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区金融文化简论

(江西)曹春荣

苏区金融文化简论

(江西)曹春荣

【摘 要】红色金融文化是中共党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金融文化则是红色金融文化中为时最早的，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特色卓异、影响深远的佼佼者。本文以江西苏区为例，对苏区金融文化的若干基本问题作番探讨。

【关键词】苏区；金融文化；简论

红色金融文化是中共党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苏区金融文化则是红色金融文化中为时最早的，内涵丰富、体系完备、特色卓异、影响深远的佼佼者。本文以江西苏区为例，对苏区金融文化的若干基本问题作番探讨。

一、苏区金融文化是红色金融文化的原初形态

红色金融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一种专门文化。苏区金融文化是其原初形态。

苏区时期创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普遍成立了县以上的工农民主政权，实行苏维埃的政治制度，以及相应的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制度。在苏区，党除了继续抓好军事斗争外，还要以极大的精力抓好各项基本建设，如政权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等。维系苏区的政权、军队、社会运转与发展，已不能单靠打土豪和红军游击筹款，而要仰赖增加生产、发展经济，包括运用金融杠杆。另一方面，苏区群众为着从以往的高利贷剥削阴影下走出来，为着解决生产、生活资金短缺的周转问题，也迫切要求苏维埃政府建立金融秩序，开展金融活动。于是，各地的平民借贷所、工农银行、信用社等金融机构应运而生。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国家层面的执政实践。《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规定，全苏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有制定币制和发行内外公债的权限；设立国家银行及其省分行、县支行，制定银行章程、借贷条例、公债条例等。统一货币，进行信贷，主动开展金融工作，发展金融事业，从而孕育、形成了苏区金融文化。

由此可见，苏区金融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于彼时彼地，一是革命的需要，二是群众的需要。两种需要的结合，给苏区金融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合适的土壤。而共产党人和苏区人民的群策群力、艰苦奋斗、大胆创造、无私奉献，则为苏区金融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活力。

二、苏区金融文化产生的社会条件

（一）战争环境。苏区的开辟、巩固，离不开工农武装暴动和红军的军事干预。国民党代表的中外反革命势力对苏区发动的一次次军事“围剿”、经济封锁，和苏区军民为此所进行的反“围剿”、反封锁，更使苏区经常弥漫着战火硝烟。一切为了革命战争，一切服务、服从于革命战争的胜利，成了苏区军民和各行各业的思维、行动准则。苏区金融工作自然不能例外，首先要保证军费（战费）需要。另一方面，为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苏区还必须进行必要的和可能的经济建设，必须设法改良群众生活。这又是苏区金融工作必须通盘考虑、统筹兼顾的。

（二）新旧交替。苏区的开辟，工农政权的建立，可以让某个地方一夜之间实现改朝换代，却无法在这个地方立即让旧的货币退出市场，也无法让这个地方的人们立即相信、接受革命的货币和金融秩序。工农政权对旧的货币和金融机构，还必须有一段时间对它们进行限制、改造和利用，然后才能从容以新代旧。否则，就会造成市场上货币供应、流通的断裂，市场（金融）秩序的混乱，群众生活、生产的不便，弄得怨声载道。

（三）小农经济。苏区多在山地丘陵之间，且处数县、数省交界地，所谓“天高皇帝远”的“三不管”地方。这种地方相当封闭落后，其经济形态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闽西长汀市面稍为繁荣，便被誉为“红色小上海”。农民利用中心地带或较大的村落中的墟场，逢墟日进行小量的商品交换，有时不免碰上谷贱伤农、增产不增收的困窘。另一方面，多数农民面对天灾人祸疾病，面对到时的生产资料投入，常常身无分文，又告贷无门，不得不变卖田产家产，或者借高利贷。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苏区金融工作的方向和重点。

（四）阶级斗争。原本农村就存在农民和地主的矛盾与斗争，这也正是中共得以在农村发动土地革命的客观依据。当中共的阶级斗争理论揭示其性质后，工农政权、工农群众便以专政的手段对付地主豪绅，只许他们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地主豪绅自然要作或明或暗的反抗，贬损苏区货币声誉，伪造、贩运、使用假的苏区货币，扰乱苏区金融秩序等行为，就是他们的一种反抗方式和手段。开展货币市场斗争，成了苏区金融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苏维埃国家政治保卫局在经济上侦查、镇压反革命的一个重要手段。

以上所述，就是苏区金融文化孕育、生成的主要社会条件。此外，苏区的冶炼铸造设备及技术，造币原材料，群众的重现金（贵金属及其币制物）轻纸钞心理等，也会对苏区金融文化发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三、苏区金融文化生成和发展的路径选择

