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泰山“政治山”地位的形成

周 郢

（泰山学院 泰山研究院，山东 泰安271021）

先秦秦汉时期，泰山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渐同国家政权发生关系，遂由一座自然山渐成一邦之望、四岳（后为五岳）之一乃至五岳之首，并进而发展成帝王宣示其君权神授的舞台，泰山亦因之成为体现历代王朝治乱兴亡的晴雨表。这一历史时期，可称之为泰山“政治山”形成期。其具体标志试列三项：帝王封禅制度的奠定，五岳独尊地位的确立，国家祀岳典礼的开启。下面分别作一论述：

一、帝王封禅制度的奠定

（一）封禅说的源起

“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1］这是《史记·封禅书》开篇对封禅大典的诠说。按照史家的解释，封禅是融政治与信仰为一体用以沟通天人之际的国家祭祀大典。所谓封，就是在泰山极顶筑坛以祭天；所谓禅，就是在泰山附近小山筑坛以祭地。据传春秋齐相管仲对此曾作追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管仲）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虙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亭亭；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俈封泰山，禅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会稽；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皆受命然后得封禅。”［2］（按云云、亭亭等皆泰山下小山之名）不过论者大多认为，这一世系仅是后世追想与假托。然而泰山被托为远古封禅之所，其后亦深隐着一段历史背景——

据古史家的描述，远古时期的泰山，气候温暖，草木蕃茂，“生五谷桑麻，鱼盐出焉”［3］，成为先民繁衍生息的乐土，在当时拥有先进文化的东夷族便滥觞于斯，并以此为中心逐渐向周遭散射。传说时代的“人文诸祖”，也大都与泰山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岱南的龟山，或即以龟为图腾的黄帝之一部族聚落［4］。又传尧、舜皆曾立都于兹山之下；尧都平阳，一说即今新泰地（新泰古称平阳）［5］；舜都“都君”，一说即今肥城石横。史称夏禹家于“崇山”，生于“石纽”，一说其地即泰山之禹石汶［6］。商之先世，亦尝活动于泰山周边，商王汤之十一世祖相土，建东都于泰山下。周成王在泰山立明堂以朝诸侯。以上帝王均为开启上古封禅的“七十二君”之一。古部落的发祥圣火与古帝王的柴望禋烟，使泰山在华夏民族文化凝聚过程中，成为一大聚焦中心，职是之故，后世学者如此评说泰山的地位：“往古先民，生聚于斯，万代诸皇，建业于斯，……木本水源，血统所在，泰山巍然，同族仰镜”，故泰山实“为中华原始民族之策源地”［7］；“吾国古代，自称其地为齐州，济水盖亦以此得名。《汉书·郊祀志》曰：‘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为中岳，而四岳各如其方。’以嵩高为中，乃吾族西迁后事，其初实以泰岱为中”［8］；“在中国人的古代观念中，泰岱及其所在的齐州，正居于天地的正中心。”［9］

关于泰山的崇拜，也在斯时悄然萌生。东夷人肇兴于山东半岛，自认为泰山处天地之正中，于群山为最大，集天下之至美。泰山最早被称之“大山”，又作“太山”，后又作“岱”“泰”，均是寓域中最大山岳之义。当天地山川之祭日趋发达之时，人们便自然将内心期冀寄之其山，泰山亦由此以显赫姿态凸现于华夏初史。

在先民信仰观念中，高山不仅“是中国古代巫师的天梯或天柱”［10］，而且是兴云布雨、造福万民的福瑞之区。如《公羊传》称：“山川有能润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唯泰山尔。”［11］古部族求雨之俗初虽遍于各山，而最终独祷于岱岳，盖此“雨天下”观念所使然。《史记·封禅书》则曰：“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盖天好阴，祠之必于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畤’。”［12］泰山于此俗中又俨为大地之中心。于是泰山“既‘峻极周已远’，又‘层云郁冥冥’，既有‘集百灵’之‘神房’，又有‘延万鬼’之‘幽途’；既有所谓‘云阙’‘天门’，又被看作‘鬼神之府’；既是‘东方万物始’的新生的起点，又是‘人死精魄归’的性命的终极；既象征着‘万物始成’的希望，又体现出‘聚敛魂魄’的威力。……可能正是因为上造天庭，下临地界，泰山于是具有了交通天、地、人的特殊的作用。正是因为如此，泰山成为‘封禅’这一奇异文化表演的特殊舞台。”［13］上古封禅说至此已呼之欲出。

