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致祭使者对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心态分析——以正德五年明武宗遣乔宇致祭泰山为例

宗世昊

（聊城大学 运河学研究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在泰山信仰中，以东岳大帝（泰山神）与碧霞元君二信仰颇具泰山地域特色，明清时期，二者的地位在民众信仰中发生了变化，最显著的表现是民众普遍前去向碧霞元君进香，“今海内所奔走而祷祀者，类先碧霞而后岳神”［1］。作为社会地位居于中上层，受教育水平高于当时民众的士大夫或士人群体，因公因私前来泰山，都会目睹碧霞元君信仰的狂热状况，并对这种状况表达看法，展示出其对官方祭祀与民间信仰的不同心态。碧霞元君信仰开始与士人群体产生了互动。其中，作为皇帝致祭使者，其与碧霞元君信仰的关系值得关注。

一

研究明代中后期士人们对泰山碧霞元君的相关态度，首先应借助明代众多泰山志书，其中价值较高的有以下几部：汪子卿编撰的《泰山志》四卷，成书于明朝嘉靖年间，是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泰山专志，收录了历代大量文人士绅对泰山的游记、碑文以及皇帝祭祀的祀文。查志隆的《岱史》十八卷，成书于万历年间，史料丰富。另外《泰山搜玉集》《泰山纪事》《泰山小史》《岱志》等书也对泰山碧霞信仰风俗有所涉及。

今人关于泰山碧霞元君的研究，主要有：叶涛《泰山香社研究》历述泰山香社主要参祭对象碧霞元君（泰山老奶奶）信仰的发展变迁，并对明清时期官方对泰山香社的管理政策进行了分析；代洪亮的《正统文化与民间文化的互动：明清士绅关于泰山碧霞元君信仰的不同态度分析》探讨了明清士绅对碧霞元君信仰的态度，归结为赞成、支持、中间三种［2］；周郢的《泰山碧霞元君祭：从民间祭祀到国家祭祀——以清代“四月十八日遣祭”为中心》对明清时期官方对碧霞元君信仰由民间信仰向国家祭祀的历史进程转变进行了考察［3］；孟昭锋的《明清时期泰山神祇地位变迁探究》探讨了碧霞元君从明代以前的附属地位到中后期其地位超过泰山东岳正神的变化，分析出碧霞信仰在民间信众的扩大、东岳神回归官方、官方对泰山神态度发生变化诸多原因［4］。这些研究已触及碧霞信仰的多个群体，惟对于朝廷所遣致祭使者这一特殊群体缺少系统研讨，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探究士绅群体对碧霞信仰的态度。

二

明代延续了自唐以来的遣使致祭泰山制度，所谓“朝廷有大典礼，大政务，则遣使告（泰山）焉”。有明一代，遣使祭祀达百次之多。其中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到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年），总共遣使致祭48次①此统计数据见于刘兴顺著：《泰山国家祭祀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98页。。致祭的原因有三：一是皇帝即位；二是自然灾害；三是重修庙宇。所派遣的使者除了有部分道士、太监，绝大部分为中央官员或地方官员。也即史家所谓的“士人”或“士绅”群体。

明中叶后，“世之香火东岳者，咸奔走元君，近数百里，远即数千里，每岁瓣香岳顶数十万众”［5］，在此背景下，士人阶层与碧霞元君信仰有了较多接触，并在著作中对碧霞元君有所表述。那么众多的致祭使者，对待勃兴的碧霞信仰会是怎样一种态度呢？今以乔宇为例试加探讨。

正德五年（1510），因为“雨泽少降”，明武宗派遣户部左侍郎乔宇前往泰山进行致祭，祭文中言“名山大川，神所居守。敬将香帛，特遣廷臣，仰冀明灵”［6］，乔宇本人关于此次前往泰山致祭留多篇记录，《泰山志》载其“序略”云：

比岁山东饥，亢旱千里，水泉枯涸，运道阻艰，上特遣宇祭告东岳、东镇、东海诸神。入境之日，即大霖雨，齐鲁之地皆沾足。祭之日，前后又复雨。仰思岳神灵异，益虔代祀之礼。祀毕，乃登绝顶。……谒碧霞祠，观始皇封禅碑。超然四望，了无限隔。……谓之曰“小天下”，信其然矣!［7］

