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博物馆价值演变研究

桑荣生，王 海

（东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乡村建设工作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一环，《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年）》中甚至将乡村建设提高到“乡村兴则国家兴，乡村衰则国家衰”的高度。在乡村建设工作中，以博物馆为中心的乡村公共空间构建，对于发展乡村经济，繁荣乡村文化，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乡村建设最紧要的是文化和价值观的修复，［1］乡村博物馆可承此重任。近些年来，乡村博物馆屡屡为学者所关注。综观乡村博物馆的研究，学者们主要是从地域文化、公共文化和文化旅游三个视角进行剖析。事实上，作为乡村公共空间的乡村博物馆建设并不是一个新话题，早在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便已运用到，而在当时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乡村博物馆除承载着地域文化和公共文化外，其乡村教育和文化改造的空间功能更值得关注。

20世纪20至30年代，以卢作孚、晏阳初和梁漱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为求“民族再造”和“民族自救”，将目光从工业建设转向“复兴农村”，致力于乡村建设工作。其中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建立起以博物馆为中心的休闲教育空间和乡村公共空间，此举是我国将博物馆空间和乡村教育结合的先导。

卢作孚在乡村建设中的博物馆运动，可以分为改造乡村和建设乡村两部分。首先，卢作孚将作为旧文化代表的城隍庙开辟为博物馆，以此树立新的文化代表，并将之建成传播科研和休闲教育的乡村公共空间。当时，博物馆观念并非如今日这般泾渭分明，而是将生物园、科学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美术馆、历史馆统统纳入到博物馆筹建的对象里去。［2］所以卢作孚的博物馆范围极其广泛，而这种广泛意义上的博物馆则成为卢作孚改造乡村的主要工具。其次是以教育手段建设乡村，卢作孚以博物馆为中心建造公共空间，对乡村民众实施历史教育、科学教育和产业教育，以达到重振乡村经济的目的。

到了百年后的今天，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现代化促使农村发生社会转型，新的需求不断增加，［3］乡村博物馆便是一例。乡村博物馆在政策上具有公共文化服务和乡村文化振兴两方面的意义。首先，乡村博物馆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一员，在乡村教育和文化改造上有许多未能完全发挥之处，只是发挥了保存展示乡村文化的基本空间功能；其次，在乡村振兴国家策略下，乡村博物馆应有更高站位，要在发挥基本功能基础上从乡村公共空间向乡村公众聚落发展。

一、改造乡村：从文化空间到公共空间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中，以乡村文化空间的改造为关键。卢作孚在重庆三峡北碚建立博物馆时便将该地区的城隍庙开辟为博物馆，以此改造旧时代文化空间。30年代的西湖博物馆亦是采取相近办法，以文澜阁和忠烈祠为馆址，将旧时代的文化空间填入新内容。［4］

在当时，借博物馆对国民素质和乡村文化进行改造之举并不鲜见，大致可总结为三步走之策：

（一）破旧树新：变庙为馆的双重意义

民国时期的博物馆建设运动中，将古旧建筑重新改造利用而成为博物馆之举有法可溯。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创建峡区博物馆时，利用东岳庙旧有殿宇500多平方米，略加改建，并于1930年双十节开馆。［5］不只是在重庆农村地区有此实验，在其他地方，这种博物馆改建办法也得到实践。1929年6月至10月，西湖博览会成功举办，浙江省政府委员会在博览会结束后立即将博物馆水产部公园、文澜阁、忠烈祠等处馆址设为西湖博物馆。［6］1929年成立的广州市立博物院则是以明代建筑镇海楼为主体。由当时情况来看，“变庙为馆”的做法是出于缺乏馆舍和保护文物的考虑，但却在潜默中改变了地方文化空间的性质，将昔日求神之地变成传播历史科学之所。

乡村文化空间的性质被改变，其空间内部之物件也随之改变。在从城隍庙到博物馆的历程中，城隍庙内部矗立的诸神不再具有绝对权威，反而成为新知识分子改造文化的第一把火。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家晏阳初认为“贫、弱、愚、私”是中国民众四大病，而要想改变此四病，必须先对中国乡村以及农民进行改造。这种观念表现在乡村教育上，则是破除农村陋习旧俗。卢作孚在落实乡村现代化建设的行动中，为取得必要的房舍用于创办文化事业，他指派手下人，在一夜之间，将当时北碚市场的火焰山山顶上的东岳庙所有的城隍、小鬼统统毁掉，使之成为一个博物馆，即峡区博物馆。［7］卢作孚此行为虽然极端，却取得极大成效，在改变空间的文化性质时也使空间内部事物的文化性质发生转变，并为卢作孚的下一步目标——打造乡村公共空间打下基础。