古今学者对封禅源起，提出各种推测，或以为源起于禅让，或以为源于巡狩，或以为源于崇山，或以为源于祭社（土地）。清代学者梁玉绳则提出“三代以前无封禅，乃燕、齐方士所伪造”［14］。顾颉刚吸收并深化这一观点，力证封禅之说最早“是从齐国鼓吹起来的”［15］，其所产生则缘于春秋战国天下动荡，礼坏乐崩，文化中心逐渐东移。齐国崛起海疆，经济繁荣，长期称霸于诸侯，代周而王的政治野心，也在齐国雄主心中萌生。为此齐国历代君王莫不尊贤揽士，为争霸主盟、统一天下制造舆论。稷下学派代表人物邹衍适时推出“五德终始”之受命改制学说，与之相关的封禅说也开始在齐地诞生传播。此发覆之论颇得学界认同，如雷海宗指出：“秦、齐二国东西并立，并无第三国可与抗衡。至于两国竞争，最后胜利谁属尚在不可知之数。在这种情形下，齐国人为齐国创造一种有利的宣传学说，是很自然的。于是产出这个以泰山为中心的封禅主义。”［16］葛志毅也认为：“稷下学者收集整理了齐地的历史文化传说，托为齐桓公自比三代受命之君欲封泰山之事……它实反映出齐国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对齐国在未来统一局面中作用的期盼，也是齐威王、宣王时代的强盛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17］上引托名管子封禅论说便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横空出世的。

（二）封禅礼的实践

封禅之说虽产生于齐地，并未被齐国国君所采纳，而为此后一统天下的大秦王朝所接受。秦始皇全盘吸纳了“五德终始”的理论，以此作为受命称帝的理论依据。而与此有密切关联的封禅说也受到高度重视，“五德终始为秦始皇认识和了解齐鲁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子，也为泰山封禅说打开了通向秦国的大门”［18］。秦始皇在一统后的第三年，沿着驰道东巡，登临泰山，将封禅从传说推上了真实的政治舞台。并命丞相李斯书诏镌刻岱顶，以纪功德，盛称其“亲巡远黎，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之壮举。自此告成后立石泰山，成为后世帝王封禅的既定程序。

不过有学者根据新发现之西周文物《天亡簋》，认为“在山顶上祀天告成之礼渊源古老，虽然当时不叫‘封禅’这个名称，地点也不在泰山。因为夏商西周时期政治中心在河洛地区，……西周时期人们认为嵩山是位于天下正中的极高之山，上通天神。商、西周时期，只有具有天下共主身份才能祭祀嵩山，登封告天之礼即由此来。”［19］那么秦始皇在最终选定封禅地点时，为何不取嵩、华而独取泰山呢？这有可能包含其一重家世渊源：“秦始皇所以远离自己的首都基地，路途迢迢到帝国最东处去向上天报告成功，除去迁就他所心爱的五德终始说之外，更有更深一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原因。这就是因为秦国王族与齐地的宗教神祇和神话系统同源于上古飞鸟图腾的氏族部落。据古文献和近代学者考证，秦始皇的远祖就是嬴姓氏族。……那末，秦始皇的如此热衷于封禅，多次东巡，并死于东方的沙丘，除了政治需要这个重大原因，是否其意识中也有如现代人所流行的‘寻根’的要求呢？”［20］正由于这多种因素，让泰山一举成为大秦封禅之圣山。

