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兹生齐鲁文化典籍英译之译者风格研究

杨国强，孙丽丽

（1.枣庄学院 文化研究与传播中心；2.枣庄学院 大学英语教学部，山东 枣庄 277160）

在中华文化典籍译介史上，华兹生（Burton D.Watson，1925-2017）是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作为世界知名的汉学家、翻译家，华兹生醉心于汉学研究及汉籍译介长达六十多年，是把中国古典文化介绍到西方的先驱之一，在跨越“诗、史、哲、佛四大领域，在英语世界重塑中国经典”[1]的过程中体现了鲜明的译者风格。华兹生对齐鲁文化典籍的译介，虽然数量不多，但在西方产生的影响却非常大，极大地推动了齐鲁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以华兹生的齐鲁文化典籍英译本为例，对其译者风格展开全面深入的分析，能够更好地启迪如何进一步加强齐鲁文化典籍的译介工作，推动更多齐鲁优秀文化走出去，使齐鲁文化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进程中有更大作为，提升齐鲁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一、华兹生的齐鲁文化典籍译介成就

华兹生一生译著等身，其中熠熠发光的是他对《论语》《墨子》《荀子》《韩非子》等齐鲁文化典籍的译介。华兹生对齐鲁文化典籍的译介始于1963年的《墨子概论》，结束于2007年的《论语》，其间横跨了近半个世纪，也是其毕生从事汉籍译介与研究事业的缩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政治原因，华兹生无法来到中国，但他心中燃烧的对中国文化的热爱让他被迫选择旅居离中国较近且和中国文化有深厚渊源的日本。虽旅居东瀛三十多载，但华氏对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一直持一种敬重的心态，始终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中华典籍翻译，把翻译与传播中华文化当作人生事业的追求，体现了华氏对中国文化的深厚情结。

华兹生对齐鲁文化典籍的译介遵循“学术性”和“可读性”兼顾的原则，译本不仅受到西方普通英语读者以及美国高校学生的欢迎，也得到了绝大多数汉学家的认可，有的被收入《亚洲经典译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性著作丛书》等国际知名丛书，有的被收录进由著名学者编纂的中国文学选集，在汉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左传选译》和《韩非子概要》的部分译文被收录进由著名汉学家兼翻译家闵福德（John Minford）编纂的《中国古代文学》。华兹生为推动齐鲁文化在英语世界，尤其是在美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他荣获多项大奖：哥伦比亚大学翻译中心金奖，美国笔会授予的翻译奖以及分量最重的拉夫·曼海姆翻译终身成就奖，这些奖项都是对他毕生从事汉籍译介与研究事业的认可。

二、华兹生的译者风格研究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风格研究逐渐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译者风格是指使某位译者作品区别于其他译者作品，并且表现于其不同译作的翻译方式或语言模式，包括目的语词汇或句法结构应用、翻译文本选择、翻译策略与方法应用，以及译本前言、后记和译注等副文本信息等方面所表现的特征。”[2]应该讲，华兹生之所以能在汉籍译介领域取得那么高的成就，获得国内外一致好评，跟他的译者风格有很大的关系。华兹生在对齐鲁文化典籍进行成功译介的过程中体现了鲜明的译者风格。

（一）翻译文本选择

作为齐鲁文化重要载体的齐鲁文化典籍涵盖儒家、墨家、法家、兵家、阴阳家，数量众多，博大精深。华兹生凭借自己深厚的汉学功底在选择翻译文本时既考虑到所译文本的经典性、代表性，又考虑到译本的可接受性、大众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兼顾。因此，华兹生选择了体现儒家、墨家、法家的代表作，即《论语》《墨子》《荀子》和《韩非子》，另外，还选择了最能体现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特色的《左传》。在翻译过程中，没有选择全部译出（《论语》除外），而是节选了其中最能体现各家思想精华的篇章，取得了很好的译介效果。

《墨子概要》（Mo Tzu：Basic Writings） 节选了《兼爱》《尚贤》《非攻》等13个体现墨家文化精髓的章节，于1963年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2003年再版。该译本被收录进《中学原典》（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成为西方学者翻译和研究墨子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之一，还走进了美国高校课堂，成为汉学研修的教材。

《荀子概要》（Hsun Tzu：Basic Writings）节选了《劝学篇》《修身篇》《王制篇》《性恶篇》等集中反映荀子思想精华的篇目，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2003年再版。需要指出的是，该译本被列入由汉学家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主持的大型翻译项目——哥伦比亚大学东方经典翻译系列丛书（Translations from Oriental Classics Series），该系列丛书是专为普通读者和学生而译的，旨在解决本科生教材的问题，这就有助于美国的青年学子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荀子的思想，从另一方面讲，这也客观上促进了荀子思想在美国的传播。

