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三百首》刊刻以来的传播与误读探论

许菊芳（中原文化艺术学院影视艺术系，河南郑州450000）

《宋词三百首》刊刻以来的传播与误读探论

许菊芳
（中原文化艺术学院影视艺术系，河南郑州450000）

摘要：朱祖谋《宋词三百首》自刊刻以来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接受，其传播过程呈现出不同词学流派的同一性与不同历史阶段接受语境的差异性特点。新时期以来，由于接受语境的差异，《宋词三百首》的接受出现了严重的误读，究其原因，除接受语境的变化外，其与《唐诗三百首》等“三百首”系列的连带效应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关键词：《宋词三百首》；朱祖谋；传播；误读

《宋词三百首》是朱祖谋晚年编选的一部宋词选，该选集历代词选之大成，又是朱祖谋一生词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且选词精当，校勘审慎，是传统型词选的典范之作。叶恭绰评介“彊村翁或且为词学之一大结穴”[1]，而《宋词三百首》可谓是传统词选之“结穴”。故此，《宋词三百首》自刊刻以来，备受学界推崇。王兆鹏先生曾据中国国家图书馆网络版馆藏书目统计，仅1991—2004年十多年间，关于《宋词三百首》的评笺注译本和新编本就多达221种[2]，又据不完全统计，1924—2008年，《宋词三百首》的版本有157种[3]，这尚不包括大量的儿童启蒙读物在内。可见这部词选在20世纪以来的广泛传播与接受。

新时期以来，《宋词三百首》一直被与《唐诗三百首》相提并论，并成为唐宋词普及的重要读物。但在其被接受的过程中，却出现了颇为奇怪的现象：具有中等文化水平的读者在读诵《唐诗三百首》时，能很快进入语境，并被唐诗的意境感染；然而，一旦介入《宋词三百首》，便有诘屈聱牙、晦涩难通之感，甚而产生对词体美感的质疑与厌倦。这种现象的出现值得我们深思。

近年来，有关《宋词三百首》的研究成果颇多，其中如《宋词三百首》的版本流变、朱祖谋的词学思想、《宋词三百首》在民国以来的传播与接受等问题都不同程度地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许多论点还深富创见。其中罗忼烈《朱彊村两订〈宋词三百首〉》和王兆鹏《〈宋词三百首〉版本源流考》①等文从版本方面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彭玉平《朱祖谋〈宋词三百首〉探论》、沙先一《朱祖谋〈宋词三百首〉三论》、张晖《选家手眼和创作风会——从〈宋词三百首〉论朱祖谋的词学思想》、李正明《从〈宋词三百首〉看朱孝臧的词学思想》、刘兴晖《选者之意的“隐”与“秀”——朱祖谋〈宋词三百首〉的三次增删及其圈点探析》②等文则探讨了《宋词三百首》的选词情况及朱祖谋的词学思想。这些论述，大多是从词学批评的角度展开对《宋词三百首》的探讨，而关于该选传播与接受的问题还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其在词学普及方面所存在的误读现象还缺少关注，故笔者不揣浅陋，试就其自刊刻以来的传播与误读的问题做一论析。

一、传播与接受过程的特性

《宋词三百首》的刊刻备受词坛关注。当时的词学理论家况周颐为其作序，龙榆生、陈匪石、唐圭璋等分别从不同角度对之予以阐扬。其后，任中敏还仿其体例编选了《元曲三百首》，从而形成了古典文学作品“三百首”系列。此后，各种注释本、翻译本、赏析本、新编本等层出不穷。因此，《宋词三百首》在20世纪的传播与接受，表现出长盛不衰、历久弥新的景象。析而论之，《宋词三百首》的传播与接受过程，呈现出不同词学流派的同一性与不同历史阶段接受语境的差异性特点。

在民国时期，词学已经开始出现传统与现代的分化。但在《宋词三百首》成书之后，无论是传统派、新变派、革新派词家都积极推扬这部词选。如传统派学人陈曾寿所编《旧月簃词选》③在体例与选词上都大大参考了《宋词三百首》的成果。陈曾寿《旧月簃词选》是一部唐宋词选，除唐五代词以外，其宋词部分选目是在《宋词三百首》的基础上增删而来，如辛弃疾词在朱选12首的基础上增加10首，姜夔词在朱选17首的基础上增加18首。入选词人中宋代部分除李演、徐照、朱淑贞、仇远、吴激等人之外，其他词人都依《宋词三百首》，且一些小词人词作都从《宋词三百首》而来。甚至其在序次上也依循了《宋词三百首》先帝王后女流的顺序，选型上也沿袭《宋词三百首》的选钞型体例。由此可见陈曾寿对《宋词三百首》的推崇。

