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冠肺炎疫情重思生态道德建设

纪小倩

（华东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41）

立足生态维度的道德建设是以应对生态危机，引导人们自觉遵循生态文明道德行为规范，并履行维护生态和谐应尽义务的一种新型道德教育形式。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将“积极践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纳入“推动道德实践养成”层面，并提出“绿色发展、生态道德是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是美好生活的基础、人民群众的期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世界爆发，无疑印证了加强生态道德建设的紧迫性，同时这亦对新时代重视生态道德教育具有重大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生态道德建设之时代必要性

21世纪是生态文明的世纪，生态道德建设乃成为新时代的一项重大课题。它不仅是当代人类应对生态危机的客观需要，也是发展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延续，由此日益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并对其进行了许多可贵的思考和探索。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中，十九大报告则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一系列高屋建瓴的论述。***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做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1］

（一）生态道德建设是应对生态危机的客观需要

自工业革命以来，过去重索取轻投入、重发展轻保护、重利用轻修复的发展难以为继，传统工业化的生态副作用导致生态失衡问题越发突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释，不合理的实践活动仅在于满足人类无止境的利益需求，显然是有害的。在这种实践活动中，人类总以自然界主人的身份自居，一味攫取与掠夺自然资源，必然造成人与自然新陈代谢的断裂，使二者处于愈加敌对、愈加紧张的异化状态。特别是随着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深入，手握科学技术的人类自身首先在世界观上物化了自然，自然被视为僵死的、机械的物质对象，是可任由在资本逻辑推动下肆意处置与取舍的资源库，且不会对外界的作用做出任何有机的回应，于是人类“工具理性”的不断膨胀，导致水土、大气、植被等环境严重破坏，生态危机加剧，反过来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威胁。此次新冠疫情在全世界大规模蔓延以血的事实警示我们，摒弃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传统自然价值观，从思想文化根源入手，加强生态道德建设刻不容缓。鉴于此，在这场疫情防控的严峻斗争中，消除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当务之急是立足于生态文明时代，弘扬合乎生态文明时代的道德精神，真正承担起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历史使命。由此而言，加强生态道德建设无疑成为时代的客观需要，并且迫在眉睫。

（二）生态道德建设是发展社会主义道德的必然延续

社会主义道德蕴含着推进生态道德生长的丰厚沃土，生态道德的“根”深植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要义之中，并且丰富和拓展了传统社会主义道德的价值理念与现实内容。中共中央印发的《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指出：“社会公德是全体公民在社会交往和公共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要切实加强生态道德建设，把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道德关怀纳入到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体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重要保障和道德支撑。

毋庸置疑，在当前现实生活中，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问题等方面，尚存许多同生态环境伦理规范逆行倒施的不道德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主义道德肩负着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伟大胜利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坚持与时俱进以解决时代现实问题。生态道德建设的核心与社会主义道德的根本原则如出一辙，以道德哲学视角为主要基点来看我国的生态道德建设，恰恰是基于我们对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难题和困境所进行哲学智慧的反思，从而站在更高维度寻求“天人协调、天人合一”契合点的实践活动。“究天人之际”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由“天道”而推究“人道”，表明在道德起源问题上，人伦道德的原则和秩序，是以宇宙天地万物的变化规律为来源的，这就使道德具有了本体论的基础。因此，健全“人道”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以人为本、以自然为友”二者的有机统一。另外，生态道德教育确定了新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主张人“以道为法则，以自然为导师”。正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因此，新时代的生态道德建设要进行“思维范式”的变革，转变“人为自然立法”传统实践模式在哲学上的依据。一言以蔽之，加强立足于生态向度的道德建设已成为当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新的时代发展方向。