除了像卢作孚所采取的改造空间的手段外，另一种文化物件的改造之法更为常见。民国时期大多数博物馆的藏品收集，主要有两个方向，分别是历史文物和科学标本。在当时，对科学文物的收藏为“集新”，对历史文物的收藏则是“集旧”。历史文物因存世之久而被视为中国历史文化的见证，各路博物馆也对其趋之若鹜，从集新过渡到了集旧。当然这个从集新到集旧的转变，也是意在利用博物馆内陈列的历史古物展现本民族的辉煌过去，塑造出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8］比如天津博物院在成立之初便向民众公开征集藏品，其目标分为天然和历史两部，在其历史部中包括礼器和宗教两类。［9］可见在对待文化遗物一途上，时人除破旧立新之外，也注重“变旧为新”，将高居庙堂之上的老物件变为教育公众的教具。于是，变庙为馆的巨变不只是改变了空间功能，更深层次上是改变了空间的性质，使乡村文化出现改变之契机。

（二）公共空间：科学的大众化

作为西人在中国成立较早的博物馆，烟台博物院、上海徐家汇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院继承了早期来华欧人“学术传教”的理念，注重在中国收集矿物、植物、动物三大领域的标本。［10］比如烟台博物院的办院宗旨是借传播科学知识传教布道，因而规定观众在参观前必须先听牧师布道。［11］受西人影响，在之后的中国博物馆实践中，科学仪器、科学标本和历史文物被作为馆藏的三大内容放入公共文化空间之内。这就在博物馆物的内容上决定了当时博物馆的任务之一便是向民众传播科学、对民众进行科学教育。同样在教育上，卢作孚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人的训练，［12］这就使他的博物馆实践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借助学术机构之力，将博物馆打造成科学教育空间，第二是围绕博物馆建设一系列公共设施，并打造成科学知识传播基地，对乡村民众进行科学教育和训练。

为达到科学教育之目的，卢作孚在建造博物馆的同时，与学术机关和科研机构的对接十分密切。早在1929年，卢作孚便有在重庆地区建造一座包括科研机构在内的博物馆的想法。其“计划成立科学院……多方设法采集标本，催促建筑博物馆”。［13］1928至1930年，卢作孚派人与中国科学社、静生生物调查所、中研院等科研机构一同入川科学考察，并搜集标本作为馆藏储备。1930年，卢作孚又致信蔡元培帮助东北考察团搜集标本和陈列品。［14］由此，在科学机构的帮助下，卢作孚先是在较早建立的通俗教育馆陆续展开工业、农业、动植物、卫生、矿业等方面的展览。而在之后1943年成立的中国西部博物馆，其合作学术机构竟达十二家之多。翁文灏甚至在开幕式上说，中国西部博物馆的开幕，代表着科学的大众化。想来这里的“科学的大众化”并非只是对科学机构馆藏而言，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将科学的馆藏推向公众的过程，以达到改变落后愚贫之中国乡村、建设中国的宏大愿景。

除建设博物馆以向公众推出科学的陈列展览之外，卢作孚也注重系统性的公共设施建设。早在规划之初，博物馆空间只是卢作孚设想中的一部分，打造以博物馆为核心的公共文化空间才是他的最终设想。于是，在博物馆之外，图书馆、平民公园、动植物园，甚至地方医院、学校、银行、工厂、囤船等处，皆成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利用一切机会，施行教育［15］。

（三）公众聚落：公共空间的再提升

公共空间一般指产权归属公众，向社会各阶层的人——不论其性别、年龄、种族、社会地位、经济水平等——开放的物理空间。［16］在历经破旧树新建立博物馆、扩充收藏并传播科学等一系列行动之后，博物馆作为公共空间体系中的一部分已经大致完备。但实际上博物馆仅仅是个起点，在其后的改造中，由公共空间向公众聚落的提升才是主要目的。

