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泰山大疫及其防治考述

王光辉，王 琦，徐 岩

（1.泰安市中医医院，山东 泰安 271000；2.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康复医院，北京 100144；3.山东中医药大学，山东 济南 250000）

清人《时病论》言：“盖疫者役也，若役使然，大概众人之病相似者，皆可以疫名之。”［1］泰山地区历史上多有瘟疫发生，泰山地区人民对于疫情的危害和防控自古就有了早期的认识以及隔离预防传染的意识，并孕育了一代代名医，其中许多名医在防疫治疫中做出了突出成就。现择其要者，试加阐述。

一、对历史上瘟疫的简要追溯

（一）泰山历史上的几次大疫

据文献考证，泰山地区发生全民大疫多集中于明清，其中以明崇祯年间及清乾隆以后疫情尤为严重。

1.明崇祯时泰安发生的大疫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起，山东连续四年大旱，瘟疫四起，泰安、宁阳、莱芜等地饥民相食。［2］

崇祯十二年（1639年），宁阳大旱，蝗灾，瘟疫并生，“斗米万钱，人相食”。［3］

崇祯十四年（1641年），东平大疫。［4］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五月，泰安发生大疫，州人死亡无数。［5］

由于明末瘟疫肆虐，彼时医家在原有医学理论不足以应对疫情发展变化时，积极求变，温病学派逢时形成，温病学把具有强烈传染性和流行性的温病称为温疫［6］，“温”字作为传染病的字创演为“瘟”字，把人或牲畜家禽所生急性传染病称为“瘟”或“瘟疫”。［7］而且出现了第一部疫病专著《温疫论》，著者吴有性对于温疫的界定在书中自序中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取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恶。”［8］并指出温疫发病传变与旧时《伤寒论》中所论疾病传法迥异，认为温疫是由“异气”所感。吴有言：“（杂气）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而他认为“杂气”有各种类型。不同杂气对鸡鸭羊或人类产生的致病情况亦不相同。联系现代医学对传染病的认识，不难发现，吴有性对于瘟疫病因认识的深刻性，只不过限于当时科技仪器的局限，无法观察到一系列的致病微生物，虽然“杂气”无声无臭，莫能得睹得闻，却是与天地万物自然同样实际存在的。吴氏对于温疫邪气的理解，在今天来看，无疑是正确的，在当时，也确实对瘟疫的防控起到了关键的指导作用，推动了医学的发展。

2.清时期泰安发生的大疫

康熙三十七年（1698）戊寅，新泰大疫。［9］

乾隆十三年（1748）春，泰山大饥，宁阳饥荒。秋，东平大疫。［10］

嘉庆二十年（1815）四月，“东平疫疾流行”。［11］

道光元年（1821），东平疫。［12］新泰大疫，涝歉。［13］

咸丰元年（1851）秋，新泰大疫。［14］

同治元年（1862），六月东平大疫。［15］八月莱芜大疫。［16］

同治六年（1867）九月，泰安大疫。［17］

光绪十五年（1889）春，宁阳全县发生流行性感冒，儿童尤重，死亡6000余人。［18］莱芜乡民徙往山西、陕西者万余家。秋，大疫。［19］

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泰安大疫。［20］

清朝时期泰山地区屡遭疫情侵袭，为使当地人少受瘟疫荼毒，清廷及民间个人都积极采取措施，救人性命。官府在乾隆十三年（1748）春天泰山地区爆发瘟疫的时候，曾有过赈济抚恤，统一安抚病人，“戊辰春，大饥，疫。奉旨蠲免本年田赋，发帑赈济”。［21］除政府拨款赈灾以外，泰山当地官员也劝导本地大户慷慨解囊，资助乡里。乾隆二十八年（1763），莱芜地区民众食不果腹，出现瘟疫，当地知县陈鹏飞“开仓出贷，劝大户减价出糶。又自捐廉俸，设粥厂亲自巡察”。［22］泰山普通民众在与瘟疫对抗过程中，或竭尽全力帮助乡里排解困难，或倾心祈祷上天庇佑，以求家庭安康。乾隆十三年，东平爆发瘟疫，“民徐怀礼邻里染疫症，死者六七十家，怀礼将所植树木命匠作棺施之，并助其葬费”。［23］光绪十五年（1889），肥城发生大疫，民众染病，死亡无数。疫情凶险，患病者大多二三日即毙。当地居民杨德仁之母不幸染病，生命危急，“德仁与妻范氏跪天祷祝愿，割身肉以祭，冬不衣棉，病果愈，三日后即于左股割肉如掌，熟而薦之”。［24］