从此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乔宇致祭泰山的大体经过，也证实了乔宇在对泰山祭祀完毕之后，又前往碧霞祠进行拜谒。而乔宇本人所作另一文《游泰山记》（收录在《岱史》卷十八《登览志》）中，自述来到碧霞祠时，则用了“谒祷于碧霞元君”［8］之语，可见乔宇来到碧霞祠并非简单的游览，而是进行了祭祷活动，但这种祭祀活动是否属于乔宇此次的“祭告东岳、东镇、东海诸神”的官方任务？值得探讨。

明朝建立后，由于民间信仰风气的渗入，朱明皇室包括皇帝本人普遍接受碧霞崇拜，并开启了遣使致祭元君制度。据明成化朝尹龙《重修泰山顶庙记》载：“昭真祠在泰山绝顶，世传谓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之祠。圣天子（明宪宗）御极十有五年（成化十五年，1479），命太监陈喜来修祀事。明年，诏修是祠，即故址增饰之。”［9］现存最早的御祭元君文，为弘治朝明孝宗之作。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诸朝，皆有遣使致祭元君之举。不过，受皇帝派遣前去祭祀的人员，大多是所谓“中贵”，如尹龙所言“太监陈喜”及弘治致祭文中的“御马监太监苗逵”等［10］。岱顶天柱峰上存多条万历朝碧霞祠建醮题记，其奉使者悉为太监。又《明武宗实录》言臧贤“尝奉命祠泰山碧霞元君”［11］，其人的身份则为武宗的宠幸内臣。故明朝中后期皇帝所派遣祭祀碧霞元君的使者基本上为内臣或弄臣，而并非本文所讨论的士人群体。

据此惯例，作为致遣泰山使者的乔宇，不应兼领代祭碧霞元君的使命。乔宇此次前去泰山代祭的经历保留的文献较多，致祭泰山东岳正神的祭文、乔宇本人的游记诗文在《泰山志》、《岱史》皆有所可查。如果为明武宗派遣乔宇前去代祭碧霞元君的话，却无祭文保留便不合常理。故我们可以排除乔宇此次“谒祷于碧霞元君”的行为是明武宗之派遣，而是其本人自发地前往谒祠祭拜的，那么，乔宇为什么会自发地“谒祷于碧霞元君”呢？

乔宇又有《泰山赋》一文收录在《乔庄简公集》一书内，该书明刻本胶卷藏于南京大学图书馆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该赋应是其个人泰山情思的展示。观其内容与《游泰山记》大体相同，值得注意之处有以下几点：首先赋中曾提到在此次致祭之前“泰山未至也”［12］，又言及登临岱之前感叹过去华山、恒山的“雄峙峻拔”［13］，也想见识泰山的雄伟景色，然后浓墨重彩，渲染致祭岳神之灵异，“维岳神之鉴临，倏霖雨之霶霈。飞廉先驱，屏翳后戒。云溶溶之弥漫，雷殷殷其轰湃。润三日之膏腴，还千里之泽觧。河流既以盈濬兮，指万艘之毕届；田畴皆为沃壤兮，庆五谷之丛荟。寔君德之感通，固民心之欢戴。仰念休徵，俯怀锡类。”［14］在祭拜东岳正神后，也欲睹碧霞祠附近之胜景。但赋中涉及碧霞之祀时，仅以“金鼎石室之精英，明星玉女之奇怪，虽未睹其芳容，或仿佛其謦欬”［15］数语草草带过。可见乔宇本人的个人情思所关注的并非碧霞元君，而是泰山自然造化的神妙。