（三）封禅制的定型

秦亡后其祭祀制度多有变更，而封禅之礼却因受到儒生的关注，在汉初重现生机。“封禅礼仪不仅使儒家礼学从自身内容上得到新的充实和发展，而且也从礼学角度展示了儒家学说与时俱进的学术发展活力”。［21］随着西汉的政权巩固与社会稳定，文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22］。景帝也曾对封禅之典展开讨论，但限于国力及其他因素，文景封禅最终均是议而未行。到武帝朝，西汉建国已有六十馀年，文治武功均臻极盛。所谓“天下艾安，搢绅之属皆望天子封禅改正度也”［23］。于是武帝嗣位之始，“首当及其对于郊祀封禅巡狩种种典礼之兴复”［24］。而此时新崛起的儒家学派，正试图通过一系列典礼来确立其主导地位。如董仲舒认为受命的帝王理应以封禅泰山而示尊荣，极言“封于泰山，禅于梁父，……天下诸侯各以其职来祭，贡土地所有，先以入宗庙，端冕盛服，而后见先德，恩之报，奉元之应也”［25］。礼官兒宽上书支持封禅：“封泰山，禅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节也。”［26］辞赋名家司马相如临终前也留下《封禅文》，建议武帝“修礼地祇，谒款天神，勒功中岳，以章至尊，舒盛德，发号荣，受厚福，以浸黎民”［27］。一些神仙方士之流也加入这一廷议热潮，扬言“封禅七十二王，唯黄帝得上泰山封”［28］，“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封禅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无风雨，遂上封矣。”［29］来鼓动汉武帝。在各方合力吁请之下，汉武帝自行制定礼仪，于元封元年（前110年）实施封禅。自此“凡五年一修封”，前后八次东封泰山，创造了历史上封禅次数最多的纪录。武帝在封禅礼仪中，如定“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30］，“建明堂”，“封泰山下东方，如郊祠太一之礼”［31］等，皆吸纳了儒生鼓吹的先王古制。而泰山立石上“事天以礼，立身以义”语，则宣示了以儒家思想“定于一尊”之政策。不过武帝内心更沉溺于燕齐方士登山升天之谈，其“不仅渴望世间的长寿，而且也极为矛盾地渴望升天成仙”［32］，因之使其封禅大典呈现出一种儒道杂糅的奇特色彩。

正所谓“融汇齐、楚、秦文化的天人感应认识图式和对汉代功业的自豪感，是封禅典礼的巨大文化推动力”［33］。此举对后世影响深远。大凡完成“大一统”的帝王，都想通过这一旷世大典，证明自己受命于天、功显德洽。在西晋、北魏、北齐、隋代朝议中皆屡及封禅，到了唐宋两代更把这一大典重现于岱宗。在后世封禅文告中，大都强调与前代典礼的传承，如唐玄宗《纪泰山铭》称：“自昔先王受命易姓，于是乎启天地，荐成功，序图录，纪氏号。朕统承先王，兹率厥典。”远征上古往史用以强调其仪对于确认王朝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意义。故从秦汉迄唐宋，泰山的封禅大典已成为“帝国宗教的一部分”。郭沫若在考察这段历史时指出：“自秦汉以来，历代帝王封禅，也就是向泰山朝拜。比帝王都还要高一等，因而谁也不敢藐视泰山了。”［34］泰山由此成为独一无二的正统王朝皇帝封禅山（泰山之外，三国东吴尝禅国山，武周尝封嵩山，但其政权皆不为传统史官所认同），关系着“国家民族治乱兴亡之大”［35］，其崇高的政治地位远超出于其他名山圣岳，实际上成为王朝的一座“政治山”。

二、“五岳独尊”地位的确立

泰山“五岳独尊”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从先秦到秦汉的漫长岁月。

（一）从“岳”到“四岳”

“山之尊者曰岳”，这是《说文》中对“岳”字的诠释，但这一观念是屡经变迁后方才最终形成。早在甲骨文中，便有“岳”字的诸种变形，但其下“山”符所指何山众说不一。其后“岳”作为山之专名者，分别为今山西霍山及甘陕二省交界处之岍山［36］。同时“岳”还用作人名、官名或街里之名，其含义多歧。“四岳”之名，始见于《国语》与《左传》诸书。顾颉刚认为：“这四岳与后来的五岳观念不是一回事”，“知最早之四岳必为西方萃聚之四山，非若《史记》所云五岳之辽隔。”姜人以四岳神为祖先，四岳名号又随姜人迁至东方。这是先秦典册较早关于“四岳”的内容。