3.民国时期泰安发生的大疫

民国元年（1912年）宁阳瘟疫蔓延全境，4000余人丧生。［25］

民国七年（1918年）秋，东平瘟疫大流行。［26］

民国七年（1918年）冬，莱芜瘟疫流行。［27］

民国十三年（1924年）东平天花流行。［28］

1942年，泰安县崅峪区西注、洼里一带霍乱爆发，罹病者千余人，死亡360余。［29］

1948年，新宁县（今新泰）楼德、天宝一带霍乱流行，“死亡众多，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声，重者阖门而殓”。［30］

民国时期，连年不断的战争致使饥民流连失所，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使生活在这一时期的泰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记载：民国八年（1919）夏，新泰发生水灾，霪雨四十余天，山洪爆发，河水涨溢。平阳河水灌入城关，四苗全被淹没。［31］这些因素导致了此时期疫情的频发，但限于当时的混乱局势，政府所取得的防控效果甚微。在1939年，伪山东省公署要求设立县级卫生防疫机构，当时在新泰县设立了“办理防疫机关”，用于应对霍乱、天花等传染病，对染病者进行接种，以防止疫情扩散。［32］

（二）清末疾疫影响泰山香会

泰山古代春季香会，始于大年初一，止于四月中旬（届时清廷举行遣祭之祭，泰山封山），故别称“长春会”。这一盛大香会，宣统三年（1911）初曾为大规模疾疫所逼停。

时年正月，东三省鼠疫蔓延，居民疫死甚多。驻京德国公使因山东与辽东相近，就疫事“迭向外部诘责”，称“山东疫病颇盛，胶济路二、三等车业已停止。惟现在各处居民赴泰山进香者日益众多，传染疫气，至为危险，务请设法防范”。外务部当即电饬山东巡抚孙宝琦，称“刻下疫气未减，该使所言不为过虑，希转饬剀切晓谕严禁进香，务期实行，免滋他患”。于是正月十七日，山东巡抚孙宝琦向清廷电奏：“向例泰山四月封山，自正月起，各省香客络绎。今为防疫，恐人众传染，至为危险，拟请将香会移期，于八月望起，至十月朔止。所有封山典礼一并移展，届期再行举行。如蒙俞允，当分饬晓谕遵行。”清廷电谕“著照所请”。这是历史上泰山长春会首度改期。由于官府防范得当，肆虐东三省的鼠疫被成功阻隔在泰山以外。

（三）泰山地区发生瘟疫的原因

瘟疫的发生与自然灾害、战争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综合泰山地区明清、民国各个时期瘟疫的发生与本地区历年来所发生的旱灾、水灾、蝗灾、战争和饥饿等密切交织在一起，从中可以窥见瘟疫的发生与这些灾害之间的必然性。

