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德国社会的现代性维度

王涌（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200237）

“二战”后德国社会的现代性维度

王涌
（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上海200237）

摘要：“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虽在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异，但在社会方式的现代转型方面，却出现了较大程度的一致性，尤其是在人口结构、外来移民和家庭组成等方面。这表明，生活方式的改变主要不是受政治经济方面因素的影响，而更多受观念等文化因素的影响。人口结构和家庭组成上的现代性转向使“二战”后的德国社会具有了相当程度的现代性，外来移民上的保守又使“二战”后的德国现代社会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封闭性。这种现代与保守并存的不对应性标识出了“二战”后的德国，尤其是联邦德国，当然也是统一后德国社会的一个固有特点。

关键词：民主德国；联邦德国；人口；外来移民；家庭

本文所述的社会现代性或现代化指的是社会方式上的现代，具体指社会中人员状况、结构及其行为方式等方面的现代化，与技术等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虽有联系，但并不直接相关。就社会方式而言，一个社会现代与否，在其人口状况、家庭组成、教育、职业、收入、社会差别、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方面都有特定体现。“二战”后的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虽然体制不同，经济发展出现明显差异，但是，都以部分相同部分相异的方式进入现代社会，都明显与此前不同。联邦德国是随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而渐渐步入现代的，而且这个转型与此前社会变化直接相连。也就是说，这个社会转型早在19世纪末的帝国时期就已开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直没有停止过，但“二战”后出现了真正使社会性质发生变化的转型，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民主德国由于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上与此前出现了一个断层，社会方式的现代转型与传统出现了既有承续又有突变的情形。承续使其与联邦德国社会呈现出相似性，突变使其又与之不同。总体而言，“二战”后两个德国都以各自方式进入了现代社会，这个现代几乎可以从社会现代性的所有唯度上见出。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统一后，联邦德国的社会现代性结构得到了延续和扩充。

一、转向现代的人口状况及其问题

从人口状况角度看，现代工业社会不同于此前农业社会的差别一般在于：农业社会中没有婚姻自由，没有人口控制，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并存，社会总人口增长缓慢；工业社会中不仅有婚姻自由，而且个人实施人口控制，出生率低，寿命延长，人口老化出现，社会总人口增长缓慢，人口开始出现零星外移，有系统地出现外来移民。这些特点在“二战”后两个德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如在婚姻自由和人口生产等方面，都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二战”前，婚姻还很大程度上受家庭和社会诸因素的影响；“二战”后，则获得了很大程度的自由，非婚生子女在两个德国都有增多就是一个明显的标识。据德国著名人口统计专家格律海特（Evelyn Grünheid）和马麦（Ulrich Mammey）的有关数据，“二战”后德国（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非婚生育经历了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战争导致的低谷之后，从70年代开始明显上升，到了90年代中期，联邦德国的非婚生育从60年代占社会总生育的约6%上升到了约20%，民主德国则从约10%上升到了40%以上[1]。人口生产的自我控制在“二战”后两个德国也可从出生率的明显下降见出。早在19世纪末德国已出现出生率下降现象。从19世纪末到“一战”结束，德国每个女性平均生小孩从5个下降到2个[2]。1955—1964年，联邦德国曾出现“二战”后的生育高峰，那是由于多数女性一起进入生育期所致。此后又下降，1965—1975年平均每位女性生育数从2.5位下降到1.4位[3]53，此后基本维持在该水平。80年代初开始，根本不生育的女性明显增多，不少60后出生的女性开始选择不要小孩。晚育是一个明显趋势，1970—1999年生第一胎的女性的平均年龄从24.3岁上升到28.8岁[4]。民主德国也出现了基本相同的情形。20世纪50年代出现生育率暂时上升的情况，1960年开始出生率转升为降，直到1989年国家解体时一直呈下降趋势。至于寿命延长，则更明显地在“二战”后德国得到了体现。据德国联邦统计局（StatistischesBundesamt）2003年公布的数据，20世纪初，德国人的平均寿命是男人约45岁，女人约48岁；50年代初，男人约62岁，女人约65岁；60年代，男人约68岁，女人约74岁；80年代开始，平均寿命明显增长，男人由80年代初的约69岁上升到2000年的约75岁，女人则从约71岁上升到80 岁[5]。显见，“二战”后德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平均寿命延长现象。与此相随，人口老化也接踵而至。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德国社会从“二战”后开始已明显地转向现代。这是“二战”后德国在人口状态方面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展现出的现代性症候：出生率下降，寿命延长，社会老龄化现象明显。

