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赵国麟与《大学章句困知录》

邵 妍

（泰山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

泰山作为儒家文化渊源区域，自古以来儒学便非常兴盛，除孙复“春秋学”外，大量的儒学文献资源未被关注。其中，清代名儒赵国麟的著述就没有系统地被搜集和整理过，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国麟官至乾隆朝文渊阁大学士，出仕前后一直致力于家乡的教育文化事业，曾兴复“青岩书院”，教授乡里，校刻经籍，著述颇丰。其传世著述虽以诗文集为多，但亦有《大学章句困知录》《大学讲义》《口授学庸讲义》等经学著作，在泰山儒学史上留有浓重一笔。

一、赵国麟生平

赵国麟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年），卒于乾隆十五年（1750年），字仁圃，号拙庵。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泰安府志》［1］有传：

其先本宋燕藩裔，居会稽。祖瑗，爱泰山之胜，遂家焉。国麟自少颖秀，日诵书数千言。康熙己卯，举于乡。丙戌，成进士，授长垣知县，摄内黄篆……由安徽巡抚晋尚书，拜文渊阁大学士……国麟自少至老，潜心理学，务阐明宋五子大旨，而不泥其辞。博征古今，旁及日用琐屑，靡不通贯。尤喜启迪后进，设青岩义社于泰山之麓，来学者尝数十百人。其为福建巡抚时，诣鳌峰书院，为诸生陈说经义。

由传文可知，国麟先祖是宋代皇族后裔，后随宋南下。据方苞为赵国麟祖父赵瑗（字临若）、父亲赵良（字维林）分别所作的碑铭《赵处士墓表》《赠右副都御史赵公神道碑》，知赵家祖上曾居江南山阳（今江苏淮安），后迁至浙江绍兴府沥海所（今属绍兴上虞区）。清初东南未靖，赵良流寓泰安州，定居岱下，并娶同在泰安的淮阴江氏之女，生子赵国麟、赵国经及四女。赵瑗于康熙十二年至赵良处，彼时国麟已降生数月。

赵国麟自幼聪慧勤奋，颇得家学。父亲虽弃儒从医，祖父亦学问渊深，国麟幼时即随祖父学习经史文籍，“日诵书数千言”，赵瑗曾“手录《春秋》内外传、《史记》《汉书》及唐宋八大家文各数百篇授其孙国麟”。据国麟门人张希杰所撰《青岩先生行状》①该文见张希杰《铸雪斋集》第四卷，已于2010年被《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影印出版。另山东省图书馆所藏《赵相国印谱》（省图标目作《仁圃印谱》）中，“丁丑选拔已卯乡荐丙戌已丑进士”一印，释文作“辛丑选拔已卯乡荐丙戌已丑进士”，将“丁”字误释作“辛”，经笔者目验，当是“丁”“辛”二字字形近似所致。故张希杰《行状》与释印者均误，国麟拔贡时间确在“丁丑”年。，知赵国麟“十七岁补博士弟子员试第一……辛丑先生拔贡成钧，己卯领乡荐，丙戌成进士，己丑补殿试班选”。也就是说，赵国麟17岁成为诸生，时己巳年，即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丁丑被选为拔贡（《行状》辛丑实为丁丑之讹）。己卯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赵国麟中举。“丙戌成进士”，丙戌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但在《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3］中，赵国麟是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1709年），三甲第80名。据周郢《〈泰安赵相国印谱〉考录》［4］一文考证，赵国麟确在“丙戌”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通过礼部会试，因故未参加殿试，三年之后，即康熙四十八年“补殿试”后才正式成为进士，有“丁丑选拔己卯乡荐丙戌己丑进士”“己丑进士”两印为证。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赵国麟在明人宋焘青岩居旧址建青岩义社，讲课授徒，四方从游者甚众［5］。康熙五十三年（1711年），青岩义社更名“青岩书院”②关于兴复青岩书院的过程，参见赵国麟《青岩书院宋先生祠堂记》一文（邵妍、刘书龙点校：乾隆二十五年《泰安府志》第967页）：“康熙戊子（即康熙四十七年），麟有兴复泰山书院之志，而遗址不可复得，因暂假先生青岩居旧馆，建讲堂及书舍数椽，以为从游肄业之所，颜曰‘青岩义社’，不敢僭泰山书院之名，且以存先生之旧也。越甲午（即康熙五十三年），大中丞蒋公政敦大体，雅意作人，闻麟斯举，乐助其成，捐俸百金，增修书室，赐名曰‘青岩书院’。”。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国麟谒选出任长垣县令，后一路迁升，曾任福建布政使、福建巡抚、安庆巡抚等。每到一处，几乎都会兴办府学或书院，亲自讲学。赵国麟在长垣县令任上，兴建寡过书院；在福建巡抚任上，先后设立了台湾府学，开办了鳌峰书院，以及台湾、凤山、诸罗、彰化四县的县学；在安庆巡抚任上，先后兴办敬敷书院，设立颍州府学，为所在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6］。