“四岳”作为四方之山的代表且与泰山发生关联，首见于《尚书·舜典》：“望于山川，遍于群神……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五载一巡守，群后四朝。”［37］在这里分别列出南岳、西岳、北岳，却不曾标注具体山名；举出岱宗之名，但又未标注其为东岳。不过，其书既将岱宗与西、南、北三岳并列，视之为东岳盖不言而喻。此篇成书时代有多种意见，或执周平王东迁后说，或执战国说，或执秦代说，或执西汉说。但一般认为：“‘四岳’作为上古帝王巡狩四方之处，在理念上与‘四方’有密切关系，极有可能是附会四方而生。商代已经产生四方神乃至五方神。就文献年代而论，《尚书》中的‘四岳’当然应晚于‘四方’，但如果认为《尚书》所记上古帝王之事并非子虚乌有，则‘四岳’的理念亦可能早已产生并或已与四方匹配流行。”［38］根据此一推论，“四岳”（四方大山）的观念应出现于周代。与“四岳”同时出现的，还有“九山”“四镇”等观念，如《吕氏春秋·有始》称：“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39］《周礼·春官·大司乐》：“四镇，山之重大者，谓扬州之会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医无闾，冀州之霍山。”［40］经过历史的沉淀，最终以“四岳”作为禹域名山代表载录典册。

（二）从“四岳”到“五岳”

《尚书·舜典》中关于大舜巡狩四岳的记录，为《史记·封禅书》所援引，但前者除岱宗外，并未言明四岳的具体所在，后者则指明东岳为泰山，西岳为华山，南岳为衡山，北岳为恒山，还在其后添加一中岳嵩高［41］，“从中依稀可见‘四岳’内涵的转变，以及自‘四岳’补足为‘五岳’的痕迹”［42］。“四岳”扩展为“五岳”，应是“五方”观念形成后的产物，但哪些山能列入五岳则传闻异辞。秦汉文献中保留了多种五岳名单，《尔雅·释山》称：“河南，华；河西，岳；河东，岱；河北，恒；江南，衡。”［43］又称：“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嵩高为中岳。”［44］汉儒郑玄《周礼·春官·大宗伯》注中则称：“五岳，东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华山，北曰恒山，中曰嵩高山。”［45］这说明在演变过程中，嵩山渐进入诸岳系列，使四岳增至为五。而在岳山、霍山、衡山的认定上，则莫衷一是。汉武帝因受儒家礼书的浸染，在不同山川系统中独取“五岳”，使之频繁出现在各种皇祀典礼中。《史记·封禅书》中称：“于是济北王以为天子且封禅，乃上书献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县偿之。常山王有罪，迁，天子封其弟于真定，以续先王祀，而以常山为郡。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邦（郡）”［46］。“今上封禅，其后十二岁而还，遍于五岳四渎矣。”［47］在五岳大巡礼中，汉武帝除沿用岱、华、恒旧说，且以嵩高为中岳、霍山为南岳，元封元年（前110 年）春正月诏称：“朕用事华山，至于中岳，获驳麃，见夏后启母石。”［48］又元封五年（前106年）“登礼潜之天柱山（即霍山），号曰南岳”［49］。武帝遍狩各岳的行动，可视为五岳作为统一概念进入国家祭祀的一个时间点。

汉武帝时五岳祭祀事实上虽已经成立，但尚未正式列为国家典制。直到汉宣帝之世，五岳四渎终成“常祀”。神爵元年（前61年）汉廷下达诏书称：“制诏太常：夫江海，百川之大者也，今阙焉无祠。其会祠官以祀为岁事，以四时祠江海雒水，祈为天下丰年焉。自是五岳、四渎皆有常礼。东岳泰山于博，中岳泰室于嵩高，南岳潜山于潜，西岳华山于华阴，北岳常山于曲阳，河于临晋，江于江都，淮于平氏，济于临邑界中，皆使者持节侍祠。唯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馀皆一祷而三祠云。”［50］此诏既宣示汉廷山川祭祀格局最终定型，也标志着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岳渎之祭的正式开启。此祭后来又增加“五镇”“四海”，成为规整的“岳镇海渎”体系。这一制度的确立，其意义恰如唐晓峰所揭示：“五岳从概念到事实的确立，是这一政治—文化地理过程的重要侧面，它一方面以礼仪道德的形式支持着对辽阔国土的一统性的建设，另一方面则展现了中国文化是如何向自然景观灌注浓厚的礼法政治含义，而使其成为独特的描述华夏文明的地理语言。”［51］

