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广州点燃的改革开放“第一把火”——兼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早期探索

（广东）欧阳湘

邓小平在广州点燃的改革开放“第一把火”
——兼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早期探索

（广东）欧阳湘

【摘 要】1977年11月，邓小平视察广州并发表重要谈话，点燃改革开放“第一把火”。在广东农村，从边远山区到广州近郊，都暗中搞起包产到户。在城市，广州以价格机制为抓手，开放市场、搞活流通；商业企业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提高服务质量。对外方面，广交会上展现了开放新气象，探索出“三来一补”模式；为解决港澳供应并扩大出口创汇，酝酿建立宝安、珠海出口基地，进而试办特区。这“第一把火”，在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中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第一把火；广州；改革开放

1978年9月，邓小平从朝鲜访问回国后在东北视察时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这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三把火”。其中，邓小平“在广州点了一把火”，是指他1977年11月11日至20日视察广州并发表重要谈话。这是“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第一把火”。本文拟在回顾广东特别是改革开放早期探索的基础上，考察和分析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

一

1977年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原任党政军领导职务。同年8月，他在十一次党代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首站离京视察，选择了广州。

1977年11月11日，邓小平抵达广州。17日，邓小平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韦国清、王首道等的工作汇报；18日上午，听取了广州军区负责人许世友、向仲华等人的汇报；下午，邓小平与11日抵达广州的叶剑英一起接见广东省、广州市司局级以上干部和广州驻军师职以上干部。11月20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其间，邓小平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还审阅了一些文稿。

邓小平听取广东省领导汇报时着重讲了如何发展经济，（一）三农问题。农民负担重的问题要研究。现在农村中好些东西是搞形式主义，实际上我们也存在“苛捐杂税”。（二）政策问题。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按劳分配政策、奖金制度要恢复。（三）港澳供应、出口创汇和发展旅游等问题。多搞点外汇，争取进口些大设备。搞几个现代化养猪场、养鸡场，宁可进口一些粮食养猪养鸡，以进养出，赚回钱来。他说，生产生活搞好了，还可以解决逃港问题。

邓小平会见广州军区领导时着重谈了揭批“四人帮”问题。在研究叶剑英在即将召开的军委全会上的报告文稿时，邓小平明确提出要将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不能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了。叶剑英在与邓小平一起接见广东省、广州市和部队干部时说：“不能再这样折腾下去，现在如果不搞生产建设，要亡国亡党；搞建设搞生产，广东可以先走一步”。①参见高宏的：《邓小平在广州点燃改革开放第一把火》，《广东党史》2009年3期。

邓小平的讲话对广东有很强的针对性。他说：广东某些地方关于养几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多养几只就是资本主义的规定是错误的。在谈到口岸工作时，邓小平说：你们是第一个口岸，然后才是上海、天津等地方。邓小平认为，供应香港、澳门是个大问题。要找几个省共同出力解决香港供应问题，光靠广东一个省解决不了。他要广东省委写个报告给中央，把问题分析一下：什么是自己要解决的，什么是需要外省和中央解决的。邓小平还明确支持广东“先行一步”。他说：过去行之有效的办法，可以恢复的就恢复，“不要等中央”。省里自己定的，现在就可以恢复。①冷溶、汪作玲主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240页。

二

邓小平这次广州行，点燃了改革开放的“第一把火”。从广东特别是广州来看，“第一把火”是全面的，既有对内改革，也有对外开放；既有农村改革，也有城市改革。

(一)农村改革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不少农村曾试行“包产到户”，后被错误批判成为政策禁区。邓小平1977年视察广州时首先关注“三农”问题，要求“清政策”，并明确说：“农村过去行之有效的做法要恢复”。中国基层农村在恢复过去做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试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广东也涌现了先行先试的农村改革典型。文昌县（今属海南省）高隆陈生产队队长陈明清，早在1976年冬就暗中把生产队145亩番薯地中的13亩承包到户。在1977年底到1978年初，该生产队扩大承包范围，把稻田、花生、耕牛、椰子和农具分到人、到户。广州市从化县江埔公社禾仓大队和凤院大队的3个生产队，也在1978年冬试行“包产量、包成本、包报酬、包上调，增产节约归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获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支持。同期，花县炭步公社大涡大队也试行“包产到户，增产全奖，减产全罚”的责任制。