乾隆三年（1738年），赵国麟入朝为官。先后任刑部尚书、礼部尚书，乾隆四年（1739年）授文渊阁大学士。后数经沉浮，于乾隆八年（1743年）卸职回籍。归岱后，构筑岱阳精舍，读书刻书，作文课子，时有外地学子慕名来学。岱阳精舍藏书颇丰，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泰安府志》的修纂提供了大量参考资料。《府志》序云“郡中少藏书者，惟借资泰安赵相国，得十之六七”。乾隆十五年（1750年），国麟因疾寿终于白龙峪岱阳精舍［7］。道光九年（1829年），泰安知县徐宗幹奉其入祀“泰山五贤祠”。

赵国麟一生潜心理学，精于程朱《四书》大旨，以昌明学术，知书识礼为己任。其儒学思想大抵以朱子之学为宗，与清初名儒陆陇其的理学思想一脉相承。国麟所撰《大学讲义》《大学章句困知录》《口授学庸讲义》，注重义理阐发，是其“四书学”研究的心得和总结。

二、《大学章句困知录》的刊刻缘起

《大学章句困知录》作于乾隆七年（1742年），彼时赵国麟已被乾隆皇帝革职，在咸安宫效力行走。关于书名的著录，各家不甚统一：《泰安府志》本传、《山东通志·艺文》（经部·四书类）作《学庸困知录》；《泰安府志·艺文》作《大学困知录》，《重修泰安县志·著述》作《学庸困勉录》，均无卷数。由此可知，他们应当未见赵氏原书。

是书存清道光九年（1829年）瞻岱轩③瞻岱轩”，据《山东出版志资料》（第3辑）（山东省出版总社出版志编辑部，1986年，第137页）所收李中《泰安地区刊刻出版业概况》，知其乃泰安地区刻坊，故《大学章句困知录》为坊刻本。另据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1993年编《山东省志·出版志》（75）（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第444页），知瞻岱轩于道光六年（1826年）刻过徐宗幹《虹玉楼赋钞》。刻本，由中共山东省委党校图书馆收藏，现已被《山东文献集成》（第四辑）［8］影印，故能方便读者瞻览全书之貌。此书半叶九行，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边，单黑鱼尾，行疏字朗，版式美观。

据唐桂艳《泰安赵国麟刻书考》［9］一文，知赵国麟一生刻书不少，至少在8种以上，但《大学章句困知录》并未在其生前完成刊刻。该书前面有两《序》，一为道光九年徐宗幹所作，记有刊刻缘起：

方伯刘眉生先生、廉访李复斋先生，属为搜求遗书，于其裔孙育民、文民等，得手录兹编大旨，以陆子之言求朱子之意，以朱子之意求圣人之言，择善固执，读其书犹可见其人也。屏岐说，阐微言，羽翼经传，厥功岂浅尠哉？爰捐廉付梓，书成谨弁数言于简端。

道光九年，正是赵国麟入祀“泰山五贤祠”之年。徐宗幹受时任山东巡抚刘斯嵋及曾任泰安知府李文耕二人①刘斯嵋，字弥山，号眉生，江西南丰人。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生，道光十八年（1838年）卒，嘉庆十六年进士。曾于道光九年、十二年、十六年护任山东巡抚，道光十五年曾撰《重修泰山碧霞祠记》。李复斋即李文耕，云南昆阳人。字心田，别字复斋，后更字垦石，清朝嘉庆七年（1802年）进士。道光二年（1822年）任泰安知府，七年，擢湖北按察使，后复调山东。《清史稿》有传。因李文耕曾任“湖北按察使”，故徐《序》尊其“廉访”。的嘱托，搜访赵国麟的遗作，后从国麟后人育民、为民等处寻得此书，并捐资付梓。据《斯未信斋主人（徐宗幹）年谱》记：“乡贤赵仁圃相国手订《制艺文统类编》十三体，后人力薄，止刻其十，馀三体捐廉补刊，又《大学困知录》抄本并为付梓”［10］。可见，徐宗幹为本书刊刻出力甚大。