出生率下降和寿命延长显然是一个不良的症候。对此，国家主要从两个方面采取措施，一方面鼓励生育，另一方面从卫生健康角度通过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建构老人对社会的正面效应。前者，主要是奖励生育，而且幅度在与西方国家的同比中相对较大，每月给予固定抚育金，而且金额随价格水平不断调整，目前生一胎和二胎的话，每个小孩每月抚育金是184欧元，第三胎每月抚育金190欧元，第四胎及以上每个小孩每月抚育金215欧元，这样的抚育金可以拿到小孩有工作，即有了自己的收入为止，一般在18岁，如果上大学则可以拿到28岁。后者，主要改善老年人医疗、就业和社会生活条件，促使其以积极的状态投入到老年生活中，从质的角度提升老年人的社会形象。这些措施在根本上与西方其他发达国家无异，只是在幅度和程度上更显力度而已。这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二战”后德国社会转向现代后所带有的一个至今没有很好解决的症结：人口老龄化。因为自国家从两方面采取如上措施以来，问题并没有很好解决，大部分年轻人还是没有因为国家资助而生育。因此，问题的根本应该不在经济方面，而在观念上。在德国这样一个高度开放的社会里，国家和政府对社会观念的影响力应该是有限的。但是，有限不应是不作为的理由。在笔者看来，“二战”后德国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作为。国家在文化上虽然看重联邦制，文化高度地方自治，但是，联邦层面对整个社会有着义不容辞的文化义务：推进和促使社会观念朝着有益于整个社会的方向发展，而不是任其自然。如今，整个德国社会中出现的“个人奋斗越来越失去社会广泛认可”[6]的情形，应该是文化上不作为、任其自然发展的结果。生育问题上如果整个社会观念有所变化，低生育率问题应该可以得到根本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二、外来移民的现代性特征及其社会效应

外来移民作为社会方式现代转向在人口组成方面的标志，在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能找到，那是由于经济发展和劳动岗位的不断出现所致。联邦德国的外来移民现象已经为一般人所知，其实，民主德国也存在外来移民现象，不同的是，民主德国既是移民的输出国也是接受国，它主要是由于人口外移导致的劳动力缺失而出现了外来移民，联邦德国则主要是经济飞速发展导致的劳动力缺失。

总体上，“二战”后德国的外来移民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40—50年代的外流人口回归。最初，40—50年代里，两个德国的外来人口基本都是原来以各种方式外移的德国人重又回归故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由于向外扩张，不少德国人被有系统地外迁，主要向东部，以使当时被德军占领的地区更快速和更彻底地德国化。战争结束时，不少原德国领土又被割让出去，这就使得战争结束时出现了一股大量德国人涌入的潮流，形成了“二战”后德国的第一波外来移民。这些人分别进入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具体有三类：被驱赶者（Vertriebene）、难民（Fluechtlinge）和外移回归者（Aussiedler）。被驱赶者指那些原属德国领地的居民，战争结束时领地被割让出去，这些人则被新的国家主权驱赶出来；难民指那些战争时逃难出去的德国人；外移回归者则指战争时主动移居出去后又回归的德国人。这三种人“二战”后进入德国时虽获得了不同对待，但都是当时社会需要的，他们能吃苦，劳动意愿强，成了“二战”后德国重建的一股重要力量。“二战”结束时约有1400万德国人被从东部地区赶出。约230万人死于逃难途中；800万人到达联邦德国，其中有200万先到民主德国，稍作停留后又来到联邦德国；约400万留在民主德国。这些人是西里西亚人、苏德台人、东普鲁士人。他们部分掌握技术，提供了较高效的劳动力，对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此后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时，由于联邦德国和民主德国奉行两种社会制度，又导致部分人从民主德国跑到联邦德国。1945—1961年间，至少有310万人从民主德国来到联邦德国，而联邦德国只有47万人进入民主德国。

其二，60—70年代对外来人口的主动引进。60年代开始，一方面，联邦德国经济出现持续飞速发展，另一方面，柏林墙建立及两个德国之间边境的关闭使得50年代大量涌进的民主德国人不再出现，社会开始出现劳动力缺口，于是联邦德国有意识地主动从外国引进劳工。1961—1974年约有350万外来劳工进入联邦德国，其中大部分是土耳其人，其余来自南欧国家，1974年停止引进。“二战”结束时，1946年联邦德国人口约4600万，1974年达到6200万，这其中有不少是外来人或外来移民。1974年后联邦德国虽然不主动引进，但又有大量以家庭团聚方式进入的，1974—1989年间，以这种方式进入的有70万[3]67。该阶段进入联邦德国的外来移民在总体素质上远不及50年代进入的民主德国人。60年代，民主德国经济虽然与联邦德国已经形成明显差距，但也出现了积极的发展势头。这个发展程度尽管与联邦德国不能同日而语，但由于50年代开始的大量人口外移也使得当时民主德国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劳动力短缺，迫使政府有意识地主动从外国引进劳工，引进的大量劳动力主要来自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越南。