从苏维埃政权的性质（“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任务（“消灭一切封建残余，赶走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的势力，统一中国，有系统的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提高无产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团结广大的贫农群众在他的周围，以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出发，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1931年11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6），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110页。立足于苏区的社会条件，根据中华苏维埃的经济政策，苏区金融文化选择了以下路径去生成和发展。

一是借用。这在苏区金融文化的物质层面表现最明显，像各地各级金融机构多借当地祠堂、庙宇、寺院等公房办公，或借或租民房充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借瑞金叶坪村中一所民宅的部分房间办公，金库则以距银行一箭之遥的一所废弃田寮（或粪寮）充用。中央造币厂借叶坪旁边的洋溪村刘氏祠堂作厂房，祠堂周围的民房作职工宿舍。银行、造币厂里面的办公用具、生产工具，也有许多是直接借自群众的。

组织制度层面，也有借用的现象，如银行内部人员的职务，部分账册格式，就是沿袭旧时的叫法或做法。

在苏区金融白手起家的阶段，通过借用的办法而立足，不失为一条捷径。当然，要走通这条捷径，需有两个前提：一是苏维埃得到群众拥护，二是苏维埃遵守群众纪律。这些前提条件经过岁月的沉积，已然成了苏区金融文化的一部分。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苏区金融部门在借用过程中，遵循批判（即为我所用）的原则，首先要清除掉借用屋（物）上面带封建迷信的配件、饰物、标记，如祠堂中的神主牌，庵堂里的佛像等，而代之以表现革命内容的红旗、标语、伟人像等。这些做法，也属于苏区金融文化的内容。

二是改造。1930年11月27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秘字第四号通令称，在江西工农银行纸币尚未印好前，为应对战时急需，省苏决定采取一项临时措施，即将缴获的吉安临时辅助纸币壹角劵加盖“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劵”，以及代表革命政权的图印，投放赣西南革命根据地流通。这便是对旧币（旧事物）的改造利用。该劵面加盖的代表革命政权的图案，是在正面中间的建筑图形上加盖一个五角星图记，五角星的五个内角上自右至左顺时针写有“赤色区通用”五个字，五角星中央绘有镰刀、锤子图形。①罗华素等主编：《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8年版，第37—38页。这真是苏区金融文化的一次生动体现。

1931年12月1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苏维埃区域内的旧的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通用，并消灭行市的差别，但苏维埃须对于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采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84页。这项规定为苏维埃政府改造旧币、加以利用，提供了法律依据。这既为新生的红色政权解了燃眉之急，又做到了废物利用，并且于不经意间为苏区金融文化的产生开辟了一条通道。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中也内含大量道德成分，职业道德本身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保障。由于我国对会计造假等违法行为的惩治力度不够，起不到足够的震慑和防范作用。现行的《会计法》、《刑法》对会计造假等违法犯罪行为虽然都有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规定，但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和司法解释，监管、执法的主体和手段不够明确，处罚比较宽松。

三是仿制。江西各地未成为苏区前，市面流通的硬通货主要是不同版别的银圆（元），有所谓“袁大头”、“孙小头”、“鹰洋”等。各色纸钞的信用，都不及银圆。苏区境内可通用经改造的旧币，以及苏维埃自己制造的纸币，但到苏区以外的游击区和白区做生意，就一定得有白花花的银圆。苏区银圆存量有限，苏维埃能掌握的更不多。为了开展赤白贸易，苏区不能不仿制银圆。先是井冈山有人私铸银圆，后由苏维埃接管办起了上井造币厂。兴国县苏维埃也接管了由私铸而转厂的东村造币厂，仿制银圆。中央造币厂成立后，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要求“铸造那种白区通用的银洋”。于是，中央造币厂开始大量生产“大头洋”、“小头洋”和“雕子边”（分别为上述三种银圆的又一俗称）。由于缴获了敌人的铸币机和钢模，生产工艺也由人工铸造改为机器铸造了。③参见谢里仁：《在中央造币厂》、《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66页。显然，在仿制银圆过程中，也会在不同层面生成苏区金融文化，比如原材料的收集，制作工艺的设计与改进，生产成品的保管，管理人员及工人的精神状态等。

四是联想。当年从事苏区金融工作的人，多为半路出家者，甚至毫无基础可言。他们却能凭着一腔革命热血和当家理事精神，敏锐地捕捉到与工作有关的各种信息为我所用。曹菊如到国家银行工作不久，有一次在前方来款中，偶然发现包现洋的纸是一张税务机关的四联单。他“仔细阅后，不禁欢喜若狂。借助这张四联单的启发，就进行金库制度的设计”。经过几个月的摸索、钻研，初步草成金库条例。受到此事启发，国家银行（或许通过中央财政委员会）就“遍发通知给红军部队的政治部和供给部，请其注意搜集有关财政、银行、企业等制度的书籍、文件、账簿、单据、报表等实物，以作参考”。④曹菊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工作的部分情况》，《回忆中央苏区》，第338页。后来，参考陆续收集到的各种材料，顺利地为中央财政部制定了会计制度、预算制度、决算制度、审计制度等。这些举措、成效，鲜明地体现了苏区金融工作者虚心好学、勇于任事的高尚品德。