国民经济发展中农业发展占据基础性地位，作为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养殖业发展也受到现代社会的高度重视。目前社会群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升，对于食草动物及其产品的需求也呈现日益增长的态势，具有代表性的是牛羊。立足我国的基本国情，可明确草食动物食草优势的发挥，符合自然资源现状，能通过绿色化动物产品的发展，满足人类社会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书前另有乾隆七年（1742年）赵国麟《自序》，玆录如下：

大学有《章句》，又有《或问》，明且尽矣。后之学者诚尽心焉，学岂有差？故陆稼书先生曰：朱子之意，即圣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圣人之意。愚尝因陆先生之言，而推求朱子之意，觉后儒之欲求异于朱子者，皆非圣人之意也。每有所获，辄与二三同志辨说之，旨以为能继陆先生之志。其说颇详，从游之士间有集录，往往晦其本意。《孟子》曰：“君子反经而已矣，经正则庶民兴，无邪慝。”生平读“四子书”，以朱子之言求圣贤之意，皆是此法。或亦反经之一端，质劣学荒，铢积寸累，未能厚畜，从困心钻研思索而得，因名之曰《大学章句困知录》。

由两《序》可知国麟著书大旨，即宗法朱子，摒弃误说歧解。参考陆陇其②两《序》所称“陆子”“陆先生”即陆陇其。陇其字稼书，平湖人。康熙庚戌（1718年）进士，官嘉定、灵寿二县知县，行取御史。雍正二年（1724年）从祀孔子庙庭。乾隆二年（1737年）赐谥清献。参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四“《古文尚书考》”条。的说解推求朱熹的阐释，由朱熹的阐释探寻圣人的本意，进而阐发《大学章句》中的微言大义。因“从困心钻研思索而得”，故名之曰《大学章句困知录》。

三、《大学章句困知录》的内容体例

朱熹《大学章句》是对古本《大学》改定后而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学章句》条”云：“《大学》古本为一篇，朱子则分别经传，颠倒其旧次，补缀其阙文。”朱熹受程子影响，认为古本《大学》原文章次有误，而且意思上有遗失，因此对古本《大学》进行了章次调整，分为“经”和“传”两个部分，其中经一章，从“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至“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共205字，“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和古本《大学》文字无差；传文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共1546字，与古本《大学》相比，传文次序改动较大，而且按照程子的意思，补写了格物致知论。拿宋本《大学章句》来看，全书由经文一章、传文十章，以及朱子对篇题和经、传的注解几个部分构成。此外，正文前还有《大学章句序》一篇。

赵国麟《大学章句困知录》基本遵从朱熹《大学章句》的章节次第，体例明晰。稍有不同的是，经文、传文均未像《大学章句》那样按节分段，而是将每一章汇为一段，章内每节末尾均以小字标明是第几节。例如：

《康诰》曰：“克明德。”一节。《太甲》曰：“顾諟天之明命。”二节。《帝典》曰：“克明峻德。”三节。皆自明也。四节。

以上是《大学章句困知录》中传文的第一章，章内尊朱子分节为四。传文后面基本按照顺序罗列了8条朱熹的注解，其中第1条“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概括了全章的章次和大意；第8条“此通下三章至‘止于信’，旧本误在‘没世不忘’之下”，则交代了章次的调整情况或调整原因，这两条准确来说不算是对文本的训解，朱熹《大学章句》原本把这两条注解一并放在了章末，而赵国麟把“右传之首章，释明明德”提到了最前面作为第1条。这样一来，《大学章句》中第1条注解“《康诰》，《周书》。克，能也”在本书中则成了第2条，其余顺序不变。

朱熹每一条注解后面另起则是赵国麟对《章句》的阐释。例如，“康诰”章中第4条，朱熹注解作：“《大甲》，《商书》。顾，谓常目在之也。諟，犹此也，或曰审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常目在之，则无时不明矣。”国麟进行了如下阐释：

国麟的阐释分了三个部分，每一部分中间用“○”来间隔。第一部分是解释了为什么朱熹说“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与我，而我之所以为德者也”，并且把“明德”和“明命”分别进行了阐释；第二部分则对“常目在之”进行阐发，引用了《中庸》《朱子语录》进行详细解释，并明确表扬陆陇其的“心常主敬”的解释遵从了朱子的意思。第三部分则阐释朱熹“无时不明”的所指。