《韩非子概要》（Han Fei Tzu：Basic Writings）节选了《主道》《有度》《扬权》《说难》《五蠹》等精华部分，虽然在内容含量上不及原著的三分之一，但是在质量上却体现了相当高的翻译水准。该译本由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性著作丛书》（UNES⁃CO Collection of Representative Works），推动了法家思想的传播。

《墨子、荀子、韩非子概要》（Basic Writings of Mo Tzu，Hsün Tzu and Han Fei Tzu）选取了《墨子》中的《尚贤》（上、中）和《非命》（上），《荀子》中的《王制篇》以及《韩非子》中的《王道》和《扬权》，翻译质量相当高，可以说是浓缩的精华，1967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性著作丛书》，一个译本可以让外国读者同时欣赏到墨、儒、法三家的思想精髓，极大地提高了传播的效率。

华兹生作为第一位向西方全方位介绍《左传》的美国学者，与《左传》的渊源可谓颇深。早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华兹生就对《左传》进行了深入地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都融进了他的专著《早期中国文学》（Early Chinese Literature，1962）。华兹生在对《左传》进行长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推出了《左传选译》（The Tso Chuan：Selections from China’s Oldest Narrative History），赋予译本很高的学术性、权威性，而且能在近三十年之后推出该译本，说明《左传》这部中国史书叙事文学开篇之作在华氏心中的份量。该译本于1989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还被收录进该社《亚洲经典译丛》（Translations from the Asian Classics），推动了中国叙事文学在西方的传播。

2007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华兹生的《论语》全译本，作为其《亚洲经典译丛》系列之一。《论语》作为儒家经典的代表作，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文本，其经典性、权威性使其成为西方翻译最多的中国文化典籍，迄今为止已经涌现出了40多个译本。华兹生能在82岁的高龄推出《论语》译本，而且还是有别于他的其他齐鲁文化典籍译本的全译本，可见他对这部经典的重视程度，选择全部译出，以便让西方读者更好地把握儒家精神。

通过以上梳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华兹生的译本都是由著名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并入选该社的《亚洲经典译丛》或其他丛书；二是华兹生对齐鲁文化典籍的译介多以节译本或选译本的形式推出。这两点都确保了“佳作佳译佳传”，赋予译本很高的权威性、流传性及可接受性，要么作为普通读物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要么作为教科书走进了美国大学课堂，这就大大扩大了译本的受众面，增强了典籍译介的有效性，提高了传播的效率，让这些富含齐鲁文化因子的经典作品不仅“走出去”，还“走进去”。对此，有些学者已经做了相关研究。王启伟（2016）就指出，西方知名出版商的良好运作是莫言作品在海外传播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例如，《红高粱》英译本由企鹅图书（Penguin Books）、维京出版社（Viking）等5家世界知名出版社在英美国家发行，发行量超过2万册，在西方世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莫言文学王国”。[3]谢天振也指出对于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在对外译介时“不能操之过急，贪多、贪大、贪全，在现阶段不妨考虑多出节译本、改译本”[4]。

事实上，山东省在推动齐鲁优秀文化在域外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这两点。山东省按照***总书记对山东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充分发挥文化资源丰厚的独特优势，深入挖掘齐鲁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通过加强与国外出版机构合作，积极搭建国际化平台，“借帆出海”，实施了齐鲁文化典籍翻译工程，翻译出版了一大批齐鲁文化典籍，用“国际语言”讲好山东故事、中国故事，推动齐鲁优秀文化走向世界，这其中不仅有英语版本，还有其他外语版本。比如，2018年推出的阿（阿拉伯）语“语录”图书系列涵盖儒、道、法等诸家，主要有《孔子语录》《老子语录》《庄子语录》《管子语录》《韩非子语录》等，其他的还有西（西班牙）汉双语版《论语精华》、吉尔吉斯语《论语》译本等。笔者认为，将中国文化典籍以“语录”的形式译介出去与华兹生采取的“节译”“选译”异曲同工，这种“化整为零”的译介与传播策略非常符合当前碎片化阅读时代的需求，增强了典籍外译及海外传播的效果，加快了中国文学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翻译策略与方法应用

