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通“自然文化融合型”国家公园第三条道路——以泰山为例

王雷亭，吴必虎，丁 敏，刘肖梅

（1.泰山学院 泰山研究院，山东 泰安 271021；2.泰山学院 旅游学院，山东 泰安 271021；3.北京大学 城市与环境学院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北京 100000）

国家公园本身蕴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占据一定国土空间的最具国家代表性的顶级资源所在地，另一方面是与本国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背景、历史进程和土地权属等相对应的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当前我国正在试点建设国家公园，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之路需要深入探析。其中，我国国家公园体系应该包括哪些类型，怎样进行空间布局，为了保护国家高禀赋资源不受损害且实现效益最大化，又该走怎样的国家公园治理道路？这是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之初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国内外国家公园体系和发展道路

国家公园理念最早由美国艺术家乔治·卡特林（Geoge Catlin）提出，并于1872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以荒野式保护为主要特征”的国家公园——黄石公园［1］。历经140余年，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上万个国家公园（广义的国家公园）。同时，早在1948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提出国家公园，拟建立国际标准：“用于生态系统保护及娱乐活动的保护地——天然的陆地或海洋，即为现代人和后代提供一个或多个生态系统的生态完整性；排除任何形式的有损于保护管理目的的开发或占用；提供在环境上和文化上相容的、精神的、科学的、教育的、娱乐的和游览的机会”［2］。同时，制定了一套具有权威性的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建议。但在实际操作中，没有一个国家完全按照此模式发展，因为每个国家的文化渊源、地域差异、历史发展、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主权状况等千差万别［3］。

国家公园建设是一个复杂而动态变化的系统工程。不同国家的国家公园体系各异，即使同一个国家，国家公园也会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调整。

（一）国外国家公园现状

1.美国：从自然为主到自然与文化多样的国家公园体系，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模式

美国国家公园在类型上，经历了从单纯“荒野地”自然遗产保护的公园到“自然、文化、游憩场所等”内涵丰富、类型多样的国家公园体系。公园理念始终坚持“保护为主”和“全民公益性优先”。治理模式上，由于其公园土地国有为主，国家公园的治理体系为自上而下的中央直管型，权责清晰，以联邦财政拨款为主，有着完备的法律和政策体系［1］，其特许的经营制度以及入口小镇建设［4］等富有特色。

其公园体系经历了以下历程：在18世纪末西部大开发的过程中，在美国自然保护主义观、荒野体验需求下，建立了“以保护资源处于原始状态”的自然保护地类型的国家公园；随着各类保护地（包括古迹遗址类）的同步发展，管理吃力。到19世纪初（1916年）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将遗址类公园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将国家公园扩展到对具有文化重要性的景观的确认。直到1933年，将国家战争部和国家林业局管理下的华盛顿特区的国家古迹遗址、国家公墓和国家战场，归并到国家公园管理局统一管理，“历史保护成为国家公园管理局的主要职责”。截止2016年，美国国家公园涵盖20个分类包括自然保护地、纪念地、历史地段、风景路、休闲地等409个地块，其中文化景观约达300处，形成了自然、文化等类型丰富的国家公园体系。国家公园管理局成为美国最大、最权威的自然与文化遗产管理机构，旨在保护自然风光、野生动植物和历史遗迹，为人们提供休闲享受，并以此教育和激励民众及后代［5］。

2.德国：自然为主的国家公园体系，地方自治为主、协调发展的公园治理模式

德国国家公园作为自然遗产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体系规划兼顾以下方面［5］：（1）国家公园体系应涵盖从阿尔卑斯山到北海和波罗的海典型代表性的景观和生态系统；（2）国家公园面积必须足够大，不能小于1万公顷；园内不能建有道路、铁路、电站和输电线路等永久性基础设施、村庄或永久性民居建筑；（3）国家公园内的土地应为州属而非私有土地；（4）国家公园所在区域人为影响程度低。决定了其国家公园的主要功能为“维持自然的生态演替过程，最大程度地保护物种的多样性，保护区域独特的特征和优美的风景，为国民提供在区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科普教育、游览和休养的机会。”