（三）从五岳之一到五岳之长

泰山在“五岳”中有着突出地位，在不同时期的“五岳”异说中，泰山始终名列其中，从无缺席。《尚书·舜典》所记大舜巡狩四岳，居其首位的也是岱宗而非他山。到了汉武帝时期，泰山更因是举行封禅大典的圣地，较之其他诸岳更为风光，“五岳之长”的地位已若隐若现。而此点终在汉宣帝神爵诏书中得以明确。该诏书有两个关键点，首先是在排列五岳时，将东岳排名第一，列于其他四岳之前，这当非信手而为，而是深思熟虑后的决定。其次是在祭祀规格上，将东岳与其他四岳分为不同档次，泰山“岁五祠”，其馀则是“一祷而三祠”。对此有学者指出：“在汉代国家祀典中，所奉祀的神祇有等级高低的区别。神祇的秩级不同，所享祀的礼仪和法食也都不一样，宣帝时确定的山川祀典中‘泰山与河岁五祠，江水四，馀皆一祷而三祠’，就是一个例证。”［52］很显然，朝廷已正式将泰山视为五岳系列中的第一山。

如果说神爵诏书已在排列次序上突出泰山，那么到了西汉之末，泰山为“五岳之长”的概念更正式见于典册。西汉末儒学巨子刘向在所著《五经通义》中言：“泰山，五岳之长，群神之宗，故独封泰山，告平于天，报神功也。”［53］清人徐璈《诗经广诂》、冯登府《三家诗遗说》、民国廖平《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均将五岳之长首提者归之刘向［54］，当得其实。尔后这一说法得到更广泛认同，班固在《汉书·五行志》称：“泰山岱宗，五岳之长，王者易姓告代之处也。”［55］贾逵《古文尚书训》称：“六宗：……地宗岱山河海，……岱为山宗。”［56］应劭《风俗通义》称：“东方泰山，诗云：‘泰山岩岩，鲁邦所瞻。’泰山，山之尊者。一曰岱宗，岱者，始也；宗者，长也。万物之始，阴阳交代，……故为五岳之长。”［57］甚至东汉建武六年（30年）立于朝鲜平壤之《秥蝉神祠碑》中也作如下记述：“□惟平山君，德配代嵩，承天幽□。”碑中之“代”就是岱的借字，岱山指泰山。嵩是嵩山”［58］，也是将岱列嵩前，盖视之为大汉首山。至千年而后的北宋学者石介笔下，更将之提炼升华为“五岳独尊”四字，成为彰显泰山神圣地位的符号［59］。

这里的问题是，在古代“五方”观念中，视为最尊的方位并非东，而是中或北，分别尊之为“中极”或“北极”。所谓“垂万象乎列星，仰四览乎中极”（隋李播《天文大象赋》），“北极朝廷终不改”（杜甫），从兹语例已可见二方之尊。美国学者祁泰履（TerryKleeman）更认为五岳初设时实以嵩山地位为最高，中岳象征天子，四岳维拱，后来其位方始被泰山所取代［60］。那么，泰山何以在历史演变中，成功跻身为五岳之长呢？这应归功于前述“五德终始论”的神秘观念。在邹衍等提出的阴阳五行学说中，亦将泰山纳入其列——“他以金木水火土为构成万物的五种要素，并且各具有一定的性能，即五德。万物各有其五德，并有主要倾向的一德。于是事物各门类都由五个品种构成，正如我们前所说的五色、五官一样，赤县神州中的五座大山也构成为五岳，从而纳入了五行系列。……五行家既把泰山纳入其系统，从上表所列来看，它是木德，就与同为木德的各类事物相通，即它居东方，色青，春季，而且具有生育的功能等等。总之，这座古老的神山，远古东夷人的亡魂归宿之处的大地之主，被战国五行家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它代表东旭一日之始，春季一岁之始，人生一代之始，因此也是改朝换代之始。”［61］从这种五德信仰角度，与主刑杀、秋气之西岳、主火与炎夏之南岳等山岳相比，主发生之泰山益加吉祥福瑞。即所谓“东岳所以谓之岱者，代谢之义。阳春用事，除故生新，万物更生”［62］。所以无论朝廷还是庶民在馨香祝祷中，更多将对象首选东岳，泰山为五岳之长的观念，也最终在朝野中获得认同。这便是世人所阐“岱，代也，言万物始交代之处；宗，长也，言为群岳之长”［63］内蕴之所在。