中国文学经典自十七世纪西传以来，四百多年的西游之旅可谓步履维艰。中西方的文学文化交流看似有来有往，但实质上中国面临着巨大的“文化逆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未能有效解决在翻译中保持原语文化特征与实现译文流畅易读的矛盾。要想有效地解决这个矛盾，必须在翻译策略与方法上做出改变，以便增强译介效果，让身处异域的普通读者更容易接受。这方面华兹生做了很好的示范，即采用多样化的翻译策略与方法，做到在翻译中既能体现和保持原语文化特征，又能减少理解障碍和心理冲突，保证译文的自然流畅易读，推动中国文学经典真正“走出去”。这方面华兹生对《墨子》和《左传》的翻译非常具有代表性。

华兹生在翻译《墨子》时充分考虑译本的可接受性，通过采用解释性翻译和归化翻译方法，使得译本既具有学术性，体现在对典籍中术语意义的准确传译，同时又具备很强的可读性，体现在语言优雅、圆融贴顺，不存在佶屈聱牙的情形。这就赋予译本一种既高雅庄重、又平实易懂的独特气质，既受到西方汉学专家学者的推崇，也得到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西方普通读者及学生的好评[5]，反映出译本的受众面非常广，产生了非常好的社会效应。

同时，华兹生有时对原文本进行创造性重构，增强译文在目标语语境中的可接受性。《左传》译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华兹生在翻译过程中通过选择叙事材料、整合故事、篇章导读、对叙事线索的重新梳理以及添加简洁脚注等手段将“《左传》编辑、改造为一本面向大众的历史叙述故事集”[6]，“侧重叙事的效率与流畅性，显得非常清爽利落，增加了译文的可读性”[7]，因此也吸引了更多的读者群。尽管该书是个编译本，但因节选的都是最能体现原著叙事特色的篇章，其读者定位是那些想了解中国最古老的叙事文学形式的普通读者，语言优雅，可读性又强，足以让西方读者领略《左传》的叙事艺术风格，把握《左传》作为中国史书叙事文学开篇之作的独特价值。

实质上，这种翻译改写策略也是当前以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为代表的汉学家所普遍采用的翻译策略。目前来看，这种“连译带改”的翻译策略导致了不少偏离、删节、误译等现象从而饱受诟病，不少人担心这样“走出去”的中国文学到底还是不是中国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以“忠实”为代表的传统的翻译理念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绊脚石”[8]，已很难指导今天的“中译外”。我们要正视中国文化相比于西方文化仍然处于弱势地位的现实，“如果我们还是以自我文化为中心，漠视与他者文化的权力关系，执着于自我文化的不可误读或扭曲，则是不了解文化权力现实的理想主义。”[9]况且，翻译改写策略在推动中国文学文化域外传播的实践中已经被证实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要充分认识该策略对改变当前这个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文化逆差”的有效性，在考虑欧美读者的审美及阅读习惯的基础上，适当做出妥协，增强译文的可读性，扩大受众面，将会大大扭转中国文学文化在西方传播的颓势，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助推“一带一路”向纵深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三）目的语词汇及句法结构应用

华兹生在其长达数十年的职业翻译生涯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风格，洒脱自然、平易优美、可读性强，颇能体现原著的精髓。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华兹生在目的语词汇及句法结构应用方面体现出的独特个性，本文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通过自建的华兹生译本语料库（语料主要包括《墨子》第1卷第8节和第2卷第9节、《荀子》第9节、《韩非子》第5小节和第8小节），从词汇、句法两个方面对大量语料量化分析，描写论述华兹生英译本的语言特征，使翻译研究更具体、更客观。

1.词汇分析

词汇是语言的中心，也是英语语言研究的主要焦点。本研究主要从词长、词汇难度、词频及类符、形符几个方面分析华兹生译本的词汇特色，借助语料库相关软件操作，通过得出的数据统计来诠释华兹生英译本的语言特色。

（1）词长。词长是指一个单词所含字母的总个数，词长=字数（不含标点）/总词数。一般文本的平均词长在4个字母左右，若低于4个字母，说明文章属于口语化的语言，若高于4个字母，说明文章的语言比较复杂，长难词较多。本文通过WordSmith4.0软件统计了华兹生译本语料库中的词长（见表1）。

表1 华兹生译本语料库字母长度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包含三个字母的词数为5015个，占总词数的20.7%；包含两个字母的词数为4208个，占总词数的17.4%；包含四个字母的词数为3633个，占总词数的15%。表明大多数词语集中在2-3个字母的长度，4个字母的其次，较长的单词所占比例很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华兹生英译本的平均词长为4.59，说明华兹生所用词语接近于小说文体，普遍词长较短，大多数是简单词，难度较小，语言比较简洁易懂，文章的阅读难度不大。