德国国家公园体制的特色有以下几方面［6］，在处理自然与文化的关系方面，强调让自然成为自然；在处理国家和地方的关系方面，由于是联邦制国家，土地多为私有，所以州府地方自治管理；在处理部门之间、国家公园与辖区政府之间的关系方面，强调一个部门主导，多方参与协调；在处理国家公园与地方民众的关系方面，注重区域受益，加强民众对话。资金来源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方筹措、采取分区管理等特征。

德国国家公园以自然保护为主的保护体系和地方自治为主的治理体系是由于德国历史文化和联邦制国家特征所决定的。德国宗教、政治与历史发展错综复杂，一方面，造就了艺术文化遗产丰厚和高度重视，另一方面，宗教的人与自然“二元论”思想，造成了因对自然遗产长期敬而远之而带来的忽视。在国家公园建立之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德国已经建立了各类组织系统严密、法律完善的文化遗产地。直到工业革命对资源环境的破坏，人们才意识到自然遗产同样需要珍视，因为文化遗产已经得到强有力的保护，所以文化遗产在国家公园中不再作为准入标准［5］。

3.法国：“自然为主到自然文化兼顾”的国家公园体系，中央集权到多方共治的治理模式

法国国家公园是机械模仿美国荒野式保护而损失惨重的典型［7-8］。法国在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之初，将国家公园定位为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以保护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功能的绝对保护地。但法国国情与美国截然不同，出现明显的“水土不服”。一方面，法国的人口密度明显高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涉及的原住民数量和生产活动明显多于美国，不满足地广人稀的条件，且人与自然长期共存的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依存的特殊“人地关系”。如果认识不到人与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将人彻底隔离，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反而打破原有的生态平衡；另一方面，法国的土地权属的复杂程度也远高于美国，公园土地非国家所有，所以中央集权的管理模式很难让土地所有者参与管理，损害所有者利益。因为忽视了基层地方政府和社区在国家公园管理中的作用和价值，使来自社区的抗议和破坏层出不穷，1971年爆发的“瓦努阿兹国家公园事件”就是典型代表。

法国国家公园于2006年对20世纪60年代的方案进行了改革。首先，以加盟区理念为核心的空间统一管理体制。加盟区的引入成为其空间统一管理的亮点：即在保障核心资源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充分尊重民众意愿、充分吸纳社区加盟，以达到完整性、原真性保护目标，有利于实现当地原住民文化的原真性保护。其次，处理上下左右里外关系的综合治理体制和管理单位体制，是法国国家公园中央与地方利益协调的重大突破；以宪章为核心的管委会和社区的多方治理和利益共享规则。最后，以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为核心的绿色发展和特许经营机制［7］。

除了以上国家外，俄罗斯国家公园实行以保护顶级的自然和历史文化遗产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垂直治理模式［5］；日本的国家公园则构建了超越地方行政区划、吸引公众参与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把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并且自然风光秀丽、生态系统完整、有命名价值的国家风景及著名的生态系统纳入国立公园和国定公园。

（二）中国国家公园的探索与问题

1.基本情况

我国国家公园起步晚，正处在探索阶段。自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公园改革5年多的时间里，我国已陆续开展了10个国家公园试点，确立了国家公园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完成了顶层设计［9-10］，并特别强调了国家公园“坚持生态保护第一，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的理念。10个国家公园试点区，或为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物种多样性（三江源、神农架、钱江源、南山、普达措），或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祁连山），或为重点国家珍稀动物栖息地（东北虎豹、大熊猫）。武夷山虽然是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地，但在其保护方案中强调的是“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以及珍稀特有野生动物的基因库”，弱化了其文化属性的保护。可以认为北京长城是唯一一个强调世界文化遗产为主的试点区域。目前已经建立了专门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国家公园管理局，并且在整合原按资源分类为主、交叉重叠的碎片化管理以及跨区经营和分区保护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效［10］。

2.以自然保护为主或以文化保护为主的国家公园体系的局限性

目前，中国国家公园是以自然保护为主，这与顶层设计的目标相一致，也呼应了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严重退化、自然保护地体系保护效率低下的现实，亟需从国家层面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11-16］。从空间体系上，我国也确实存在对生态价值重大的部分地区或顶级保护对象所在地实行“最严格的保护”的迫切现实需要［14-19］。另一方面，2019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长城、大运河、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该方案的出台，表明我国国家公园体系中增加了另外一种新的类型，即“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为主要目标的国家公园，不再局限于自然保护与旅游发展。这标志着我国以国家公园冠名的公园体系中“自然保护为主”和“文化保护传承为主”的两大类型已明确开始建设。