虽然在汉代之后的历史，泰山在五岳中的地位还曾出现过一些波动，如论者谓汉唐之间“五岳之长”曾由泰山一度变为嵩山［64］；又言唐代特重“嵩华”、宋代特重南岳［65］。但总体而言，更多时段在王朝祭典、民间庙祀中雄踞于“五岳之长”显赫地位的，还是东岳一山。此点明确见于制诏、刊之碑铭，如唐玄宗在《纪泰山铭》中宣称泰山为“五岳之伯”——此为唐代之例；宋真宗在《登泰山谢天书述二圣功德铭》称：“天孙日观，梁甫仙闾，五岳之宗，万物之始。”［66］晁迥奉敕撰《大宋天齐仁圣帝碑铭》称：“人谓是山崇冠群岳，功侔造化，斯不诬矣。”［67］曾肇奉敕撰《东岳庙碑》称：“山川之神，五岳最巨，而岱为其宗。”——此为宋代之例；金杨伯仁奉敕撰《重修东岳庙碑》称：“岱宗之神，乘震秉箓，实司东方，东方者，万物之始，故为群岳之长。”元李绣《代祀记》称：“五岳在天地间，含泽宣气，裨赞化育，自昔为国者所奉崇。而岱宗于次尤为尊且贵焉。”——此为金元之例；明孝宗《重修东岳庙碑》称：“惟泰山在古兖州，于方为东，故称东岳；于时为春，春主生，万物之始，群岳之长，又称岱宗。”［68］——此为明代之例；清高宗《重建泰山神庙碑文》称：“国家秩祀之典，方望实惟最重。而泰山为五岳宗长，功用显彰，为德尤盛。”［69］——此为清代之例。这类文辞或出帝王御制，或由臣工奉敕，均应体现了皇廷意旨。而五岳之中，惟东岳庙遍及天下，更是这一信仰理念的具体体现。总之，自西汉以后，泰山独尊于五岳，已逐渐成为朝野共识，至今无替。

三、国家山岳祀典的开启

“于皇时周，陟其高山，嶞山乔岳”——这是《诗经·周颂·般》对君王巡祀山岳的礼赞。对泰山的国家祀典，也在这一时期隆重开启。

（一）泰山其神

泰山之祀，经历了从自然崇拜到山岳人格化的过程。——泰山神最早的人格化，约起于春秋战国之际，《山海经·东山经》称泰山等十二山神为“人身龙首”［70］，可视先民图腾之崇拜。尔后《晏子春秋·内谏篇》中“泰山之神”以“二丈夫”的形象出现［71］，说明此时泰山神不仅身具人形，且操人言语，寓人哀乐。而在《庄子·大宗师》中，泰山神还有了姓名：“肩吾得之，以处大山。”唐成玄英《庄子注疏》称：“肩吾，神名，得道，故处东岳，为太山之神。”［72］后世在岱顶天街建“肩吾轩”，即据此庄生寓言。这种观念，还曾与当时“尸祭”（以人为“尸”，代表神灵受世人之祀）相结合。史籍有“周公祭太山，用召公（召公奭）为尸”［73］，从另一角度展示了泰山神人格化之过程。

战国“尸礼废而像事兴”［74］，秦汉以后，伴随着偶像享祭成庙祀新制，泰山神也以男性官员大神的形象登上祭坛。汉画像石中出现的“泰山君”，为今见最早关于泰山神的图像［75］。泰山神的名讳也见记于汉纬书《龙鱼河图》：“东方太山君神，姓圆名常龙。”又云：“东方太山将军，姓唐名臣。”［76］泰山府君的神异故事也渐次出现。如说其神有妻（《风俗通义》中称为“泰山夫人”）、有子、有女，主掌山岳之外，兼管世人生死，总治阴府亡魂。汉末以后，由于佛教偶像崇祀的深入人心，泰山神人格形象影响益加扩大。东晋僧竺道爽《檄泰山文》中已有泰山设“立神形”之说［77］，东魏兴和三年（541年）《孔子庙碑》中更记兖州刺史李仲璇“虔修岱像”，以祀庙廷。并由此引发帝王对泰山神的加封，俗传汉明帝永平间封泰山神为“泰山元帅”［78］，虽非信史，却久有此说。到了唐宋以后，加封泰山神成为王朝制度，从“天齐王”（唐）、“天齐仁圣王”“天齐仁圣帝”（宋）到“天齐大生仁圣帝”（元），不仅神位益崇，而且渐成为举国信奉、南北庙祀的“东岳大帝”。