应该说，前述试点都发生在偏远山区。这与安徽凤阳小岗村类似。但在广州，却有近郊实行“包产到 户”的案例，这是很少有的。在1978年冬，广州市郊区杨箕村的两个生产队，偷偷搞起“包产到户”。包产到户在当时等同分田单干，是中央明文禁止的，引起很多人反对。市委曾派工作组来“审查”，但最终尊重村民意愿，采取默许态度，审查不了了之。

(二)商业改革

广州着手改革流通体制，开放城乡市场，搞活商品流通；商业企业也落实按劳分配政策，改善服务态度，恢复和建立管理制度。

1.流通体制改革

就在邓小平视察广州后不久。1977年12月，广州市委召开第11次蔬菜工作会议，根据“优质、高产、多品种、均衡上市、上早市”的蔬菜产销工作方针，提出进一步搞好蔬菜产销工作的8项措施。

会后，时任中山大学校长杨毅调任广州市委副书记，主管蔬菜工作。经过广泛调查研究，广州市委、市政府基本摸清了蔬菜产销的历史情况与现实问题，并听取群众意见，形成蔬菜购销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

1978年7月，广州市委召开蔬菜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广州“文革”前的做法，推行“产销见面，议价成交”办法。广州市委的改革方案获广东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支持。7月21日，广州正式实行蔬菜购销体制改革。对蔬菜进行分类管理，实行三种购销形式。⑴对椰菜、莲藕、红白芋、冬瓜、沙葛5个渡淡品种，由国营公司按牌价包购，约占上市量的3-4%。⑵对民生和对菜农收入影响较大的约50个大宗品种实行幅度议价成交。议价成交不完按保护价包购，约占同期上市量的90%。⑶对人民生活影响不大的其他品种，实行不限价、不包购，约占总上市蔬菜的6-7%。②《揭批林彪、“四人帮”，拨乱反正清流毒——市蔬菜会议制订改进产销工作》，《广州日报》1978年7月23日。

广州还发挥第三产业发达的特色与优势，恢复和增设商业网点。

一是恢复商业网点。广州第三产业发展，市区各行各类商店众多，形成结构合理的网点体系。1970年，林彪集团鼓吹“把闹市搞淡”，对广州闹市区商业网点进行搬迁和裁并，商店的经营分工被打乱，经营特色被取消。①吴明亮：《“闹市不闹”谬论为害不浅》，《广州日报》1978年9月25日。从1977年底开始，广州市委着手恢复市区商业网点。作为“闹市”的荔湾区恢复和发扬小百货经营特色。到1978年中，改革初见成效。②《揭批林彪、“四人帮”破坏商业网点的罪行——荔湾区百货商店恢复经营小百货特色》《，广州日报》1978年7月21日。

二是开放城乡市场。1977年秋，广州市郊、黄埔两区发动群众，围绕“近郊农贸市场应不应该开放”进行大讨论。随后，两区恢复近郊农贸市场。到1978 年4月，广州近郊农贸市场陆续开放或恢复开放。③《落实党的农村经济政策——我市近郊开放农贸市场》，《广州日报》1978年5月15日。12月25日，广州恢复成立第一间国营广州河鲜货栈。到1978年底，广州先后恢复食品、野味食品、鲜鱼、咸鱼海味、副食、土产等6间购销服务部。④《我市六间购销服务部开业以来购销活跃，市场供应有了改进》，《广州日报》1979年2月28日。

2.商业企业改革

广州商业企业深入揭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实现从“政治挂帅”到抓生产、抓技术、抓业务的重点转移。同时，推行多项改革措施。一是落实按劳分配政策。二是改善服务态度。三是延长上班时间，恢复早市夜市。

广州十甫副食品商店的个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1978年春交会期间，十甫商店发生一件震动全店的事：摆在橱窗陈列的4只熊掌被广州酒家买去制作给外宾吃了。商店准备到外地采购熊掌，有人反对：购进熊掌是为城市资产阶级老爷服务！为此，商店党支部因势利导，组织大家讨论，把极“左”路线在商业工作上的“内伤”进行排队。

第一个问题，经营熊掌是不是为城市资产阶级老爷服务？商店联系前述典型事例进行大讨论，广大干部职工认识到：经营一些“高精尖”商品，恰恰是执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活跃城乡经济。