其三，8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对外来人口的被动接受。民主德国由于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和政治体制方面的原因基本没有出现有人主动移入的情形。联邦德国则不然。80年代开始，联邦德国已成为世界技术较领先、生活较富裕和社会较安定的国家之一，于是，开始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难民进入，尤其是东欧解体，边境开放后，很多人借此来到联邦德国。仅1992年就有43.8万人在德国提出难民申请，难民数量达到联邦德国历史最高。1993年德国修改了“难民法”，进来的难民人数才开始下降。但是，直到今天，联邦德国一直是世界技术移民和难民的目标国之一。

此外，需要专门指出的是，回归者（Aussiedler）这样的外来群体在“二战”后的德国主要是联邦德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回归的脚步，这些原来自觉从德国移出并加入了所在国国籍的德国人，在“二战”后又不断回到德国，德国在对待外来移民问题上对这些人历来奉行宽松的政策，一般只要能证明自己曾是德国人就行，不管是否还会德语，都能被接纳。60—70年代这些人开始进入联邦德国，但数量不大。苏联解体后，由于这些地区的出境限制随之消失，进入德国的这些人明显增多，而且大多来自原苏联、东欧等国家。这股人数急增的回归潮主要从1993年开始，所以这些人从那时起又被称为晚来的回归者（Spaetaussiedler）。

“二战”后德国的历史上，外来人口中无论是被驱赶者、难民、回归者，还是外来移民，都是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社会群体。这个不断进入的外来人口清楚地标识出了社会方式的现代特点：劳动大军中不断进入的新鲜血液。这些人在某种意义上保证了社会的持续发展。一方面，“二战”后德国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是，这些外来人口中有很多人与本地德国人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血缘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弱了由外来人口导致的文化冲突；另一方面，这也使德国本土文化更趋于保守，没有随着社会现代化而展现出相应的开放态势。这是联邦德国的情形。当然，统一后的德国基本延续这一情形。民主德国由于没有出现持续的移民现象，外加自己人口的持续外移以及低出生率和寿命延长等因素，成了世界上1948—1989年间唯一一个人口没有增长的国家，这也使得民主德国社会在转向现代的过程中出现了保守，这种保守由于政治和文化不开放的缘故，在某种程度上还要超过联邦德国。

总体而言，“二战”后德国虽像其他工业国家一样在其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大量外来移民，但是，由于“二战”中大量人口外迁的缘故，这股不可避免的外来劳动力很大程度被具有亲缘关系的外来德国人抵消，这就使得“二战”后德国社会的文化和结构多元没有其他西方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国等来得明显和程度高，因此，“二战”后德国社会出现了经济高度现代和社会相对保守的不对等情形。

三、家庭规模、结构与生活方式的现代性变化

从家庭组成角度，也能看出社会方式的现代程度。一般而言，前现代时期的农业社会中，数代同堂的大家庭占主导地位，劳动与居住都在同一个地方；而现代社会中，那样的大家庭逐渐减少，家庭充其量是两代同堂，晚婚、晚育、低生育率、高离婚率和高独身率等都使得单亲家庭和一人家庭增多。同时，劳动和居住地点开始分离，家庭形式出现多样化趋势。所有这些现代社会的家庭组成方式，都在“二战”后德国越来越明显地出现。

家庭组成人员的减少早在19世纪末的德国就已经开始，“二战”后这个过程明显出现了加速。就德国联邦统计局2002年公布的数据看，“二战”前德国还是4—5人以上的家庭占主导地位，“二战”后则出现了2—3人家庭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到了2001年则有超过70%的家庭是由1—2人组成。具体见表1。

表1　1900-2011年德国家庭人口组成（占总家庭书的百分比）

从表1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德国家庭中还是3人以上家庭占主导地位，约占社会总家庭数的一半多，其中4人以上家庭占社会总家庭数的三分之一，这表明两代或三代同堂依然是家庭的主导形式。经过“二战”后约50年的发展，情况发生了巨变，社会上2/3以上的家庭仅由1—2人组成，3人以上家庭不到1/3，两代同堂现象已很少有，这充分显示德国社会已具有非常高的现代成分。德国联邦统计局《2002年国外年鉴》（Stat.Jahrbuch 2002 fürdasAusland）披露了1993—2000年世界各国家庭平均人口数情况：瑞典2.1人、德国2.2人、挪威2.4人、法国2.6人、意大利2.7人、美国2.7人、澳大利亚2.7人、日本2.8人、爱尔兰3.0人、西班牙3.0人、葡萄牙3.0人、中国3.5人、巴西3.8人、土耳其4.2人、墨西哥4.8人、埃及5.2人、印度5.4人、科威特5.7人、摩洛哥6.8人、阿曼7.0人、塞内加尔9.0人。可见，德国家庭平均人口数仅次于瑞典，是世界上家庭成员最少的两个国家之一。这样的数据中显然包含着大量的单身和单亲家庭。