五是创新。苏区金融的创新，大量集中在法律与制度建设上。从国家经济政策、借贷条例、公债条例、国库条例等法律法规的颁布，到国家银行章程、信用合作社章程等组织规程的订立，无不体现了苏维埃金融不同于以前旧时代金融的显著特点：为工农大众谋利益，用民主精神办事业。

苏区金融的创新，也体现在金融机构与体系的组建和统一上。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前，各地苏区由小型的平民借贷所起始，而有平民银行、工农银行的兴办。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渐有国家银行为龙头，各省分行为骨干，各县支行为基础，各地信用合作社为辅助，相当完备的统一的金融体系之形成。

苏区金融的创新，还表现在苏区货币（苏币、国币）的设计、制造上。不论是各苏区的区域货币，还是国家银行的统一货币，其币种、票面设计都遵循了这么两个原则：一是适用性，面值分布既适应当时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群众消费水平，又便于市场交易结算。如国家银行发行的钞票，主币面值一元，辅币面值五角、二角、一角，另有五分、一分的铜币。虽然曾计划发行十元、五元面值的主币，终因在中央苏区市场上“用不着”而未付诸实施。二是革命性，票面文字、图案、印模均反映出工农革命的意志、理想，以至襟怀抱负。红旗、五角星、镰刀锤子、伟人头像、政治口号等，是票面图案的主要元素，红色则是票面的主要底色。制造环节的创新，一是币材的采集就地化，二是制造设备、工艺的不断改进，三是防伪手段的隐蔽。

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在中国革命处于最艰难困苦、复杂尖锐的苏区时期，经由上述路径，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苏区金融文化。虽然有的尚嫌稚朴，有的留有模仿痕迹，但依然不失其光辉。

三、苏区金融文化的基本形态及特征

按照文化分层说，苏区金融文化的基本形态，可以分为物质（或器物）形态、组织制度形态和精神形态来表述。

其物质形态，有各地各级金融机构、国家银行驻所及其周边环境，它们的办公、营业用具及日常生活用品，使用的账册、单据、报表，发行的货币、公债、期票，颁布的章程、通告，报送的营业报告等文本资料。

其组织制度形态，表现为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各级地方政府关于财政金融工作的法律、法规、法令及政策、章程，金融机构的设置与变迁，金融体系的组建与管理，金融部门的内外关系、群众关系等。中央苏区的反假币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就仰赖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各地分局的市场调查和对案件的侦查。

其精神形态，主要表现在苏区金融从业人员的思想觉悟、工作作风、道德情操等方面。当年的战争环境、清贫生活、繁重工作、微薄报酬，加上往往白手起家，做“无米之炊”，无一不给金融工作者以严竣考验。在党的教育培养下，他们中的大多数经受住了考验，成为具有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虚心好学、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革命精神的金融战士。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当之无愧地成了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他白手起家办央行，自己动手找房子，解决银行办公营业用房问题；深入闽西，给央行物色工作人员；一面开辟财源，一面努力节省，以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行动，带领央行的同志艰辛创业。他教导手下工作人员，为国为民理财要做到“三清”：头脑清醒，账目清楚，心地清白，方能无悔无愧。苏区金融战士的革命精神、革命情操被传承到陕北、到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以至整个新中国，影响及于当下，是苏区金融文化中最可宝贵的东西。

综上，苏区金融文化具有下列特征：

（一）革命性。这是由苏区金融属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决定的。但苏维埃政府对各式旧币的取缔、废止，对高利贷和旧债的废除或限制，苏区货币对各式旧币的排斥，苏区金融机构信贷业务的政治倾向，也鲜明地表示出苏区金融文化的革命性。

（二）独立性。苏区货币为本位货币，它不与任何外币挂钩，也不与任何国内旧币联系。为维护国币信用，苏区的党和政府及金融机构，首先从强化国币的法统地位入手，狠抓货币市场反假、打假斗争，也正是基于国币的独立性。

（三）创造性。这一点可归纳为：从无到有，由旧到新；集思广益，因地制宜。

（四）群众性。苏区金融机构兴办所需的本（股）金，有相当部分来自群众；苏区公债的发行，主要依赖于群众；市场上的货币斗争，离不开群众的积极参与；地方造币厂和中央造币厂仿制银圆所需的银料，大量来自群众的捐献或廉价变卖，其中有许多是刚从妇女身上摘下的银饰品；控制苏区现金外流，也需要群众的支持与监督。总之，苏区金融活动的任何一个方面、一个环节，都离不开群众。真正体现了“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的真理。①《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作者系江西省瑞金市党史办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