但从中国复杂多样、丰富多彩的自然、文化及空间体系来说，建设以自然保护为主的国家公园或者文化保护传承为主的国家文化公园仅占国土空间体系中的一小部分，还难以完整反映和涵盖中国的现实特点与发展亟需，尤其是对自然与文化均突出的空间地域缺乏关照；且在我国国家公园的内涵建设、公园准入标准、分级分区管理、社区共享共建、公园建设与地方发展等方面还有很多不足［17］。

综上，世界上不少国家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国家公园体系和治理模式。从各国国家公园体系上来看，国家公园体系类型主要有“自然遗产型”（美国早期的荒野式公园、德国、法国改革前的公园、日本）、“文化遗产型”（美国历史文化类国家公园等）、“自然文化兼顾型”（法国改革后、俄罗斯）。严格说来，“自然文化兼顾型”只是“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各自延伸，与后文将要表述的自然文化相“融合”的概念有本质区别。也就是说，无论国外还是国内，国家公园的道路主要有两条，一个是自然遗产型为主的国家公园，另一个是文化遗产型为主的国家公园。各国公园体系和管理模式也有许多可借鉴之处，如美国国家公园多类型的公园体系及入口小镇的建设，德国处理政府与地方民众的关系，法国加盟区的空间区划、上下左右里外利益共享共建以及绿色发展等模式。

二、创建自然文化融合型国家公园，走通中国特色第三条道路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起步较晚，独特的自然与历史文化的演变发展进程，决定了我国可以参考和借鉴各国国家公园的宝贵经验，但不能完全照搬其发展路径与模式。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两类国家公园之外，我国还有一类分布更为广泛、更具中国特色、与人们关系更为密切的国家公园类型，即“自然文化融合型国家公园”。

（一）自然文化融合型国家公园——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集中体现地

1.西方主客相分二元论自然观的局限性

“主客相分”是西方传统哲学和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以古希腊文化为背景和前景，把世界与人分离开来，世界由神来掌管，人的灵魂在宗教里得到拯救。人既在与自然的二元分割下成为主体，也在与社会的二元对峙中成为主体［20］。欧洲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经历了古代有机论自然观、中世纪神学自然观，到文艺复兴时的机械论自然观的发展。直到19世纪后期对机械自然观的批判，才为现代环境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哲学前提。其中，欧洲中世纪（公元476年—公元1500年）神学唯心主义自然观，对欧洲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深远，统治思想长达一千多年，认为自然界是上帝从虚无中创造出来的，人对自然充满了恐惧和敬畏。文艺复兴时期机械论的自然观认为自然可被人类操控，这个观点深深影响了西方工业革命时期对自然的掠夺。这种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二元论思想长期存在。

西方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关系的基本思想虽然带来了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取向，但也直接导致西方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更进一步加深了主客之间的对立。检视西方根深蒂固的主客相分的哲学及文化传统与私有制度，恐难带领人类走出当前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危机。

2.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奠定“天人融合”的自然观

我国的自然观与西方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论不同，中国传统自然观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人与自然和谐思想的精辟概括。“天人合一”的思想发轫于《周易》，认为：人生存于天地之中，只是天地万物中的一分子，也是宇宙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人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应追求自然之道和人为之道的统一，人与自然和谐才是价值目标。“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包含的是道德原则和天道的一致，并不单纯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一种关于人生理想和最高道德境界的学说，它把人间伦理问题与天地秩序融为了一体，认为人生的理想是天人的和谐［21-26］。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由儒、道、释三家学说构成。儒、道学说都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对自然心怀尊敬与向往，善于发现自然之美，从而衍生出“人与天调”的中国传统自然观。提倡“道法自然”“惟齐非齐”“天人合一”，生态伦理学在本质上反映了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强调“人化自然”中“人”与“自然”的和谐。释家学说中国化后，对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也与儒、道趋同，形成诸如泰山等名胜地所谓儒释道合一的中国特色，成为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经典诠释。连中国传统造园活动也深受“人与天调”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影响，将“天人合一”“寄情山水”等思想体现得淋漓尽致。