第二个问题，“三声”是不是“低三下四”声？1978年春，商店提出每个售货员要做到顾客到柜台有迎声、顾客询问时有答声，顾客离开时有送声，即“三声”。但有人说这是“点头哈腰”，没有“阶级立场”。商店党支部引导大家回顾商店热情待客的好传统，经讨论后认识到，“三声”决不是“低三下四”声。大家打消了种种顾虑，还摸索出热情有礼，既自然又实事求是，不千篇一律生搬硬套的待客方法：接待老人或小孩，找款递货着重请他们点清拿稳；对排队购买或来去匆匆的顾客，坚持唱收、唱付。

第三个问题，建立规章制度是不是“作茧自缚”？前一段时间，十甫商店发生了两件影响较大的事情。其一，有位仓管员在上班时间擅自锁上仓库大门去看电影，恰好当天需要提货，一时又找不到他，结果只得把仓库门锯开。其二，有位运输员小陈，18天内就迟到早退12次，影响极其恶劣。但领导批评时，他还振振有词地辩解：自己是贫下中农的子弟，领导“卡”他，是“没有阶级感情”。通过分析典型事例，十甫商店的职工们认识到：柜台纪律、服务公约、岗位责任制等规章制度必须认真执行。

十甫商店的上述改革措施，收到良好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广州市第二商业局在该商店召开现场会，在全系统内推广其改革经验。⑤《狠批假左真右、改进服务工作——十甫商店纪事》，《广州日报》1978年7月25日。

(三)对外开放

至于对外开放，可从两方面观察。一是通过广交会渠道“请进来”，实行对外开放，举办“三来一补”企业；二是“走出去”，考察港澳和西方国家，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筹划举办出口加工区，进而试办特区。

1.试办经济特区

1977年11月邓小平视察广州期间，明确提到解决逃港、港澳供应以及发展旅游等问题，可以说是试办经济特区最早的政策与思想基础。

早在邓小平视察广州之前，国务院财贸办、国家计委、外贸部、财政部等有关部委和广东省的领导就先后到宝安调研考察，为解决当时的逃港问题和保障港澳市场供应，提出把宝安、珠海两地建成供应港澳鲜活农副产品的出口生产基地。邓小平视察广州后，相关工作明显加快。1978年3月，外贸部基地局局长杨威带领由国家计委、外贸部组成的工作组，与广东省有关部门对宝安、珠海两个县兴办副食品出口基地问题作了研究。工作组还和两县县委共同制定了一个生产和出口的年度计划和中长期年规划。

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大会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这是对外开放的先声。4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未来八年对外贸易规划要点时指出：关于扩大进出口贸易，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做得快一些好一些。“广东搞出口基地，要进口饲料，应该支持，试一试也好嘛”。这算得上是邓小平对试办特区的明确支持。

1978年4月10日至5月6日，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组织对港澳实地调研，考察组回京后向中央提交《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提出：可借鉴港澳的经验，把靠近港澳的广东宝安、珠海划为出口基地，在内地建设具有相当水平的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这一报告实际上就是关于经济特区创办的最初蓝本。同年5月至6月，由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政府代表团考察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五国。广东主管经济工作的省委书记王全国参加代表团。在听取考察汇报后，党中央关于在广东的宝安、珠海建立出口基地的决策逐步明朗，后来发展为试办经济特区。

2.广交会“引进来”

1978年春交会，展现了改革开放新气象。事前，外贸部进行了工作总结，要求广交会解放思想，努力把生意做好：认真贯彻执行“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区别对待、讲究实效，不强加于人”方针，提高对外宣传的水平；努力恢复和提高我国对外贸易信誉，千方百计做到按时按质按量履行合同。这届广交会展出先进典型11个，其中有出口商品生产基地的典型。

4月22日，外贸部部长李强向参加广交会的干部，传达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前几天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指示精神，要求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李强还就补偿贸易、来料加工、定牌、协作生产等灵活做法作了政策说明。他还说：支付条款可不可放宽一些？时间延长一些？邓副主席说，可以考虑。关于协作生产，邓副主席很赞赏这个做法。①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广州）：《百届辉煌》，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在实践中，广交会探索了“三来一补”的引进外资模式。所谓“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在实际操作中，由外商提供设备（包括由投资建厂房）、原材料、来样，并负责全部产品的外销，由中国企业提供土地、厂房、劳力。中外双方各负连带责任。

