。

除了宽慰，田九龄还把宗文引荐给师友，让其融入自己的交际圈⑤。其中，对他们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华容孙氏、武陵龙氏兄弟。严守升在《田信夫诗集序》中曾曰：“与吾邑孙氏、油江袁氏倡和不歇。”⑥严氏所谓与孙氏唱和，事实是很清楚的。田九龄经其师孙斯亿的推介而融入后七子文学阵营⑦。而田宗文到澧州后，经田九龄引介于万历十七年（1589）又拜在孙斯亿门下⑧，因此又得以与孙氏之弟斯传（即习孺）、孙氏之子羽候（即鹏初）交游⑨。而严氏所谓与公安袁氏的唱和则未予以言明。经考证，其应指宗文侄叔与武陵龙氏兄弟的交往。

检田氏叔侄二人诗集，发现与龙氏兄弟的交游诗如下：田九龄集中有《春日眺洞湘丈对湘楼》⑩，田宗文则有《答寄武陵龙君超》《山庄小筑谢客有怀武陵龙君善君赞陈智夫诸君三首》《从季父饮中得龙君超君善书因有卜居桃川之约》《送龙君超上春馆》4题。诗中所言君超、君善即龙襄、龙膺兄弟，二人均为龙德孚子。

据嘉庆《常德府志》卷三十七龙德孚传记记载，德孚字伯贞，嘉靖戊午年（1558）举于乡。

其长子龙襄（1557—1612），字君超,万历壬午年（1581）举人,以父病焚牒,不赴公车十余年。著有《檀园草》[11]，然已散佚，存诗不多。襄虽居乡里，然有才名，弟膺《哭五兄文》谓之“与袁中郎兄弟称诗息壤，诗益工”[7]。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二十二也称赞其学识通博，为名流所推重，有袁中郎、杨文弱等赋诗颂扬之。

次子龙膺（1560—1622），原字君善，后改字君御，弱冠中万历己卯年（1579）乡试。次年成进士，出任徽州推官[8]。后任国子博士、两淮盐官，历官古湟中、山西，终南太常寺卿。有《纶濦集》《纶濦文集》等。

龙氏兄弟的文学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近于后七子，与王世贞、吴国伦、汪道昆、屠隆等交往甚密[12]；后期则转向公安派，于是世人将之归于性灵一派[13]。龙膺在其《白云山房诗序》中曾言及其交游，早年师事吴国伦、陈文烛等，后则与公安、竟陵诸子游，谓与袁宗道、袁宏道、江盈科为莫逆之交，与雷思霈神交，与袁中道、邱长孺、钟惺、孙羽候等友善，又雅慕谭元春。并以为，隆万而后，吴国伦、李维桢、公安三袁为正宗[14]。由此可见，龙膺的交往不拘于诗派，与复古派、性灵派皆有深入交往。龙膺于万历十七年（1589）在京结识袁宗道，十九年（1591）与兄共赴公安访宗道、宏道昆仲。三十三年，龙襄赴沙市与宏道、中道同赏龙舟，并与中道结交。检诸人诗集，袁宏道与龙氏兄弟唱和诗12题31首，中道1首，龙膺则有6题32首。

龙氏兄弟随着与公安三袁的深交，对其愈加倾慕，文学观念也趋近。龙膺《与袁中郎》书曰：“向得瑶篇，蔚焉霞灿，鸣秋华玉，居然正始之音，不佞弟有退三舍避耳。”[9]5980《与小修进士》曰：“道义文章，心神冥结，愈疏愈笃，愈久愈深。”[9]5981龙膺也常以“性灵”以评人诗，如《与魏肖生藩参》曰：“窃谓兄丈文章，直将秀口灵心从腕写出，……无限宝光，无限真味，岂如世人捃摭饤饾，非聱牙则腐齿耳。”[15]其论调与三袁无异。

从以上论述来看，田宗文与公安派的交往则是通过龙氏兄弟作为桥梁的。然而，宗文侄叔二人所存诗中并未发现有与公安三袁直接联系的证据，诗学观念也近复古派。严首升的说法，实有揄扬之意。但不可否认的是，容美田氏与公安派的交往实始于九龄、宗文叔侄。

正是流寓澧州，宗文得以与在湘精英深入交流，并与主流文化深入接触，进而其文化心理也悄然发生改变。其《感述》云：“五溪铜柱暗寒烟，回首依然抱病年。有地已全归禹贡，殊方何事异尧天。愁闻豺虎横原野，不见南风起陌阡。咫尺讲堂余化在，愿同文物入薰弦。”[1]249又有《有感》：“四海南风时正动，五溪白日昼黄昏。”[1]249他在比较容美故土与沅湘之地后，发现了土司制度的缺陷，并表示出强烈不满，甚至希望去改变。他倾慕汉族文化，渴望故土能接受其熏陶，并与之接轨。

田宗文与其叔田九龄皆为容美田氏诗派的开创者，对容美土司家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为田氏诗派注入了开放、融合的基因，使得容美田氏始终与主流文学联系紧密，保持同步。继起二人者又有四代。从总体看来，田氏诗歌创作朝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是走向性灵派，二是在易代之际咏叹时局。前者如田信夫，其终生以诗酒娱情，生性平淡，唯取适性。再如田商霖、既霖、甘霖，直至清康熙年间的田舜年。后者如容美宣慰使田玄，其处明清易代之际，深念国恩，感忧时局，其集多表达对时局的忧虑和感伤，最著者当为《甲申除夕感怀》组诗十首。田氏诗派的这一发展趋势，也与流寓至容美的文人有着直接关联。如华容严首升为性灵后学，为《田氏一家言》作诗评，并与诸子倡和。再如文安之等，以忠义激励田玄及其子既霖等共赴时难。可见，宗文侄叔二人的开放与融合，为容美田氏诗派的健康发展开创了一条大道。