（二）自然文化融合发展——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道路

比较中西传统哲学，更看清了中国传统自然观的可贵之处。这里不去探讨中西哲学孰优孰劣，单就山岳而言，欧洲古希腊时期把山地看成神的领地，人神分离，到中世纪教规更是禁止凡人登山，认为那是上帝（神）的居所及其俯瞰大地的视角，大量荒野式山地的存在足以看出传统西方自然观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却很早地把自然山地作为审美对象，看成是天人合一、人神共有共娱的场所，“泰山岩岩，鲁邦所瞻”“登泰山而小天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并处处道法自然，不违自然规律，虽然看似被动，但却在华夏大地上留存了大量的天人合一的代表物，如各级风景名胜区、传统园林等，成为独特的风景。

中国幅员辽阔、生态环境空间差异明显、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对生态环境质量要求的迅速提高，中国国家公园的数量一定会大幅攀升。但未来中国的国家公园多数并不满足地广人稀的条件，不可能完全走美国等国家的保护自然为主的荒野式保护之路，且在哲学思想、历史发展、文化遗产状况等方面与德国、法国、新西兰等国家也有千差万别。无论是自然为主的国家公园，还是文化为主的国家公园，这两条道路都远远不能概括和反映中国的实际。创建自然文化融合型国家公园，开辟中国特色国家公园的第三条道路势在必行，这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和文化的价值。

从要素禀赋来看，中国很多的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珠联璧合、水乳交融，具有世界罕见的独具特色的混合遗产或者文化景观。由此所形成的自然文化融合型国家公园将是中国独特的一种新型国家公园，它不是“自然+文化”法国式的简单叠加复合，它汲取了法国国家公园空间与利益统筹的经验做法，规避了法国国家公园在“加盟区”上进出的被动性。而是着眼于自然与文化的融合，将“天人合一”思想寄情于山水，处处“道法自然”。其分布之广、数量之多、价值之大、彰显中国特色之足，世所罕见，迫切需要实现国家公园的涵盖与规范，且应是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主要类型。

三、建设泰山国家公园，开创自然文化融合型发展之路

（一）泰山——自然文化融合的中国典范

泰山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是先秦以来古代帝王为宣示“君权神授”、祈求“国泰民安”的封禅之地。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确立的山川祭祀制度，更使泰山正式成为国家法定的“首山”，成为“五岳独尊”。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封泰山神为东岳大帝，令天下广建东岳行祠，泰山庙遍布天下，泰山在中国山岳中的地位自然无与伦比。

在自然方面，泰山有极具科学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世界地质遗产和地貌景观，是世界地质公园。泰山有着漫长的地质演化历史，复杂的地质构造，是中国前寒武纪地质研究的经典地区之一，拥有众多重要而典型的地质遗迹。泰山岩群是华北最古老的地层之一，泰山岩群中的科马提岩是迄今中国唯一公认的具有鬣刺结构的太古宙超基性喷出岩。泰山北侧济南张夏寒武纪标准地层剖面，是我国区域地层对比和国际寒武纪地层对比的主要依据，在世界地质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泰山生物种类极为丰富，珍稀濒危动植物共计30种，其中受威胁6种，濒危植物17种。值得一提的是泰山药用植物丰富，有110科448种，在珍稀濒危动植物中以何首乌、泰山参、紫草、黄精、赤灵芝、赤鳞鱼、泰山虫草最为有名，亟需保护。

1982年泰山被列为第一批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中国首例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成为中国山岳的杰出代表。尤其是三重空间的构建，成为中国自然文化高度融合的典范：古人以天、地、人为三才，视天地人和谐统一为邦国兴盛之本，这一天人合一的统合思想在泰山上下以“三重空间”的方式表现得淋漓尽致。历史上“三重空间”是指阴司、人间、天庭。古人认为泰山在东方，东方属木，木主生，认为泰山主生，而有生必然有死，早在汉朝时，就有“泰山主生死”“人死为鬼，魂归泰山”之说，如此，泰山便成为能主生死的神祗，天地神人在此便实现了统一。三重空间从空间上划分，泰城渿河以西以南，以渿河桥和蒿里山为主，属于阴司地狱；泰城东半部至岱麓属于繁华热闹的“人间”；自岱宗坊至一天门，便由“人间”开始“登天”，攀登六千余级台阶，经中天门，至南天门便到了“天庭”。这条登天的轴线就是帝王封禅、百姓朝山进香的路线。