新变派词家唐圭璋、龙榆生等则不仅宣扬了《宋词三百首》，而且继承并发展了朱祖谋的词学思想。在《宋词三百首》最初的传播中，唐圭璋的笺注显得尤为重要。20世纪30年代初，唐圭璋即开始为《宋词三百首》作笺，1934年，神州国光出版社出版了唐圭璋所作《宋词三百首笺》。由于唐先生深得朱祖谋词选之心，故其笺注切中肯綮，诠释和宏扬了朱祖谋的词学思想，同时大大降低了后人阅读理解《宋词三百首》的难度。因此，唐氏笺注本便成为新时期以来多数有关《宋词三百首》注评译析本的底本。不仅如此，唐先生在编选《唐宋词简释》时也继承并发展了朱祖谋的词学思想。《唐宋词简释》的所选宋词部分直接以《宋词三百首》为选源，可谓是将《宋词三百首》作了一个精华浓缩之选和精简扼要之释，进一步阐发了朱祖谋的词学思想。龙榆生作为朱祖谋词学的衣钵传人，对《宋词三百首》推崇备至。在《选词标准论》一文中，龙先生说：“疏密兼收，情辞并重，其目的固一以‘度人’为本，而兼崇体制；然不偏不颇，信能舍浙、常二派之所短，而取其所长，更从而恢张之，为学词者之正鹄矣。”[4]这是对《宋词三百首》选学价值最为精准且影响深远的评价。在编选《唐宋名家词选》时，龙先生初次选梦窗词38首，居全书之冠，也充分说明龙榆生对朱祖谋选学思想的直接继承。

作为革新派词人的胡适、胡云翼等，他们一直试图在否定传统词学的基础上建构新的词学观念，但是，他们对朱祖谋词学及其词选也表现出无可回避而必须将之作为参照系的态度。胡适在编撰《词选》一书时，有意参考了朱祖谋《宋词三百首》，并说：“近年朱彊村先生选了一部《宋词三百首》，那就代表朱先生个人的见解。”[5]胡云翼的词学思想延续胡适而来，他编写词选时也说：“近人有两部很值得我注意的词的选本：一本是朱彊村的《宋词三百首》，一部是胡适的《词选》。”[6]显然是将《宋词三百首》置于重要的位置上。可见，《宋词三百首》以其适度的篇目、严谨的去取标准、兼收并蓄的中正态度为选坛树立了一部传统词选的典范，并成为词选坛不可回避的一座高峰。

概而言之，《宋词三百首》在刊刻以来是普遍受到推扬的，但具体到不同时期，则又呈现出历史阶段性的特点。自《宋词三百首》刊刻至建国前，其接受对象主要是在词学群体范围内，接受对象多为词学创作者和词学研究者，其目的多为指示作词门径和研究朱祖谋词学思想，但总体表现出赞誉和推崇、继承与发展的同一性特点。

建国后至新时期以前，由于左倾文艺思潮的影响，以推崇婉约词为主的《宋词三百首》被抛掷于主流读者群体之外，这其中以胡云翼认为其属“偏重形式艺术的词作占压倒的比重”[7]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新时期以来，随着文艺思潮的多元化和词学主体研究的重视和艺术审美的回归，《宋词三百首》的接受开始空前繁荣，从童蒙读物到中学生辅助教材，从课外阅读到学者研究，《宋词三百首》在各种群体和社会需求中得以被广泛接受，真正享有与《唐诗三百首》同等的选本地位，往往作为其姊妹篇而被一同出版。其接受目的也开始从学习作词到欣赏阅读，并从根本上作为普及宋词精华的一个代表选本而出现。

因此，在建国后的选坛中，对于《宋词三百首》的传播与接受表现出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建国后，词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传统指示门径的词选被指导阅读鉴赏的词选所取代。加之知识和教育背景的差异，建国后尤其新时期以来的普通读者已对词作的阅读鉴赏产生障碍。因此，建国后，《宋词三百首》的传播与接受便体现在注释本、翻译本、赏析本等的大量涌现上。在今天我们统计的一百多种版本中，大多数属于这种类型。其中注释本如汪中《宋词三百首注析》、李华《宋词三百首详注》、郭伯勋《宋词三百首详析》、蔡义江《宋词三百首全解》、谷学彝《宋词三百首新注本》、王兆鹏和黄崇浩《宋词三百首注评》、杨海明和刘文华《宋词三百首新注》等，翻译本如弓保安《宋词三百首今译》、沙宁娜《宋词三百首全译》、毕宝魁《宋词三百首译注评》等，赏析本如李索《宋词三百首赏析》、孟庆文《〈宋词三百首〉精华赏析》等。部分选本则是综合了注译析为一体，如赵乃增《宋词三百首译析》、范晓燕《宋词三百首赏译》等。这些注释翻译赏析型词选释本，为《宋词三百首》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时期以来，一部分学者由于词学观念的变化，已不能完全认同《宋词三百首》所入选的篇目，尤其认为其中吴文英词的大量入选失去了存在语境。因此，一部分学者根据自己的词学观，并借鉴《宋词三百首》的成果，新编了大量的词选，如刘乃昌《宋词三百首新编》、曹济平和朱崇才《新编宋词三百首》、钟礼平《新宋词三百首》、李颖《新填宋词三百首》等都是这类宋词选。