综上言之，田宗文流寓沅湘后心态悲凉，故借诗抒怀。其倾慕时流，并与之交往，融入其中。其雅慕汉族文化，希望容美能够儒化，以改变落后面貌。田宗文叔侄开创的田氏诗派皆融入主流文学，在土家族文学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特定的地位和价值。

注 释：

①《容美宣抚使田世爵世家》载：“百里俾生而豺声蜂目，包藏祸心，自度己于诸子中，年虽长而母贱，父年百岁后，分不当立，遂阴结父左右为心腹，欲弑父并屠诸弟以自立。谋既定，无间可乘，会父出外巡边，因乘便杀其应袭嫡长世宗及世祖、世贵、五哥俾、六哥俾五人，而嗾其党同知家，弑父于观音坡之河侧，时宏（按，应为‘弘’）治十八年。诸子遇害，独世爵在襁褓，百里俾必欲杀之，以绝祸本，搜捕甚急，其乳母覃氏，与其夫墨文松，后赐姓名为田胜富，谋以己子代死，而负世爵出奔。”参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第86页，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县史志、民族办1984年编印。

②田宗文在《似默李丈过访言愁酒酣赋赠》中写到：“片月石门高，溪声落远涛。庭花开夜合，卮酒荐松醪。舌在心犹壮，愁多思转劳。踟蹰风雨夕，放泪读《离骚》。”其诗中与屈原相关的还有《林扶京来自襄洛过楚骚馆有赠》：“吊罢灵均倍惆怅，还将浊酒暂为欢。”诗歌分别参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第248、254页，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县史志、民族办1984年编印。

③其有《怀故园诸兄即以见寄》一诗，表达了能与弟兄们相聚共赏美景的愿望，曰：“门接已西古，山连蜀道难。荆花空自发，玉树许谁看？旅梦惊鸿断，卿心带雨残。何时北堂上，长日共承欢。”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第284页，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县史志、民族办1984年编印。又见《长乐县志》卷十五。

④诗曰：“难后惊风雨，飞蓬作远游。兴过南岳寺，梦绕岳阳楼。月色生乡思，歌声起暮愁。扁舟波浪稳，呼酒对双钩。”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第251页，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县史志、民族办1984年编印。

⑤经比较二人诗集发现，与二人同时交往者除华容孙氏、武陵龙氏外，还有吴君翰、林扶京、殷开美、李似默、伍文定、艾穆、朱桂亭等。

⑥参见《容美土司史料汇编》第266页，中共鹤峰县委统战部县史志、民族办1984年编印。

⑦参见何荣誉《田九龄的“时调”：明代土家族文学与主流文学融合的表征》，载《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7年第5期。

⑧田宗文有《己丑岁下湘江谒云梦师》诗曰“早期传约束，鞭弥向神州”，即言赴华容拜师的心情。

⑨田宗文集中有《饮孙公习孺长啸亭感》《归澧后忆在华容习孺叔成孝廉、鹏初太史、道伸和尚醉游有述》《习孺先生六上春馆矣兹复将挟箧，宗文为先生门人，知先生所就，因作律一章壮先生行色》等诗可以反映与孙斯传的交往，与孙羽候的唱和则有《奉和孙鹏初太史》。

⑩《田子寿诗集校注》卷五还有《题洞湘丈青紫山堂》《春日眺洞湘丈对湘楼》两诗，似也与龙氏兄弟有关。对湘楼乃龙德孚所建。嘉庆《常德府志》卷三十七龙德孚传曰：“晚节事佛，结精舍于德山，筑元扈石室于西廓，有楼曰对湘，著有《对湘楼集》。”另卷七有《武陵龙君赞入对》，有人以为龙君赞即龙京，龙襄幼弟。因尚未找到确切资料佐证，故存疑。

[11]参见应先烈等纂《嘉庆常德府志》第521页，《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店2010年版。此外，《同治武陵县志》卷三十五亦有载。另龙膺《龙膺集》有《先大夫男户部员外郎诰封郎中修正庶尹玄扈公府君暨先太宜人状》曰：“以丁巳举孤襄，庚申举孤膺。”由此知襄生于嘉靖三十三年丁巳（1557），膺生嘉靖三十六年庚申（1560）。又有龙膺《哭五兄文》曰：“维吾孝廉兄赤沙公，以万历三十九年辛亥七月十七日疾终于家，寿仅五十有五。”知襄卒于1612年。分别参见龙膺《龙膺集》第131、13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2]郑利华在《前后七子研究》中介绍了龙膺前期的文学结社情况，即白榆社，曰：“万历八年（1580），武陵人龙膺来任徽州府推官。万历十年（1582）至十一年（1583）间，汪道昆与之共同创立此社，并执牛耳而为社中之长。”并以为龙膺此时与王世贞习好相近。详见郑利华《前后七子研究》第393—3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13]如梁颂成《书成三黜题孤愤诗就千篇逼大家——龙膺的生平与创作述论》一文以为，龙膺对公安“性灵”的阐释与宣扬比其他诸家揭示的更为清晰，促进了“性灵说”的成型。参见《湘南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另有刘斌《龙膺研究》第二章中梳理了龙膺与公安三袁的交游，也认为其当属公安派。参见湘潭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14]参见龙膺著《龙膺集》第52—5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15]参见吴文治编《明诗话全编》第5982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其他如《观来金莲社序》《秀上人诗集序》《钟淑濂先生文集序》等皆以抒发性灵以评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