在1978年春交会上，一位粤籍港商拿来一种国外非常流行的塑料袋样板，向自己家乡的大沥塑料厂下订单。但这家塑料厂很简陋，一没技术，二没设备，三没原料，合作无法进行。广交会的官员劝说该港商向大沥塑料厂赠送一套设备、3000吨原料；大沥厂负责加工，收取加工费，从出厂价格中扣除机器和原料成本。双方一盘算，都觉得满意，一拍即合。很快这种模式被广泛“克隆”。包括深圳、东莞的鞋类、服装加工厂，都采取这种模式。后来，外经贸部将这种中外合作模式概括为“三来一补”。

三

透过对邓小平“第一把火”及其在广东、广州燃烧的个案分析和比较研究，可从一个侧面观察改革开放的艰难起步与历史特点，并进而分析邓小平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基础与历史贡献。

邓小平在广州点燃第一把火，不是偶然的。当时，经济领域思想解放集中于四个问题：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按劳分配、发展生产力、按经济规律办事。②程中原：《1977-1978:经济领域的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起步》，《晋阳学刊》2010年第3期。1977年12月，国务院关于召开“全国城乡商业学大庆学大寨会议”的通知，强调“要理直气壮地促进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发展社会主义商品流通”；《人民日报》社论揭批“四人帮”破坏商业工作的谬论，“把被他们颠倒了的是非一一纠正过来”。③《用大庆大寨精神办好城乡商业（《人民日报》社论）》，《广州日报》1977年12月16日。“第一把火”在广州商业领域率先燃烧，也与广州的市情特点有关。至于对外开放方面“先行一步”，则是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特别是拥有广交会金字招牌的地缘优势，在发挥作用。

邓小平在广州点燃的改革开放“第一把火”，也不是孤立发生的。1978年9月，邓小平在东北视察时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其中，邓小平“在成都也点了一把火”，是指1978年1月底2月初在成都考察时的谈话，推动了四川的农村改革和企业改革。邓小平在东北点的第三把火，进而总结思想解放特别是“真理标准讨论”成果，在理论上也有升华，被称为“东北谈话”。①《邓小平1978年东北谈话的主要内容、特点和意义》，《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

应该说，邓小平视察广州的讲话并未见诸报端。但他第一次复出后视察广州，并与叶剑英一起接见广东省、广州市司局级、军队师以上干部，其讲话显然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传达。实际上，广州改革探索的做法大致也与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大体一致。改革开放之火，当然是邓小平点燃的。

从1977－1978年间经济改革的情况来看，许多改革措施是恢复1975年“整顿”的做法，有的甚至是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一直在坚持着改革。例如广州市荔湾区光扬肉菜市场，在1975年“全面整顿”期间，发动职工查摆“开后门”、“走后门”的表现与危害，刹住商品“走后门”。在1977年之后，改革取得成效，形成套比较有效的管理制度。②《加强政治思想工作、领导带头以身作则——光扬肉菜市场健全商品管理和出售制度》，《广州日报》1978年5月13日。

十甫商店的个案表明，广州企业改革的实践基础可追溯到更远。在1960年代初的经济整顿时期，该店在增产节约运动中针对各时期斗争任务，开展“一事一竞赛”。③荔湾第十甫副食商店：《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做法》（1962 年2月20日），广东省档案馆：231-3-0015。1970年代初，该店又创造“小项目”竞赛的经验：根据零售商业工作的特点和各个时期中心工作，把商品陈列、服务质量、购销计划、经营管理等具体项目落实到柜组、个人，逐项开展竞赛。④广州市十甫食杂商店党支部：《我们是怎样开展“小项目”劳动竞赛的》，广东省档案馆：296-A2.1-6-60。

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未竟事业。在此基础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邓小平1977年11月在广州的重要谈话，强调“过去许多行之有效、多年证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复”。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基础和历史传承。

邓小平复出后的“三把火”，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起步。改革开放事业与思想解放运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经过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到同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历史转折。众望所归的邓小平，也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

在改革开放大业中，邓小平集中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提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主要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改革开放。进而，邓小平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第二次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并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但历史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邓小平在广州点燃改革开放“第一把火”的个案表明，我们研究邓小平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并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须追溯其历史传承与早期探索。

（作者系中共广州市委党史研究室调研员，历史学博士、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