卢作孚和其他乡村建设者一样，他的目标除改造乡村之外，更是想要借博物馆之力来重整乡村以建设中国。卢作孚同张謇一样拥有实业救国的理想，并认为要想建设中国，必须“从产业上建设现代的矿山、工厂、农场，从文化上建设现代的科学研究机关、社会教育机关和学校”，把科学研究、社会教育和学校等公共文化机关建设提高到国家建设的根本高度来思考。［17］由此卢作孚在长达十多年的乡村改造实验中，尽最大可能扩展公共空间。于是，以实物展览教育为主的博物馆、以扫盲和知识传播为主的图书馆、以休闲为主的火焰山公园和温泉公园等设施一并建造起来，至于医院、学校、工厂等产业建设也被划入公共空间中。这种博物馆加公园的空间模式成效显著，据当时报道，“在公园里有一个博物馆，一个动物园。每天下午集中了无数本地和嘉陵江上下过此停宿的人们在那里游玩”。［18］

卢作孚上述实践的目的在于对乡村民众实行一种社会教育，因此除了展开直观的博物馆展览教育，卢作孚更重视多种教育形式的结合。在1929年峡防局举办的“将来的三峡”展览会中，描绘了未来教育图景。“教育：（1）设立科学院——内有气象台、理化实验室、植物馆、动物馆、地质馆、社会科学院。（2）普及小学教育——小学校有实验室、校园运动场、陈列室、图书室。（3）普及社会教育——每场（指三峡地区各乡场）皆有图书馆、博物馆、讲演所、运动场”。［19］由此可知，在对待社会教育问题上，将以博物馆为中心的公共空间体系打造成乡村公众聚落，才是改造乡村的关键之举。

二、建设乡村：从历史教育到产业教育

民国时期，广大乡村地区秩序被严重破坏，梁漱溟先生将之归因为：一、政治属性的破坏力——兵祸匪乱、苛捐杂税等；二、经济属性的破坏力——外国经济侵略为主，洋行买办等为助手；三、文化属性的破坏力——从礼俗、制度、学术、思想的改变而来的种种。同时他认为，这三者相连环的辗转影响，更加剧了乡村破坏。［20］

面对此问题，众多理论家和实践者开始以教育改造乡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由此开始。民国时期通过博物馆进行的乡村教育可以分为三类：

（一）历史教育：从庙堂到展柜

民国时期博物馆无论大小大多喜欢收集文物，并且常常以文物为中心，其目的是意在打破民众原有的旧观念——皇权与迷信观念，然后再重新树立观众的科学历史观念。可以这样说，历史文物具有明显的两面性，既承载着革命者所要推翻的封建历史，却又携有古老的中国历史文明。因此在对待文物的态度上，博物馆显然成为展示这种两面性的极佳空间。从当时学界反映来看，值此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博物馆作为社会教育机构，应当担负起文化遗产的收集、保存、展示及研究工作，从而达到抵抗文化侵略、重建文化自信、振奋民族精神、实现国家振兴的任务。

进入民国后，教育博物馆还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当时的博物馆学研究者陈端志、费畊雨等均专章介绍教育博物馆。［21］1924年成都市通俗博物馆成立，卢作孚任馆长。他把成都通俗教育馆称为自己的“第一个集团试验”，希望借此提高国民自主意识，增强群体性，改造国民性。［22］成都通俗教育馆的馆舍是由原工商样品陈列馆扩充改组而成，成立之初只有工商品陈列。卢作孚多方寻求帮助，又扩充了史地和艺术、地方风物等陈列品，建成了金石陈列馆、历史陈列馆、武器陈列馆等十大类展馆。博物馆开展了在古物展览会、中国画展览会、西洋画展览会、金石展览会、革命史展览会在内的诸多历史艺术类展览，对乡村民众实行历史教育。除此之外，在国庆、元旦、春节、夏节、秋节等节庆纪念日，博物馆也会举办各类专题展览。比如在国庆日陈列与辛亥革命战争、人物等有关的各种印刷品及照片，在夏节收陈屈原像等与夏节有关的陈列品，11月份举办菊花会等。［23］