二、生态道德教育之理论上的新认识

在早期人类社会，自然界曾以不可制服的力量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存在与人类对立，人类不得不服从于自然的权力，顺从于自然。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人类获得了大规模改造自然的能力进而过度人化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变得势如水火，传统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消极影响不容忽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伦理主义者开始走出人是自然“霸主”的误区，从人类中心主义转向非人类中心主义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界的对立。因此，在面对重大疫情的形势下，开展新时代的生态道德教育，重思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发展性。

（一）反思和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与限制

所谓典型的人类中心主义，它把人类置于万事万物的中心位置，强调唯有人类自身才具有内在价值，而其它自然存在物为人的利益而存在，生来就是为人类支配、供人类利用，所以自然本身只具有工具价值和道德客体身份，因此，不需要将自然及万物纳入伦理道德规范考虑的范围。基于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人类作为至高无上的目的，总以称霸、统治自然的方式来证实自我的本质力量，并且为所欲为。

人类中心主义伦理思想伊始萌芽于古希腊时期，在西方社会一度占主流地位。从普罗泰戈拉提出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就已把人类置于宇宙中心，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自然是一种原因，一种为了一个目的而活动的原因”［3］，再到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宣称人类对自然和动物没有义务可言，完全可以把它们当作机器来对待。资源论的典型代表洛克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出，生态环境财富取之不尽，自然生物仅有工具价值和实用价值，人类可以无节制开发。无独有偶，《圣经·创世纪》同样持这种看法，指出上帝使人类统治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地上的牛羊以及所有的野生动物。托马斯·阿奎那把基督教信仰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结合起来重申了人的主体地位，并宣称根据神的旨意，人类杀死野兽的行为是天经地义。最后，当康德从“人为自然立法”和“人是目的”两个方面，说明自然本身无所谓规律性，恰恰是人赋予自然以规律性和客观必然性，进一步证实了人为何具有内在价值而自然仅有工具价值。至此，奠立了近代西方社会关于人类中心论的完整理论基础并成为其主流观点。

不可否认，人类中心主义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是合理的。但是，它导致主体（人类）和客体（自然）“主客二分”的对立思维模式泛滥，把人作为绝对唯一的目的，并将个人欲望的满足视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这无疑会把人类引入以征服自然为发展目标的歧途，从而给生态危机埋下祸根。尹鸿伟在《祸起野味》中指出：“现在人类过多地涉足超出人类的领域而深入野外地区，会将原本只在人类传播的疾病带给动物，动物同样也会把新型疾病回传给人类，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极大的威胁。而动物面临的危机更严重，许多珍贵物种可能因此灭绝（例如亚洲狮的结核病）。”［4］早在100多年前，恩格斯就曾告诫过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因为对于这样的每一次胜利，自然界都会对我们进行报复。［5］而今，恩格斯的警告再次成为现实，因为人类凭借自身的智慧贸然出没在地球的任一角落，与任一物种发生直接关系，却也使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人类成为各种病毒的宿主，且其数量的增长和人的机动性成正比。

“人类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自然生态资源毫无节制地占为己有（尤其是滥砍滥伐森林），导致野生动物们食物资源不足，迫使它们不得不如经济难民般从传统的森林深处迁移到边缘的田地、果园取食，如此一来，难免会把身上的病毒传染给家畜，而人类吃了这些受病毒传染的家畜后，也就在劫难逃了。”作者还进一步阐释道：“由于森林急剧锐减，导致食物链和野生动物原有的食物结构被严重破坏，它们变得几乎什么都吃，或许会因此把体内弄的浑身充满毒性，继而把这些致命性病毒传染给家养牲畜和人类。”总括而论，近些年来人类所遭遇的不少重大灾害无不是因为人类把自然资源当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进行反生态性开发，过分耗尽自然资源所造成的反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只是生态灾难中的“冰山一角”，反映出人类要重新审视人、动物与自然三者间和谐统一的问题，而不是一味高扬“人的主体性”并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致使人类中心主义大行其道，倘若没有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长此以往悲剧会一再上演。