二、误读原因探析

建国后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宋词三百首》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逐渐被视为古典文学的大众普及读物而为社会大众所需求，其本身蕴含的批评功能被其文献价值所取代，而其选录词作以深婉曲折、偏重艺术形式美的精工之作为主，这对于具有中等文化水平而词学修养有限的普通读者而言，又存在着晦昧难通的弊端。故而，对《宋词三百首》的接受便出现了被通俗化的误读过程。这种误读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

其一，是《宋词三百首》与《唐诗三百首》选录宗旨差异导致的误读。《宋词三百首》与《唐诗三百首》的选录宗旨存在较大的差异。《唐诗三百首》一书是清代孙洙按体裁选录唐诗三百余首，将唐诗中的名篇佳作多予收录，因此刊刻之后，在坊间家弦户诵，广为流传。但孙洙作为诗名不著的私塾先生，其编选《唐诗三百首》的初衷是要取代千家诗在蒙学教育中的地位，为适应童蒙入门的需要，所选作品多以通俗易懂、明白晓畅为主。在后来的传播接受过程中，也始终贯穿了这一原则。如金性尧《唐诗三百首新注》即是十分注重通俗易懂。至于该选在具体选诗上存在的诸多可议之处，包括选诗失当和文献校勘上的错误等则不为普通读者所知晓。

而《宋词三百首》则因选家的特殊身份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特色。朱祖谋作为“有清二百六十余年词坛之殿军”[8]，他在晚清民初词坛上的影响遍及全国。一方面，他是晚清四大家之一，与晚清词坛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等师友情谊深厚，并为他们出资刊行著作，料理后事。另一方面，朱祖谋作为继王鹏运之后的词坛领袖，扶持和点拨了陈洵、杨铁夫、夏承焘、刘永济、叶恭绰、龙榆生等一大批词学名家。尤其对于陈洵，朱祖谋不仅出资为其刻印《海绡词》，并请著名诗人黄节为之作序，还在词学界广为推扬陈洵词学，据马兴荣《朱孝臧年谱》记载，1930年陈洵到上海拜会朱祖谋，“彊村先生广为扬誉，遍邀寓沪词人墨客，大会于福州路之杏花楼。”[9]与晚辈词人论词，朱祖谋总表现出谦虚严谨的态度，对后学勉励有加，夏承焘即是在朱祖谋的勉励下完成了《梦窗词系年》和《梦窗词集后笺》。因此，在新旧词派眼中，朱祖谋都是备受推崇的人物。即便新派词家如胡适、胡云翼都不得不正视他的词坛地位及其词选的历史意义。

因此，与孙洙相比，朱祖谋不仅词学功底深厚，而且深谙词体创作，有明确的词学主张。故而在编选《宋词三百首》时，朱祖谋一方面借重了“三百首”篇目适度、便于普及的特点，从指导学词的目的出发来选录宋词的经典之作。另一方面则将词学校勘学和晚清常州词派的词学观念融汇其中，体现出超出一般蒙学普及选本的功能，表现出强烈的尊体意识。故《宋词三百首》不仅选词精当，校勘审慎，而且借“三百首”的历史文化意义达到了推尊词体、树立词体经典的目的，这对千百年来“诗尊词卑”的观念无疑是一重创。

正是朱祖谋的这一词坛地位及其编选《宋词三百首》的深层意义，故而其所选词作，便表现出兼容并蓄、疏密兼收的特点。简而言之，朱祖谋所选词艺精深之作较多。这对于普通读者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而言，阅读和理解难免存在一定的难度，与《唐诗三百首》的浅近通俗是不可相提并论的。简单地将其作为通俗读物来普及，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冷场的局面。

故此，从传播接受的影响层面来说，《宋词三百首》与《唐诗三百首》可相提并论。但从学术价值、选录宗旨等方面来看，二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盲目地将二者等量齐观，不可避免地产生对《宋词三百首》误读的现象。