其它章次传文的体例和“《康诰》”章基本相同。因此可以说，《大学章句困知录》的体例明晰有序，读来层次清楚分明。

四、《大学章句困知录》的特点

作为对朱熹《大学章句》的再阐发，《大学章句困知录》有如下特点：

（一）遵信朱说

赵国麟对《大学章句》的论证和阐释，处处体现着对朱子的尊重和信奉。仅在《大学章句》经文一章的阐释中，赵氏对朱子之说的褒扬不下10处。像“得孔曾真传”“得圣贤之意”“有孔子之圣经，不可无朱子之《章句》”“惟朱子能得圣人之心”“朱子之用意深矣”“朱子之用意精矣”“训诂之精，至朱子而极矣”等，几乎节节可见。在赵国麟看来，朱子对“明明德”的说解，“方是纲领统条目，条目承纲领，是谓抉经之心”。如果不遵从朱子的说解，则属于异端歧说，而存在异说的原因，就是后儒没能像朱子那样理解圣人的意思，从而导致背离经义。

赵国麟之所以推崇陆陇其，也正是因其尊信朱子之学。赵国麟在书前《序》中云“陆稼书先生曰：朱子之意，即圣人之意；非朱子之意，即非圣人之意”，认同陆陇其对朱学的观点。陆陇其是清代最为推崇朱子的学者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陇其之学，一以朱子为宗，在近儒中最称醇正”。《四库提要》“《四书讲义困勉录》”条云：“陇其笃信朱子，所得于《四书》者尤深。是编荟卒群言，一一别择，凡一切支离影响之谈，刊除略尽。其羽翼朱子之功，较胡炳文诸人有过之无不及矣。”可见陆氏对朱子之学的信奉。因此，赵国麟和陆陇其在尊信朱学方面是一致的。

此外，赵国麟日常所读书目，亦可印证其对朱子之学的尊信。即使退居岱下，所读之书仍以程朱著述为主。据《云月砚轩日记》载：乾隆十三年（1748）春夏，国麟每日读《朱子文集》《伊洛渊源》等。秋冬，每日读《程氏外书》《朱子语类》《明道文集》《伊川文集》《伊川经说》等。可以说，程朱的学术观点和思想早已深深地烙进了赵国麟的头脑中。

正是对朱学的信奉，导致了赵国麟对空疏虚无的阳明心学的否定。例如，针对朱子“八条目”的注解，赵国麟阐释到：“圣人早已念及此矣，以此明示学者，而后世犹有不必格物如阳明之说者。”在这里，赵国麟对王阳明的“不必格物”是不认同的。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天地万物都有它的“物性”，水有水的特性，火有火的特性，如果能把万物的特性都研究清楚，就能体悟出道理，达到致知。而王阳明经过实践后，发现朱熹的“即物穷理”的“格物论”无法成立。王氏认为“格物”的途径不是探求外物，而是要找回本心，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归于正”，要“为善去恶”，成德性之功。而赵国麟坚定地认同朱子的“格物”方能“致知”，认为王阳明把一切都归于“心”则背离了圣人的意思。

可以说，赵国麟的阐释是对朱熹训解的思考和证明，是在认同基础上进一步的说解和发明，类似于《五经正义》的“疏不破注”。在赵国麟看来，陆陇其所谓“朱子之意即圣人之意”甚是，一定要在阐明朱子之说的基础上去理解圣人旨意。

（二）徵引丰富

为了证明朱子对圣人之意的完美训解，赵国麟进行了大量徵引。其中，对陆陇其及其《松阳讲义》的直接引用，一共有12处。例如，对“明明德”中，第一个“明”字的解释，赵国麟引用陆氏之说：“《松阳讲义》曰：格、致、诚、正、修、备，然后可谓之明。此‘明’字，与《中庸》‘明善’之明专主知见言者不同。”赵国麟认同陆陇其的观点，认为第一个“明”字不是搞清楚、弄明白的意思，而是“格致诚正修”全部达成之后才能实现的行为。也就是说，在调查研究、认清本质、意念诚实、动机纯正、提高修养之后，才能达到“明”，才能去弘扬善良的德性。陆陇其的解释可谓能得朱子之心，因此赵氏引用陇其之说来印证朱子的观点。

除此之外，赵国麟还引用了其他一些经籍和材料进行阐释。其中，引用《中庸》25次，《论语》4次，《孟子》6次，程子之说6次，朱熹《大学或问》13次，王应麟《困学纪闻》语1次，杨时《龟山先生语录》语1次，双峰饶氏（鲁）语3次，玉溪卢氏（孝孙）语1处①双峰饶氏，即饶鲁，江西余干人。字伯舆，一字仲元，号双峰，南宋著名理学家。赵国麟所引双峰饶氏之语出自《松阳讲义》。玉溪卢氏，即卢孝标，又名卢标，字孝孙，号玉溪，寄籍福建福州。南宋理学家。生平研究伊、洛之学，官翰林博士。设“讲述堂”于新登境，朝夕讲学，著书立说，学者尊之曰“玉溪先生”。著有《四书讲义》《性理发蒙》等。赵国麟所引玉溪卢氏之语亦出自《松阳讲义》。等等。例如：