单身家庭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明显标志，“二战”后德国的单身人数一直处于快速增长中。20世纪初德意志帝国的人口与1999年的德国差不多，但当时单身只有100万，而1999年是1120万[3]420。“二战”后，增长尤其加快。据拉克曼（Ulrich Lakemann）统计，1910年时单身家庭占总家庭约7%，1945年约18%，此后开始持续增长，1950年约20%，1970年约26%，1980年约33%，1999年约37%[7]。与单身家庭相伴随的是单亲家庭。“二战”前，单亲家庭在德国微乎其微，“二战”后开始渐渐增多，到了2000年，德国约有200万单亲家庭[3]417，这占德国总家庭数的约15%[8]。

所有这些都展现了“二战”后德国社会转向现代的面貌，这个面貌无疑体现了“二战”后德国人开始越来越转向独立。而这一点又具体由高离婚率和高独身率得到体现。据有关统计，“二战”后德国结婚人数连续下降。1970年联邦德国只有5%不到的年轻男女不结婚，而1998年是30%，在大城市数字更高[9]。统计数字显示，80年代结婚的人虽有所增加，但那是由于高离婚率导致的第二或第三次结婚。此外，第一次结婚的年龄女性也从1960年的23.7岁上升到1980年的28.4岁，男性从1960年的25.9岁上升到1980年的31.1岁[10]。许多男性25岁后还与父母生活在一起。民主德国这方面的情况略微好一些。但统一后，马上与联邦德国呈现出一样的态势。离婚率也在“二战”后德国经济发展的60年代开始明显上升，70年代是9%，90年代末上升到最高，至今一直保持在高位。90年代末以来德国所出现的婚姻中有40%离掉了[11]。值得关注的是，民主德国的离婚率一直高于联邦德国约一倍，两个德国统一后开始基本拉平。与高离婚率和低结婚率相伴相生的是不结婚而生活在一起的同居人数增多。这一现象在联邦德国是从60年代开始出现的，70年代后呈明显上升趋势；民主德国从80年代初开始出现，之后同样呈现明显上升趋势。据联邦德国人口研究所（BundesinstitutfürBevolkerungsforschung）公布的数据，70年代初的联邦德国约有20万人选择了不结婚而同居的生活方式，80年代初时，这样的人数已上升到50万，90年代初为100万，两个德国统一后又进一步上升，到新世纪达到了150万。这里的同居并不是暂时生活在一起，而是完全像组建家庭一样生活在一起，并生育小孩，只是没有登记结婚而已。社会对这种生活方式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给此种生活提供了很好的滋生土壤。“二战”后德国这种反世俗生活方式的出现自然有其反社会的一面，但这个反世俗中有诸多实际的内涵，如为了避免因结婚而来的财产强制等。

随着女性从事职业的增多，德国家庭中的父母角色也有所变化，母亲如果职业比父亲好，经常会由父亲在家带小孩。这主要是联邦德国的情形。民主德国由于从一开始就人为地将几乎所有女性推向了职业生涯，家庭父母角色较之于“二战”前普遍发生变化，妇女不再留在家庭专门带小孩，而是与男性一样外出工作。这样，养育小孩的许多活开始外移，不再由家庭而是社会承担，如托儿所、幼儿园等。由此，凝聚家庭的核心不再是婚姻和小孩，而是感情。现代社会中，传统家庭的自然纽带渐渐被情感纽带所替代，随之，社会生活也由此分化成两部分：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一方面，家庭开始私人化，与家庭以外的他人不再发生直接关系，因而成了私人的场所；另一方面，职业、劳动等开始与家庭分离，成了公共生活的主要内涵所在。现代社会在家庭组成方面出现的这些变化，当然不只是存在于“二战”后德国，同样存在于其他西方国家，甚至在一些后发展国家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这就给当代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维系家庭的自然纽带，如养家糊口、养育小孩等被分离出去后，家庭是变得更纯粹、美好，还是变得没有根基而失去保障？曾几何时，家庭是维系社会存在的基本单位，东方和西方都这样，社会进入现代以后家庭的部分使命开始外移到社会，公共生活意义凸显的同时，家庭也越来越变成私人生活的领地。这样的分化是意味着社会进步还是倒退？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国家是否应该以及可以干预？这些问题不仅在“二战”后德国，而且也在世界范围内迄今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从社会和生活自觉角度看，这些问题在当代是迫切需要澄清的。