（二）修正和肯定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

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虽然创造了现代文明，但也对环境恶化与生态危机负有重要责任。非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文明理念关照下进行生态道德教育所应确立的一个新理念，从20世纪中叶开始陆续产生了诸如动物解放——权利论、生命平等论、生态整体论等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人类千百年来心安理得利用动物的信念，促进了人类对人与动物关系的进一步深入思考。在非人类中心主义看来，要走出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必须以生态（自然）中心取代人类中心。

众所周知，动物权利主义是以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论为代表，一般认为彼得·辛格反对物种歧视主义诉诸于边沁的功用主义哲学。功利主义哲学指出，人选择做出的行为应该达到“快乐最大化，痛苦最小化”，换而言之就是达到所谓“最大的善”。边沁认为能感受苦乐的东西便有自身利益，动物因有感受苦乐的能力即有自身的利益，那么就应该把动物作为道德关注的对象并给予它关怀，且基于“最大的善”的理论，人类要对动物抱有善意，禁止“不必要的残忍”使动物遭受的痛苦最小化以确保动物的福祉。［6］概之，非人类中心主义者认为，尽管动物维护生存的方式不同，但动物与人类一样具有内在价值，拥有同等意义的道德主体，享有同等的天赋价值，因此都有权得到尊重，人类要顺应自然发展的轨迹发展自己。

罗尔斯顿还指出：“在人类发现价值以前，价值就早已存在自然中很久了。”［7］然而事实上，价值观念的产生是基于人的理性思维方式，离开了人所谓的“价值”，实则无任何意义。如果按照他们的逻辑，价值与人无关涉，那么人类就没有价值创造的必要，人类社会将停止发展而这与历史现实背道而驰。［8］生态道德理论教育主张并承认所有自然存在的有机体均具有价值，但否认都具有道德价值。［9］正如马克思所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实践行为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在其所从事的实践活动中必然会有道义上的善恶之分，这就根本不同于非人类的动植物，它们不具有等同于人的道德地位。所以，人类应在生态整体主义的话语体系下，遵循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诉诸于道德信念，通过“自我意识、自我规范”的自觉行为应用自然。

阿尔贝特·施韦泽认为，人类要对所有生命意志心存敬畏，包括动植物，人敬畏自然的生命，才使人成为精神健全、完整存在的人。此外，汤姆·雷根所提出的动物权利主张，也意在呼吁人们要改变饮食、消费习惯，坚决对所有动物利用说“不”。新冠病毒的肆虐只不过是注入了“显影剂”，暴露出了人与自然不和谐的关系，非人类中心主义倡导人类要对动物界展现出应有的道德伦理关怀，要求人类低下骄傲的头颅，对自然万物要心存敬畏之心，指引了未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生活走向。

三、生态道德建设是一种新型伦理实践观

生态道德建设应解决生态危机问题而兴起，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亦是新时代追求美好生活的基础保障。生态环境问题追溯本源实际是一个“道德问题”，因而这一建设是人类生态道德实践方式的新路径。首先，生态道德训诫要具有法律威势来规约公民行为，从“中国之制”走向“中国之治”为其奠定了根基；其次，践行生态环境保护要培育有德之人方能行其善，从而把以自然为本纳入到以生态道德之本真义涵之中；最后，生态道德建设还必须破除现代社会的“幸福悖论”，确立一种和谐“天人关系”的新型生态幸福观，这无疑是生态道德建设体系的灵魂。