关于旱灾与瘟疫两者的关联，前人对此早已有所体会，嘉庆十八年（1813）春泰安大旱时，时人蒋大庆在《癸酉记荒》云：“旱多沴气易成瘟。”暴雨洪涝灾害发生时不仅会冲毁房屋和树木，淹没农作物，最严重的后果还会造成大量人员和牲畜溺亡。尸体死后长期浸泡在水中，无法得到及时的清理，日久尸腐引来蚊蝇蚕食，腐烂之气弥漫，使瘟疫在灾民中间传播。清人沈金鳌曾说：“瘟疫，时行病也。类于伤寒，春夏秋三时俱有，夏秋更甚，皆因天之风雨不时，地之湿热郁蒸，胔骼之气延蔓，人触之而病而死。”［33］在发生水灾、旱灾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蝗灾。若蝗虫泛滥，得不到良好的控制，其危害不逊色于水灾和旱灾，尤其是旱灾的发生，蝗灾更易紧随其后爆发，民间即有“旱极而蝗”“久旱必有蝗”的说法。但古人常将水旱蝗三灾的发生归因于天数，由于当时人们的愚昧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大了防疫的难度。

朝代的更替必然伴随战争，在明朝末期、清朝末年以至民国时期，泰山地区同样受到战火的侵扰，而且战争往往与饥荒和水旱蝗三灾密切交织在一起。如明崇祯十四年三月（1641），“泰安州土贼入境，焚毁马头各镇集，合县杀伤人丁两千七百三十四名，旋又大疫，挨户染病，死亡七百九十余名，俱申报有案，旋经兵燹，十存三四。”［34］战争致使流民死伤，尸体无法及时掩埋，腐气弥漫，不免会滋生传染病流传于难民中间，使疫情进一步扩大。饥饿也会成为发生瘟疫的原因之一，人饥饿时因为无粮可以果腹充饥，而水旱蝗灾和战争都会造成资源的严重短缺。灾荒时候，民众会啃食树皮草根，甚至会发生父子相食、易子相食的人间悲剧。由于粮食的缺乏，灾民对于疫疠邪气的抵抗力自然会减弱，所谓“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由此也容易引起疫情的发生。

二、历史名人与泰山名医抗击疫情轶事举隅

在旧时代，每次疫情爆发，当时官方组织经手抗疫能力很差，人力物力资源严重不足，百姓只能望疫兴叹，束手待毙，凭天任命。然而，民间却有不少有志之士，面对疫情勇敢地挑起了部分重担，在一定范围内对减轻病患痛苦，为减缓疫情发展做出了积极努力。现举隅如下。

（一）裴怀珠殚精竭虑疗瘟疫

据民国《重修泰安县志》卷八《人物志·乡贤·方技》记载：“裴怀珠，字辉浦，马庄人，初读书，以时文为无用，专心岐黄，闻有异书，必物色借抄。同族一诊，无俟再延。邻村每日视十数家，辞酒馔而归家食。咸同间，瘟疫与霍乱大作，活人无算，有垂危复苏者所集验方已成巨帙，惜未付梓，今散佚不传”。［38］笔者专访了裴怀珠的后人泰安高新区的裴光平先生，裴先生从家谱中找到了关于裴怀珠的记载，其内容是：裴公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方脸面色红润，为人诚实稳重，老少都对他非常敬重，熟读四书五经，壮年过田园生活，晚年专心研究岐黄之术，手抄医书能装满一车，经常为乡邻村庄的人看病，每天能看十余家，从不接受人家的宴请，为同族看病更是尽心尽力，对久病不愈的重症患者买药从不获利，仰慕他人品的非常多，勤俭持家，虽然子孙众多，但田产每年都增加，子孙耕读继世，都是受了他的恩泽，咸丰十年（1860）捻军暴乱，乡里推举他为民团团长，以保卫家园免遭战火，监修祠堂，卒于同治元年（1862），享年七十岁。

（二）高宗岳精研药物治疫病

高宗岳（1886～1947），字宗岱，泰安市汶口镇东武村人，系泰安名医高淑廉之次子。家三世业医，颇多心传，因受家学熏陶，自幼即热爱中医中药。上私塾在读四书五经之余，常读一些有关医学方面的书。此时，西医已渐入中国，他为了寻求新知，南下赴沪。就读于上海东亚医科大学。毕业后，随即北上，入天津中华新医学校进行学习，故其学识丰富，术兼中西，对内外妇儿诸科均较精通。