《章句》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阐圣人立言之主也。《或问》曰：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发圣言函盖之理也。《章句》洁净精微之著也，故当简；《或问》曲畅旁通之作也，故当详，两得之矣。

朱熹《大学章句》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云“明明德于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说解较为简略。因此赵国麟阐发时引《大学或问》“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发圣言函盖之理也”加以补充说明到底何为“明明德于天下”。这样一来，两相参照，意思就比较清楚了。其它几处引用《或问》的地方，大抵都是为了补充证明《大学章句》的说解。

对于朱熹字词训诂的条目，赵国麟有时引用《字书》进行验证。例如，“治其国”的治，朱熹注为“治，平声”，赵国麟引《字书》云：“直之切，理也。《孟子》“治人不治”，上平下仄。平声者，以用功言也。”“国治”的治，朱熹注为“治，去声”，赵国麟亦引《字书》云：“又音，亦理也。仄声者，以成效言也。”也就是说，朱熹的注解仅标明了读音，没有释义。赵国麟则进一步解释了读音不同的两个“治”，分别是何义。虽然《字书》均作“理”解，但是念平声的治，是动词，为“治理”义；念去声的治，是形容词，为“安定、太平”义。赵国麟解释后，两个同形字的区别就更加明晰了。

因此，赵国麟对典籍的引用不仅能验证朱熹的说解，有时还能使朱熹的说解更加明确和透彻。

（三）阐扬义理

作为理学宗师朱熹的绝对拥护者和践行者，赵国麟对于《大学章句》的注解，处处阐扬义理。例如，“所谓治国章”中有“《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节，朱子的解释比较短：“引《书》而释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为，在识其端而推广之耳。”也就是说，《大学》引用“如保赤子”，解释了要用“慈”、用“诚”来治家、治国。朱子的注解则在《大学》的基础上有所阐发，而赵国麟又用三段话阐释《大学》及朱子的意思。

第一段，明确《大学》之意。赵国麟认为虽然这一节是引《康诰》之语，表面在说“慈”，说“诚”，实际讲的还是治家治国的道理，即“教家、教国必本于修身固己”，这是朱子所谓的“立教之本”。然后又进一步阐释何为“修身”，“身修，则格、致、诚、正在其中矣。”在第一段话中，赵国麟解释了《大学》为什么要引《康诰》“如保赤子”来说明治家治国的道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阐明，既然“慈”于治家治国很重要，那么“孝”和“悌”的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二段，解释了朱熹“立教之本不假强为，在识其端而推广之耳”的意思。赵国麟说《大学》传者认为单说立教之本，不需要强制，只要诚心就够了，心诚必定能圆满。这就是朱熹所谓“不假强为”。之所以又说“不中不远”，赵国麟认为这其中蕴含着“自当格致以求其必中，更当求其无不中矣”的意思。也就是说，努力追求的目的就是要寻求圆满，就算不能圆满，也相差不远了。赵国麟认为，朱子所谓“在识其端而推广之”，就参透了《大学》传者的旨意，教家和教国的道理虽然一样，但方法还是不同，需要通过治家之法去推衍治国的有效办法。

第三段，赵国麟首先用“此节久为祖述阳明之学者所借口”一句话，点明阳明学派曾用这一节作为借口。这里所谓的“借口”，应该是指“亲民”“新民”之辨中，王阳明用“如保赤子”作为“亲民”的证据。然后国麟借用陆陇其的观点，认为朱子的“识端推广”是补传者的言外之意。而赵国麟则和陆说稍有不同，认为“识端推广”非补言外之意，而是补言中之意。赵国麟为此还对“补”字进行了阐发，认为“补有二义：补言外者为补缺，补言中者为补空”。赵氏认为朱熹的“识端推广”不是传文中没有的，而是传文中暗含的，因此属于“补中”，而非“补缺”。赵氏对自己的见解，谦虚中稍显得意，“愚敢因传者之意发明朱子之意，以补稼书先生之缺？先生有灵，或者其许我乎”。当然，赵氏之论稍显吹毛求疵，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赵国麟对《大学章句》的思考，其虽推崇陆陇其，却也没有被陆说所局限。

总而言之，赵国麟通过对《大学章句》的阐释，表明了其尊信朱子，推崇陆说的理学思想。赵氏在阐发义理之时，多有徵引，从而完成了对《大学章句》的解说和进一步释读。对赵国麟经学文献的搜集和整理，不仅能为进一步了解和研究其经学思想提供依据和参考，而且对于继承和保护优秀历史典籍，传播乡邦文献，推动泰山地方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