（一）以中国之治立生态道德建设之基

一方面，制度与法律是规范和限制公民行为、扬善抑恶、道德教化中必不可少的刚性力量，以法治力量推动和保障生态道德建设是前提基础。无论是17年前的SARS抑或是当下的新冠疫情，社会各界无不把原因归咎于野生动物身上所携带而来的病毒源，纷纷呼吁要以严格立法形式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以此来预防此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重演。良法是善治之始。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一个专门决定，将“全面”与“从严”要求贯穿始终，全面禁止和严厉打击一切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链条、食用野生动物的风险行为，以最严格的法律条文形式给心存侥幸之人一记当头棒喝，进而深刻改变人类与野生动物的相处关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决定》在通过法律法规的手段给予执法层面可操作性的保证的同时，还诉诸道德信念，建立伦理机制，大力倡导社会各界要在移风易俗上共同努力，重新唤醒人类对自然本性的体认，践行生态道德行为，以弱化物质消费主义快乐论，从而走出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泥潭。不可否认，从道德和法律层面来看，相比于现有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决定》无疑是对法律的短板及时进行了弥补，且进一步扎紧了制度的篱笆。

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控面前，既反映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家的制度体制要不断地完善，也反映出公民的道德与法治素养、生态素养亟需提升。因此，当前建立健全教育行动载体，激发与强化公民生态道德情感、生态道德意识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亦是大势所趋。其一，要健全组织载体。联合各级党校、高校和各单位对党员、干部进行生态道德理论教育培训，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各级宣讲团，讲解和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达生态道德建设精神，让生态道德理念广植人心，外化于行。其二，要健全传媒载体。通过电视、广播、微博及微信等各种媒介，开展生态道德理论专题活动，推动公民对“环境就是民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然是生命之母”等马克思主义生态哲理的学习与思考。其三，要健全文化载体。充分挖掘与广泛宣传各地区从古至今有关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乡规民约文化元素与民间故事，不断推动形成文明健康、绿色发展的生产生活方式。其四，要健全制度载体。健全源头预防、责任追究的环境保护体系，并制定严格惩罚制度，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行为要依法严惩，弘扬生态道德的制度威力，让公民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切身感受到生态公平与生态正义。此外，国家治理的效能优势表现在举世瞩目的聚合动员上，因此在全民防控疫情的当下，凝聚民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从唤醒公众生态责任意识、培养公众的“生态理性”和“生态人格”出发，具有强烈的现实紧迫性。

（二）以美德培育正生态道德建设之本

从古希腊到启蒙运动时期，美德伦理学在西方伦理学史上一直占据上风，其注重行为者自身的美德、品格、气质等问题，关注“行为者主体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指出唯有具有生态美德的人才会自觉践行尊重自然、与万物和谐共处的行为。再者，中国的传统文化向来也很重视道德建设。譬如《尚书·金滕》中有言：“予仁若考“，寓意人所葆有的一种美好品德。“仁”是先秦儒家所追求的人生最高境界，因为中国古人重视“天人合一”，如《易经》所强调的“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以德配天”。而天地之大德，乃是孕育、承载和维持万物的生命，又正如《礼记·孔子闲居》中所言：“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也就是说要像天地一样载育万物而无有私心，爱惜万物兼具一视同仁的精神。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万物之始基，“道”不仅创生了万物，而且是万物的最终归宿，如同水般善利万物而不与万物争是最高的善。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视角下，人类应该自觉培育好个人美德并将以自然为本现实地纳入到以生态道德建设之本真意涵之中，且无论是处理人伦问题抑或是对待自然环境，人类还应该竭力做到“仁民爱物”与“一视同仁”，这当属新时代生态道德教育的一种新颖形式伦理实践观。［10］