高宗岳行医乐善好施，病家有求即刻前往，不收礼金，不收锦旗、牌匾，从不声价自高，唯以活人抗疫为己任。1928年，在宁阳华丰成立了“华丰中医院”，高宗岳任主任兼主诊医师，并附设中医学校，同时兼做教师。每日除繁忙的诊务之外，还给学生授课，深入浅出，谆谆教诲，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

泰安县保和堂药店的宁振闻高宗岳医术高超，将其聘为该店坐堂医师。3年后，高宗岳自行设立了仁寿药局，就诊患者络绎不绝。

1935年7月，鲁西地区闹蝗灾，数万灾民涌入泰安，由于环境恶劣，卫生条件很差，从而发生疫病大流行。每天都有大量新增病人，病情重危者过多，日日都有死亡病例。高宗岳系聘为万字会医师，每日徒步往返，巡诊于安民居住区，不避寒暑，无分昼夜，持续数月，他面无倦色，望闻问切，口不绝询问，手不绝把脉，不停处方，寝食不遑，拯救了许多患者的生命，减轻了数以千计病人的痛苦。泰安万字会长将其事迹推荐至省政府卫生厅，被授予一等嘉奖状。

在繁忙的诊务之余，高宗岳注重临床资料的收集和整理，笔著良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泰山药物志》。他热爱泰山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潜心研究泰山中草药，诊余之时经常登泰山，进行实地考察，遍访当地山民、药农、僧道等。搜索到泰山地区生长的国内通产药物500余种，独产药物60余种。［35］他查阅参考诸家本草和地方志，结合本人的临床经验和独特见解，历十余寒暑，编纂成《泰山药物志》一书，全书八卷，现存有泰安大陆书社1939年版。此书由近代中医名家秦伯未先生（1901～1970）题词：“天地精英”，另一位近代中医名家张赞臣（1904～1993）题词：“泰山宝藏”。

当代泰安名医吕学泰先生及其女吕树芸对《泰山药物志》进行了点校，于1993年由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除《泰山药物志》外，高宗岳尚有《易风志》一卷，《云亭山馆七年记》四卷，《佛医验案》一卷，《应佑全书》四种，《光阴志》一百零六卷，《孔府传道编》一部，《仲岱愚言》一卷，《诊疗究民疾病记》二卷，《治疗》十二册，现只有《光阴志》的部分残编留存于世。其晚年，正值日寇肆虐，国难方深之际，睹民生之浮屠，国家之厄难，郁郁成疾，于1947年病逝，终年62岁。

（三）王兴钲德艺双馨击疫情

王兴钲（1893～1979），字振声，泰安市岱岳区人。幼读私塾，弱冠任教书先生。在其父影响与指导下，边教书边利用业余时间攻读中医经典著作，后跟父亲拉药橱。25岁开始独立行医，1932年在大汶口镇创办“滋生堂”药店，行医范围涉及泰安、宁阳、新泰三县。其一生精于内科疾病，尤其擅长外感内热病，对仲景经方运用自如，疗效颇验，人称“伤寒先生”，并送雅号“王半仙”，同时，对妇科疾病亦有较深研究，但其一直忙于诊务，未及著述，实为憾事。

王氏不仅医术高超，其高雅品德亦是医界楷模，他尤善接济贫苦农民，解放前自营药铺时，遇有经济困难者，给予免费诊治，有时还要给病人送些盘缠钱和粮食。许多病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所以当他去世时，四里八乡自愿送葬队伍长达数里，足见其为人之厚道，医术之精湛，医德之高尚。

综上所述，泰山地区在每次瘟疫流行阶段，都会遭受较为严重的创伤和损害，但泰山民众经过自己的智慧经验累积和强大的生命延续力，度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泰山本地更有无数明哲饱学之士，怀医家悲天悯人之心，倾毕生之所学，拯病人于水火危难之中，与泰山共度时艰，其医其行，足供后人效仿和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