（二）科学教育：从研究院到大众化

除历史文物之外，民国时期博物馆亦收集动植物标本，以做科学研究之用，再将其展览，为观众普及科学知识。当时大多数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极其低下，更谈何科学认识。为改变这种局面，1930年卢作孚在峡区博物馆的文物征集工作中广泛征集，并分动物、植物、西藏风物、卫生、煤炭等陈列室对外展出。在1936年博物馆所藏物品性质及数量的统计中，有各地风俗物品536件；工业陈列品125件；卫生陈列品57件；照片陈列品581张；货币陈列品138件；自流井井灶模型及煤层陈列品；其他陈列品269件。［24］

在科学教育方面，最受重视者要数动植物科学、卫生科学、矿产科学和科学仪器。为了更有效地宣传卫生知识，博物馆设立了卫生陈列室，向民众科普疾病产生的原因、疾病预防等正确的卫生常识，使其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来达到民众卫生方面的建设。由于西部的矿产资源，尤其是煤炭资源丰富，博物馆特地开设自流井井灶模型及煤层陈列。通过图表图示、文字说明和仪器模型，让群众了解到煤炭的重要性，从而启发了产业发展的新思路，推动了当地的经济建设。［25］多种多样的标本、简单易懂的图文说明、每周固定的专人讲解及深入社区的巡回展览等活动，让博物馆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满足好奇心的大讲堂，科学教育走出研究院，逐渐大众化。

（三）产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

此类教育是在前两者基础上，针对乡村中的经济特性，利用展览展开农业教育，为乡村经济发展服务。卢作孚认为，博物馆教育还应当落实到民众生活当中。他曾写道：“把社会教育普及于人们日常出入的市场、普及于乡村市井的人家，给予人观看、给予人学习，目的尤其是在辅助人们，指导人们改良实际的生活——改良他们家庭的生活，职业的生活，游戏的生活，个人饮食起居的生活。尤其是在辅助人们，指导人们，解决社会当前的问题！解决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教育问题，都从一个当前的乡村起，要紧在促起人们的行为，继续不断地改良他们的生活，解决社会的问题；要紧在指导他们许多方法，帮助他们许多力量。”［26］

因此，在乡村产业上，尤其是对于民众最容易接触到的农产品和动物养殖领域，博物馆也有涉及。博物馆内不仅有饲养良禽家畜的动物园，还定期举办本地物产标本的巡回展览。民众通过参观和聆听生动的讲解，能够很简单地了解到此物何地所产，何时所出，作何用途等等情形。比如植树节时，由农场、峡区图书馆以及中国西部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联合举行农林展览会，提取四川省重要林木标本，包括常绿阔叶树类、常绿针叶树类、落叶阔叶树类以及普通观赏植物、经济植物标本，以供造林者参考，并引起观赏者的兴趣。他们还选取蜡叶标本及历年采集照片，送往成都劝业会陈列，间或到各地向民众讲演。［27］

三、振兴乡村：从公共空间到公众聚落

中国乡村建设，无论就其思想史还是运动史而言，自有其独特的内涵与时代特征。20世纪初年渐次兴起，20至30年代勃发，很快蔚为社会思潮并聚合为社会运动，建构了多种理论与实践的乡村建设模式。［28］到21世纪时，乡村建设运动又蔚然风起。乡村建设如此跌宕起伏不息，乃因乡村建设不仅仅是乡村建设，更关系到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0年）》文件指出，要“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中国历经由“私”向“公”的关键性转变，乡村公共事业也愈来愈引人关注。结合前人经验，乡村的“公共性”建设仍然是一个重要话题。在《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2015年）等文件指导下，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日益完善，具体到博物馆，收藏动机发生了转变，物品中所承载的“社会记忆”取代“美丽”和“珍贵”，成为博物馆性判断的首要选择。［29］乡村博物馆在政策和“社会记忆”的刺激下，成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绝佳代表。比如山东省的“乡村文化记忆工程”便建设了济南、青岛、淄博等地的民俗博物馆、村史馆、传统民居博物馆等乡村博物馆（传习所）共计56个。［30］