（二）泰山其祭

在上古传说中，泰山是君王、天子致祭之所。《礼记·王制》中有“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79］之说。《尚书·舜典》中有大舜“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80］的记载。《墨子·兼爱》中则记载了周武王的泰山之祀：“昔者武王将事泰山隧，传曰：‘泰山，有道曾孙周王有事，大事既获，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蛮夷丑貉。虽有周亲，不若仁人。万方有罪，维予一人。’”［81］不过，这些仅属于远古传闻，史籍中记载较详者，则是春秋以来的祭祀情况。周王封建诸侯时，泰山属齐鲁之域，因此二国均主泰山之祀。周室赐鲁君以“重祭”的特权，泰山便是鲁国大祭的重要内容。从《诗经·鲁颂》所咏“泰山岩岩，鲁邦所詹”［82］之辞中，可以看出鲁人视兹山为一国之望的心态。又鲁有“三望”之祭，《公羊传》言其为“泰山、河、海”，汉儒郑玄则以为系“海、岱、淮”［83］，两说中都含有泰山。另外“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84］一事，也认为与鲁祀泰山相关。春秋鲁国季孙氏“旅于泰山”［85］，更是著名掌故。泰山在齐也拥有巨大影响，《礼记·礼器》中言：“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86］文中将齐人祭岱与鲁人祭上帝、晋人祭河并列，或可推定泰山亦为齐之首祀。另外齐地自古信奉“八神”，祀地主神于泰山梁父，视泰山为大地的象征。“八神”之崇一直延续至西汉，可谓享祀绵远。战国之末随着列国兼并，楚国北上灭鲁，国境拓至泰山以南，故其亦加入奉祭泰山的诸国之列。1954年于泰安城区东更道出土青铜器“楚高罍”，据考即为楚人祭祀泰山之物［87］。

秦代大一统局面的出现，也改变了泰山祭祀的面貌，泰山首度被纳入帝国中央政府的祭祀系列。《史记·封禅书》记称：“自五帝以至秦，轶兴轶衰，名山大川或在诸侯，或在天子，其礼损益世殊，不可胜记。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88］秦代以崤山为界，将域内山川分为东、西两大部分，其中东部大山共五座，分别为太室（嵩高）、恒山、太山、会稽、湘山，其制度为一岁三祷祠，“其牲用牛犊各一，牢具珪币各异”［89］。其典礼则由中央政府所属之太常主之。秦代除去将泰山列为“一等山川”进行奉祀外，还为泰山设立一专门职官——“泰山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藏秦简中出现有此一官名，据考为管理泰山之专职［90］。由于泰山为皇帝封祀之山，其置官与列郡等同，故亦以郡官“守”称之。其他山岳是否亦有此职，无考。若为泰山独设，则显现了泰山因封禅而形成的特殊地位。

西汉时期的泰山祀典，可分为两个时段：前期为诸侯王国祭祀时期，后期为中央王朝祭祀时期。汉高祖入据关中后，即宣布延续山川崇祀制度，“悉召故秦祝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礼仪”，并下诏称：“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91］但开基之初，因在东方复置五诸侯国，“始名山大川在诸侯，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领”［92］。汉初泰山先后划属齐国与济北国，由各王自行委官掌其祭事，后世出土封泥有“齐大祝”“齐祠祝”“齐祠祀长”，即其职名。至汉文帝时借废除齐国之机，遂复汉廷对泰山之奉祀。所谓“及齐、淮南国废，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故”［93］，《史记正义》释此事云：“齐有泰山，淮南有天柱山，二山初天子祝官不领，遂废其祀，令诸侯奉祠。今令太祝尽以岁时致礼，如秦故仪。”［94］这是泰山在汉代首次归入中央政府管理。虽然次年因复置济北国，泰山祭权再入诸侯。然此一收回山川祭祀权之尝试，实为后来大举变更山川祭祀格局的前奏。武帝时随着中央力量的加强，济北王乃上表进献泰山及其旁邑，泰山之祀归于汉廷得以现实。汉武帝特设专县以祀泰山，宣帝神爵之诏更将五岳礼仪正规化，“使者持节侍祠”，代表皇帝行祭岳之礼。其仪注在汉人卫融《汉旧仪》中有记：“祭五岳，祠用三色正牲。十月涸冻，二月解冻，皆祭祀。乘传车，称使者。”［95］其制甚谨，其礼尤尊。对于这番沿革，后世史官曾作过一段简明概括：“秦罢封建，岳渎领于祠官，汉复建诸侯，则侯国各祀其封内山川，于天子无预。武帝时，诸侯或分或合，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宣帝时，岳渎始有使者持节之礼。”［96］