由此可见，人类既然效法天德，那么也应当好生而恶杀。因此，孟子有言：“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其次，孟子还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思想，他以“不忍”来具体充实“爱人”的内涵即爱人性命、庇佑众生，为此，君子之所以远离厨房是因为不忍心看见动物被杀害时血腥的场面，以保全自己的“恻隐之心”。孟子还从人的心灵深处探究“仁”，而这种人人皆有的“恻隐之心”就是他所说的“仁之端”，并且明确指出：“杀一无罪非仁也”。假使新冠疫情的发生，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醒世人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天地自然之道安排人类的生产与消费，重新体悟庄周“无以人灭天”的自然思想，重新领会张载“民胞物与”的价值观，重新认识孟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道德观，那么就不会有“潘多拉的魔盒”因人类贪婪掠杀野生动物而被打开，那么就不会有全人类在为个别人“舌尖上的任性”而买单，而这将有助于全人类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中华文明传承五千多年来，蕴含了丰富的生态智慧，我们应该认真审思古人的这些智慧至今带给我们的深刻警示和无尽启迪，自觉培育并践行生态美德，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以“节制”美德为例，先贤们极为崇尚和赞赏的是“一箪食，一瓢饮”及“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的“孔颜乐处”生活境界，其旨在“通过关乎欲望与节制的道德教诲达到简化人的物质欲求，从而实现人生理想的美好追求”［11］。如此“极简生活”是一种合乎道德的生活，不但可以避免在资本主义逻辑主导下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浪费”而引发的生态危机，还可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是一种具有选择能力的品质，“节制”无疑就是一种美德。因此，新时代的生态道德建设着力培育“节制”美德，具有极大的现实价值。此外，除了“节制”美德，“敬畏自然、尊重生命、保护动物”等美德德目同样不可或缺，这些生态美德培育的旨归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核恰恰是一致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

（三）以幸福指向塑生态道德建设之魂

在人类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无时不刻都在追求着幸福，而当代所要追求的幸福当属于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生态幸福，恰恰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尤其重点解决自然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从而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因此，建构生态幸福观是塑造生态道德建设体系的灵魂。

自工业文明以来的现代社会，以占有和享乐为主要目的的现代物质生活方式，虽然绝大部分满足了人类的贪婪欲望，但人们的幸福指数并没有相应提高。相反，却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紧张、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的不安全感加剧并由此陷入到严峻的生存困境中。“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甚至一些大城市的人均收入已赶超上发达国家，但国民平均幸福水平不尽人意。”［12］一言蔽之，现代人类生活方式的生态维度的缺失是当代人幸福感遭受危机的症结所在。

透过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来看，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在无情肆虐的病毒面前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同时经济社会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时至今日，人们也已深刻意识到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所引发人类欲望的无限性与自然生态资源的有限性会产生日益尖锐的矛盾，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危机，且从长远来看，影响了人类可持续性幸福。《黄帝内经》中有言：“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也就是说从人类起源到现在，人的生命无时不刻与自然界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越来越多的人们也已达成这样的共识：要达到人与自然“物我两旺”的境界，必须坚持尊重自然、顺应与保护自然。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生态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就是要重建人类的自为生态责任感，从而形成更高层次的生态审美、生态理念与道德规范，并由此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人类福祉。［13］

具体到个人而言，生态幸福观的实现路径需要提升每一个人的生态道德素养，形成生态文化自觉。公民生态道德素养的养成落实到日常生活实践中，要从坚决摒弃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陋习，做到不随意采摘奇花异草、不滥伐林木、不危害野生动物等诸如此类具体的道德行为来反复实践。其次，生态道德建设要求人类不但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还要处理好与子孙后代人的“代际关系”。为此，对于生态资源的保护要建立起“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伦常，这种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是一种“善”的生活方式，有助于提升人们获得幸福的满足感。［14］再次，公民要主动学习科学的社会主义生态文化，学会自觉运用唯物辩证主义的自然观，了解人诞生于自然，作用于自然；人离不开自然，自然反作用于人，深切领会人与自然的作用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从而促进整个社会向追求和谐“天人关系”的现代化转变。最后，在“战疫”胜利的号角终将吹响之时，敬畏自然的警钟仍需长鸣。新冠肺炎疫情的病毒来源基本指向野生动物，其爆发与人类滥捕滥食野生动物的陋习有关，至此，后非典时代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反思的缺位和不彻底，昭然若揭。故而在后新冠时代，彻底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恪守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准则，应当成为指导人类生产生活一以贯之的主题。如此一来，将进一步加快全社会形成尊重、保护自然和野生动物的伦理自觉与生态道德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