乡村博物馆作为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一员，在近些年来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集中在资金、管理、专业性和发展性上，这和我国乡村博物馆运动时间不长有关。从国家乡村振兴部署来看，乡村博物馆应该有新的作为和尝试，应在吸取过往百年经验的基础上重新思考自身定位。在曾经的乡村建设和乡村博物馆实践基础上，结合当下乡村博物馆现状，建立以乡村博物馆为中心的公共空间体系，把握好乡村与博物馆的三对关系，分别是内外关系——博物馆内部实务与乡村产业发展关系；前后关系——乡村博物馆的前后发展关系；左右关系——乡村博物馆与其他公共文化机构的关系。

（一）内外关系，即乡村博物馆内部实务与乡村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民国时期的博物馆实践中，扶助乡村产业发展是当时博物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当今环境下，乡村产业有两种途径，一是乡村旅游业，二是以农业为主的特色产业。相较于城市的国有博物馆，乡村民间博物馆有着更为灵活的运营方式，在艺术原境中以动态体验与静态展示相结合，因此可以吸引源源不断的游客前来参观体验。［31］旅游者所青睐的无非是乡村环境、乡村文化、乡村遗迹，其中所体现的便是分布在乡村中的民族文化、民俗文化、信仰文化和宗教文化。［32］而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和现代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使得人类传统文化多样性遗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33］由此乡村博物馆的内部实务便与乡村面临的挑战挂钩，一方面乡村博物馆需要在以展览为内部实务的基础上保护传统乡村文化，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向旅游者宣传乡村文化并借以支持乡村旅游产业。其次在支持特色农业上，乡村博物馆还应发挥交流传播空间的功能，以展览展示为产业扶助的起点，向乡村群众传播农业生产的最新消息。

（二）前后关系，即乡村博物馆的过去任务和当下任务以及未来发展之间的关系

时过境迁，百年前与百年后的乡村早已不可同日而语，当初晏阳初所痛心疾首的“愚、弱、贫、私”也大为改善。回望过去并审视当下，乡村博物馆可以说是处在一个“三步走”的发展路径上。第一步是百年前的乡村博物馆，其任务是建造一种公共空间并对乡村民众进行教育和训练，提升民众素质。第二步是在当下，乡村民众素质已大为提高，生活水平大大上升，乡村博物馆的任务也应当由“建造公共空间”转为“扩大公共空间”，即在当前公共性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公共性。具体表现则是从乡村文化的保存者进一步成为乡村文化的传播者，同时还要兼具乡村公共事务平台的功能。第三步是乡村博物馆将来之走向，要在城乡协作的基础上扩展公共空间，与公园和医院等公共设施共同建设成为乡村公众聚落。

（三）左右关系，即乡村博物馆与其他公共文化机构的关系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大背景下，乡村博物馆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必须与其他公共文化机构共同为乡村服务。在卢作孚的乡村博物馆实践中便是如此，其将科学院、地质所、气象局、化验所、医院等科学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相联系，以博物馆为空间，利用所有机构为乡村民众举办展览会，以达到训练民众之目的。同时，乡村博物馆不同于普通的基层博物馆，也不同于民俗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和红色专题博物馆，而是一种从地域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地域性博物馆。［34］以当今乡村博物馆建设来看，其在保存乡村文化方面可谓不遗余力，但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科学宣传。造成这种境况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城乡资源的不平等，科学展览难以下达到乡村博物馆中，二是乡村博物馆实践是在乡村文化危机的刺激下产生的，主要目的便是保存乡村文化，于是便潜默中弱化甚至忽视了科学传播功能。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乡村博物馆不能只做一名文化保存者，更重要的是加强与其他文化机构的联系，提升民众各方面素质。

结 论

在博物馆视域下，以卢作孚为主的民国乡村公共空间构建俨然已成为借博物馆之力对乡村进行改造的时代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从公共空间向公众聚落的提升和从历史教育到产业教育的行动，都被赋予了改造国民的时代使命。而结合当时卢作孚等人的实业救国理想，一系列博物馆实践都是为了支持实业、发展实业，科学和历史教育也是以产业教育为目的。

通过对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审视可知，乡村博物馆建设早已脱离乡村博物馆本身，涵盖了乡村文化、乡村产业、乡村教育和乡村公共事务。若将乡村博物馆视为一处静态收藏所，便失去了其博物馆意义。在当前乡村振兴背景下，必须将乡村博物馆视为动态的公共空间，推动其向公众聚落发展，才能使其在乡村振兴中发挥出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