（2）词汇难度。语篇的词汇难度是指依据参考词汇表，借助Antwordprofiler软件以及其自带的参照词汇表，得出自建语料库的词汇在每个级别中的分布状况。Antwordprofiler软件自带3个级别的词汇表，第1个词汇表由英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1000个词组成；第2个词汇表由英语中出现频率最高的第1001-2000个单词组成；第3个词汇表对应的是Coxhead2000年制定的“学术词汇表”，其中包括除上述2000个最常用词汇以外的570个大学常用学术词汇。通过软件对词汇检测的结果见表2：

表2 华兹生译本词汇难度分析

表2显示华兹生译本语料库共有词符24174个，其中属于LEVEL1的词数有18899个，占文本总词量的78.18%，属于该LEVEL的词型有1404个，占该文本的37.3%，属于该文本的词族有740个，占文本总词族的26.26%；LEVEL2的分布依次类推；LEVEL3的词数总量较少，总词量为935个，占总量的3.87%，说明华兹生语言侧重于简单的交际用语，对话形式较多，很少涉及到学术方面的表达。LEVEL0是指没有在LEVEL1、LEVEL2及LEVEL3出现的单词情况。通过对语料的分析，华兹生译本中频繁使用表达身份地位的人名、地名、朝代、度量单位的词语，这些词语大多都是用汉语拼音直译过来，再加注释，这些词汇不包括在通用英语中，也不属于学术英语范畴，所以在LEVEL1-3中是找不到的，例如Mount Tai、North Sea、Qin and Chu、Duke Wen of Teng、Yao、Fu Lake、Yao、Shun以及the Hsia，Shang and Chou dynasties等。从以上数据看，华译本语料库的词汇大多集中在常用1000词的范围内，不论在词符、词型和词族层面上属于最常用的英语单词，词汇难度小，因而其译本的整体阅读难度不高。

（3）类符/形符比。类符（type）是指语料中不同的词，形符（token）是指语料中不同的词形，类符和形符的比值我们称为TTR。TTR值越低，说明译者所使用的词汇量越小，词汇变化小；相反比值越大，译者所使用的词汇量越大，词汇越丰富。本文通过Wordsmith4.0对华译本的TTR值进行了统计，如表3所示。自建语料库中的形符为22772个，类符为4771个，TTR值为20.95%，比值较低，说明译者使用的词汇量较小，词汇变化不大，对读者词汇量的要求较低，译本比较大众化，可读性较高。

表3 华兹生译本词汇类符和形符分布分析

（4）高频词。通过运行AntConc3.2.0软件，我们得出了华兹生译本语料库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详见表4。

表4 华兹生译本高频词统计

从表4可以看出，排在最前面的都是一些功能词，诸如the、of、to、in、a等。从中段词汇观察，虚词出现很少，基本上都是实词，第三人称代词和物主代词he、his、their、they、them的出现频率较高。第一、二人称代词I、you等的出现频次几乎为零，出现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第一、二人称在英语口语中的出现频率较高，而齐鲁文化典籍涉及到的儒家、墨家、法家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较多，这些思想的陈述都是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形式加以表述，很少用到表达个人观点的I、you等词语。同时，因为典籍中富含大量的政治、军事论述，所以像king、ruler、government、state、ministers、officials此类相关词的出现频率较高。

根据以往对翻译文体中人称代词主语的显化考察（黄立波2008；赵世开2011；任小华2015；王欣欣2015），汉语文本在翻译成英语文本后，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突显，英语译本中第三人称代词的使用比汉语原文高出至少两到三倍。汉语在表达语义时注重意合，依靠句子和词语的内在含义来表达逻辑关系，而英语表达注重形合，要借助衔接词使语篇的表达连贯。人称代词的显化是译者运用衔接手段使译文更加具有可读性，译文中人称代词的灵活翻译也是译者准确、规范翻译的一个表现，有助于译文表达准确、语义明确，避免含糊不清，这也是译者翻译能力的一个映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通过改变语言表达的方式或者增加相应的背景知识来使读者读懂原文，理解文学作品中传达的社会、文化等深层含义。通过数据显示，华兹生能形象具体地将典籍中的人物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说明译者的翻译能力极强，译本的可读性极高。