从地学角度来看，这“三重空间”巧妙构思完全得益于前述的泰山特殊的地质构造条件。主要是由泰山的地质构造演化中古老岩石的变质作用和新生代形成的三大断裂所形成的险峻地貌景观所致。从蒿里山到泰城到山顶，受断裂的影响和控制，从地形上看，是由缓坡、斜坡直到陡坡，极具“岩岩”之势。古人以其宏大的构思，巧妙地利用泰山南坡由缓渐陡的地理环境，用6666级石阶自南天门至岱宗坊，宛如倒挂的天梯，造成“登天”的意境。此石阶路沿溪而上，人在谷中行，属“封闭型”自然景观，下段紧紧收缩，直至岱顶才开放。前奏如此冗长，对比十分强烈，对于“祭天”“进香”活动来说，其心理受环境感应，就如步步登天，扣人心弦。登至天梯尽头，南天门高插霄汉，飞龙岩、翔凤岭两山夹峙，俯视下界，则山若伏龟，河环如蚓，天空地阔，无可名状。视野如此由收至放，而又骤然开阔，恰似升仙境界，于是才有了李白“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的酣畅淋漓和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慨叹。这是自然景观与人类文明相融合的典型代表，由此形成了泰山崇高、尊荣的雄伟形象，成为“五岳独尊”，赢得了历代帝王及平民百姓的青睐和对三重空间的铭记［27］。

1987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如此评价泰山：“庄严神圣的泰山，两千年来一直是帝王朝拜的对象，其山中的人文杰作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泰山一直是中国艺术家和学者的精神源泉，是古代中国文明和信仰的象征。”

（二）泰山现行管理中的主要问题

1.行政区划带来的空间分割

无论从空间角度上看，还是从泰山山体形成机制的一致性上看，兼跨济南、泰安两地的“大泰山”是一个完整的大生态系统，但目前却无法统一管理。就连1982年划定的426平方公里的泰山风景名胜区，也兼跨泰安和济南两个行政区，其中的灵岩寺景区归济南市管理，但灵岩寺景区的林场、防火等归泰山管委管理。而涵养济南泉水生态的泰山山脉北部区域，因为大部分属于济南而未被列入泰山风景名胜区。作为独特的“三重空间”中的蒿里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是泰山的重要组成部分，却被津浦铁路隔断，几乎被淹没于泰安城中，而泰城又是独立的归属于泰山区和岱岳区管理的城区。把泰山景区主体与蒿里山间隔开来，成为泰山的“飞地”，解放前森严警世的七十五司如今已不见踪迹，蒿里山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文化及教化作用。在泰城南部隶属于岱岳区的云云山、亭亭山是炎黄二帝封禅泰山时的禅地之处，与泰山主体更是被严重分割且保护状况堪忧。作为中华民族的神山、圣山，泰山不应被以行政区域为主的管理体系所割裂，但残酷的现实却是当前以行政区域为主的管理体系，确确实实割裂了“大泰山”。

2.交叉重叠、多头管理的问题仍然突出

泰山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国家森林公园、世界地质公园、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等多种标签的集合体，依据资源的类型，呈现出典型的部门管理特征。由不同部门进行管理，管理部门之间管理职责很难完全明晰，造成了交叉管理、多头管理、低效管理，各类资源管理的行政部门之间缺少必要的信息交流和沟通，严重影响了管理效率和保护成效。尽管1986年成立的泰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整合了部门管理资源，建立了以块为主、以条为辅的泰山管理体制，但随着各类头衔的增多，多头管理仍然突出。

3.功能过于单一、游览区域过于集中，保护压力巨大

由于泰山风景名胜区仅限于今天的区域范围，有关国际标准地层剖面、泉群等区域被阻隔在泰山之外，客观上只强化了泰山的游览观光功能，而大量游学、休闲、度假等功能被弱化，降低了其教育、休闲度假等综合功能。如此造成的影响是，游客以观光为主，过分集中在泰山的中轴线和岱顶区域，带来了巨大的管理与保护压力。