其次，在乔宇参加的此次致祭活动中，入山东时的“即大霖雨，齐鲁之地皆沾足”［16］与祭祀时“前后又复雨”［17］的偶然事件使乔宇对泰山诸神的心态发生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次致祭的起因原本就是山东饥旱，而这数场大雨不仅缓解了当地旱情，也使得乔宇对东岳之神的灵异感到震撼，加深其敬仰之心，不由得“益虔代祀之礼”［18］。连带着对碧霞祠祀也倍加虔诚起来。可以认为，乔宇谒祷碧霞元君并非是出于信徒式虔诚，乃是基于泰山降雨缓解旱情的感激。

此外，在皇权社会的天人感应思想影响下，这些官员们致祭泰山东岳正神实际上仍是在完成明朝皇帝的政治任务之一，即官方身份下的官方任务。作为一国之主，皇帝也乐于看到官员祭祷诸神，祈求国泰民安时的虔诚行为。为了完成此项任务，无论祭文还是祭祀仪式以及祭祀程序，致祭官员们起码要在形式上表现得虔诚。那么，在致祭东岳泰山正神之后，对其他影响较大的神祇（如碧霞元君）进行祭祷活动，则更能表现其致祭的虔诚性与完整度。像乔宇这样在完成致祭的主要任务后，还去碧霞祠进行祭祷活动的官员，并非是对碧霞元君这一神祇有多么认同，而是为了增添自己整体致祭仪式的虔诚感，所要进行的补充仪式。这种“虔诚”情绪并非是士人们的自我表达，更多的是一种对皇权或政治权力的依附而表现出来的“演绎手法”，这种虔诚与其说是对碧霞元君或东岳泰山信仰的“虔诚”，还不如将其视作官方身份下士人对“政治权力”或皇权的虔诚。结合乔宇《泰山赋》通篇所颂，可知其前去祭拜碧霞祠并非倾倒于女神威灵，而是缘于其信仰依托泰山，与上述三种因素联为一体，方有叩谒元君之举。

对于乔宇此次祭祷碧霞元君，还可举出明末王在晋之祭为参证。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王在晋来到泰山进行了祭祀活动。王在晋并非致祭使者，但当时正奉敕巡抚山东，具有官方身份，一定程度上代表明廷。其在祭拜东岳庙后，也前往碧霞祠进行祭祷，王在晋所作《东巡登泰山记》记载了其祭祷碧霞元君的细节，其“整冠礼谒元君”，并“镂祝文于石”［19］，整个祭祀仪式表现得虔诚，并且留下了祭文。王在晋祭祀泰山的那一年，不但“民间岁谷未登”，而且当时辽东用兵，“征调四集”［20］，可谓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之内。那么，此次致祭目的很明显与明武宗派遣乔宇致祭泰山的起因类似，也是在国家出现统治危机时，以致祭泰山来祈祷危机的化解。王在晋之所以也会前往碧霞祠进行祭祷活动，其原因与乔宇类似，其祭文中指出此次向碧霞元君祈求“仰希神怙，立靖夷氛，保护疆圉”［21］，与《告岳文》以及《东巡登泰山记》中所祷告的“蠢尔狡酋……天讨聿彰”［22］一致，故可以推断，王在晋祭谒碧霞祠的心态与乔宇基本类似，都是为了增强整个代祭活动的虔诚性与完整性，在官方身份视角下对代祭活动进行尽善尽美的处理。

三

像乔宇、王在晋这样的士人前去泰山代为致祭，在接触到碧霞元君信仰时，既会有文人士大夫对自然造化的赞叹，更有官方身份下对政治任务的“虔诚”。这种官方身份的士人致祭过程中的身份，首先为执行明朝皇帝特殊任务之使者，其次才是士人的个人身份，故政治性的需求影响着士人们对碧霞信仰的态度，无论是来祈求旱情的缓解，还是祷告战事等危机的早日结束，其前来致祭泰山诸神，是要完成官方身份下的政治任务，其在泰山所作所为都要围绕这一主题。在这种情境下，士人们的个人色彩淡化，官方身份处在首位，因之促使他们在致祭活动中对碧霞元君信仰表现出来的“虔诚”，这种“虔诚”并非是献给碧霞元君的，更多的是一种对皇权或政治势力的依附而表现出来的“演绎手法”，可视作官方身份下士绅对“政治权力”的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