结语

总之，就“二战”后德国来看，人口状况、外来移民和家庭生活三方面的演变应该清楚标识出社会已经完成现代性转向。虽然两个德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状况方面很不一样，但由于生活方式的传统惯性，两个德国在社会生活方式方面还是呈现出了许多相似之处。尽管如此，不同还是异常明显的，尤其是民主德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在社会生活中注入的集体性观念，是联邦德国没有的。公共生活中，一切以集体为先，所有努力和追求不是由个人因素而是由集体因素驱使，个人因素被很大程度限制在家庭、婚姻、生育等私人生活领域。因此，正如德国学者赛格特（AstridSegert）和齐尔克（IreneZierke）所述，“‘集体性’（dasKollektiv）是民主德国社会生活方式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人是集体的一部分，不应该从个人，而应该从集体利益出发来发挥他的一切才能”[12]168。但是，在私人生活领域则呈现出了完全相反的情形，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比联邦德国的年轻人更加沉溺于个人生活。这大多是他们对工作或职业的理想被现实击碎后的表现”[13]170。公共生活上的集体主义由于体制的原因并没有使个人理想和努力充分释放出来，这样的落差反而使人变得更加执着于个人。公共生活不行，于是就倍加体现在私人生活中。因此，有国内学者指出：“民主德国国民个人独立参与社会的意识不强。……民主德国社会从70年代起逐渐——但明显地——有别于联邦德国的社会。”[13]170联邦德国社会的不同主要在于其更以基于协调原则的社团主义显出特征，平等互助、参与分享、对他人负责等原则是联邦德国社会广泛被接受的，不仅公共生活，而且私人生活也基本如此，因为公共生活并没有抑制个人性因素的释放，这反而使社团精神成长了起来。因此，平等互助、参与分享、对他人负责等原则成了所谓德国模式中的重要内容，这一点几乎是德国问题研究界普遍认可的。但是，80年代后联邦德国社会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正如国内学者所说的：“从80年代开始，德国模式中以平等互助、参与分享、对他人负责为内容的社团主义（集体主义）价值观念逐渐瓦解，德国开始流行美国模式那种‘追求个人成功、沉醉金融股票投机活动，只顾眼前享受’的社会风气。在90年代，以自我为中心的利己主义，以个人享乐为目标的物质主义以及追求短期利益的投机行为，已经渗透到德国社会的各个阶层。追逐自我发展机会、淡化社会义务和排斥利他主义的社会氛围日渐浓厚，德国模式的‘社团精神、务实生产、着眼长远’的社会风尚遭到抵制与嘲讽。”[14]这样的断言应该是言过其实的。一方面，此前出现的社团精神并不是美国的反面，决不是不要自我，而是自我与集体的平衡和协调；另一方面，80年代后出现的变化主要局限在一些年轻人中，而不是年轻人整体都这样，更不要说整个社会。就80年代后整个联邦德国社会而言，之前出现的社团精神还是得到了延续，如雇员参与公决制作为德国模式的重要标志，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工会的影响力在90年代后虽有下降，但公决制没有根本改变，工会参与下的企业管理体制也没有变化。所以，80年代后部分年轻人中出现的变化直到今天还没有整个改变德国年轻人的面貌，更不要说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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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田皓）

中图分类号：K516.5；K51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5）02-0067-06

收稿日期：2014-12-05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战后德国经济、社会结构和阶级构成的变化研究”（09BSS016）

作者简介：王涌，男，江苏扬州人，华东理工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德国史和德国问题。

The Dimensions of Modernity in Postwar German Society

WANG Yo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hechnology, Shanghai 200237, China）

Abstract：There have been two postwar Germany, between which there was a big difference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s and their developmental states.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ways, there was a greater degree of consistency, especially in aspects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immigration and family composition. This indicates: Lifestyle does not derive mainly fro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but primarily from cultural factors, such as ideas and notions. The modern turn of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and family composition has made postwar German society have a considerable degree of modernity, on the other hand, the conservativeness of immigrants has made the modern society of postwar Germany present some degree of closure. This non-correspondance of the coexistence of the modern and the conservative has been marked as an inherent characteristic of these following societies: the postwar German society, especially the Federal German society, and certainly the post-unification German society.

Keywords：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Germany;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population; immigrants; fami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