东汉建立后，五岳祭祀制度又有变更。东汉延熹八年（165年）《西岳华山庙碑》记称：“建武之元，事举其中，礼从其省，但使二千石以岁时往祠”。即将旧制中的遣使致祭，改由本郡长吏负责其事。东汉末泰山太守应劭在所著《风俗通义》中记述了其主祭之仪：“十月祀岱宗，……太守洁斋，亲自执事。……祀讫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朐……传送雒阳。”这种脯，称为“福脯”，“俗说膊，阔大脯也。案：泰山博县十月祠泰山，膊阔一尺，长五分”［97］。通过其中所记“传脯”之细节，表明岳祭固由长吏代行其劳，但能安享神祉者只能是天子本人。即泰山祀典虽由中央下放州郡，然并不意味着将其视为地方祠祀。体现泰山与东汉皇帝独特关系的，除了光武帝的封禅大典外，更可举出安帝与章帝巡狩：据日本藏汉籍佚书《文馆词林》中所收《后汉章帝郊庙大赦诏》，明确说明此番东巡目的：“制诏：朕巡狩岱宗，柴望山川，告祠明堂，以彰先勋。”［98］再次彰显了泰山与汉廷非同寻常之联系。

继秦代设“泰山守”，汉代亦设立司掌泰山之专官“山虞长”。自先秦起，国之重要山林已属官府，设官名山虞。《周礼·地官》疏中称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99］《风俗通义·山泽第十·五岳》记汉代之制：“东方泰山，……岱宗庙在博县西北三十里，山虞长守之。”［100］《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云：“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处，入其幕府，观治石。”又云：“太尉、太常斋山虞。”［101］据此汉代于泰山设“山虞长”，驻岱宗庙中，自设官署，独立于郡、县之外，地位重要。

秦汉开启的泰山祭祀与管理制度，为此后王朝所承袭。自魏晋以迄明清，朝廷或设立奉祠之官，或遣派致祭之使。所谓“其春秋常祀，诏领于有司，国家有大政事、大典礼，则特遣贵臣祭告，历代相沿，以为永制”［102］。最后一次遣使祭岳，时在清宣统元年（1909年）。前后历时达两千馀年，可谓衍续绵长。

（三）泰山其庙

学者在研究五岳祀典时指出：“自宣帝神爵立制后，五岳祭祀制度日渐完善。……以祭祀地点而论，汉代将岳渎祭祀地点统一固定庙宇，这改变了先前可能比较随意的祭祀选址。”［103］五岳神庙自此出现。具体到泰山之庙，首见于《汉书·地理志》，言“博有泰山庙。”［104］未言其创立时间。或据《西岳华山庙碑》所记：“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岳，禋祀丰备。”［105］认定庙始武皇。从五岳崇祀的大背景上考察，汉武帝创庙之说实可凭信。成书于汉末的《泰山记》所记：“泰山庙在山南，悉种柏树千株，大者十五、十六围，长老传云汉武所种。庙及东西房三十馀间，并高楼三处，春秋飨祀泰山君常在此坛。”［106］汉武植柏当与建庙同时，至今葱郁扶疏的岱庙汉柏，实为庙始西汉提供了旁证。

更为幸运的是，当代获汉代泰山庙的实物证据。1995年秋在岱庙仁安门附近挖掘地线坑时，意外出土了“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瓦当多件，经与现存汉代瓦当比对，特征近似，“可以推断岱庙出土的瓦当无论文字瓦当还是云纹瓦当，均应是汉代建筑遗物”［107］。这些汉代建筑遗物的出土，不仅使岱庙始建年代有了较为明确的认定，而且也印证了旧志中所言“祀岳于此，自汉已然”［108］。

“祠令奉高严祀久”［109］——自西汉创构泰山庙（后世多称岱庙）后，斯庙便一直成为王朝祭岱大典的所在。自两晋、北朝、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均有增崇致祭之记录。历代“宫庙加修，荐献加厚”，最终形成一座“岿然如青都紫极，望之者知其为神灵所宅”［110］的神府帝宫。而王朝与泰山的休戚同关，也在此国祀庙廷中得到集中体现。