其二，从接受群体的历史语境来看，新时期以来普通读者知识背景以及期待视野的变化也导致误读现象的产生。从接受语境来说，《宋词三百首》在民国时期以及建国后乃至新时期以来经历了很大变化。民国时期，由于朱祖谋的词坛地位和《宋词三百首》选词的精当，无论是传统派、革新派还是变革派词家都对其推崇有加，且民国时的普通读者对作词还延续着传统兴致。民国以来，由于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和科学主义研究方法的涌入，词学研究中重视作品思想内容和社会意义的潮流占了主导，一度关于艺术本体的研究和审美意蕴的把握退居其次。这种风气到建国后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庸俗社会学倾向。新时期以来拨乱反正之后，艺术审美研究才开始逐步回归，而朱祖谋这部词选，按照“大要求之体格、神致，以浑成为旨归”的标准选词，不仅要求情感表达深厚，而且要求艺术上合音律、婉约曲折，以达到浑然天成、情韵兼胜的艺术效果。这与新时期以来所倡导的词学观念深符合契，因此在80年代以来不断被注评译析，广泛传播与普及，《宋词三百首》之价值得以重绽光芒。况周颐曾言：“则彊村兹选，倚声者宜人置一编矣。”[10]这种理想，在新时期以来正得以实现。但是，新时期的读者已较难介入深婉曲折的婉约词境，况且为作词而读词的语境更是几近断裂，故此，《宋词三百首》这样精深并蓄的词选，只能令诸多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叹而观止了。而诸多在《宋词三百首》基础之上的新编之作如刘乃昌《宋词三百首新编》、曹济平和朱崇才《新编宋词三百首》、钟礼平《新宋词三百首》、李颖《新填宋词三百首》等则适应了新时期读者的阅读审美需要而受到广泛接受。

因此，对于选本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必须结合具体的时代语境来分析。盲目地宣扬与一味地追捧，最终会导致对于选本认识的错位，形成其在普通读者群体中的误读现象。当然，对于《宋词三百首》的误读现象，也不能作一面观。正由于我们将这样一部选词精当、学术价值深厚的词选作为普及选本使用，这无形中提高了读者的阅读欣赏水平，对于推动宋词的传播也不无积极意义。关键在于，对于选本，要做好合理的定位与正确的评估，这才能更有效地推动词体的传播与普及。

注释：

①参见罗忼烈《朱彊村两订〈宋词三百首〉》，载《词学杂俎》，巴蜀书社1990年版；王兆鹏《〈宋词三百首〉版本源流考》，载《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②参见彭玉平《朱祖谋〈宋词三百首〉探论》，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10期；沙先一《朱祖谋〈宋词三百首〉三论》，载《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张晖《选家手眼和创作风会——从〈宋词三百首〉论朱祖谋的词学思想》，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李正明《从〈宋词三百首〉看朱孝臧的词学思想》，载《黑龙江史志》2010年第11期；刘兴晖《选者之意的“隐”与“秀”——朱祖谋〈宋词三百首〉的三次增删及其圈点探析》，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③参见陈曾寿《旧月簃词选》，满州图书株式会社1938年版。

参考文献：

[1]叶恭绰.广箧中词：卷二[M]//尤振中.清词纪事汇评.合肥：黄山书社，1995：979.

[2]王兆鹏.《宋词三百首》版本源流考[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6 （1）：85-91.

[3]赵昕.朱祖谋《宋词三百首》研究[D].保定：河北大学，2009：56-62. [4]龙榆生.选词标准论[M]//龙榆生词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84.

[5]胡适.《词选》序[M]//胡适.词选.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2.

[6]胡云翼.《抒情词选》小序[M]//胡云翼.抒情词选.上海：亚细亚书局，1928：1.

[7]胡云翼.《宋词选》前言[M]//刘永翔，等.胡云翼选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4.

[8]王易.词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421.

[9]马兴荣.朱孝臧年谱[M]//词学：第15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24.

[10]况周颐.《宋词三百首》序[M]//上彊村民，重编.唐圭璋，笺注.宋词三百首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

（责任编辑：田皓）

中图分类号：I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014（2015）02-0093-04

收稿日期：2015-01-23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民国以来女性词选研究”（2015-ZD-228）。

作者简介：许菊芳，女，湖北大冶人，中原文化艺术学院影视艺术系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唐宋文学及民国词学。

On the Spreading and Misreading of Three Hundred Song Ci

XU Jufang
（Department of Film and Television Arts, Zhongyuan College of Culture and Arts，Zhengzhou 450000, China）

Abstract：Since the first publication, Three Hundred Song Ci has been widely spread and accepted. Most critics of Ci respected it, but the acceptance characteristics a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Since 1980’s, Three Hundred Song Ci has been misreaded seriously because of the different acceptance contexts and the influence from Three Hundred Tang Poems and other anthologies like them.

Key words：Three Hundred Song Ci; Zhu Zumou; spreading; misre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