4.城市建设过快，城市规划控制不够

山城一体一直是泰安城和泰山引以为傲的格局，但近年来城市建设过快。仅不足10年的时间，泰城的城区与建筑面积就翻了近一倍，高地价、高容积率使得城市快速向高处、密处增长，虽然守住了“城不上山”的这条底线，但不少新建小区或建筑已经背离了20世纪80年代就制定的“城中见山，城不压山”的原则，城市肌理与古城、名城渐行渐远，造成了山城的分离与割裂，特别是蒿里山区域，与泰山的空间联系几乎被高层建筑完全隔断。

（三）泰山国家公园的范围调整与模式构建

1.理清山城形成机制，实现大泰山系统整体保护

泰山作为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自然和文化完美融合，山城一体，承载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因而，她不同于以文化遗产为主和以自然遗产为主的发展模式，也不同于目前我国正在试点的国家公园（以自然为主或以文化为主）的公园体制。应从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出发，提出泰山国家公园试点，并对拟试点建设的泰山国家公园从范围到发展模式进行整体的重构，形成大泰山概念，实现大泰山系统整体的保护与发展。

泰山国家公园的范围，首先要着眼于实现大泰山保护的完整统一，打破行政区划界线，统一将泰山南北东西山地平原交界线以内纳入公园范围，这是山岳保护的基础。其次是把泰安和济南两个城市纳入其中，实现名山名城的联动。不单保护生态，还要保护通视走廊，维护重要的审美通道，真正体现中国传统的整体协调。

泰山是天下第一山，泰安、济南都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二者皆源于泰山。目前泰山任何一种保护地类型都不包括济南市和泰安市。实际上，要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就应该将济南纳入管理。因为济南、泰山都处于黄河冲积平原之上，形成了以泰山为中心的鲁中南山地和以山为分水岭的四周水文网，泰山北翼的单斜构造成为济南泉水形成的地质基础（前震旦系变质岩为基底，上覆深厚的寒武系和奥陶系石灰岩岩层），泰山溪水也成为济南泉水重要的补给水源。泰山是泉城济南的源头，没有泰山就没有济南泉水，自然就没有济南“泉城”。所以从生态系统完整性上，应该将济南纳入国家公园管理，形成完整的生命共同体。

同样，要保护泰山及其文化的完整性还必须将泰安城区纳入管理。泰城就是为泰山封禅祭祀而建，城中的岱庙、蒿里山等更是泰山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泰城在封禅祭祀文化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泰山的民俗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等都酝酿于泰城，泰城中的泰山挑山工、泰山大红石榴院落、泰山皮影戏、泰山茶艺等更是泰山文化的活化石。

与其他名山不同的是，泰山南北的山下就是城，如果不把泰城和济南纳入管理，任凭城市的快速恣意发展，必然影响到泰山的景观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最终影响泰山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当然，无论从功能区角度，还是泰山-曲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角度，未来还可以围绕大泰山国家公园探讨“山水圣人”区域的空间一体化问题，可能对保护这一世界遗产聚集区、中华文化旅游高地会更加贴切，因为这三地在自然与文化的形成演变上是密不可分的［28］。当前可以先围绕泰安、济南把较为急迫的国家公园试点文章做出来，调整保护地边界，建成山城一体的泰山国家公园。

2.分区分级，构建保护与绿色发展新模式

从人与自然关系来看，中国以泰山为代表的很多山岳地区已然建立了一种特殊的相互依存的人地关系，人类活动的适度干扰已经嵌入生态过程之中。人与自然长期共存的历史，决定了不仅从现实中无法将人类活动完全隔离，“对生态系统进行完整性与原真性的保护”，也无法将人类活动完全屏蔽。否则，不但不能实现最终的保护目标，反而会因措施选择不当破坏其内部长久以来已经建立的人地平衡、生态平衡。因此，以自然或文化为主型的、保护为主的国家公园管理模式，难以自动涵盖自然文化融合型国家公园，需要在自然文化融合型公园上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国家公园是公共空间，不是绝对保护的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是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有机统一体。泰山作为世界级自然文化双遗产，建立国家公园的首要目的是保护，保护生态系统，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自然遗迹以及自然山体所孕育的历史文化遗产。国家公园除了保护，也强调推动环境教育和休闲游憩活动。为了给国家公园的游憩者提供服务，美国在国家公园周边建设“入口小镇”，法国在严格保护区外围设置“加盟社区”，用来提供公园游憩等服务功能，这是以自然为主或以文化为主的国家公园的配套服务。但作为自然与文化融合的融合型国家公园，泰山国家公园可以开创性地把“城市”纳入公园管理，这将是国家公园的极大突破，城市的建设风格和居民的行为方式都要按照国家公园的标准进行转变。