2.句子分析

（1）句长。句长是指一个完整句子中所含单词的总个数。借助软件WordSmith4.0得出华兹生译本语料库中的句子长度。华兹生译本的平均句长为22.67个词，属于中等长度句，接近于英语本族语者BROWN语料库的句子长度（23.37），并且用and、but连接的并列句较多，这不是单纯地为了反映原文的古代特色，而是用通俗自然的现代英语来翻译中国的典籍，使译文具有极高的可读性。

（2）句子类型。本文随机对华兹生译本语料库中的100个句子中的简单句、复合句和复杂句的使用频率做出统计，见表5。

表5 华兹生译本句子结构分析

表5数据显示，华兹生译本中，复合句出现频率最高，简单句次之，复杂句较少。说明华兹生在翻译时，使用复杂句较少，语句偏于简洁，不冗长；简单句较少，原因在于过于简短的句子无法完整地传递原文丰富的语义；复合句使用频率最高，是为了准确、恰当地传递原著的思想。华兹生在翻译时大量使用了定语从句（who）、时间状语从句（when）、条件状语从句（if），例如：

例1.Let us suppose there is a rich man who has built a high wall all around his house.

例2.When the wall is finished and plastered with mud，he pierces it with only one gate.

例3.Then，if a thief steals in，he may shut the gate by which the thief entered and set about searching for him，confident that the thief has no means of escape.

以上例句是笔者随机抽取的译文中一小段，通过分析，译者在文中用到了连接词who、when、if、by which、that引导的多种从句，使句意表达更加清晰，语句更加通顺，语义更加丰满，有助于读者领会墨子在讲解贤明的君主在招贤纳士时应遵循的原则。

（3）修辞方面。齐鲁文化典籍中富含大量的修辞手法，能够增强话语的说服力，有助于让自家的思想和学说更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以《墨子》为例，里面用了很多修辞手法来表达军事、政治以及教育观念，主要有明喻、排比、反问、强调等。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在华兹生的《墨子概论》译本中，like、as、seem、as if、as though、similar to等标志词的使用频率非常高，显然，华兹生选用这些词汇是为了与原著的风格保持一致，例如：

例4.Brilliant like the sun，Bright like the moon，Constant as heaven and earth.

例 5.The unrighteous shall not be enriched，the unrighteous shall not be exalted，the unrighteous shall be no kin to us，the unrighteous shall not be our intimates!

例6.Therefore the sage kings of ancient times took great pains to honor the worthy and employ the capa⁃ble，showing no special consideration for their own kin，no partiality for the eminent and rich，no favoritism for the good-looking and attractive.

例4中将“brilliant”比作“the sun”，将“bright”比作“the moon”，使陈述和观点更加形象易懂，很好地体现了译文中比喻的使用，尤其是使用频率较高的以like为标志词的明喻。例5体现了译文中反复使用的排比句式，很好地体现了原著的风格。例6中用“worthy”“capable”“eminent and rich”“good-looking and attractive”等形容词来代替具有这种特征的群体，借代的使用使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具体形象，以避免重复、累赘，给人以新鲜感。

以上通过分析大量的真实数据得出的结论，是与很多学者对华兹生译作语言的评价相符的。比如，刘敬国评价华兹生的《论语》译本“语言有较强的口语色彩，通俗自然，简洁明快，在语言形式上紧扣原文，尽量在不违背英文语法规范的前提下，以符合原文表述顺序及形式的英文传译，从而使译文获得与原文颇为近似的格调，堪称不可多得的佳译。”[10]诚如他在该译本的前言中所写：“译文的语言并不是为了反映原文的古代特色，而是采用了口语式英语，即如果这些对话发生在今天所用的那种语言。”[11]一言以蔽之，华兹生在译介过程中着重凸显了译文的可读性，在目的语的使用上做到了简洁优雅、流畅易读。

华兹生凭借鲜明的译者风格极大地推动了齐鲁文化在英语世界，尤其是在美国的传播和接受，深刻影响了当代美国读者与学界对中国文学的态度与阅读方式，这对当前“一带一路”背景下齐鲁文化“走出去”具有很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翻译作为跨文化传播的桥梁，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它既有助于增强文化软实力，更可以体现和展示文化软实力。[12]有必要从构建和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高度，对以华兹生为代表的为齐鲁文化对外传播做出过贡献的翻译家的译者风格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总结好的经验和做法，以便进一步加强齐鲁文化典籍外译工作，讲好“山东故事”，使齐鲁文化走出去，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先锋队和主力军，使山东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基地、大本营和示范区[13]，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使之成为推动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的“新的增长极和新引擎”[14]，为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