为了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按照《国家公园功能分区规范》（LY/T2933-2018），国家公园可划分为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传统利用区、科教游憩区等，把最需要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还能兼顾绿色可持续发展。其中严格保护区的主要功能是保护完整的自然生态地理单位，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完整的生态过程和特殊的自然遗迹，该区域严禁人为干扰和破坏，以确保其自然原真性不受影响。核心保护区是自然遗产、地质遗迹和文化遗产的集中分布区，面积不少于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生态保育区是严格保护区的外围缓冲区；科普游憩区是国家公园范围内区划出的小面积点状和带状空间；其余传统利用区，是原住民传统生产生活区域。泰山国家公园除了上述分区外，还应划分出“城市控制区”，通过规划控制城市的肆意发展，将其导入与泰山协调发展的轨道，使泰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

泰山国家公园的总体规划需要与城市的总体规划进行详细对接，重新规划。原来的泰山主景区，可以划分严格保护区、生态保育区和科普游憩区，兼顾保护和发展。原来的山中村镇大部分作为传统利用区。济南、泰安城区作为城市控制区，突出各自特色，与泰山实现协调发展。在管理体制上，成立泰山国家公园管理局，隶属于自然资源部和山东省，对城市控制区之外的区域实施统一管理；在城市控制区，主要对城市的规划进行严格约束控制，不参与城市的其他管理。公园管理局还承担管理具体特许经营业态的行政职能，实现对特许经营者的监督。个体经营者、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企业等均可成为特许经营的受许人，实现全民共建共享。

（四）泰山国家公园的建立对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的促进作用

第一，泰山国家公园的建立，意味着自然文化融合型国家公园的诞生，大批同类型国土将得到涵盖与规范管理，必将开拓国家公园建设新局面，在人地关系处理方面寻求新突破，在公园城市功能转化、居民思维转变和调动全民共享共建方面做出表率。

第二，泰山国家公园是跨区发展、空间优化，将带动大泰山的整体保护及泰安、济南的整体发展，在处理公园与区域发展方面探索新出路，也为济泰一体化奠定坚实基础，使泰山这一中华精神家园实现协调发展、融合发展。

第三，泰山是自然文化融合型国家公园的典型代表，具有可复制性，由此可促进黄山、峨眉山、武夷山、庐山等大批山岳型国家公园的建立，促进其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建设国家公园体制，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战略举措，必将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史上留下光辉一页。泰山作为中国第一批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中国首例自然文化双遗产，应尽早筹划列入国家公园试点单位，走通国家公园的第三条道路。

四、总结与展望

世界上美国、德国、法国等众多典型国家公园体系组成和治理模式特征，为我国国家公园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国情决定了我国的国家公园体系应该包括自然遗产型、文化遗产型和自然文化融合型三种类型，自然遗产为主型强调生态保护，文化遗产为主型强调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这两类以国家冠名的公园已经开始建设。但是体现中国特色“天人合一”思想和“自然文化融合”特质的国家公园——自然文化融合型国家公园并没有受到关注。

泰山作为本文提出并探讨的未来自然文化融合型国家公园的典型代表，其“三重空间”的自然形成与文化建构过程，经典诠释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作为山地，其形成机制决定了这是一个间跨济南、泰安的山城一体的大泰山生态系统，需要克服目前泰山管理中存在的区域分割、多头管理、功能单一、山城对立等问题，让泰山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形成自然与文化交融、区域一体、保护与发展并存的中国特色国家公园模式，也就是走通国家公园的第三条道路——自然与文化融合型发展道路，成为该类型国家公园的示范区，从而带动同类型国家公园建设，实现国家公园系统在中国的健康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